【摘要】自1999年举行首次领导人会晤以来，中日韩在内生需求、政治引领和外部危机的共同驱动下，逐渐形成“峰会—部长级—工作级”三级合作模式，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在中日韩自贸区设想和“RCEP+”框架等多种路径下的合作。同时，中日韩合作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现实困境，包括美国干扰牵制增强、合作收益预期受损、集体认同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尽管如此，中日韩合作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和显著的政治意愿，仍存发展潜力。为更有效把握中日韩合作的回暖势头，三国应致力于深化沟通交流，调适相互认知；扩大共同利益，增强相互依赖；加强战略协作，实现机制对接。历史经验证明，三国相互影响、彼此互动，是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的核心变量；三国和平共处，合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融合，符合三方国家利益与地区合作需求，也是东北亚地区合作共赢、构建和平与稳定东亚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中日韩合作、区域一体化、东北亚秩序
中日韩地理位置相邻，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三国合作机制进程自1999年开启以来，为三国发展、地区繁荣及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政治极化与对立加剧，地区安全问题频发，全球产业链重构，全球化进程受阻，全球治理失序。在此背景下，强化多边合作成为化解逆全球化困境的重要方案。在三国共同努力下，中日韩合作在2023年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23年11月26日，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在韩国釜山举行，这是三国外长自2019年以来时隔四年再次会晤。三方一致认为中日韩合作可以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繁荣发挥积极作用，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本文将在梳理中日韩合作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剖析三国合作的现实困境，并就推动三国合作提出思路。
一、中日韩合作的持续发展
自1999年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以来，中日韩合作在内生需求、政治引领和外部危机的共同驱动下，逐渐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长足进展，形成更为综合立体的合作体系。
（一）中日韩合作的发展成就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日韩逐渐形成“峰会—部长级—工作级”三级合作模式，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在中日韩自贸区设想和“RCEP+”框架等多种路径下的合作。
合作机制持续强化。虽然东亚地区尚未建立欧盟那样高度一体化的机制，但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EAS）、东盟地区论坛（ARF）、亚洲合作对话（ACD）与中日韩合作机制等都是为实现东亚稳定进行的地区制度性创造。1999年11月，三国以“10+3”领导人会议为平台，实现中日韩领导人首次会晤。2008年12月，中日韩峰会首次独立于“10+3”框架，在三国内部举行。2011年9月，中日韩合作秘书处（TCS）成立，这是首个由东北亚国家主导的制度化合作尝试，其核心目标是促进三国间的持久和平、普遍繁荣和共同文化。该秘书处由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工作人员组成，秘书长和两名副秘书长由三国政府轮流任命，任期两年。秘书处的主要职能包括支持三国领导人会议和各领域的部长级会议，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推进各类三方合作项目。此后，中日韩开始积极巩固合作体系，三国合作得以持续发展。目前，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正在实施的合作项目高达120个，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中日韩企业家论坛、三国记者交流活动是合作秘书处的代表性项目，打造了三国定期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中日韩合作机制呈现“峰会—部长级—工作级”的三级合作模式。其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是相互交流的最高层次机制，成为三国合作议程的核心引擎，对推动三国合作具有决定意义。三国领导人之间的共识通过峰会向各层级拓展和延伸。在峰会级别之下，三国建立了20多个部长级会议、70多个对话机制，积极落实了100多个交流合作项目。三级合作机制已逐渐发展成熟，成为中日韩合作中极富韧性的活力因子。
合作领域日益广泛。中日韩在经贸、科技、环保、非传统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重点合作领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果。首先，经贸是中日韩合作的突出领域。自中日韩合作机制开启以来，三国间贸易总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左右增长至2022年的近8000亿美元，经贸关系升温；三国共同建立“东北亚物流信息服务网络”（NEAL-NET），启动“中日韩加强供应链联接合作”联合项目，建立三国运输与物流联合网站，物流效率显著提高，供应链安全持续增强；三国通过《海关合作行动计划》，设立相应工作组，加强海关事务合作，区域贸易便利化程度上升。其次，科技和环保是中日韩合作起步最早的领域。三国通过“中日韩联合研究计划”和“A3前瞻计划”，在节能、水循环、人工智能和核物理等方面实施联合项目；创立三边环境部长会议合作机制，共绘《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TJAP）；举办沙尘暴合作司长会和合作指导委员会会议，设立联合研究工作组，在沙尘暴监测、预报、预防和控制方面加强合作；举行以环保为主题的青年论坛、企业圆桌会、政府官员培训、教师交流项目。最后，非传统安全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中日韩合作稳步推进的领域。多年来，三国积极尝试拓展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通过多层次对话与协商机制保持密切沟通，在六方会谈陷入停滞后仍坚持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及相关国际义务和承诺；成立中日韩核安全监管高官会机制，共同致力于加强三国核安全监管信息和技术交流，提升三国核安全合作水平；通过各项具体工作机制，不断扩大在打击网络犯罪、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合作路径逐步拓展。目前促进中日韩经贸合作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2年，中日韩自贸区的设想首次被提出。2012年5月，三国签署《中日韩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同年11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迄今为止已举行16轮。多年来，日韩在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方面有所保留，缺乏推进三国自贸进程的积极性，中国倡导的以尊重合作国政治经济体制为前提的自贸机制与日本强调的发达国家主导的歧视性“高标准”自贸机制不同，因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易受双边或三边关系波动的影响，一直在持续而艰难地进展中。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构建采取了同时推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三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双轨”方式。2012年5月，中韩自贸协定政府间谈判启动。2015年6月，中韩自贸协定签署。自2015年12月协定正式生效以来，中韩在最长20年内相互实现零关税的产品均超过税目的90%，双方已先后进行8次关税削减，协定项下享惠进出口均大幅提升，拉动了双边贸易投资的显著增长。2022年7月，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RCEP+”框架。2019年4月，中日韩在第15轮三国自贸区谈判中一致同意打造“RCEP+”自贸协定，三方将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基础上推进在货物和服务贸易、投资以及规则标准三个领域的合作。正如中日韩合作秘书处时任秘书长欧渤芊所言：“RCEP对中日韩合作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它首次将三个国家纳入同一自由贸易安排，并为它们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红利。”2022年1—2月，RCEP相继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多个东盟和非东盟成员国正式生效。RCEP在关税优惠、市场准入、区域供应链调整等方面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其生效显著增加了三国以贸易和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关系。
（二）合作取得进展的动因
中日韩互为近邻，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一直保持紧密联系与交流。这种地理与文化的亲近性使三国在推进合作上具有更多共同利益。
促进共同发展的内需驱动。中日韩合作符合三国自身利益，经济增长是密切中日韩合作的基础动能。三国同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均坚持出口/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过去二十余载，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往来已证明合作对三方贸易增长和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传统美西方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中日韩相对稳定的三边经贸关系构成了三国合作持续推进的内生动力。以2022年为例，中国与韩日的贸易额分别达到3623亿和3574亿美元，[1]日本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韩国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对日本而言，中国连续16年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大出口对象国，韩国则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国。对韩国而言，中国连续19年是其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最大进口来源国、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日本是其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四大外资来源地。当前，三国已在经济合作领域形成强互补态势，共同构成全球较为完整和先进的生产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日韩企业在中国建立的工业基础和供应链，已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关键环节。中韩两国则是日本科技和核心组件的主要市场、中高端产业转移的目标国以及日本投资的重点国家；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合作促进了日本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而中国和日本不仅是韩国特色工业和供应链灵活扩展的区域，而且成为“韩国制造”及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的孵化器。根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KITA）报告，随着中国经济在2023年第二季度进一步复苏，韩国进出口贸易量将增长0.55个百分点，GDP将增长0.16个百分点。同时，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国际货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诸多国际机构纷纷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5%以上。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和发展将为日韩等邻国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实现区域繁荣的政治引领。回顾历次三国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成果，中日韩在促进东亚一体化方面具有共同担当，在携手推动东亚全面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首先，中日韩具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活力，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的大国优势，三国合作惠及本国、地区甚至世界。根据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的统计，2021年中国、日本和韩国在全球的GDP排名分别位列第二、第三和第十，2022年中日韩的经济总规模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4%，约占东亚经济总量的90%。目前，中日韩经济总量已经超越欧元区，与北美自贸区规模相当。在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趋势上升的背景下，三国积极引领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多次重申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强化国际规则，确保公平竞争。其次，三国高度互补的产业链和活跃的经贸交流，引领东亚治理框架的完善，推动东亚治理效能的上升，持续促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加强。近年来，虽然中日韩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有所上升，但三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互补性逐渐增强。中国对日韩两国的服务贸易总额由2012年的480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638亿美元。作为RCEP的关键成员，中日韩三方合作的成功运作不仅将发挥“稳定器”的重要作用，还将大大加快RCEP实施进程，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最后，中日韩密切的人文交往也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冠疫情之前，三国之间的人员交流在高峰时期超过3000万人次。
应对危机挑战的外力催化。突发性外生危机通常能够促使中日韩暂时搁置政治猜忌、历史纠葛和领土争议，思索现有制度安排的适用性，协同改革合作机制和创建合作议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成了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举行。日韩成为这场金融风暴的受害者，韩元、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暴跌，诸多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经济萧条。作为此次金融危机受害最大的国家之一，韩国迫切希望通过中日韩经济合作尽早走出阴霾。基于此，中日韩自1999年开始实质性推动三方合作进程，围绕金融危机，加强金融政策协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合作进程。作为这场风暴的始作俑者，美国国内经济动荡使其与各国的贸易交往减少，中日韩对美欧的消费品出口额随之骤降，三方由此形成深化区域内贸易合作、加强贸易风险管控和减少对西方市场依赖的共识。2008年11月，中日韩举行三国财长会议，决定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次月，三国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签署《国际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联合声明》，加强在应对金融和经济挑战中的协调合作。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朗普政府在对外关系上大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将中国界定为“汇率操纵国”，开启对华贸易战，同时对日韩施压，逼迫两国在“公平贸易”和“防务分担”问题上对美让步。共同的外部压力促使三国加强合作，达成广泛共识。2018年5月，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东京举行，三国坚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2019年12月，中日韩合作20周年之际，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发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三国表示将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强化现有国际规则，确保公平竞争。
二、中日韩合作的现实困境
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发起对华遏压，日韩不同程度采取对美追随政策，加之新冠疫情冲击全球，中日韩合作受到严重冲击。
（一）美国干扰牵制增强
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日本和韩国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存在依附关系。尽管时有追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但两国大多数时候仍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视为其对外政策的支柱，在美国诱拉下不断向美倾斜。伴随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不断加大对华遏压力度。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美国始终试图塑造中国崛起的环境，以维护自身霸权利益。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指出，“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又具备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技术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将中国定位为正在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的“竞争者”。拜登奉行“联盟优先”路线，延续并扩展前任政府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联合盟伴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搅乱中日韩合作在内的地区局势。
推动日韩共建“印太战略”。拜登积极联合日韩实现美日韩“印太战略”的对接，以遏制中国、维护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体系。日本作为迎合美国“印太战略”的急先锋，敏锐观察到美国对印太的关切并愿意追随美国。2021年10月岸田政府上台以来，开始牵引域内外国家深度“浸染”印太事务，将“印太战略”塑造为更加综合立体的地缘政治战略。2022年2月，拜登政府颁布《美国印太战略》，将扩大美日韩合作列为美国的十项核心战略之一。同年11月，尹锡悦政府提出韩版“印太战略”，宣称以“自由、和平、繁荣”为原则，以维护“基于普世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为目标，打造繁荣的印太地区。日韩不断推进“印太战略”，配合美国对华遏压。
打造美日韩三边技术联盟。拜登上台以来，以限制对华科技投资与合作为核心议题，构建包括日韩在内的各种小多边机制。2022年5月，美国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包括日韩在内的14个国家参与其中。该框架由供应链、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和贸易四个支柱构成，成员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超过RCEP，高达40%。2023年2月，在美国主导下，由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4）正式成型。同月，美日韩在檀香山举行首次三边经济安全对话，出台首份三边经济安全合作方案，讨论在量子技术和太空科技等关键领域的合作，旨在加强关键领域技术保护和数据转移。2023年11月，美国举行“印太经济框架”首脑会议，各成员国在除贸易以外的三个支柱下签署了协议。在一系列小多边机制推动下，美国企图通过强化与日韩等盟伴的合作将中国从数字经济和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链中剥离，将对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干扰中日韩产业合作。
施压日韩挑战中国国家利益。2022年2月，美日韩三国外长在夏威夷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首次提及“台湾海峡”问题。同年11月，美日韩三国首脑在柬埔寨金边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强调“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2023年6月，三国安全顾问在东京举行的会晤中讨论台海局势以及东海、南海等议题，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同年8月，美日韩首脑举行会晤，在涉台涉海问题上对中国大肆抹黑，针对或影射中国的内容触目皆是。
（二）合作收益预期受损
收益预期是影响国家合作的重要因素。所谓的收益预期，即一国对国际合作产生收益可能性的认知，这种认知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之间是否具有共同利益，二是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收益潜力，三是国家合作必须承担的成本。尽管中日韩在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和促进东亚一体化方面拥有较大的共同利益和收益潜力，但三国合作还需要共同妥善处理历史纠葛、安全威胁认知、经济利益竞争等问题，导致中日韩合作由功能实用领域向高级政治领域的“溢出效应”受到影响。
日韩对华认知呈现消极变化。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对世界某些国家的威胁认知和战略取向产生深刻影响，导致日韩在战略上积极向美国靠拢，紧随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展开严厉制裁，借机渲染“中国威胁”。2022年12月，日本发布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关于国家安全的文件，明确将中国定位“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同时，日本2023年版的《外交蓝皮书》明确声称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尹锡悦政府也放弃在中美之间的战略模糊性，其2023年6月出台的《国家安保战略》，删除“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表述，称要在“相互尊重互惠基础上发展对华关系”。同月，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国立外交院、统一研究院、国防研究院等四大国策研究机构共同主办“尹锡悦政府执政一年评估”研讨会，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强调要与同盟美国、友邦日本紧密合作，将中俄称为“别扭的邻居”。日韩对华认知的重塑降低了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预期，削弱了三国合作的意愿与动力。
产业同质竞争降低经济预期。中日韩之间产业竞争力关系的变化，使得以经贸为核心的中日韩合作受到侵蚀。近年来，中国在产业科技方面的水平持续向中高端迈进，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攀升的速度不断加快，日韩在汽车及其零部件、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对华产业技术优势正在不断降低，两国对华产业竞争心态随之上升。尤其是在半导体产业方面，随着市场销售规模的提升，中国半导体产业实现快速发展。2020年，中国大陆的主要半导体企业在封装和测试环节占全球市场份额约为17%，中国厂商在通信芯片和模拟芯片设计方面的份额占比约为10%。中国半导体企业正在步入芯片设计快车道，有望循序渐进、持续突破，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迈进。2022年，中国半导体市场销售规模占全球市场份额约31.4%，中国已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最大半导体市场。面对不断加强的中国产业同质竞争，日韩对华合作预期受到影响。
美国对日韩芯片企业的胁迫。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andScienceAct），为美国半导体研究和制造提供经济补贴，促进美国与日韩等盟友共建供应链，并要求受资助企业不得参与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以维护美国的全球行业领先地位。受此影响，昭和电工、SK集团、JX金属（JXMetals）以及三菱瓦斯化学等部分日韩厂商被迫考虑在与中国开展正常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时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2023年3月，日本决定解除限制向韩国出口三种关键半导体材料的措施，韩国也据此撤回之前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申诉。同年7月，日本正式实施限制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新规定，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指向明显。美日韩三国开始扫清三边合作障碍，重点关注供应链安全合作问题。
（三）集体认同缺失
历史问题、领土争端以及意识形态和安全观念分歧影响中日韩三国集体认同，削弱中日韩合作基础，不利于三边合作向前推进。
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存在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龃龉频生，导致三国合作的民间基础松动。日本政府长期无法正视南京大屠杀、化学细菌等武器遗留、“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屡次通过篡改教科书等方式美化其战争和殖民行为，造成三国间文化认同裂隙不断扩大，削弱了中日韩合作的动力。此外，三年疫情的阻隔，使中日韩人员往来减少、交流渠道受阻，加之日韩与西方国家诋毁中国的舆论影响，造成日韩民众对华负面认知上升。
日韩“价值观外交”色彩日益突出。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意识形态矛盾得以缓解，但并未完全消除。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执政以来，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理念不断增强，在外交政策上与价值观相近的国家结盟，排斥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将价值观置于外交政策中心，企图通过强化“民主国家”的内聚力应对与中国等国的大国竞争。尤其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国以价值观为突破口，借机拉拢日韩，强化应对中国、朝鲜和俄罗斯所谓“三面威胁”，导致当前东北亚地区安全隐约呈现阵营对抗与新冷战格局的趋势。当前，“价值观外交”几乎成为韩国尹锡悦政府的对外政策标签。美日韩在“印太战略”的“民主同盟”之下展开联动，以价值观为导向不断靠拢。2023年8月三方发布《戴维营精神》与《戴维营原则》等文件进一步强化了所谓“自由开放”和“民主”的“共同价值观”。
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不断加深。日韩在安全观念上与中国存在差异，甚至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三国之间的集体认同和合作。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从2014年开始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进而在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适应国际格局、应对安全挑战。中国的安全观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代表时代发展方向。尽管日韩对此未有反对，但在实践中，日韩安全观深受冷战思维影响，强调自身绝对安全，将邻国视为主要防范对象。日本岸田政府通过“安保三文件”对其国家安全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将防卫政策由“专守防卫”转向更具进攻性的“攻守兼备”的阵营对抗路线，呈现出显著的对抗和竞争色彩，构成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重大威胁。2023年2月，韩国国防部发布《2022国防白皮书》，再次将朝鲜政权和朝鲜军队表述为“敌人”，同时将日本描述为“共享价值”的“近邻”。同年6月，尹锡悦政府出台《国家安保战略：自由、和平、繁荣的全球中枢国家》，删除了作为文在寅政府无核化路线图重要环节的“终战宣言”和“和平协定”，强调“基于原则实现韩朝关系正常化的基调”。三国安全观念的差异对地区安全合作的深化形成掣肘。
三、中日韩合作的前景展望
中日韩合作虽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但三方加强区域合作的意愿及目标并未改变，未来深化合作前景依然存在。三国，特别是日韩，应努力排除美国因素的干扰，齐心协力推动三国合作再出发。
（一）深化沟通交流，调适相互认知
深化沟通交流，调适相互认知，有利于提升政治互信，是中日韩合作关系稳定形成和机制化发展的理念支撑。
加强人文交往。良好的民意基础是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基石。根据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斯洛伐克中欧亚洲研究中心和韩国东亚研究所在2022和2023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增进中日韩之间的相互理解是民众的共同期待。根据三国国民2023年1月的在线投票结果，中日韩合作秘书处将“和谐”选为象征中日韩关系的年度词汇，体现出民众希望中日韩结束自新冠疫情以来的相互疏离、实现和谐共处的期待。基于此，中日韩应通过文化交流巩固三国间的价值基础和情感认同。例如，可以支持专家学者通过合作研究和召开学术会议等方式进行跨国交流，引领知识发展方向、促进文化成果传播；可以鼓励青年学生参与海外交换、实习项目和文化访问团等活动，增强他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可以拓展中日韩之间的跨境旅游，拉近三国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培育更深的相互理解和情感认同。
创建对话平台。中日韩三国政府应致力于保持密切沟通，争取三国不仅在双边层面上保持稳定交流与合作，也在三边层面上实现良性互动，促进三国关系的整体和谐与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在东北亚地区设立政治、商务与安全论坛。这些论坛作为常设机构，将为各国政府、民间组织和经济团体提供一个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平台。论坛的设置不仅将为地区治理提供一个广泛的讨论平台，促使成员国坦率地交换意见，还能为政府间正式谈判起到桥梁作用。这种方式也可以更好地贯彻循序渐进、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的原则，增强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意愿，为东北亚地区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坚实基础，为持续推动区域治理进程铺平道路。
坚持和而不同。中日韩在上千年的交往历史中虽也有战争和冲突，但更多的是文化交流与融合。长期以来，三国彼此间的交流互鉴推动了各自的发展进步。面对复杂的国际与地区形势，中日韩在承认合作中结构性差异的同时，更要共同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三国应携手构建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倡导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亚洲方式，践行和衷共济、守望相助的亚洲传统。在此基础上，三国应共同努力为东亚区域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公共产品，凝聚政治共识，逐步培育地区意识、塑造地区认同和构建地区身份，推动东亚利益共同体建设。
（二）扩大共同利益，增强相互依赖
扩大共同利益，增强相互依赖，能够有效缓解中日韩之间的各种现实矛盾，是三国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深化传统领域存量合作。过去二十多年，中日韩已逐渐意识到三国跨境合作对自身发展和地区繁荣的重要性。三国合作在诸多领域持续拓展，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三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合作便是携手应对跨境风险、共同进行地区公共卫生治理的最好印证。此次疫情暴发后，中日韩三国积极协调，捐助防疫物资，围绕疫情防控和疫苗开发等议题进行有效沟通，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共同克服疫情难关。同时，疫情并未阻断中日韩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三方教育部长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知识产权局局长会议等不同级别的对话机制仍以线上形式持续推进。除了公共卫生，灾害管理、核安全监管、跨境犯罪打击、区域贸易增长、供应链建设、海关事务、科技创新、粮食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共建中日韩行业标准等也是三国未来合作需要继续夯实的重点领域。
加强新兴领域增量合作。近年来，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日韩面临的共同课题。中日韩数据港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日韩三国的人口增长率在2012—2021年持续下降，年均增长率为0.4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到2050年，全球总人口将增加约18.38亿，中日韩人口将减少约8000万。[1]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2012—2021年持续上升，年均占比为12.63%，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到2050年，三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高达28%。历史上不同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能够并存，但其对经济的影响是渐进、长期的。因此，中日韩有必要加强三国在高龄少子化问题、医疗保健和康养产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此外，面对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第四次产业革命迅速涌来的机遇，中日韩均以新能源、5G、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智慧物联网等为发展重点，聚焦电力、交通、工业和建筑等综合领域，且已具备较深厚的产业基础，在不同领域具有互补优势，功能一体化正在深化。这将有助于三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展开合作，共同促进东北亚产业链更新。
有序寻求安全领域合作。囿于日韩不同程度的对美追随政策以及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的存在，中日韩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较为有限，三国应坚持“先易后难、由浅入深”的路径推进安全合作。首先，三国应围绕地区力量格局变化和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深化战略沟通，找准自身定位，坚持落实《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等领导人共识，重新确立有利于地区和平和共同发展的自我和彼此关系定位，增强政治和安全互信，促进三边合作和双边关系的良性循环。其次，三国宜尊重彼此的核心国家利益，就三国存在矛盾分歧和可能冲突的领域创建信任措施和管控机制，维护和扩大中日韩之间的共同利益，探索三国战略利益交汇点。最后，三国可将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的合作共识逐渐机制化，拓展合作范围，推动共建东北亚地区和平机制。
（三）加强战略协作，实现机制对接
加强战略协作，实现机制对接，有助于促进中日韩高质量合作，是三国合作的制度保障。
持续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世界经济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日韩自由贸易进程的推进是三国的利益交汇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以双边自贸协定为突破口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能够提升中日韩彼此经济互补性，增强三国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和韧性。纵观全球产业发展历程，全产业链的发展依赖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合作，仅靠一国之力难以完成。东亚传统的“雁形模式”产业链、供应链格局便是各国在产业链低中高端不同位置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成完整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的典范。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下，全球价值链驱动范式正经历从生产者/消费者驱动型向数字驱动型的转变，三国可以立足价值链分工中的互补优势，面向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在东亚区域行业规则和标准制定中加强合作，共同塑造区域内标准互认的产业合作格局。譬如，过去20年，中日韩在半导体产业链合作中已形成紧密关系：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日韩是全球芯片材料的重要供应方，日韩半导体产业出口具有较高的对华依存度。即便遭受新冠疫情和美国产业回流政策的多重挑战，日韩依然持续扩大在华投资布局。基于此，未来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产业贸易增长，还将产生巨大的一体化聚集效应。
多边合作推动“中日韩+X”构想。2018年5月，为推动区域内外共同的可持续发展，三国领导人在第七次领导人会议上一致同意开展“中日韩+X”合作，在优势领域将三国合作逐步扩展到东北亚以外的第四方合作。譬如，2021年10月，三国秘书处与联合国减灾署东北亚办公室举办“中日韩先进减灾技术应用分享”区域合作对话会，发布相关最新出版物，并计划在“中日韩+X”模式下进一步拓展三国与各国之间的减灾合作。回首中日韩二十四载的合作历程，三国合作脱胎于“10+3”框架，多集中于三国内部。然而，“10+3”框架至今仍对中日韩合作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同时，东盟是中日韩三国外交战略关注的重合区域，“中日韩+X”构想可以通过更大范围的“10+3”等多边合作进行反向推进。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已启动3.0版本的谈判进程，逐渐实现从“硬通”到“软联通”的合作升级。自2002年开始自贸区建设以来，中国与东盟双向贸易和投资截至2018年已分别增长约10倍和5倍。“中日韩+X”可借鉴中国—东盟自贸区构建的经验，在“10+3”框架下增强中日韩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多边机制与“中日韩+X”模式的良性互动，为东亚一体化和全球经济复苏创新合作形式、创造新的活力。
共促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RCEP参与国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参与国生产规模约占全球总量的1/3，是当前全球覆盖人口最多和发展潜能最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的生效，为中日韩与东盟国家提供加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使其在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中获得经贸发展的集体空间，同时也通过多边机制强化中日韩双边和三边合作，推动一度停滞不前的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据测算，从贸易规模来看，RCEP框架下的中日韩贸易合作实施后，三国进出口贸易额中长期增速高达3%~6%，贸易创造效应显著；从行业来看，中日韩在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贸易往来明显上升。[3]由此可见，未来RCEP的持续推进能够为中日韩合作开拓更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中日韩的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和制造业增加值加总均占RCEP参与国的80%以上，是该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有能力在促进RCEP升级的同时推动其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实现规则融合和对接。作为CPTPP的主要成员国，日本应积极助力中国和韩国加入该协议。三国应共同推动RCEP在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规则与CPTPP规则相匹配，推动中日韩区域价值链合作，促进三国工业贸易发展，提升中日韩合作机制化水平。
结语
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舞台的三个主要行为体，是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的核心变量。三国和平共处，合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融合，符合三方国家利益与地区合作需求，也是东北亚地区合作共赢的前提条件。战后，日本曾提出“雁行阵式”“福田主义”，韩国也表达了东亚共同体理念，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不谋而合，三国合作为东北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合作共赢仍是东北亚未来发展的客观要求。尽管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安全机制的构建不会一蹴而就，区域经济发展与繁荣仍是各国的共同追求，构建和平与稳定的东亚秩序是域内国家的共同期待，符合各方利益，经济合作的功能化外溢仍将是今后中日韩三国共生并存的核心路径。中日韩三国应努力排除外部干扰，妥处内部分歧，在业已形成的深厚合作基础上直面挑战、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三方合作走深走实，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新的重要贡献。
作者：巴殿君 （作者是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博士生导师）
左天全（作者是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转自《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