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1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那一年复旦文学院和法学院师生六百多人到安徽五河县和灵璧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历史系主任周予同教授担任大队长，谭其骧教授等也参加了，四年级学生因为参加土改，都没有写毕业论文。我因为正担任校团委书记被留在学校。参加土改的师生归来后紧接着是“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毕业论文也没有做。尽管自己喜欢读历史书，到那时却还没有写过一篇学术论文。
怎样开始写最初的学术论文，在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学者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有什么可说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跨出这一步，实在并不容易，原因可能是历史条件不同。
我最初发表两篇史学论文，都在1955年，也就是24岁时候。1952年，教育部规定大学的历史系和中文、新闻等系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那时说的中国近代史，指的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那一段历史。教授中专治中国近代史的极少，有些人还持有中国近代史不能算“学问”的偏见。于是，这副担子在各校相当普遍地落到和我同辈的青年教师肩上。
青年教师担负起这门课的教学，如果同时要开展专题性的研究工作实在有很多难处：第一，中国近代史在各校大抵是一门新课，处于草创阶段，需要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但没有现成的教材，主要参考的学术著作是范文澜同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和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本书可以说引导着青年教师入行，但并不是教材的体裁，范老的书又只讲到义和团运动为止。金陵大学陈恭禄教授的《中国近代史》是解放前的“部颁教材”。我在中学时代曾买来读过，这也是我曾报考金陵大学历史系的重要原因，但它终究已不适宜作新中国的该课教材。各校之间当时可以说没有什么往来和交流。所以，承担这门课的教师，几乎全力以赴地从事备课，还谈不上有多少从事史学专题研究。第二，当时刊载史学论文的场所十分少，求得发表相当困难。由尹达、刘大年主编的《历史研究》在1954年中期才创刊。此外的史学刊物有天津的《历史教学》、河南的《新史学月刊》，篇幅比较少，每期只有几十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集刊》，论文水平较高，给我很多启示，但似乎只刊载本所学者的文章，而且出了两期就停刊了。此外，在综合性刊物《新建设》、《文史哲》、《学术月刊》和大学学报等有时也刊载一些史学论文，但为数并不多。高等学校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教师，人数不少，但忙于备课，论文发表既然相当困难，就顾不上了。第三，当时按教育部规定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青年教师，是这方面最大的群体，但彼此长期并无交往，自己无论知识积累和思考深度，都处于起步阶段。读了范文澜、胡绳的著作和罗尔纲先生连续出版的太平天国史学考辨著作，都有望尘莫及之叹，一时不敢轻于下笔。中国史学会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丛刊给了我们极大帮助，但大家都忙于备课，没有多少精力从事专题研究。陈锡祺教授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和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都大约只有六七十页，已十分引人注目了。
回想起来，1961年的辛亥革命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在外地举行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到会的前辈学者有吴玉章、李达、范文澜、吕振羽、何干之、黎澍等，中青年学者有陈旭麓、李侃、胡绳武、汤志钧、祁龙威、戴逸、章开沅、茅家琦、陈庆华、李时岳、龚书铎、李文海、张磊等（李文海与张磊当时只有二十多岁），许多人是第一次见面，以后成为至交。会上的热烈讨论和自由交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繁荣和建设。讨论会的论文出了专集。这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同以前相比，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
再讲讲我自己最初的两三篇史学论文是怎样会写出来的。
1952年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综合性大学的历史系都要开设中国近代史的课程。复旦历史系的教师阵营很强，一级教授有周谷城，二级教授有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蔡尚思，王造时六位，还有耿淡如、马长寿、陈仁炳、田汝康等教授，真是人才济济。但那时教授专治中国近代史的人十分少，复旦历史系又没有这方面的副教授和讲师，所以这门课第一年由陈守实教授开设。陈守实教授是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他的专长是明清史和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不能长期要他再担任这门课的讲授。那时，中国近代史这门课不但没有教材，连教学大纲也没有。就由胡绳武同志（他和我是同学，比我高三个年级，1948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素来熟悉）同我两人边学习，边编写教学大纲。1953年，由我们两人分别担任历史系和新闻系这门课程的讲授，内容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历史。从此，我先后在历史系、新闻系、中文系讲这门课（从1953年到1964年），职称在1955年定为讲师。说实话，对付讲这门新课已很费力，顾不上再去做什么专题研究工作。
讲课使自己受益极大。我讲了12年课，尽管一直是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双肩挑”。但深深感到有这样多年的教学经验和没有这种经验大不相同。当教师的好处，我的感受至少有几点：
一、讲课要在不长时间内向学生讲清楚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包括有关基本理论，要使学生能够听明白，并且对重要内容留下比较清晰的印象。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这门课程内容的基本脉络线索和内在逻辑；二是今后工作中常容易接触到的重要知识和学生学习时容易产生疑问的地方。这就要求任课老师事先充分准备，分清主次，理清思路，记住一些应该记住的事实。不能呆板地只讲一些具体的历史事实，备课的过程，实际上是自己深入学习的过程。如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学生自然不会满意。而且，学术研究总在不断发展，自己的知识和理解也有进步和变化，不能每年拿着老讲稿去讲，总要年年都有所补充和修改。这样的备课自然比自己平时看书所得的印象要深得多，而且养成把个别问题总放在全局中去考察或同周围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的习惯，既积累了知识，也在头脑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这就为后来从事研究工作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二、教师讲课时是面对学生的，眼前是满课堂的年轻人，讲话是讲给他们听的，处处都要想到能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考虑他们能不能听懂，会有哪些疑问需要帮助他们解答。这门课，我在复旦教了十多年，比较熟悉，后来讲课就不带讲稿，重要的引文也事先整段地背熟，上课就像同朋友聊天那样一口气讲下去，当然，和平时聊天不同的是：条理要分明，叙事要准确。这样，课堂空气很活跃，也很自然。我感觉写文章同讲课一样，要处处替对方着想，因为你写的是准备给读者看的，不是自己关在书房里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教书一定要处处都想到那是讲给学生听的，要为他们着想不是自言自语。这是没有当过教师的研究者不容易强烈地感受到的。我当过几年校团委书记，那时政治活动多，需要向团员和学生讲话和作报告，在这方面也是受益不少的。当然，现在常向听众作学术报告的研究者，也会有这种感觉。
三、做教师还有一个“教学相长”的重要好处。一些书读得多或长于思考的学生，对问题常会有很高明的看法，是教师原来没有想到的。常同学生接触，思想就更活跃，更容易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这比老是一个人苦思冥想，甚至会钻入牛角尖里还拔不出来要好得多。我在讲课时曾采用一种办法：当涉及某个比较复杂或重要的问题时，停下来请同学们举手后起来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几个同学发表意见后，我再总结一下，在总结中自然也包括并吸收了几个同学发言中谈到的看法。1957年，我同胡绳武同志第一次合作发表的关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那篇文章，实质就是我在一次课堂讨论（那时叫作“习明纳尔”）中，对许多同学发表各种意见后的总结。我同胡绳武同志平时经常就一些学术问题聊天和议论。那次课后，我同他谈到那次总结的内容，他又谈了一些看法。我就以两人署名的方式在《文汇报》（记不清了，也可能是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这是我们俩合作写文章的开始。其实，那次的文章中也包含一些同学发言中的看法。平时，同学们听课后提出的问题和发表的议论，也使我受到启发，思路得到开阔。
还需要讲到：复旦大学历史系有着不少优秀的学生。听过我课的同学中，如朱维铮（1956年入学）、李华兴（1957年入学）、姜义华、王学庄与王知常（1958年入学）、王守稼（1939年入学）、张广智、王鹤鸣、朱宗震（1960年入学）等，他们后来在不少方面超过了我的成就。如当时在史学界产生过不小影响的同班同学姜义华、王学庄、王知常入学不久就合作写了一本《孙中山的哲学思想》，署名是从他们三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合成的“王学华”。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研讨这个问题的著作，引起不少人注意，打听这位没听说过的作者是哪个单位的，没想到是三个一年级大学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对我的促进作用不言自明。
但讲课的头两年多，我几乎全力以赴用于备课，一篇史学论文也没有写过。它的原因前面已经说过：一来是教学的负担很重，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只能边学边讲，已经穷于应付，哪里谈得上再做什么专题研究？二来是当时教学的主要参考书是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觉得他们对中国近代史中的主要问题都已说得很清楚，自己一时提不出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研究。三来是那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除太平天国历史有简又文、罗尔纲、郭廷以、谢兴尧等先生有专著外，其他研究成果还很少。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第三研究所《集刊》发表了一批很好的论文，当时使我感到耳目一新，可惜的是这个刊物出了两期就不出了。所以，即使自己想做些专题研究，一时还感到无从下手。这对今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难以想象，但对我们这一代人说来，这种幼稚状况当初相当普遍。
我写的第一篇史学方面的文章，是发表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的《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胡绳同志在《历史研究》1954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论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文章，影响十分大。他写道，“中国近代史是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我已经教了一年多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分期的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以找出中国近代历史过程发展各个阶段中的具体特点”，并且就此对中国近代历史应该如何划分阶段展开了具体的论述。
写这篇东西时，本来并没有想把它作为学术论文来写。只是在1955年春节时在办公室值班，用一天时间写成的。当时年轻，刚满24岁，还有一股“初生之犊”的劲头，有什么不同想法就想说。写得还很长，就寄给《历史研究》，就像是一封比较长的读者来信，所以用的题目是《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寄出了就了事，没有想是不是会被发表。其实，文章中有不少幼稚的地方，而《历史研究》编辑部却很快就把它发表了。除删掉原有的一句“胡绳同志是我尊敬的前辈”外，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当时定期出版的史学专业刊物很少，除《历史研究》外，只有天津的《历史教学》和河南的《新史学月刊》，而且篇幅都很短。此外，《新建设》《文史哲》《学术月刊》《光明日报》《文汇报》等综合性报刊上也有一些史学的文章，当然不会多。因此那篇文章在影响很大的《历史研究》上发表后，反应还不小。我同史学界不少朋友的“文字之交”就是从此开始的。
还要说到，胡绳同志丝毫没有因此见怪，一直对我特别好，这真表现了大家风度。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忽然接到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校内学术讨论会的邀请信。当时这类有外地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十分罕见。复旦不算闭塞，我在这以前却没有到外地去参加过学术讨论会。人民大学的邀请信也没有说会上准备讨论什么问题。到那里后才知道，会议重点是讨论戴逸同志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论文。文章中有很长一段是同我商榷的。因而有一个提到我名字的小标题。后来，我还同戴逸同志开玩笑说，我的名字用四号铅字排出来这还是第一回。会上我临时也作了一小时的答辩，大意是两点：第一，把社会经济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不是二元论，如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这段时间，中国已走上半殖民地道路，但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主要只能是太平天国这样的旧式农民起义；这以后，国内的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出现，但力量还微弱，就出现了改良主义思潮，直到戊戌维新运动；到清末，民族资本有了较大发展，新知识分子队伍扩大，就有了辛亥革命。两者需要也应该统一起来考察。第二，社会经济的发展通常是渐进的，很难以哪一年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尺，因此通常可以用阶级斗争的重要事件作为划分时期的界标，但不是历史分期的标准。会上也没有说谁是谁非。对这次讨论情况，《历史研究》又发了一篇比较详细的报道。从此，我同戴逸同志便成为可以无话不谈的挚友。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他当了十年中国史学会会长，我一直做辅助他的副会长，以后又接续他当了六年的会长。多少年来，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矛盾，这也是当时十分良好的传统。
我写的第一篇可算学术论文的是《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发表在《复旦学报》1955年第2期上。它同前一篇文章是同一年写的。为什么挑选了这样一个冷僻的题目？这也有段故事，原因正在于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着手做学术论文。
那时，全国高等学校招收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的，只有北京大学的邵循正教授一人。他培养的研究生中有好几位比较出色的人才，如李时岳、张磊、吴乾兑、赵清等。我就问复旦派去北大进修的戴学稷：邵先生是怎样带研究生的？戴学稷说：他要求研究生先坐下来系统地用心读篇幅很大的、收录晚清外交工作文献的《筹办夷务始末》，从这里着手，再扩大阅读有关的原始史料，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的文稿，找出有意义而过去研究不够的问题，写出论文，把问题说清楚。这话给我很大启示，于是依样画葫芦，就找出成为《筹办夷务始末》续编的《清季外交史料》系统地读。因为过去没有这样系统地读过重要的原始史料，也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成见，读起来都觉得新鲜，发现晚清这段时间内有关中外问题的许多事都同英俄在中国矛盾的需要有关，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一步步扩大侵华也同英国以前的对付沙俄在中国扩张的矛盾有关。接着，再进一步读有关原始资料，用来检验初步形成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发现不符合实际时就推倒重来，如果觉得大体符合实际就继续论证和加以充实。这样的论文，自然仍很幼稚，文章主题也小，但毕竟是学步时跨出的第一步。而且是以原始史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独立地进行分析，这路子是对的，并且养成了习惯。如此走下去，再在实践中不断对论文如何写作用心总结，对的坚持，不对的改进，对自己以后在学术研究上的长进是有益的。有人常说“悔其少作”，我却不悔，有如照相本中不必把童年学步时的照片涂改或撕掉，因为这是历史的真实。
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我又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一文。“护国运动”就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武装起义。它的发动者过去有种种说法，如：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等等，各说各的。我根据当时的原始史料，认为起义真正发动者是受过辛亥革命熏陶的云南新军一批中下层军官。后来，我听李根源先生的儿子、全国政协委员李希泌先生告诉我：当年他父亲看了这篇文章后，很称赞。李根源先生在清末时是云南讲武堂总办（朱德的老师），后来又是护国运动的总参议。他对我那篇论文的肯定自然使我很欣慰，也增强了信心。当时我写文章不贪多，大体上是一年写一篇，力求每写一篇比以前进一步。这比写得很多而总在原地踏步要好。
最后，在复旦的成长过程中，还得讲讲我同辛亥革命研究的关系，因为这也是在复旦历史系时起步的。当我最初从事史学写作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北洋军阀等的文章都写过，后来就把力量集中到辛亥革命研究上来。
为什么这样？因为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资料实在太丰富。前辈史学家陈垣教授提倡对历史资料的使用要做到“竭泽而渔”。这对某一段古代史或某个专题来说，也许能够做到，但浩如烟海的近现代史资料却只能使人有“望洋兴叹”之感，除某些专题外，哪还敢讲“竭泽而渔”。怎么办？想到毛泽东同志所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与其面面俱到，想谈许多问题，结果哪个问题都难讲清楚，还不如集中力量选一两个有价值的问题，多花点力气，下点苦功夫，把它说得比较清楚一些，使人看后多少有所得。
所以我和胡绳武同志在共同再三商议后，就把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集中到辛亥革命上，在我们合写的150万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后记中还特地声明：“主要的着眼点是想考察一下：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它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并不企图把它写成这个时期的中国通史。因此，全书的大部分篇幅是用在叙述和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发展和它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上。对这个时期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清朝政府的状况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只作为它的背景，做一些概括的说明，没有很多地展开。”这未必是最佳方案，只是根据我们实际力量所说的老实话。这部书后来得到第一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我想，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可能是比较恰当而切实可行的。
从复旦时期开始，几十年内，我长期地和胡绳武教授合作写了几部书和几十篇论文。我们两人在1947年起就是复旦大学史地系的同学，那时我是一年级学生，他是四年级学生。1952年，复旦历史系成立中国近代史教研组，我们两人都是它的成员。以后几十年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无论书籍还是论文，几乎都是合作完成的，直到1990年共同写完《辛亥革命史稿》第四卷。关于这个话题，我写过一篇纪念胡绳武同志的文章，这里就不多说了。
还要讲到，除教文科基础课外，1981年我还教过五位中国近代史的“副博士研究生”，其中鹿锡俊后来成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后，我又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培养过一些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博士研究生，这里许多人在学术上都有了很好的成就，如复旦大学的汪朝光、唐洲雁、陈扬勇、迟爱萍、黄崑、马忠文，北京大学的张海荣、易丙兰、李秉奎、邓金林等。他们的博士论文题目大多是本着已有相当研究基础的问题来确定，指导方法主要是相互间的对谈讨论，因此，彼此的感情和教学相长的感受也更突出。1998年1月至7月，我还担任过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同日本同行等学者有了较广泛的学术交流和友好交往。
话越说越远了，就此打住。有些地方已超越本文题目的范围，最初那两篇1966年前写的文章相当幼稚，只是学步，今天也已没有多少价值，但本书的书名是“经历”，那么，同这个书名有关的重要事实（包括探索过程中成功和挫折的体会）似乎仍可以聊备一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