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国外交基本原则、目标和战略布局的同时，在外交理念、政策和风格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发展，就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目标、路径、原则、手段等问题作出全面深入的阐述，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途径是坚持和平发展，核心原则是合作共赢，主要手段是建设伙伴关系，价值取向是践行正确义利观，拓展平台是全球治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和实践创新为新时期全方位推进外交外事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外交保障。

关 键 词：中国外交  新型国际关系  正确义利观  命运共同体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国家实力迅速提高，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国外交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国外交基本原则、目标和战略布局的同时，在外交理念、政策和风格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和发展，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中国的外交转型”开始成为人们热议的新话题。一方面，中国外交的新理念、新政策、新风格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中国外交更加主动，创造概念、设定议程、提出解决方案，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如何在实践中传承与创新，新变化的动因如何，未来将如何发展，对世界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已成为世界关注的新焦点。

一、中国外交的继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②，以更为宽广的视野、更富进取的姿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③。在保持外交传统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一)明确国家定位，保持发展中国家特性，增加全球性大国属性

首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和发展使命。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国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④。基于这一定位，“发展”仍然是中国的核心任务，不仅是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增强外交实力的保证。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在新形势下，外交工作同国家发展的关系更加密切，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切实维护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我国的发展利益。”⑤“面对复杂形势，最根本的还是要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⑥。很显然，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继承了发展的历史使命，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把中国国家发展的目标形象表述为“中国梦”，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⑦。其次，中国正视自身具有的大国地位，明确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不能否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被一些世界舆论视为“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量”⑧。近代以来，中国从未具备如此的强国条件，中国从未离民族复兴的梦想这样近。单纯强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承继性，但是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成长和国际地位的变化。2013年6月2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提出了中国的“大国定位”⑨问题，从定位上克服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总量巨大与人均收入偏低”“自身能力与国际期待之间的巨大差异”问题，更加容易为外部世界接受与认知⑩。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11)。这也表明，中国新一届政府越来越明晰对自身的认识——既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性大国。这从客观上要求中国一方面要做好自身发展的工作，一方面要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全球性责任，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专注国家的发展战略，创造和维护战略机遇期的方法更加丰富

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发展战略。外交的战略就是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点从未发生改变。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由此可见，中国外交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始终认为21世纪的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近年来，构成这种机遇的外部因素和内部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种更加复杂的战略机遇期”(13)。十八大报告因此提出，“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14)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一直以“韬光养晦”为基本准则，这一谋略使中国远离国际冲突漩涡，有条件专注自身发展。这一谋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来说功不可没。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战略，目的就是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因为外部冲突损耗中国的资源或者进而影响内政稳定。如同王毅外长所言，“中国无意去领导谁，也无意去取代谁。”(15)然而，在微观层次上“韬光养晦”比较模糊，底线不够清晰，无法有效影响多边国际议程的制定，削弱了中国的领导力。

2013年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借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的机会，全面阐述了中国新领导层所构想的外交政策。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16)这段讲话更加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定位及其底线思维，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敢于直面外部压力和挑衅。习近平刚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提出了将能打仗、打胜仗作为强军之要，并将中国梦从“强国梦”向“强军梦”延伸。在贯彻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上，执政党、外交部和军队的协调性明显增强。在东海和南海，针对中日钓鱼岛、中菲黄岩岛争端和美日韩黄海军演等争议，中国采取了务实有力的反击措施，在行动上体现了“中国不会去主动惹事，但也不怕事”(17)，“谁惹事，谁付出代价”的特点。2012年以来，中国海军的舰艇和飞机前往西太平洋进行演习和训练已成为惯例。仅2013年2-7月，中国三大舰队分别在西太平洋就进行了7次海上演习和训练。全年进行了40次大小军事演习。中国还按照自己的国家需要，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开展南海岛礁建设。2015年12月31日，国防部宣布中国和吉布提经过友好协商，就中方在吉布提建设保障设施一事达成一致，为中国军队执行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的休整补给提供保障。2016年1月1日，中央军委下发了《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提出“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18)。这些政策突破和改革在坚持奉行的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同时，增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能力，增加了预警监视空间，为维护发展战略机遇赢得了主动。

(三)延续中国外交的战略布局，更具全球视野和立体布局

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的舞台”，这一点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外交布局中同样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1.推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国际格局是指权力在特定国际体系下的分配。大国关系构成国际格局。世界和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构建和维持和平，而大国之间尤其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由竞争走向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首次提出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并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响应。

发展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国家战略，从主观上中国需要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19)在实践领域，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付诸行动。

当代世界的主要结构性矛盾存在于中美之间，一个是守成大国，一个是新兴大国，彼此存在战略猜疑是一种自然现象。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中美合作的客观需求也在不断增强。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奥巴马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成功、繁荣、稳定的中国，愿与中国成为平等伙伴，共同应对一系列全球性的挑战。习近平主席则期待中美携手合作，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推进器。这次历史性会晤，不拘形式，平和务实，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继“庄园会晤”后，中美两国元首又进行了“瀛台夜话”“白宫秋叙”和“西湖长谈”，强调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协调大于摩擦。我们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筑牢相互尊重基础，共同推进合作共赢目标，总体上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2016年美国大选后，习近平主席很快就同特朗普通电话，为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发出积极信号。

与中美关系不同的是，俄罗斯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战略倚重对象。中俄关系从冷战时代的“全面对抗”发展成为今天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本身就为新时期大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树立了典范。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20)表明中国愿同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为建设和谐地区作出不懈努力，打消了俄罗斯的疑虑，为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近年来，中俄领导人交往频繁，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新水平。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访俄罗斯，与普京总统达成了广泛共识；2014年中俄在经贸领域签署了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世纪大单”；2015年两国共同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文件；2016年，双方就加强全球战略稳定发表联合声明，围绕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协调。

2.努力夯实睦邻友好关系

和平进程始自周边，周边是中国和平发展必争必保之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首先反映在与邻国关系的变化上。中国能否继续与邻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边对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21)。

2013年10月，在建国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22)中国不断增大周边投入，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探索搭建地区基础设施投融资合作平台，攻克难点、筑牢支点、打造亮点，稳定周边、经略周边、塑造周边取得了很大成绩。

第一，中国努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提出亚太自贸区(FTAAP)愿景。2013年9月2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谈到中国—东盟关系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各国一道抓住机遇，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积极开展海上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在下一个10年取得更大发展。”(23)2012年8月底召开的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部长会议，原则上同意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截至2016年底，RCEP已历经十五轮谈判，进入实质磋商阶段。尽管政治上存在严重分歧，2013年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仍然按计划启动，截至2017年1月，已经进行了十一轮谈判。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正式提出了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蓝图，这一长远安排将包括所有亚太国家在内，也将是世界最大、最具活力的自贸区。

第二，中国积极开展双边和地区的海洋合作，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利用和把握时机。对于本地区历史遗留的一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端，中国主张在充分尊重历史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妥善的解决办法，反对采取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的行动。在海洋权益争议解决之前，各方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013年9月14-15日，中国和东盟高级官员在苏州举行了特别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解决南海领土争端的“行为准则”。各方同意遵循“循序渐进、协商一致”的磋商思路，梳理并逐步扩大共识、缩小分歧，会议决定授权联合工作组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具体磋商。2014年以来，中国和东盟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即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争议，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奉行“五个坚持”，即“坚持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坚持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好分歧，坚持维护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坚持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24)。2016年，尽管受到南海仲裁案的干扰，但是由于中国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把握时机，随着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中菲就全面改善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南海问题重回对话协商的轨道。

第三，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不断夯实睦邻关系的社会基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深厚友谊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25)。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与普京总统共同宣布，中俄两国将于2014年和2015年互办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中俄青年接过中俄友谊的接力棒，积极投身两国人民友好事业”(26)。2013年10月3日，在访问印尼期间，习近平提到，“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代表着两国交往的未来和希望。”他和苏西洛总统一致同意，两国将扩大并深化人文交流，今后5年双方将每年互派100名青年访问对方国家，中国将向印尼提供1000个奖学金名额，并祝愿两国友好交往事业“薪火相传、兴旺发达”(27)。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中，习近平发表讲话再次强调，“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28)深入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为中国的对外交往打造了坚实的桥梁和纽带。

3.致力于建设全球伙伴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外交中只有特定的问题，不再有特定的敌国。这意味着，中国不再结盟反对特定的敌国，而在应对具体的问题上中国愿意和所有国家共同合作。自1993年中国和巴西建立伙伴关系以来，结伴而不结盟已经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29)。

当代中国外交的力量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自身日益增强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二是拥有的战略合作伙伴国群体。由于共同的利益关切，中国与不同的国家结成了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平等性，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要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价值观念。第二是和平性，伙伴关系与军事同盟最大的区别是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排除了军事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干扰，致力于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国与国关系。第三是包容性，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异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与共同追求。同时，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仍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作出自己的判断”(30)。

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构建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新时期外交的一大亮点。2013年，中国将中印尼关系、中国马来西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并深化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1月，保加利亚共和国总统罗森·普列夫内利耶夫访华，中保决定建立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3-4月，习近平主席对欧洲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同荷兰决定建立开放务实的中荷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同法国决定开创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中国同德国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比利时在现有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决定建立全方位友好合作伙伴关系。3月31日，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会谈时，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要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这一提法反映了时代的发展，提出了中国和欧洲共同面临的问题，赢得了欧洲方面的共鸣，同时也反映出走向全球的中国正从更高的高度看待与外部世界的合作，努力通过合作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共赢共荣。2014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中俄双方联合提出支持开展网状伙伴外交。

迄今，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之间交往新路。在周边，中国提出“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东盟巩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与中亚各国实现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在非洲，提出“真、实、亲、诚”四字方针，明确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欧洲，将中欧关系提升为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同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在拉美，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中东，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构建中阿合作新格局；在大洋洲和南太平洋诸岛，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关系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南太平洋岛国建立了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外交日益具有全球视野，更加注重立体布局。

4.坚持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

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全球治理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31)。

中国始终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不同的时代中国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各不相同。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人民争取主权和独立。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维护地区金融稳定的良好形象。进入21世纪，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不断加大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15.5％；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出口市场份额升至13.4％，并成为世界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将自身的“改革”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将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体系联系起来。全球化进程保证了中国得以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世界的资金、技术、市场和原材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2)。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发达国家经济相对衰退，启动自我保护程序，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热情下降，国际社会呼吁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从中国国内来看，“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33)。

中国围绕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开创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等重大问题积极阐释中国理念，提出中国方案，采取中国行动，显著增强了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34)。近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良好反响。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提出推动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完善世界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推动重振国际贸易与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不仅为世界经济指明了方向，而且充分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2016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上，中国直面“逆全球化”思潮，强调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建设开放型经济，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在2017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35)。实践证明，中国不仅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更是维护者和引领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现了中国外交发展的又一新变化。

二、中国外交转型的动因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设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36)。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途径是坚持和平发展，核心原则是合作共赢，主要手段是建设伙伴关系，价值取向是践行正确义利观，创新平台是全球治理。总的来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与创新的动因是多样的。

(一)世界大势发展的新趋向

从全球层次看，旧的世界体系正在瓦解之中，新的世界秩序尚未形成。在一个发生深刻而重大变化的世界中“敌友不明”，致使“模糊战略”成为相对唯一的战略选项。

整体来说，自冷战结束开始、特别是21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秩序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的结构性挑战。伴随世界范围的权力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均衡和民主的多极化世界，改变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模式。与此同时，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仍然试图继续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

在新兴权力与传统权力的博弈过程中，中国与美国在博弈资源上有着显著的不同：美国的优势在于二战以来建立的全球安全架构，而中国则依赖不断拓展的经济贸易网络；美国依托的是基于意识形态基础的所谓“民主联盟”，中国则通过地区互联互通建立“地域联系”；美国全球布局致力于“防范新兴大国崛起造成的风险”，中国战略安排旨在提升自身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在双方的竞争中，美国拥有“软权力”上的既有优势，中国又在“硬权力”方面占据趋势上的主动。

受到以上诸因素的影响，中国与美国这个世界霸权国之间，形成了多层次的博弈格局：各有长短，中美双方各有施展影响和实现发展的层次，未必在方方面面都针锋相对，但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世界权势配比的整体格局。因此，中国外交的新发展体现了在大国关系方面“争”与“不争”的辩证统一。“争”是世界格局长期变化的客观要求，是在核心利益范围内寻求建立与自身实力相适应的国际权利义务的持续努力，是开创新的竞争领域和新的竞争层次的多方面探索和创新，是建立新的、更加均衡与更加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不争”则是求同存异，是避免针锋相对、全面对抗，避免因战略透支而失去“和平发展”的机遇。

(二)周边格局调整的新变化

从地缘层次看，中国所处的周边地区正处于激烈的动荡期。一方面，许多国家正在经历内部结构调整和对外角色更新；另一方面，美国在该地区持续介入导致该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加。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新的地区战略平衡正在形成之中。在较为变动和不安定的情势下，外部世界、周边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持观望态度。在地区局势激荡、利益分配尖锐化的情势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积极进取，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争取一个安宁、稳定、繁荣的周边环境。经略周边，革新策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建设的重要内容。

面对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和国内的剧烈变革，中国的诸邻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等都希望在地缘政治乃至全球政治舞台上扮演更大、更重要的角色。为此，该地区许多国家都投入大量资源，争取在世界权势格局重组的过程中取得一定程度的优势地位，获取一定意义上的东亚秩序主导权或更多的话语权。对于它们中的多数来说，正在崛起的中国将或多或少、甚至可能严重影响其外交进程。因此，一些国家难免对中国疑虑重重。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友好合作的一面，又有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一面。近年来，中国周边热点问题日益突出即是很好的明证。

具体来说，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纠葛，既有历史宿仇，又有现实利益矛盾。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越关系都是这一类型双边关系的典型。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或涉及现实中的核心利益，或涉及历史上的偏见与积怨，或由地缘上的结构性矛盾而产生。因此，如何在把握根本利益的同时控制龃龉与冲突的程度，如何在发生不可逆转的严重冲突前通过运用具有创新性质的外交策略来维护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在观念和政策上进行创新。如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主旨讲话中所说，“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37)

(三)国内改革发展的新需要

从中国自身来看，中国的国内改革已经到了关键时刻。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呈现出复杂性、长期性和根本性变化，只有通过综合、重大、深入的改革，妥善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这些矛盾和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第一，全面的国内改革更加强调公平和正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学者因此指出，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相当部分的工作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了(38)，但是就全面改革而言，包括社会公平正义在内的许多方面都亟待改革。在过去的30多年里，经济改革的快速成长，一定程度上造成或放大了环境、社会方面的问题。改革的各个方面并未得到一致推进，未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全面、均衡和协调。换言之，改革理念将更加强调公平正义，而非以前的“经济发展压倒一切”(39)。

第二，改革更加强调内政外交目标的相互统筹。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的成功主要在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进程相辅相成。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中国民族经济越来越外向化和国际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重要外部力量。2010年后，“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与“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同时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的组成部分(40)。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于外交与内政之间、国内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要求更高了。为了有效适应国家发展的新变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设立了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国家改革，通过完善机制打破部门障碍，以应对新情况和新挑战。

第三，更加注重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最被看好的投资目的地、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以及能源资源产品的主要进口国，每年中国出境人数超过1亿人次，每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从国内改革的趋势和方向来看，中国的改革将越来越倚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41)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表明中国新一届政府将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将其视为支撑国内改革和发展的新动力。在对外联系方面，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倡议，通过加强与外部世界的互联互通，塑造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很显然，在中国的新发展阶段中，外部世界已经成为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

综上，国际格局的长期变化趋势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发展与创新的根本环境与和方针底色，周边地区的情势激荡直接促进了中国外交政策的策略创新，而最终，中国外交政策发展与创新的根本动力、战略目标乃至新的理念，则都源自处于改革关键时期的中国社会本身需求。这些因素由大而小、由内而外，构成了中国外交新近发展与创新的根本动因。

三、中国外交风格转型的基本走向

(一)强调宏观变革，全局谋划，抓主要矛盾

中国外交的发展体现出“全球布局”“内外统筹”“政经结合”的特征，是一次针对长期趋势进行的宏观变革和战略谋划，不是针对短期行为进行的应急式调整和战术修补。在实践中，中国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能力明显提升。

第一，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步入全面实施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提出问题和解决矛盾的方式都在发生变化，要求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进步。以亚投行为例，一方面，它为加快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新的融资平台；另一方面，以筹建亚投行为抓手，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探索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更加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的同时，也完善了国际合作的理念和模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我国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42)。2016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43)。事实上，“一带一路”不仅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也开启了世界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第二，提出总体安全观。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加深，新的安全挑战不断增加。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44)。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并系统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45)。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反映了当今世界这种复杂深刻的变化，也体现了时代变化和中国发展新要求，“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46)。根据总体安全观，2014年5月，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47)。亚洲安全观体现了国际关系领域个体安全与集体安全的统一、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统一、安全与发展的统一，强调合作是解决新时期安全挑战的主要手段。这对于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保障。

第三，巧妙利用出访，有力打出组合拳。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宏观把控能力还体现在对外出访的巧妙设计上。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先后访问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盟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并出席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出访9天，密集安排了66场活动。2014年3月22日-4月1日，习近平主席访问欧洲，创造中国外交的多项第一。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荷兰、8年来首次访问德国、27年来首次访问比利时、连续三届参加核安全峰会、首次在世界上提出“核安全观”、首次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和欧盟总部，出访前首次为到访的4个国家分别撰写了1篇文章。经过精细筹划和安排，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发表了4个联合声明，签署了120项协议，中欧经济关系进一步巩固，政治军事领域的合作扩大，展示了中国自信、友善、包容、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效增进了欧方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48)。

(二)主动谋划，积极作为，努力下好“先手棋”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加深，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持续复杂化的外部挑战。

从主观上来说，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当代中国的和平愿望比以往更为强烈。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49)然而，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十分明了，越是发展，来自体系的压力就越大、反弹也越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只能通过积极争取。

第一，积极引领太空、网络、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的国际机制建设，扩大话语权。2013年以来，中国成功完成了“神州十号”“神州十一号”“嫦娥三号”，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天宫二号”“快舟”小型运载火箭等发射任务，是世界公认的航天大国。中国同样也是网络空间大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电子商务规模世界最大。然而，总的来看，在这些领域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分量难以匹配。2008年起，中国与俄罗斯共同在联合国裁军会议上提交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条约草案”，要求禁止任何国家在外太空部署任何武器。2014年6月，中国与俄罗斯在日内瓦共同向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全体会议提交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的更新草案，提出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国际法律文书，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外空武器化。这些提案大大增强了中国在空间技术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性。中国同样重视互联网领域的规则制定。2014年2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50)2014年11月，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2015年12月，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并发表讲话。中国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网络空间发展的四个“目标”——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彰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自信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责任。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演讲，表示中国有信心和决心履行承诺，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作出贡献。2016年9月，在20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中国与美国一起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巴黎协定》批准书。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引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第二，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加强南海岛礁建设，变被动为主动。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防空识别区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型空中预警防卫概念，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实践，是国际通行做法，但是却没有国际法的普遍认可。尽管面临国际社会的不少非议，但是这种“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做法无疑会使各国进一步认识到，当今世界加强国际协商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客观上有助于地区国家通过直接谈判解决空域识别管辖重叠的问题，也有助于推动新世纪中国一直致力提倡的包含“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的新安全观。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有权在相关岛礁上部署必要的军事防御设施，也有权建设机场、码头、通信、气象、航行安全和环境观测等民用设施，2014年3月8日，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后，这一要求显得尤为迫切。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履行中方承担的相关国际责任和义务。中方明确表示愿在将来条件成熟时邀请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利用相关设施开展海上搜救等方面的合作(51)。岛礁建设增强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能力，怎样承担国际责任的主动性大为增强。

第三，大力拓展多种形式的外交，全力打造外交民生工程。在2013年全国“两会”之后的9个月，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先后出访亚非欧美四大洲22个国家，接待64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华，同300多位外国政要会见交流，我国与各国达成近800项合作协议，有力推动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52)。在频繁的中外交往中，首脑外交、足球外交、高铁外交、主场外交、“点穴”外交，一系列灵活的外交形式不断出现在中外媒体上，中国外交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气象。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外交为民”的内涵也不断扩展，“海外民生工程建设”成效显著，中国护照含金量不断提高。2014年9月2日，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正式开通，为中国公民提供24小时领事保护和服务热线应答，身在世界任何角落的中国公民遭遇困境都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拨打“12308”向祖国寻求领事保护和协助。2014年8月，79名中国公民搭乘希腊海军“撒拉米斯”号军舰撤离冲突中的利比亚；2015年3月，中国海军护航编队成功将571名中国公民全部安全撤离也门；2016年7月，中国从局势动荡的南苏丹撤回公民千余人，成功营救了被索马里海盗劫持4年多的渔船船员。根据外交部网站2016年11月更新的《中国与外国互免签证协议一览表》，中国共与128个国家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53)。领事保护工作的完善，使中国外交更加接近普通百姓，国家的强大不仅增强了人民的自豪感，同时也惠及了普通人的切身利益。

(三)倡导正确义利观，打造命运共同体，提升软实力

从2012年11月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外事场合提到“命运共同体”。从外交的角度看，命运共同体包含了“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各国利益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54)，由此进一步提出共同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些都展现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不同于以往的高远视角。

中国清楚意识到，今天的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片面追求自身利益而罔顾他国利益。只有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了，各国才会得到更多的份额。习近平主席因此指出，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55)。2013年4月7日，在海南博鳌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演讲指出，“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基础。要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多作贡献。”(56)

当然，以利益为核心的外交也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利益关系改变，伙伴关系的基础也可能随之变化。自从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民主价值”在国际政治中势强，步美国后尘，日本等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价值观外交”，成为对抗中国的强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政策能否展现出强大的“软实力”，有效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是中国外交成败的关键。

大国不仅应该有“利益”，更应该有“立场”。基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定位，习近平指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57)正确的义利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未来国际地位和作用的战略谋划”，同时更是外交工作的“核心价值观”(58)，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59)。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义”就是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国际法，在国际上主持公道、立威立信、伸张正义、践行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就要坚持“义”与“利”关系的辩证统一，坚持合作共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要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造福谋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在经济上实现互利共赢，在政治上完善全球治理机制。这意味着中国在追求国家发展的同时，将更加积极地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通过构建“责任共同体”与其他国家一道，在国际事务中主持正义，维护共同利益。

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承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截至2015年，中国军队累计派出维和官兵30178人，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继2008年中国海军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编队后，2013年中国又派军舰为转运叙利亚化学武器提供护航，为尽快销毁化武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在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中国立场鲜明，坚持原则，提出中立、客观、系统的解决方案；在反恐、经济、金融、气候、环境等各个全球问题突出的领域，贡献了许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对于菲律宾和日本在中国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中国都给予了坚决回击。2016年底，中国与挪威关系正常化、蒙古国承诺不再让达赖到该国窜访、西非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与台湾“断交”。这表明，中国外交坚持原则，不仅维护了自身的权益，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四)朴实作风接地气，包容合作化分歧

转型中的中国外交展现出更多亲民和朴实的新风格。习近平常常以讲故事的方式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以通俗的语言阐述深刻的道理，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并被国外媒体冠以“习式外交”。在这种朴实风格的背后，中国保持了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周边环境有所改善，多边合作不断深入，外交工作成就显著。

中国领导人穿唐服，接待外宾用国车，夫人照相用国产手机，讲话引用传统经典和谚语。这种变化体现了中国的全面自信，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强调中国越是体现对多元文明和利益的包容。这一点在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得到了充分体现。继习近平主席2013年出访非洲时提出“真、实、亲、诚”的理念后，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出访非洲，中国又提出“461”中非务实合作框架，即坚持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等四项原则，推进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完善中非合作论坛这一重要平台(60)。首次提出了“和平安全合作”，进一步表明中国不再“画地为牢”，对外合作的领域走向全方位化。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内外阻力。在合作的前提下，中国主张开放包容、共同发展，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共享发展资源，共同推进相互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这一政策的集中体现。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全面阐释了中国的中亚政策。明确提出，中国未来将与欧亚各国更加紧密合作，加强政策沟通，加强道路联通，加强贸易畅通，加强货币流通，加强民心相通，“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61)。10月，随着中国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先后访问东南亚，这一政策进一步被延伸到海上，一张由中国崛起带动的世界经济和发展网络在油气管道、高铁和现代航运技术的支撑下的“一带一路”蓝图跃然纸上。中国借助古老的丝绸之路展示中国的当代合作理念——“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同宗教、文化的国家之间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面对国际合作中可能存在的分歧与纷争，中国正日益变得更加理性和包容，以创新减少纷争，以包容化解分歧。例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强调自身和盟友的利益，却缺乏与中俄合作的诚意(62)。比较而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广泛容纳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又如，与有领土争端的印度共同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也体现了中国自信开放，通过合作构建互信，最终化解矛盾的长远眼光。2014年首次应邀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也能够说明中国外交的心态正在变得更加自信、务实、开放、包容，通过博大的心胸化解偏见，破解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中的难题。

中国外交正在进行一次转型。中国外交展示出的新理念、新政策、新风格是多种国内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也是中国与外部联系深刻变化的结果。在这一转变中，中国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进入了中心，由国际体系的革命者变成了参与者、建设者、引领者。中国外交不仅关注国内的民生，也关注全球的治理。中国外交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全局谋划，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着眼发展、全面布局、积极作为、自信包容的外交风格。外交转型使中国在同外部世界的互构(Co-Evolution)进程中处于更平衡有利的位置，也将进一步证明，一个崛起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可能的，中国人民实现自己的百年梦想是必然的。

收稿日期：2017-02-10

注释：

①关于相关问题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主要有：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邢悦、詹奕嘉：《新身份·新利益·新外交：对中国新外交的建构主义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韦宗友：《中国新外交：国内变迁、外部环境与国际秩序》，《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袁鹏：《“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013、2015年版；庞中英：《习近平新外交思想解读》，《人民论坛》，2013年第12期；张清敏：《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秦亚青：《正确义利观：新时期中国外交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原则》，《求是》，2014年第12期；高祖贵：《中国国际战略的新境界》，《光明日报》，2014年4月11日；王帆：《新开局：复杂系统思维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杨洁勉：《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陈向阳：《中国外交“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决策与信息》，2015年第7期；苏格：《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外交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等。英文文献主要包括：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Spring 2013; 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Policy Paper 26,Stockholm: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2010; Pauline Kerr,Stuart Harris and Qin Yaqing eds.,China's "New" Diplomacy:Tactical or Fundamental Chang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Evan S.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 s,November/December,2003，等。

②杨洁篪：《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求是》，2013年第16期。

③(52)《开启中国外交新征程——王毅外长在“新起点、新理念、新实践——2013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上的演讲》，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09156.shtml.

④《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⑤《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9687354.html.

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⑦(25)(26)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3月25日。

⑧Survey by Pew Research Center,World's Leading Economic Power,http://www.pewglobal.org/2013/07/18/worlds-leading-economic-power/,July 18,2013.

⑨王毅：《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王毅部长在第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午餐会上的演讲》，2013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53901.shtml.

⑩See 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1)《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12)《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www.ccps.gov.cn/sxll/llyl/201311/t20131113_43145_1.html.

(13)“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六大报告》；“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报告》；“21世纪头一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进入第二个十年，又进入了一种更加复杂的战略机遇期”。“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八大报告》。

(14)(19)(54)《十八大报告》，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

(15)《外交部长王毅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举行第四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后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谈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

(16)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

(17)《2012年10月26日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就钓鱼岛问题举行媒体吹风会上的讲话》，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

(18)《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28588503.htm.

(20)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第3版。

(21)(22)(57)《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25/c_117878944.htm.

(23)李克强：《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

(24)王毅外长东盟系列外长会谈话：《“双轨”思路和“五个坚持”是解决南海问题办法》，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04/c1002-27410490.html.

(27)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

(28)《习近平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4-05/15/content_2680262.htm.

(29)《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30)王毅：《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特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2/24/c_1113763159.htm.

(31)《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5/c_128320863.htm.

(32)高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视角下的“一带一路”》，《经济科学》，2015年第3期。

(33)《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4)(42)王毅：《在世界变局中坚定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求是》，2017年第1期。

(35)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7-01/18/c_1120331545.htm.

(36)外交部党委：《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求是》，2015年第6期。

(37)习近平：《中国和平发展，始于亚洲、依托亚洲、造福亚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21/c_126528746.htm.

(38)(28)Lijia Zhu,"Justice Higher Priority than Economy",China-US Focus,Novermber 11,2013,http://www.chinausfocus.com/political-social-development/justice-higher-priority-than-economy/.

(40)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

(41)《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

(43)《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e/ceun/chn/gdxw/t1416496.htm.

(44)(45)(46)《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版。

(47)习近平：《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521/c1002-25046139.html.

(48)《外交部长谈习近平欧洲行：引导外界正确认知中国》，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4-02/6021977.shtml.

(49)(56)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

(50)《中国需提升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话语权》，中国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012/c40531-27685575.html.

(51)欧阳玉靖：《南海岛礁建设：中国在承担责任》，《中国日报》，2015年5月27日。

(53)《中国与外国互免签证协议一览表》，http://cs.mfa.gov.cn/zggmcg/cgqz/qzxx_660462/.

(55)《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2013年1月28日)》，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

(58)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910/c1003-22862978.html.

(59)王毅：《正确义利观是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117851.shtm.

(60)李克强：《开创中非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新华网，http://www.xj.xinhuanet.com.

(61)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9/08/c_117273079.htm.

(62)高飞：《中国的“西进”战略与中美俄中亚博弈》，《外交评论》，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