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至13日，德国总理朔尔茨接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泰国总理赛塔，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合作。而2022年11月，朔尔茨完成上任以来首次访华之行后，就对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展开访问，并表示“亚太地区所包含的远不止中国”。德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密切互动表明，东盟将在德国对外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一变化与德国政府对华战略转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德国对华战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长期以来，中德经贸关系一直是中德关系的压舱石。中国连续八年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商品进口来源国，除智能手机、数据处理设备和服装等终端产品外，大量对德国制造来说必不可少的各类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如电池、抗生素和稀土等关键原材料，德国都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中国也是德国第四大商品出口目的国，中国市场对于德国汽车、机械、电子和电器行业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中国还是德国对外投资第三大目的国，是德国汽车、机械和化工等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对象。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竞争力提升，加上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德国在对华交往中的“风险意识”不断增强。根据德国联邦银行测算，虽然德国可以承受其商品对华出口大幅下降的冲击，但若地缘冲突升级导致中德经贸突然“脱钩”，将会重创德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代价远大于与俄“脱钩”。用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哈尔登旺的话来说，“俄罗斯是风暴，而中国则是气候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去年7月，德国联邦政府出台了《中国战略》，显示其对华战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贸多元化和“去风险”成为德国对华战略新的指导原则。而人口众多又临近中国的东盟地区，自然也因此进入德国拓展经贸新伙伴的视野。
与东盟经贸合作日趋紧密
东盟地区人口约6.87亿，经济总量近四万亿美元，近年来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4%。其内部差异很大，除了高科技城市国家新加坡和富裕的文莱外，还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等新兴国家，以及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发展中国家。德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主要集中在新加坡与几个新兴国家在内的东盟六国。
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是德国全球第13大和欧盟国家之外第四大贸易伙伴。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去年德国对东盟商品出口额为305亿美元，接近疫情前2019年水平（312亿美元），相比2022年增长3.2%,高于德国同期出口增长率（0.8%），主要产品包括化工、机械、电子与电器、车辆及其零配件等。尽管东盟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只占德国出口的不到2%，而中国是东盟国家最重要的商品进口来源地，中国制造占东盟进口量的近四分之一，但中国出口东盟的许多产品是德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东盟地区显然是德国企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德国从东盟的进口额达568亿美元，其中约一半来自马来西亚和越南，除服装外，主要是电子产品与电器及原材料，东盟也因此在德国先进制造业的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德国对东盟六国的贸易逆差均非常可观，仅次于对中国，去年德国对东盟的逆差达263亿美元，其中越南和马来西亚分别是德国全球第四大与第十大贸易逆差国。
长期以来，东盟并非德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对象。2021年德国对东盟六国直接投资额仅为266.9亿欧元，只占德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77%。但是，随着德国对华战略的转向，德国企业开始加快布局东盟地区。2022年，德国对东盟六国新增直接投资近50亿欧元，占德国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约3%。在东盟投资的德国企业超过3000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保险、批发与零售、发动机维修与回收、信息与通讯、房地产、运输与仓储等行业；而东盟国家在德国也有少量投资，至2021年累计66.32亿欧元。新加坡是德国在东盟最重要的投资伙伴，德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约60%流向新加坡，而东盟对德国直接投资的85%来自新加坡。
替代中国市场并非易事
鉴于东盟在德国落实《中国战略》贸易多元化和“去风险”原则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东盟本身在数字技术、绿色能源、先进制造、建筑、医疗保健以及教育和培训等领域蕴藏的巨大潜力，德国加强与东盟经贸联系的意愿非常强烈。德国表态将推动欧盟与东盟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促进双方经贸关系的深化。同时，德国还在绿色产业合作、原材料供应、引进专业劳动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推动符合条件的东盟国家加入经合组织等议题上分别和东盟六国进行着持续沟通与交流。
但是，尽管增加对东盟的投资及深化与东南亚地区经贸关系、从而减少对华依赖将是德国中长期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但要将东盟打造为中国的补充甚至替代方案，德国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不可小觑。
首先，东盟国家局势并非风平浪静，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及印尼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与安全风险。其次，德国拓展东盟市场将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早在2010年，中国就与东盟建成自由贸易区，双方连续四年互为对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几乎所有东盟国家都是遥遥领先的最重要商品供应国。而欧盟目前只与新加坡和越南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谈判不是刚刚重启就是停滞不前,距离达成协议尚待时日。再次，作为中间和终端产品生产基地，中国基础设施完备且产业门类齐全，相比东盟优势明显。中国仍是德国企业理想的投资目的地，2022年，对华投资占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却贡献了15%的收益，这种情况下，引导德国企业置经济核算于不顾而遵循国家战略转投东盟并非易事。最后，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紧密的中德经贸关系是德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保障，放弃中国市场并将生产转移到综合成本更高的东盟，无疑会削弱德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就此而言，德国强化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不但恐难实现经贸多元化和“去风险”目标，反有可能自坏长城，将宝贵的中国市场和投资机会拱手让人。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有报道称，朔尔茨将于4月中旬访问中国，届时将有一支“豪华”商业代表团随行访华。
胡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