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学的我，曾有一天，在法院与同学结伴写完作业，飞奔回家。一路上，撒腿狂奔，我仰头迎向远方红扑扑的太阳，跑得欢快，望着出神，内心突然蹦出一个问题：我，死后，我——在哪里？未曾想，这一问记到如今！
踏入象牙塔，姑姑卧轨自杀，外婆抱病长逝——我对死亡，从此有了更真切的感受：死亡，是离开尘世，与亲人隔绝，一端是断肠泪千行，一端是无处话凄凉。
20世纪末的那个秋，湘北小城，纸箱车间内，一群年轻的工人以与机器相配的速度不停地将纸板递到机器下压制；机器躺卧，靠电力运转；工人站立，凭体力支撑。一位女工笑问对面初来乍到的男工：“你有什么样的感觉？”男工苦笑：“我觉得我就像一个机器人！”她抿着嘴说：“不愧是大学生！我干了一个月，才有这感觉！可你才做了两个钟头啊！”一年后，这位女工为生存猝死异乡，香消玉殒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那位男工就是我，后为了梦想赴京继续求学。策划《公民·共和》时，不知为何我常常想起这位20岁的女孩与我那次简短的对话，尤其是她的死亡，让我寻找体味——生活共同体相依相伴者心脉相连的手足之情，和互助互爱者彼此保护的责任担当。
大学－读研－工作－出国，于这历程中，我接触或阅读到形形色色的人：教授－学生、律师、作家、记者、市民－官员，尤其是法政人这个群体，他们待人接物的表情和言行、看待人生的喜乐和忧虑、选择道路的追求和方向，一直激发我思考“人，究竟应当如何面对权力？”寄居异国他乡的日子，我常常暗自神伤悄然落泪：为什么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上，践踏民权草菅人命的悲伤竟低吟如旧？蝇营狗苟麻木冷漠的隔膜竟日甚一日？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人，如何面对权力？”，与“人，如何面对邪恶？”－“人，如何面对死亡？”息息相关。因为，一旦权力被邪恶扭曲成暴力，暴力对人最致命的威胁是死亡，故人对暴力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恐惧死亡，被死相要挟，会完全屈服：不仅干脆抛弃对共同体同伴的友爱，而且甘心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尊严、高贵和自由。
“打伞和尚”实在高明，他对人们内心的“阿基里斯之踵”洞若观火，各个击破，分而歼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我邪恶的行为，沉默－服从－帮闲者，方是团结之对象；否则就是攻击斗争的目标。向我低首靠拢弯腰下跪者，方是要团结的朋友；敢跟我平起平坐对话者，必是被攻击斗争的敌人。此乃“既团结，又斗争”之奥妙！甜言蜜语在前，暴力威胁在后，策略方位不同，效果一致：对人的弱点拿捏得相当精准，对人的威逼利诱掌握得恰到火候，情理人伦设立于心的防线破绽百出，大军压境，人格的底线一退再退，从害怕到沉默甚至逼迫同伴，只为证实自己无限的服从和忠诚，获得对地位、金钱和生命无原则的攫取或强求。
我们的一切行为，被“大一统”的计划按照“业务”以分工的思路，一块一块地分割到不同的组织。行为的时间、地点、数量和方式，被“金字塔”型行政根据“申请”以审批的程序，一条条地纳入不同的系统。我们的肉身，就被嵌入条条块块框起来的一个个单位小格子里。我们的思维、行为、情感、和心灵，就在封闭的单位格子里按着指示、通知和命令塑造成型。揣摩跟风上级的心思，不闻不问邻人同伴的疾苦，渐渐成了我们的惯习。我们成了单位人，不是自由人。
国家能满足个人肉身和心灵所有需要的幻想，国家暴力威胁生命带来的恐惧，导致国家伦理支配个人伦理。国家神话的破灭，使得个人的寄托从国家转向以金钱、强权和地位为核心的欲望。我们不在意公共事务的曲直，不在乎公共权力的好坏，不关心乡里乡亲的生死，只想着盯着自己的票子、房子和位子。
半个世纪的教化，驯出“务实”的三代人：对公共权力趋之若骛，对公共事务高高挂起，对经济建设情有独钟。宪纲－政纲导向，“一切向钱看”成为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标记：择偶求学、择业婚姻、教育政绩无一不以金钱为指南。我们人性中友爱和自由的尊贵，在这个独特的时代，向情欲的诱惑和死亡的恐惧低头屈服，人们来来往往却陌生隔绝。
国家，如何不被暴力威胁或市场交换的逻辑支配？个人，如何抵抗暴力威胁或市场交换的控制，不仅仅保守护卫自己，而且以人格尊严来奠定我们生活共同体秩序的品质？
在法制度上，人格以权利为表现。权利是外展的人格。权利受侵害，不论是被暴力侵犯还是沦为商业交换的工具，人格即受挑战。为权利斗争，即意味着将与强权者或既得利益集团展开斗争——言辞的斗争。言辞的斗争，将遗忘、抛弃或悖逆公义的法律，系以道德的纽带，重新与人格——权利相连。不论我是否选择言辞斗争的立场，我的肉身首先就置身于一个由强权者与既得利益集团设定的前是名利之狼，后为暴力之虎的空间世界。
任何人都有向前走的欲望。任何人都知往后退的死亡。因此，个人，若力图摆脱市场交换的控制，抵抗暴力威胁的恐惧，以人格尊严来奠定我们生活共同体秩序的品质，就必须退出这个空间世界，这使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最令人胆战就范的——生死关。
去秋曾观看了TITANIC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在全美巡回展出，可谓流动式博物馆。博物馆给我留下深深印象的不是当时船上奢侈豪华的物品，而是一个又一个面对死亡的心境和行动：一对已近老年的斯特劳斯夫妇，妻子作为女性和老人，本可先上救生船逃生，但这位Ida Straus夫人说：我与丈夫相伴到如今，死，也要同在一起。另一位Annie Clemmer Funk女士是传教士，当时准备登上救生船，突然另一位妇女叫喊，原来她的孩子们没有上船；于是，这位美丽的传教士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将位置让给了孩子，她却把年轻的生命搁在了大洋之底。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位年轻帅气的百万富翁。这位25岁的实业家面对海难，淡定的说：“我是一位绅士，就应当像一位绅士样地死去。”这位真正的绅士，救助了许多旅客登上救生船，最后自己消失在茫茫黑夜。
看着他们的照片，读着她们的故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死亡似乎不是那么可怕：人，总有一死，要紧的是怎么面对死亡胜过死亡，怎么不让死亡打败自己的爱情、信仰、自己的尊严和人之所以是人的意义所在。
两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在这样一个群魔乱舞的世代，我怎么配得上一个自由人、公民和男人的名称？怎样行出一个自由人、公民和男人当有的样子？阻碍多多，羁绊重重。因为，我们的家庭伦理已经给人格尊严和自由的斗争设下困境——
公民常常被劝导：上有父母，下有妻儿，你何必又何苦？循循善诱温情脉脉的逻辑里，隐匿的威胁尖锐如刀！与强权者对抗，贫穷、失业、入狱甚至死亡，你得背负对父母不孝对妻儿不忠的责问和骂名！是将人的尊严和高贵拱手相让，屈身跳起这千斤重担？还是——
4月15日，公民当面轻声回应：孝敬父母，天经地义；然而，我已经独立。以“孝敬”为由，要求放弃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荣耀，是“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现代版。释放儿女的心灵，让其得以自由，父母必须为其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儿女承担代价。谁愿意自己“十月怀胎”孕育的儿女，一生一世卑躬屈膝将尊严丧尽？谁甘心自己呕心沥血抚养的儿女，不是自由人，却成奴？
照顾保护妻儿，是丈夫应尽的本分。当儿女呀呀学语时，我在他们眼中就是整个世界。我的言行举止，我的喜怒哀乐，我的追求奋斗，决定儿女如何理解世界看待世界。我，若不能活出人的尊严和高贵，我的儿女不是仗势欺人，就是俯首为奴。
只是如何面对我与之联合成为一体的“骨中骨肉中肉”？在至死不渝的爱与与生俱来的自由之间，难道只能选择后者牺牲前者？
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在出征温泉关的前夜，面临同样的困境。夜不能寐的他，担心忧虑：“我会牺牲我所爱的一切。”踌躇困惑：“一个国王如何能够拯救他的子民？”凯瑟琳的支持坚定又出人意料：“这不是一个斯巴达公民所能做的，也不是丈夫和国王所能做的，你只须做一个自由人所当做的。”为什么王后未恳求丈夫放弃战斗臣服于敌，换得一生的祥和安定？为什么王后只需要丈夫勇敢前进，哪怕是将来孤苦伶仃？
国王王后深知：自由，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流血和死亡的代价。但这并不能让我明白：国王王后怎样在对爱人的爱与自己、家庭乃至斯巴达的自由之间取得一脉相连的理解和决志？
高贵优雅的凯瑟林，站立在议会，长袖飘飘，话语铿锵有力：“300位壮士在为我们的权利流血，为我们立下的法律流血，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战士们为了自由而战，为了公义而战，为了法律和秩序而战，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希望而战！他们赢得希望，不是为了被写进历史；是他们的勇气将我们相连，是他们让我们强大！”
为什么勇气能“将我们相连”？因为唯有明辨是非的敏感度，抗争侵犯的行动力，才能活出自身独立人格承载和蕴藏的尊严与高贵，激发共同体唇齿相依伙伴们相连相通的情感，即使我们一次失败，然而，一旦敢于反抗斗争，就意味着自由人已经站立！它，与“舍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式的大公无私有天壤之别。国王，不要颂歌，不要丰碑，不要诗篇，不要崇拜，只希望：“记住我们！”“记住我们为何而死！”为何？为了将自由传递！为了尊严形象和高贵地位的恩典，临到后裔！将希望的种子和尊严的地位薪火传承给我们的后裔，让他们尊重荣耀，活出荣耀，终将胜过邪恶。这亦是为什么列奥尼达在必死的决战前，让眼盲的战士回去转告斯巴达人“一个胜利的故事”的原因。
丈夫对妻子的爱，正如基督爱教会，乃是舍己的爱。因此，保养顾惜妻子，甚至为之牺牲，是丈夫的本分。妻子对丈夫的爱，端在帮助和敬重，帮助丈夫成为自由的战士，敬重丈夫为自由付出代价。正如一首赞美诗所云：“女人啊！要扶持男人，在谦卑中向他显示我所给你的情感与能力；在温柔娴静中展现你的力量；在爱中向他显示，你是保护他内在自我的—‘肋骨’。”国王列奥尼达与王后凯瑟林间的爱，正是彼此造就，互相成全！
陷入重重邪恶包围的国王，昂首挺胸站立于千军万马，迎接即将临到的必死，平静而深情地呼唤：“My Queen! My Wife! My Love!”死亡，就在这一刻被自由的爱跨越！邪恶，就在这一刻被自由的爱胜过！
谁相信这种爱？谁乐意活出这种自由？横行于世的“物质决定论”，不仅污秽最圣洁珍贵的爱，而且贬低彰显自由和尊严的权利。不是吗？一位学术新星向我坦陈：不敢公开追求自己认定的信仰和真理，只因人言可畏；不敢直言批评他人犯下的错误和罪恶，只因博士待考。我内心长叹：博士毕业，要找工作，随后成家，旋即立业，扬名立万，没有原则攀关系，没有尽头地寻求，背后其实是怯懦的欲望，阻碍消磨我们勇气的成长。多少人信奉享用放弃为人格尊严和自由斗争使命的“权利哲学”，理由义正词严：“放弃”亦是一种“权利”。因为：放弃（部分权利）能获得其他权利的保存。这种收益高于成本的算计逻辑，推至极至则是：只要能够生存，一切其他权利皆可放弃。不幸，这种逻辑支配了我们五千年：江山轮流坐的循环史，就是“生存权”从低谷－高峰－低谷的曲线史。这种意义下的暴力反抗，看似为自由的反抗，实是图保生存、发泄欲望的报复。这种意义下的暴力反抗，建立的不是自由的政制，而是欲望的政制。否则，若任何权利被侵犯即意味人格被挑战，先人为什么总是一忍再忍待生不如死时揭竿而起？若一人不自由即意味全体受奴役，为什么我们事不关己时高高挂起，大祸临头就恶向胆边生？
从生存底线看待权利，实际以对死亡的恐惧为权利的根基。不论战争还是刑罚，暴力对人最致命的拿手好戏，就是死亡的威吓。由此，“生存”意义的“权利” 根基本身，已经向暴力屈服。这种权利在暴力恐吓的阴影下，患有先天“软骨症”：不仅导致权利人无法有效防御侵犯，而且迫使其对同伴的境遇无动于衷。结果默许邪恶创造被暴力支配的名利场。
若对每一项权利的侵犯，意味着对人的挑战，我们就需要对是非正邪的敏感度、大智大勇的行动力、唇亡齿寒的共通感，尤其是在敏感度－行动力－共通感中一以贯之将三者一脉相连的爱。爱里没有惧怕。爱，胜过死亡。爱，带领并使人格完全。唯有爱才能使我们同舟共济荣辱与共，联合抵抗邪恶的暴力，让其无处藏身，而不是被其各个击破。从人格承载和蕴藏的尊严和自由出发，设定权利，方能带领权利胜过死亡，成就荣耀的使命！
“生存”根基的权利哲学与“人格”根基的权利哲学，关键区别在于你是否沉默面对邪恶。面对邪恶而沉默，究竟是享用一种权利，还是悖逆人的使命？这已经是一个“君往何处去？”的问题。
我，不能沉默——
我爱孩子：喜欢他的笑，喜欢她会说话的眼睛。我们让孩子没有选择地来到这个世界，我想，我应担起让他们在这世界免于恐惧死亡，并活出人的荣耀与尊贵的责任。因为我爱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