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范老实质性的往来并不多，也没有对范老的史学成就做过系统的研究，但是不管怎样讲，范老是我敬重的前辈，今年是范老诞辰130周年纪念，我想我怎么样也不能不来，不能不讲。我没有稿子，就一条一条地讲讲我对范老的怀念。

第一条，范老不仅是一个大学者，还是一个老革命。这一点上，我印象最深的细节是王冶秋同志给我讲的。他和范老是好朋友，是范老的爱将，多少年的革命同志。那时候我在文物出版社当总编辑，常到他家里，什么都讲。他说1930年的时候，他跟范老是一起被捕的，被捕以后，前途如何谁也不知道。结果刚好碰到中原大战，当时是阎锡山的部队在北平，他们两个被关在一起。突然，看守的人都不见了，后来他们明白，就是在1930年9月，张学良的部队，东北军进来了，进来以后原本看守的山西部队一下子就不见了，他们两个赶快往外跑。跑了一段，范老跟他讲，得回去一下，“我的眼镜没有拿！” 冶秋同志说，可不能回去，回去很可能就出不来了。他给我讲的这件事，就很能让人感受到范老的书生气，作为老革命家，这个时候还想到眼镜。这是1930年的事情。

第二条，范老的学术影响。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我当时是在四川北路的新知书店买到的，新知书店是三联书店前身的一部分。因为以前自己也喜欢历史，读了不少历史的书，这是第一次读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讲述的整个中国的历史，印象很深。这本书是范老主编，佟东、金灿然等人参编。那个时候读这本书还很辛苦。到第二年，1947年，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出版了，当时不知道是谁写的，因为书上的署名叫“武波”，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才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澜的“波”，武波就是文澜。当时中国近代史的书读了不少，但这本给人的感觉确确实实是耳目一新，在大的思路上也有启发。我是1947年进复旦大学，1951年毕业，毕业以后就教书了。当时来讲，复旦历史系阵容是相当强的，一位一级教授是周谷城先生，二级教授有六位，谭其骧先生、陈守实先生、胡厚宣先生等等。但过去的老先生，都没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尽管他们对近代史很熟悉，像谭其骧先生有次就问我，曾国藩部将李续宾的字是什么？他们对近代史非常熟，但真正讲起来，专门研究的还是很少。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当时像北大、武大、复旦等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规定必须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那时中国近代史究竟怎么教，我们谁都不知道，在复旦，我参与起草了教学大纲，准备一年，到1953年开始讲课。我们这一辈学者起步都是在这个时候。当时成绩最突出的是人大戴逸，北大是陈庆华同志，他学问非常好，但是写作非常少，其他的像山东的路遥、广东的陈胜粦、四川的隗瀛涛、扬州师大的祁龙威等等。祁龙威同志我1949年就认识了，其他学者更多是在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认识的。我们这一批人在当时几乎都是起步，谁都不知道近代史该怎么写。现在回头来想，勾勒整个近代史的轮廓，主要靠两种书，一种是范老的《中国近代史》，还有一种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尽管不是教材，但他们的一些思想、分析，都有指导作用，当时基本的理论支撑就是靠这两部书。我们这一辈学者，汤志钧、祁龙威几位还有近代史的底子，像我本来是在古代史上了几年的课，到毕业也没有听过近代史的课，原来的历史系一般也不开。我们能够硬着头皮上讲堂去讲课，离不开这两部书。到后来，林增平同志才在湖南出了一本教材，我们读了以后觉得比较适用，但基本还是依靠这两种书。另外，范老对我们来讲不仅是理论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中国史学会在范老指导下，还编纂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说起来，理论指导也好，史料也好，都离不开范老。在座好些学者的老师，都受到了范老的影响。这不是因为范老诞辰而捧场，确确实实是如此。

第三条，范老的学术地位。这也是我印象很深的一点。1961年开了文科教材会议，当时确实需要教材，手里什么都没有。那次会议很隆重，在北京饭店开了有一个星期的样子，会议是周扬同志主持，历史组的组长是翦伯赞同志。秘书有三人，周一良先生，金应熙先生，还有我，我们起草了一个文字性的东西。会上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尹达同志负责介绍我们史学界的情况，尹达同志讲兴奋了，突然站起来，他说，郭老、范老、翦老、侯老、吕老，此五老者，天下之大老也。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五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也可以看出范老的地位之高，郭老之后就是范老。可以说，就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言，没有范老、翦老他们打下的底子，就没有今天。他们的地位是有目共睹、无法动摇的。

（本文整理自金冲及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纪念范文澜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稿经审定，由澎湃新闻首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