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混合战争”理论打破了战争与冲突的单维军事界限，体现了现代战争的多维性和多领域性特点。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俄罗斯展开了全方位、全领域的“混合战争”对抗，传统军事手段、网络战、信息战、经济战等协同配合，综合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作为当前战争形态变迁的主要方向，“混合战争”呈现出强技术时代性、强系统模糊性和强规则破坏性的新发展趋势，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战争领域的重要反映。随着“混合战争”手段的持续扩展，战争与和平的界限逐步被打破，战争和冲突的外延日趋模糊化，现有的战争规则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受到巨大挑战，国际体系秩序面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
关 键 词：混合战争 乌克兰危机 网络战 舆论战 信息战
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国家等政治单元为实现自身利益和政治目标使用武力迫使敌人服从其意志的有组织暴力行为。常规战争以此为根本，通过常规军事力量的直接对抗，从物理层面削弱乃至消灭对手。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社会的权力分配趋向弥散化，国际政治博弈更具综合性，单纯的政治、军事权力对抗日益向全领域、多维度方向转移，战争形态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混合战争”(hybrid warfare)理论认为，现代战争已经突破传统军事界限，特种作战、反恐作战等非常规作战方式和信息战、网络战等非军事手段与常规军事力量高度协同，形成了多样化、复杂化的战争形式。
美国和俄罗斯是“混合战争”理论的坚定践行者和引领者。2014年和2022年的两场乌克兰危机见证了美俄通过“混合战争”开展的直接对抗，美国混合使用军事威慑、经济制裁、外交施压、信息战等手段限制和打压俄罗斯，俄罗斯也应用各种对称和非对称手段对美国进行回击。本文试对“混合战争”的内涵进行梳理和诠释，结合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和俄罗斯使用的各种手段，归纳“混合战争”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影响。
一、“混合战争”的内涵
“混合战争”指在发生常规战争或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综合运用常规、非常规军事力量和政治、经济、外交、信息等非军事手段实现自身军事及政治目标的新型战争形态。“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陡升。在此背景下，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反恐的名义推动构建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面对中东地区的复杂形势，美军意识到常规军事作战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多元化对手的混合威胁，并在其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混合战争”理论。
(一)“混合战争”理论的初步形成
基于反恐作战经验，美国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在其著作《21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中指出，美国的军事优势使对手背离了传统的战争形式，大规模常规战争和小规模非常规战争正在逐步融合，演变成政治结构等级化、作战手段混合化、战争形式模糊化的“混合战争”。①美国2010年颁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正式、系统地论述了“混合战争”的理论，标志着其已得到美军决策层的认可，成为美国应对多元化安全威胁的指导思想。报告指出，未来战争形势日益复杂，参战行为体趋于多样，冲突的界限将更加模糊，对手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综合作战方法对美国造成混合威胁。一方面，敌对国家通过长期作战牵制美国，扶持代理人对美国进行渗透和恫吓；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冲突，利用恐怖主义袭击等非常规方式威胁美国安全。②2011年发布的《美国陆军条例》进一步将美国面临的混合威胁描述为“正规力量、非正规力量、恐怖主义力量和犯罪分子的动态化、多样化组合，或者所有这些力量和犯罪分子联合起来形成的具有互补效应的组合”。③
总体来看，美国对“混合战争”的初步认识在于如何综合运用常规和非常规作战方式应对来自敌对势力的混合威胁，随之美军开始推行“四个街区作战”训练模式，即在一个街区对传统军队进行正规巷战演练，在另外三个街区分别进行反恐作战、暴乱压制和救援训练。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以非国家行为体为主的非传统对手和非常规挑战者开始引起美国的关注；第二，由于非军事领域的斗争不具备直接对抗的条件，因此军事对抗仍是战争主轴，“混合战争”的特征突出体现为在常规战争基础上实现的兵种多样化，主要形式为混合实施大规模正规战和小规模游击战、反恐战等非常规作战方式。
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同样关注到现代战争的多元化趋向，俄式“混合战争”理论也逐渐成型。基于介入叙利亚内战的战争实践，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于2013年指出“混合战争”是21世纪战争的典型特征，要求军队综合运用政治、经济、信息、人道主义和其他非军事手段，配合战区内的民众动乱和隐蔽军事行动削弱对手的战斗力。④与美式“混合战争”理论相仿，格拉西莫夫对“混合战争”的认识同样限于军事对抗在冲突中的主导地位，其中特种部队等非常规作战力量尤为关键，主要通过在维和行动、信息战等的掩护下开展大规模侦察和颠覆任务，自内而外地渗透敌对国家，从而实现常规军事手段无法达成的战略目标。
(二)“混合战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013年11月21日，时任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Fedorovych Yanukovych)宣布中止与欧盟签署政治和自由贸易协议。乌克兰亲欧派随即开展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要求政府继续与欧盟签署协议、罢免亚努科维奇并提前举行总统选举，乌克兰危机就此拉开序幕。在此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暗中资助乌克兰反对派，通过散布虚假信息、引导网络舆论等方式促使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总统下台。同时，美国还组织“黑客”对俄罗斯主流媒体进行封禁，限制信息来源渠道，遏制和削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力。2014年2月顿巴斯战争爆发后，美国更是不断向反俄的乌克兰新政权提供经济、军事援助，甚至向波罗的海三国增兵以对俄罗斯实施军事威慑。
俄罗斯认定乌克兰危机是西方国家策动的又一场“颜色革命”，是美国所发动的“混合战争”的核心一环，必须采取相应手段展开回击。俄军一方面联合乌克兰亲俄势力推动其反政府行动军事化，自内而外颠覆乌克兰关键职能部门，一方面集结以俄裔为主的原乌克兰“金雕”特种部队成员，突袭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的乌克兰海军基地，快速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俄罗斯还通过监听乌军通信、实施无线电静默等措施在乌东地区制造混乱，利用“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卫星”通讯社(Sputnik)、塔斯社(TASS)等本国媒体揭露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政局的操纵内幕，公布亲西方的乌克兰时任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Volodymyrivna Tymoshenko)无视俄罗斯族民众生命的电话录音等丑闻，掌控国际舆论风向，推动克里米亚通过公投脱乌入俄。
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公开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混合战争”。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富兰克林·克莱默(Franklin D.Kramer)称，俄罗斯在危机中使用了直接入侵、武装反叛分子、支持暴动、切断能源供应、开展煽动性宣传等“混合战争”手段，并指出美国的战略防御政策必须随之更新，不仅要能够预测敌方行动并快速应对敌方针对国家关键职能部门的颠覆和破坏，还需在必要时具备直接展开进攻或反击的能力。⑤俄罗斯方面同样重视对危机的总结，格拉西莫夫在俄罗斯军事科学院2015年的工作总结会议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俄军对“混合战争”的认识，指出应对现代冲突的斗争方法不再是纯粹的军事对抗，而是转向综合运用建立在军事力量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信息等其他非军事手段，通过实施最低限度的武装打击实现政治诉求。他进一步强调，“混合战争”的主要途径包括“颜色革命”、网络攻击、制造信息-心理压力、扶持反对派等⑥，其中“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实施“混合战争”的核心方式，主要是通过在敌对国家内部制造群体事件、操控媒体宣传等非暴力手段有效实现其国家政权的更迭。
经过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实践，美国和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的认识均突破了单维军事界限，呈现出多维性和多领域性特点。其一，“混合战争”延伸至网络、太空等新兴空间和外交、信息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非军事领域，成为大国之间开展全方位对抗的新形态。其二，“混合战争”中所涉及的各要素比重发生改变，其中非军事手段的作用升高，占比高达70—80%，军事作战所占比重下降，仅不足20%。⑦但美国和俄罗斯对非军事手段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军事作战在“混合战争”中不再重要。比如2014年夏天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的非军事手段趋近穷尽时，俄军营级战术群(battalion tactical groups)直接介入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开展了装甲部队对抗、城市步兵战斗、重炮射击等常规军事对抗，使冲突呈现出有限的常规战争特点。2019年3月4日，格拉西莫夫在军事科学院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俄罗斯面对的冲突主体日益复杂，需要综合运用政治、外交、信息等非军事手段有效应对，而当非军事方法无法实现既定目标时，动用军事力量就成为必须采用的手段。⑧美国则长期在俄罗斯周边地区部署军队以对俄实施军事威慑，如加速派遣常规部队进驻欧洲、推动欧陆反导系统部署进程等，同时还通过资金支持、武器支援、人员培训等多种方式提升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的作战能力。由此可见，美俄在这一时期奉行的仍是武装力量起决定性作用的作战原则。⑨
二、“混合战争”理论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实践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再度爆发。美国公开支持乌克兰的军事反击行动，为其提供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同时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美国全方位削弱俄罗斯并促使其政治失败的战略目标在灵活多样的“混合战争”实践中得到了全面展现。“混合战争”理论也成为俄罗斯应对和反击西方挑战的潜在利器。俄罗斯综合运用常规和非常规作战方式、军事和非军事手段，一方面对乌克兰实施军事威慑和武力打击，另一方面利用经济战、舆论战、外交战等制衡西方国家，双方的外交博弈、网络攻击、舆论攻防、制裁与反制裁手段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层出不穷。
(一)外交战
2014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在外交上逐步深化与乌克兰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企图将其纳入西方阵营。2021年6月，北约成员国联合发布《布鲁塞尔峰会公报》，公开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强调要发挥北约-乌克兰委员会的作用，基于军事合作和能力建设倡议继续扩大与乌克兰的安全合作，加强其抵御外部混合威胁的能力。⑩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Dmytro Kuleba)签署新版《美国-乌克兰战略合作伙伴宪章》，表明美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反对来自俄罗斯的武装侵略、能源和经济破坏行为以及恶意网络活动，尊重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意愿，推动乌克兰全面融入欧洲；同时要求俄罗斯对吞并克里米亚、主导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武装冲突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强调美国将持续主张捍卫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直至乌克兰领土恢复至国际公认的边界。(11)作为回应，普京在俄罗斯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安全保障”倡议，提议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商讨有关北约东扩和乌克兰安全局势等俄罗斯关切的问题。12月15日，俄罗斯向美国提交了“俄美安全保障条约”和“俄罗斯与北约成员国安全保障措施协议”两份草案文本，要求北约排除乌克兰加入的可能性，停止向东扩张并放弃在乌克兰、东欧、外高加索以及东亚的一切军事活动，但并未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重视。(12)
面对北约不断东扩和推动乌克兰融入西方的反俄行径，俄罗斯转而加速推行“转向东方”战略，并利用外交手段分化西方阵营，逐步破除西方对俄的外交封锁。首先，俄罗斯不断深化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早在2014年5月20日，中俄两国就曾发表联合声明，将中俄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2019年6月5日，中俄将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3年3月21日，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关系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并持续向前发展，将进一步深化双方“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次，俄罗斯与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联系日益密切。俄罗斯一方面积极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开展“金砖+”合作和金砖国家外围对话，另一方面推动完善上合组织现有机制，加快构造更加紧密、活跃的地区合作平台，扩大与亚太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再次，俄罗斯巧用外交手段分化北约，调整与匈牙利、土耳其等国的双边关系，分层打破西方阵营对俄的外交封锁。由于匈牙利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较高，俄匈之间长期保持密切的经济政治联系。2023年3月30日，匈牙利迫于压力签署了欧盟的对俄制裁方案，但俄罗斯仍坚持与匈牙利进行建设性互动，保持对话渠道畅通，推动双边天然气合作协议的谈判和签订，积极拉拢这一西方阵营中的可靠“伙伴”。5月27日，俄罗斯外交部公开表明加强与土耳其开展互利合作的决心，试图借改善俄土关系撕开北约南翼缺口，确保俄海军能够自由进出黑海和地中海。此外，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入侵乌克兰”的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外长拉夫罗夫及其他高官频繁通过外交渠道强调此次行动的战略目标在于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同时积极配合国际社会的和谈斡旋，彰显俄方行动的防御性本质，以谋求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二)军事战
军事战是此次乌克兰危机中美俄开展“混合战争”对抗的重要表现形式，呈现出高技术性、高协同性特征。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俄军从乌克兰南部、东部、北部入境，凭借强劲的军事实力对乌军及其设施展开远程打击和多兵种攻击，试图通过“闪电战”快速实现正面战场的武力压制。其一，动用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乌东地区的空军基地、防空设施及指挥机构，迅速夺取制空权；随后又对乌克兰中西部的铁路、电气变电站等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炮击，切断其军事物资补给线。其二，采取城市攻坚战、海上作战、无人机作战、电子战等多种作战方式打击乌军，全方位摧毁乌克兰的国防工业体系。其三，俄罗斯正规军与其“O”字母集团军、乌东地区亲俄武装、车臣武装部队、志愿兵部队等非正规军及“瓦格纳”和“堡垒”雇佣军协同配合，对乌军特种兵小组开展伏击和突袭，为俄军主力地面部队的推进扫除障碍。(13)
美国则在对乌克兰军费、武器装备和技术援助方面不断加码，持续加剧危机形势。2022年3—5月，美国陆续通过《2022年乌克兰民主防卫租借法案》《2022年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等文件，总计批准了546亿美元的对乌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援的武器也从排爆设备等防御性装备升级成“标枪”反装甲导弹系统、榴弹发射器、迫击炮和岸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等进攻性武器。此外，鉴于乌克兰在地面军事作战中的相对劣势，美国还为乌军提供了人工智能技术和情报支持，用于识别俄罗斯士兵的身份信息，提高乌军的作战能力。美国科技公司Clearview AI向乌克兰国防部提供了人脸识别技术，并向乌军开放AI人脸识别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据统计，该数据库中收录了超过100亿张人脸图像和20亿张照片，配合北约提供的情报和电子侦察机、TB2无人机和“弹簧刀”巡飞弹等高科技装备，乌军已具备了“情报—识别—定位—精准狙击”一条龙的斩首能力。截至2022年5月，俄军可能至少有10位将领阵亡，战场指挥能力受到较大影响。
(三)网络战
除了对乌军进行军事援助外，美国还对俄罗斯实施了大规模网络战，以削弱俄军的统筹作战能力。2022年6月1日，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中曾根(Paul Nakasone)承认美军曾在乌克兰停留近三个月，与乌军一同“狩猎黑客”。“狩猎黑客”是美国2018年部署的“前出狩猎”(Hunt Forward)战略的核心手段，指的是向海外派遣网络战精锐力量，主动识别并追捕潜伏的攻击者，在强化针对性防护的同时公开曝光对手的网络攻击信息。“前出狩猎”使美方提前获取了俄军行动的相关情报并公开发布其行动计划，率先营造出指责俄罗斯的国际舆论风向。另外，美国手握切断互联网、瘫痪电网、干扰铁路线运行等对俄网络攻击的选项清单，迅速且精准地瘫痪俄罗斯的社会公共服务。2022年3月29日，俄罗斯外交部称美国及其“卫星国”利用乌克兰网络结构介入冲突，动用新型数字武器对俄罗斯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黑客攻击，致使俄罗斯公共网络访问受限、军事机密和公民个人信息大规模泄露。
俄罗斯同样对乌克兰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网络攻击行动。2022年1月14日，乌克兰外交部、内政部、能源部官网等70多个政府网站因遭受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攻击而全面崩溃。微软威胁情报中心(MSTIC)称监测到了破坏性恶意软件Whisper Gate数据擦除器的操作痕迹，并证实相关黑客组织主要由俄罗斯赞助或与俄结盟。(14)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乌克兰政府和军方的网站又陆续受到一系列攻击。据乌克兰计算机应急小组(CERT-UA)统计，2022年第一季度乌克兰的主要网络基础设施共遭受了802次网络攻击和数十次间谍攻击，其中超过32%的攻击直接针对乌克兰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各级政府组织，永久摧毁了数百个机密文件，使得乌克兰网络公共服务几近瘫痪。
(四)信息战和舆论战
信息战和舆论战是此次乌克兰危机中美俄开展“混合战争”对抗的核心领域。美国联合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高度武器化和政治化的舆论战，大力争夺有关冲突进程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第一，西方媒体率先将乌克兰危机定性为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入侵”，强调俄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和不合法性。第二，利用自身媒介霸权封锁俄罗斯新闻的海外传播渠道，修改社交平台的算法、审核和运用规则，剥夺俄罗斯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权”。其一是对“今日俄罗斯”等俄主流媒体进行包括禁播、社交账号封禁在内的全方位封锁。其二是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优兔(YouTube)等全球社交媒体上实施算法限制，减少利俄消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造成国际舆论场严重的信息偏向，形成西方媒体独大的宣传局面。第三，美国及其盟友高度配合，在多边场合和国际主要媒体上统一声音和立场，垄断叙事权，营造“西方国家正义、俄罗斯邪恶”的舆论氛围和价值对立。美国以“战争罪”为由要求联合国大会暂停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并推动联合国就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否认乌克兰四地公投入俄结果等议题进行投票。除了对俄军事行动正当性的批判外，西方媒体还大肆抹黑俄领导人和国家政治体制，对其进行“舆论斩首”。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媒体将俄特别军事行动归因于普京的“个人野心”，公开将他描述为“俄罗斯独裁者”“战争狂人”和“人类公敌”。美国还推动国际刑事法院通缉普京，试图动摇俄罗斯民众对特别军事行动的信心，诱导他们“挺乌、挺美”和“反战、反俄”。
面对西方媒体的大肆攻击和指责，俄罗斯政府则与其主流媒体高度配合，对俄特别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行申辩。第一，强调此次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在于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保护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和俄裔民众免受“种族灭绝”迫害，同时披露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屠杀顿巴斯居民的恶劣行径，将特别军事行动定性为回应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求助的正义行为。俄方否认特别军事行动的“进攻性”和“侵略性”，突出其保护公民、保卫自身安全的“防御性”和“自卫性”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为发起此次军事行动提供了正当理由。第二，强化俄乌属于同一民族、拥有共同历史的民族叙事，淡化和回避冲突的政治因素，将大众视野从国家纷争转移至民族问题上。普京多次指出，现代乌克兰是由俄罗斯创造的，恢复俄罗斯历史领土是民心所向，并指责西方国家利用民族问题挑拨俄乌人民关系、破坏地区和平。这使得其特别军事行动至少在俄罗斯国内具备了相当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并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和金砖国家中争取到部分支持。此外，俄罗斯还大力宣传己方战绩和对乌克兰民众的人道主义援助。俄方在开战当日即传出“俄军1小时22分速通基辅”“俄罗斯部队已登陆敖德萨”等消息，随后又着重报道俄军开放人道主义通道，向乌克兰民众提供食物、医疗等援助，以赢取乌克兰民间及国际舆论的支持。同时，俄罗斯媒体还频频揭露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乌克兰的罪行。例如，抨击美国在乌克兰境内设立生化武器实验室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揭露美国援乌武器流入“黑市”助长恐怖主义和武器扩散，批评乌军招募外国雇佣兵并伤害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战俘等。
此后，俄乌之间又爆发了互指对方炮击核电站、威胁核安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事件”，乌方指责俄军屠杀平民的“布恰事件”等几轮舆论攻防战。对此，俄罗斯外交部网站特辟“假新闻”(Fake News)版块，对乌方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表的虚假新闻内容进行辟谣。由此可见，此次乌克兰危机中的舆论战呈现出明显的军事属性，由总统办公厅统筹规划并自上而下统一宣传口径，官方正式表态与主流媒体相配合，网络、媒体及其广泛受众均成为实施“混合战争”的隐性主体和客体，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并影响着战局走向。
(五)经济战
自2014年起，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经济制裁。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美俄经济战的手段更趋综合，烈度也大幅提升。在金融方面，美国实施了包括制裁金融机构、限制储备资产、设置融资壁垒在内的全方位制裁，其中以切断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和限制俄罗斯动用外汇储备两项措施影响最大。2022年3月2日，SWIFT宣布禁止7家俄罗斯银行及其子公司使用该系统，阻断其跨境收付款渠道，并对违反制裁方案的金融机构进行罚款、吊销执照等处罚，力求制裁效果得到保障。此外，美国限制俄罗斯央行动用其超过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使其无法对市场流动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在贸易方面，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力度空前的高新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措施。截至2022年6月，美国已累计对俄罗斯进行了15轮出口管制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国防、航空航天和海事等核心和高新技术领域。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俄罗斯的能源产业也遭受重创，其开采、运输和产品出口各环节均受到严格制裁。美国还联合盟友取消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对其出口产品施加高额关税，阻断其航运通道，不留死角地竖起贸易壁垒。
面对美国及其盟友构筑的全方位制裁网络，俄罗斯的紧急维稳措施与长期反制手段齐头并进。2022年2月28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从9.5%上调到20%，以稳定卢布汇率并抑制国内通货膨胀。俄罗斯财政部门则加紧实施临时资本管制，限制资本外流。为应对西方国家对使用SWIFT系统和维萨卡(Visa)、万事达卡(MasterCard)的限制，俄罗斯加速推进本国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和国家支付卡系统(NSPK)，或改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进行结算。除采取上述紧急维稳措施外，俄罗斯还利用能源优势推行“卢布结算令”，展开对西方国家的长期反制战。俄罗斯此举旨在利用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高依赖度强制推行本币结算体系，维持卢布稳定，瓦解美国试图通过全面制裁把俄罗斯排除在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之外的阴谋。
三、“混合战争”理论发展评述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俄“混合战争”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直接检验，互有得失。美国基本上实现了低成本扩盟、固友、弱俄的战略目的，利用乌克兰危机将俄罗斯拖入了长期消耗战。俄罗斯则打通了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的战略通道，控制了乌东五州，稳住了自身经济。同时，这场危机也意味着冷战后30年的和平红利彻底耗尽，欧洲再次被撕裂，国际秩序加速解体，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混合战争”以此为背景，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一)“混合战争”具有强技术时代性
战争与冲突是先进技术的集中体现。信息技术、智能传播技术等新兴技术的使用与战争进程密切融合，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战争形态的变迁和“混合战争”的发展，使其具备了显著的技术时代性特征。在本次乌克兰危机中，信息战和网络战与传统军事行动协同配合，加入军事部署中并主导着冲突走势，成为现代“混合战争”制胜机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社交媒体和网络代码高度武器化，前者演化为美俄争夺战争叙事权、塑造民众认知的核心场域，后者则为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窃取敌方机密信息提供了资源。
首先，社交媒体的政治属性陡升，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认知建构和组织联络功能。(15)在乌克兰危机中，全球社交媒体平台成为美俄争夺话语权的“线上战场”，信息传播和战争叙事表现出战略化、结构化、体系化特征，服务于各自的战略目标和政治目的，形成了地面战场与网络信息战场的“同频共振”。其一，美国基于自身媒介霸权修改社交平台算法，借助精准推送等手段动员民众、引导国际舆论极化，影响受众的认知建构，使舆论和信息具有前所未有的“攻击性”和“杀伤力”。其二，战争叙事的手段和表现更加军事化，话语修辞、虚假信息、价值输出等成为网络战场上中伤对方的有力武器，并借由多元化信息传播渠道飞速席卷全球，突破局部军事冲突的地域，扩散为“舆论世界大战”。
其次，基于代码武器化的网络战成为美俄“混合战争”的核心及优先作战手段。网络战在“混合战争”中主要发挥如下效用：一是攻击敌方各级政府网站和电网、铁路等关键基础设施，削弱其统筹、动员和行动能力；二是窃取或摧毁机密文件，公开重要情报，打乱敌军既有战略部署；三是袭击敌军卫星系统和指挥作战系统，干扰前线军队的指挥、控制、监视和侦察能力，增加其作战成本。(16)相较于直接军事对抗，网络战能够借助成本更低的攻击手段达到同等程度的攻击效果。同时，由于网络攻击具有匿名、归因难和低门槛特性，在网络战实施过程中难以对发起者溯源，这使得攻击行为本身具备极灵活的申辩空间。在本次乌克兰危机正式爆发之前，美俄均优先采用网络战手段削减对方的作战能力，标志着网络战在“混合战争”手段中的比重和重要性显著上升。
信息战和网络战在本次乌克兰危机中的关键作用与科学技术进步和信息通讯手段更新密切相关。随着大众媒体和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混合战争”与信息技术前所未有地紧密结合，其核心手段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丰富。“混合战争”因此显现出如下发展趋势：第一，信息战、网络战等高技术性手段与军事手段高度融合，几乎具备与军事手段同等的烈度和即时性。从修改全球社交媒体平台算法到大规模下架应用程序，从假新闻、假情报博弈到全程直播的“短视频战争”，现实和虚拟两个战场并行交锋，“混合战争”由原本的间接、低烈度冲突演变成全时全域尤其是网络战场上的高烈度对抗。这意味着传统军事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的主导地位面临弱化，而借助媒体、大众网络等渠道展开的信息作战将全面走上战争和冲突的前台。第二，冲突双方(尤其是军事实力劣势方)倾向于回避军事上的直接对抗，优先采取非军事手段牵制对手。此次乌克兰危机的前期，在俄罗斯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乌克兰更加注重在网络和舆论战场上压制敌手，社交平台上甚至一度出现“一边倒”声讨俄罗斯的景象，使俄罗斯的国际形象急剧受损。这说明在军事和社会系统高度联动的发展态势下，“混合战争”所具备的智能化、信息化、非对称特征使信息技术同军事硬实力一样日益成为左右战局的核心要素。
(二)“混合战争”具有强系统模糊性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是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混合战争”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型战争形态，涵盖军事、经济、外交、信息等多元领域，手段运用极具灵活性，且伴随着技术的更新而持续丰富，致使“混合战争”的内涵不断泛化，战争与冲突的外延日益扩展，其模糊性特征愈发显著。
在信息战和网络战等高技术性手段的作用下，网络空间的典型特征投射至地面战场，使局部军事冲突超越了传统的“战场”“战时”和“作战人员”的概念指向，在时间向度、空间维度和参与主体上无限拓展。常规战争由此过渡至政治战、经济战、信息战等多领域协同作战的综合形态，升级为无边界的全时、全域和全民战。第一，战争由双边议题演化成各国政府、媒体、民众及国际组织共同关注和讨论的全球性议题，对抗场域也延伸至网络、信息、太空等新兴空间，其产生的影响加速外溢，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第二，非军事手段的对抗在时间向度上贯穿始终，包括但不限于战前的网络攻击、舆论造势、战争动员，战时有关战争进程、战场态势和战功战果的舆论交锋以及延伸至战后的“胜负”叙事和全领域制裁。(17)第三，政府和军方不再是实施“混合战争”的唯一主体，战争的重心由纯粹军事对抗转变为军事系统和社会系统整合共存的多元结构。
纵观本次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混合战争”实践，双方对战争工具的选择和组合更具灵活性，常规与非常规手段互联互动、杂糅并行，“混合战争”进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系统模糊性。其一，美俄对资源的灵活调动打破了全面战争和有限战争的界限。军事对抗是存在边界的，而非军事手段的对垒则超越时间、地域、领域限制，使“有限”与“无限”的边缘混淆不清。其二，战争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之间的区分日益模糊。相应地，冲突中的“胜”“负”概念愈发难以界定，军事战场的胜利与战略目标的实现并不等同，“赢得战役却输掉战争”的情况层出不穷。尤其是随着信息战和舆论战在“混合战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战争胜负成为交战双方抢夺叙事权和国际社会认知优势的核心议题，客观现实逐步转变成认知域的一场博弈。其三，战争的战略、战役、战术三个作战层次趋于融合。在以往的战争中，各作战单元在战略指导下依据布局分头作战，战术、战役、战略行动层次分明。随着军队和社会的各种资源在军事冲突中整合联动，作战行动逐步由“分散—累积”转变为“整体联合”，单一战役中的多元战术打击可以极大地达成战略目的，战略指挥亦可随时介入战术层次，三者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18)其四，军事与非军事力量相互交织。战争手段不再局限于武力工具，而是在战术层面实现军事力量和政治、经济、外交、信息等非武力载体的协同配合，军队与民众、作战人员与非作战人员、交战区与非交战区之间的区分趋于模糊。
“混合战争”的系统模糊性混淆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冲突双方可运用的手段和资源更具灵活性，以往常规与非常规战争的二分法已经难以勘清现代战争的本质。这也意味着“混合战争”正在加速颠覆既有战争规则和国际法原则，传统战争中泾渭分明的合法与非法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从而必将进一步加剧国际秩序的混乱。
(三)“混合战争”具有强规则破坏性
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国际秩序面临重塑，“混合战争”不可避免地成为各国应对冲突的重要选择。“混合战争”的盛行则标志着战争的手段与形式迎来变革，将进一步打破战争与和平的边界，系统性地削弱乃至颠覆现有战争法的行为模式和国际人道法规则，加速国际规则体系的解体和国际秩序的崩坏。
本次乌克兰危机见证了现代战争形态的实质性演化，各项战争要素所占比重发生了颠覆性重塑，其中现有战争规则难以界定的部分显著增加，加剧了“混合战争”的规则破坏性。在作战方式上，非常规作战和网络战所占的比重上升，平民伤亡、财产损失和信息泄露风险陡升。“混合战争”往往模糊战斗人员的作战身份，特种部队、非正规军和雇佣军常常有计划、有组织地以伪装或隐藏身份发起突袭，系统性地滥用战争法中的区分原则。(19)此外，由于各国网络主权界限模糊，目前国际社会对于何种网络攻击可构成侵犯主权及战争行为尚未加以明确界定，冲突双方因此能够肆无忌惮地侵犯对方网络主权、窃取机密情报及公民个人信息。在攻击对象上，能源、运输、粮食等非军事设施成为限制敌军快速反应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的首要攻击目标，以往战争中对于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的区分原则大幅削弱。在战略战术上，交战方倾向于奉行“战略清晰，战术模糊”的准则，在大战略指导下综合运用一切可利用的军事及社会资源，使得作战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双方军备和战争动员争相加码，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在对抗手段上，军事手段与信息、舆论、网络等非军事手段相协同，各领域日趋融合，生化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成为“混合战争”可用的战略威慑手段，合法策略与不法作为之间的界线更易被跨越。
通过分析美俄在本次乌克兰危机中的“混合战争”实践，特别是以美国为例，可以发现其倾向于有目的地利用现有战争法中的“灰色地带”，放弃部分战争规则和国际人道法原则，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战略目标。这一现象背后是战争规则逐渐失去约束力、国际秩序进一步崩溃的客观现实。在“混合战争”大行其道的当下，以往的战争策略不再适用于当前的制胜机理，战争法则面临全面重塑，战争形式迎来巨大变革，国家对抗呈现全方位、高烈度的发展态势，全球安全环境动荡不安。同时，作为大国博弈的新维度，“混合战争”及其背后的“一体化威慑”正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遏制新兴国家崛起的首要手段。比如，近年来美国对华的战略围堵和打压遏制逐步升级，推行“全政府-全社会-全领域”的竞争性对华战略，动员一切可用的资源与中国展开全面的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更趋综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晦暗不明。
结语
“混合战争”作为科技发展与时代进步的产物，代表着战争形态变迁的客观趋势与主要方向，是百年变局在战争领域的重要反映。这也说明“混合战争”的盛行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科学技术发展与国际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混合战争”改变了战争的定义，政治、经济、信息等各领域都具备了军事对抗的属性，“泛安全化”的风险逐步增加。尤其是美国等霸权国家利用“混合战争”的模糊性，不加限制地滥用战争手段、违背战争规则，使得“混合战争”的内涵不断泛化，手段无限扩展，破坏性日益增强。“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可以预见，未来各国将更加广泛地使用“混合战争”手段，国际社会的失序和混乱将进一步加剧。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充分预估并着力防范可能面临的“混合战争”挑战，增强应对“混合战争”的综合能力。一是正确认识“混合战争”兴起的逻辑机理，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密切追踪并准确把握其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趋势。二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信息安全能力建设，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政治、经济、信息等多领域的综合实力，把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四是立足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反对并制止无视规则的霸权主义行径，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注释：
①Frank Hoffman,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The Rise of Hybrid Wars,Arlington: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2007,pp.25-29.
②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2010,p.8.
③U.S.Army,"Field Manual 3-0 Operations C-1," February 2011,pp.1-5.
④Valery Gerasimov,"The 'Gerasimov Doctrine' and Russian Non-Linear War," translated by Mark Galeotti,July 2014,pp.2-3,https://inmoscowsshadows.wordpress.com/2014/07/06/the-gerasimov-doctrine-and-russian-non-linear-war.
⑤Franklin D.Kramer,Hans Binnendijk and Dan Hamilton,"Defend the Arteries of Society:Countries need new strategies to protect critical networks and infrastructure," U.S.News,June 9,2015,https://www.usnews.com/opinion/blogs/world-report/2015/06/09/russia-ukraine-and-the-rise-of-hybrid-warfare.
⑥[俄]瓦列里·格拉西莫夫：《科学的价值在于预见——新挑战下对作战行动的重新思考》，罗伯特·考尔森、知远译，载《国外坦克》2017年第2期，第20—24页。
⑦Калистратов А.Войн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ойны:разберемся с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ей.转引自马建光、李元斌：《“混合战争”及其特点：俄罗斯学者视角的解析》，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年第5期，第26页。
⑧Герасимов В.Векторы развития воен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URL:http://redstar.ru/vektoryrazvitiya-voennoj-strategii/.
⑨郭金峰：《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理论的研究与实践》，载《俄罗斯学刊》2022年第6期，第79页。
⑩NATO,"Brussels Summit Communiqué," June 14,2021,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85000.htm.
(11)U.S.Department of State,"U.S.-Ukraine Charter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November 10,2021,https://www.state.gov/u-s-ukraine-charter-on-strategic-partnership/.
(12)张建：《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俄美关系及其前景》，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3期，第34页。
(13)陈翔：《“混合战争”与俄乌冲突》，载《外交评论》2023年第2期，第121—122页。
(14)Digital Security Unit,Microsoft,"Special report:Ukraine——An overview of Russia's cyberattack activity in Ukraine," April 27,2022,https://query.prod.cms.rt.microsoft.com/cms/api/am/binary/RE4Vwwd.
(15)荆学民、宁志垚：《“俄乌冲突”映现的国际政治传播新特征和新趋势》，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48页。
(16)郎平：《从乌克兰危机看网络空间武器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中国信息安全》2022年第6期，第67页。
(17)侯东合、舒彤、李海军：《从乌克兰危机看舆论战新动向》，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年第12期，第33—34页。
(18)郑卫国、戴传植：《战争：向着“模糊化”迈进》，载《中国国防报》2006年10月12日。
(19)区分原则指从法律上将军人与平民、战斗员与非战斗员、军用物体与民用物体等加以区分的战争原则。冲突双方负有义务对不同对象加以不同对待，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及民用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