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今冲绳）在明代就是中国的属国，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双方正式确立了宗藩关系，明廷赐其国王家族姓“尚”，含有尊重之意。此后500年来，琉球一直奉明、清两代正朔（一年的第一天称“正朔”，这里指历法），定期朝贡（两年一贡），从无间断。明、清两代册封使之往返记载，史不绝书。只是到了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日本岛津藩派兵入侵，将琉球王尚宁掳至日本（两年后释归），胁迫其称臣，才出现了所谓“两属”之事。尽管有此变故，琉球与中国王朝的封贡关系仍一直延续下来，并未动摇。
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琉球使臣金应元等由福建至北京。四年，清廷赐使臣衣帽、布帛后遣归。十年、十一年，琉球接连遣使请封，清廷命张学礼、王垓为正副使臣捧诏书、印绶赴琉球，封其国王尚质为“琉球中山王”，终因海道不通，未能成行。至康熙元年（1662），始至琉球，成礼而还。康熙七年，清廷在福建重建柔远馆驿，专门接待琉球使臣。
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从政治上讲是一种宗藩关系（或曰封贡关系），即藩属定期向宗主国进贡，并接受册封。琉球新王嗣位，必须向清廷请命，等待册封。受封之前称为“世子”，暂统国事，待清朝使臣奉敕往封后，才能正式称王。也就是说，只有得到中国王朝的认可，其王位才具有合法性。
在经济上，所谓“贡献方物”和清廷赏赐实质上是一种货物交换。以康熙十八年为例，当年琉球的“贡物”计有：金银罐、金银粉匣、金缸酒海、泥金彩画围屏、泥金扇、画扇、蕉布、苧布、红花、胡椒、苏木、腰刀、火刀、盔甲、枪、马、鞍、丝绵、螺盘等。后来，作为常例，一般的“贡物”为马匹、熟硫磺、海螺壳、红铜等物（后免其贡马）。而清廷的“赏赐”多为丝绸、玉器、瓷器等物，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
在文化上，琉球受中华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入清以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琉球国王在本土大力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并于康熙十二年，在久米设文庙，祭祀孔子。46年后，又在文庙之南建明伦堂（明伦堂是清代学官宣讲皇帝训谕的场所），称为“府学”。嘉庆三年（1798），琉球国王尚温在王府以北建“国学”一所，另建乡学三所，乡学士子成绩优异者送至国学深造。在历法上，琉球采用了中国的“时宪书”（即历书）。为更好地学习中华文化，琉球还不断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康熙二十五年，琉球国王尚贞派官学生四人来华入太学（国子监），因遇风暴，船只受损，一人受伤，其余三人至二十七年二月始至北京。清廷对此琉球学生颇为优待，不但供给膳食，每月每人还发“纸笔费”白银一两五钱，并专设教习一人，加强指导。雍正二年（1724），琉球再派官学生来华，后又于嘉庆五年、道光二十年（1840）、同治六年（1867）分别派陪臣子弟入北京国子监读书。持久的文化交流，加深了琉球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进入十九世纪后半叶，在外界因素干扰下，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加快吞并琉球的结果。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势力东侵，琉球由于其在东太平洋的重要战略位置而为列强所关注。1855至1859年间，美国、法国、荷兰先后与琉球签订了通商条约。明治维新后，日本也迅速对外扩张，琉球首当其冲。1872年，明治天皇亲政，要求琉球遣使朝贺，贡献方物。随即又下诏以琉球为“藩”，作为其吞并计划的第一步。翌年，又将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要求其受内务省管辖，并令其向大藏省交纳赋税，悍然视琉球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1874年（同治十三年）4月，日本派兵入侵我国宝岛台湾。这不但是近代史上日本侵华的开端，也迫使清政府放弃了对琉球的宗主权，可谓一箭双雕。当时，日本侵台的借口就是所谓“琉球飘民”事件。
1871年11月间，琉球船只遇飓风，漂泊至台湾，船员66人登岸，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结果有54人被杀，其余12人经中国官方救助，返回本土。两年多后，日本政府借题发挥，说琉球是其“属国”，琉球人是其臣民，因此要“兴师问罪”。但是，日本的入侵行动并不顺利，损兵折将，在军事上讨不到便宜，便企图通过外交谈判来捞取利益。中、日双方的谈判代表在北京共举行了八次谈判，最后在1874年10月31日签订了《北京专条》。由于清廷一心只想息事宁人，承认日军侵台为“保民义举”，还应允赔款白银50万两。在《北京专条》中，明确写有“台湾生番（生番，旧时对开化较晚的民族的蔑称）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字样，这就变相承认了日本对琉球的吞并。
由于有了清廷的承诺，日本谈判首席代表大久保利通回国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逐步吞并琉球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致因循至今日。今者中国承认我征蕃（同‘番’）为义举，并抚恤难民，虽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之实迹，但两国分界仍未判然。” “今如以朝命征召藩王，如其不至，势非加以切责不可。是以姑且缓图，可先召其重臣，谕以征蕃事由及出使中国始末，并使令藩王宜自奋发，来朝觐谢恩，且断绝其与中国之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分营，自刑法、教育以下以至凡百制度，逐渐改革，以举其属我版图之实效。”（东亚同文会《对支回顾录》）
日本政府采纳了大久保利通的建议，召琉球三司官池城安规等至东京。但琉球官员拒绝了日本提议，要求仍按旧章办事。日本遂强令琉球废止对清廷朝贡及受册封的惯例，其对华交涉转由日本外务省处理，并撤销驻福州的琉球馆。琉球政府一面竭力抵制日本的吞并行为，一面派人赴中国求援。1877年4月12日（光绪三年二月十九日），琉球使臣向德宏受国王之命抵达福州，会晤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国王咨文，且陈述日本“阻贡”之事。清廷随即指令驻日公使何如璋与日本交涉。
何如璋调查了事情真相后，立即上书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指出：“（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 “又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李文忠公全书· 译署函稿》）为此，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提出了解决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派军舰赴琉球，向日本表示琉球为必争之地；中策为据理力争，约琉球夹攻日本；下策为通过外交途径，援引“万国公法”，联合各国使节与之“评理”。李鸿章胆小怕事，于6月9日致函总理衙门，主张采取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并说：“此虽下策，实为今日一定办法。”总理衙门最终同意了李鸿章的意见，上折称：“惟是先遣兵船责问及明约琉球夹攻，实嫌过于张皇，非不动声色办法……再四思维，自以据理诘问为正办。”（《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孰知，侵略者只信奉武力，其图谋绝非“据理诘问”可以制止。清廷标榜的“据理诘问”不过是妥协退让、放弃琉球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尽管清廷对日外交是软弱的，但何如璋仍以积极的态度办理交涉。他一方面就“阻贡”事向日方提出口头抗议，一面又于1878年10月7日提出措辞强硬的照会，称日本“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但他理直气壮的交涉却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终被解职归国。日本看透了清廷软弱可欺，遂毫无顾忌，于1879年3月8日下令对琉球“废藩置县”，正式予以吞并。
琉球虽遭吞并，但怀亡国之痛的琉球人并不甘苟且偷生，他们渴望中国能起而援手。开始，琉球国王命驻日法司官毛凤来向何如璋请援，又托旅日闽商带密信给福建督抚，再派紫巾官向德宏于1876年12月赴中国求援。翌年4月12日，向德宏抵福州，改装易服，扮作商人北上，在天津谒见李鸿章，“吁请据情密奏，速赐拯援之策，立兴问罪之师”。10月24日，琉球前贡使毛精长等又至北京，向礼部递送禀帖，希望能“迅赐救存，以复贡典”。中国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也呼吁清廷在琉球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迫于舆论，清政府遂邀请来华“游历”的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出面调停。格兰特于1879年7月4日抵东京，两个月后，自东京回国，其间虚与委蛇，一事无成，清政府依赖外国调停的幻想终于破灭。
1879年12月初，日人竹添进一经日本外务省授意来华试探，其与李鸿章会面时，试图否定日本政府原先的“两属”之说，称琉球本属日本。次年3月，竹添进一再次来华谒见李鸿章，提出了“分岛改约论”。所谓“分岛”是指日本拟将琉球南部的宫古、八重山两岛（临近台湾）分与中国，条件是清政府必须同意修改《中日通商条约》，让日本商人获得到中国内地贸易的权力（即所谓与西方列强“一体均沾”）。随即，总理衙门与日本驻华公使开始正式谈判。清廷提出“三分琉球”的方案：琉球36岛中（今冲绳辖160个岛，其中49个有人居住），北部9岛属日本；中部11岛恢复琉球王国；南部16岛隶属中国。日方不允，反复争辩，一直没有结果。当时主持清廷外交的李鸿章，对琉球归属是倾向放弃的，他的基本态度是：“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只是为了敷衍舆论，才不得不在谈判中做出争辩的样子。最终，中日谈判未能达成协议，日本公使宍（ròu）户玑离北京而去。清廷所采取的不作为的“拖延外交”，最终葬送了琉球。
来源：《清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