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时下的民族地区乡村生计呈现出多元化特点，生态农业、景观农业、民族旅游、文化体验等不仅改变了过去单一依靠土地产出的传统生计模式，而且创新性地形成了一些新的治理方式，从而保证了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转。其中，每个村寨又因其自然、人文基础的不同，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鉴于广西在村民治理、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分别选取了五个不同类型的村寨，就民族地区乡村生计与治理智慧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关 键 词：乡村生计  治理类型  农民自觉  良性治理　　rural livelihood  type of governance  peasant consciousness  benign governance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是辩证统一的。转型必然导致治理方式的变革，反过来治理可以促进社会更好地转型与发展。在社会转型系统里面，生计转型最为根本，涉及资源、劳动力、人口、分配、效益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在治理中，组织则是基础。即如何把人们结合起来，以获得最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乃是治理的核心。对于中国乡村社会也是如此。在传统依靠人力、畜力，以家户为经营单位的农耕社会里面，“编户齐民”，家族、宗族等制度则是封建王朝主要的治理手段。近代以降，伴随理想主义者对乡村的“改造”，外部组织对乡村发展的干预，以及村民们自身的发展“自觉”，乡村生计方式逐步朝专业化、产业化迈进，相应乡村治理方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结合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同时以笔者近些年来的田野调查为基础，选取广西5个村子为案例，并于2017年2月中下旬进行了回访性访谈，就民族地区乡村的生计转型、治理智慧等问题加以剖析，以期抛砖引玉，为乡村振兴进言献策。

一、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生计与治理特点

近代以来中国的命运，导致乡村治理进程一直曲折多变。起初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天朝大国跌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全盘否定传统、变革古制呼声四起，且日渐成为社会主流，于是乎乡村也成为改造的对象，理想主义者如“乡村建设派”把乡村看成是“愚贫弱私”的象征，试图引入新的理念重构乡村。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种对乡村的理想塑造更是达到顶峰，使得乡村生计与治理方式都变成了实现“理想”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联产计酬、包产到户相匹配的是以“村民委员会”为核心的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但是进入21世纪后，基于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的作用力，政府等组织对中国乡村的发展干预越来越突出，促使乡村生计方式由家户经营、畜力耕作完成了向农业产业化的变革，不仅把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让他们“市民化”，而且也使得乡村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朝着“合作社”“公司+农户”“能人带头”等多元迈进。

(一)乡村改造与乡村治理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农民自身素质较差以及外来文化的侵入是当时农村经济衰败的主要原因，于是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掀起了一场乡村复兴运动。有学者认为这场运动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旨在保持社会制度和秩序不变的前提下，采用和平方法，通过发展教育、改良农业、鼓励合作、流通金融、提高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1]由于它的改良性质不适合当时中国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乡村建设运动没有从根本上剔除阻碍乡村发展的因素，理想主义者们也没有找到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其进步性是不可否定的。正是在乡村建设派的探索下，理论上已经建构出现代化意义下的乡村建设模式。有学者具体分析，“在政治改造方面，力图实行民主自治制度；在农业经济改造方面，试图推行具有企业化和市场化性质的股份合作体制；在农民素质改造方面企图，培养初具现代文化科技知识的‘新农民’。”[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家对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控制力逐步加强，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被打破。正如有学者所言，“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农村传统的以血缘关系和宗族关系为纽带的自然村落改造成为人民公社下属的大队、生产队的基层组织。”[3]

(二)土地承包与村民自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乡村治理进入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农村改革中，以家庭土地承包为主的经营方式替代了人民公社，从而乡村治理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这就促使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最终形成。“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以何种形式将分散化的农民重新组织到国家体系中来，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4]自治即是自主性、自力(即自我力量)、自律性等基本要素。[5]村民自治制度实行的是“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即在乡一级建立国家的基层政权，行使行政权，又在乡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由村民自我管理本村范围的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自治性。[6]“乡政村治”作为农村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治理能力区域性不均衡、乡镇改革中利益矛盾突出等问题，对现有的乡村治理制度提出来一大挑战。[7]所以这就要求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形式要更为丰富，主要体现在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式自治与他治的互动等方面。

(三)发展干预与乡村生计、治理多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对乡村进行了极强的发展干预，从而使得乡村生计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如西双版纳哈尼族经济作物完全替代了农业作物，提高了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市场风险。[8]旅游成为红瑶妇女一种新的生计手段，并且在民族语境中重构了红瑶文化。[9]以致农民们自觉地从小范围的家庭承包中脱离出来，学习现代化经营理念，主动投向市场，引入外来资金和技术，生计方式也从靠天吃饭的小农生产，转变为依靠现代企业和农业技术的“工业农业”或“生物农业”，使得乡村治理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第一，建立乡村基层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第二，放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打造集体层经营和多样化经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治理模式；第三，以‘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实现权力主体多元互动。”[10]这些都为时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思考。笔者在此也不揣浅陋，对这一问题加以整体阐释。

二、民族地区乡村生计与治理类型分析

在乡村治理问题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有着较好的代表性。如是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村民自治首先从广西宜州发端，农村人口比重较大，乡村生计方式多样，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等等，笔者将从5类模式进行总结与讨论。

(一)古文村治理：合作社+

20世纪80年代初期探索的“村民自治”，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引领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的变革。由于该村的合作社刚刚起步，所以笔者选择了祥贝乡的古文村。全村辖区面积为2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34亩，有9个村民小组，161户526人，其中贫困户49户133人。以前村民出去需要坐竹筏，人口流动与货物流动均受到一定的阻力。2011年通路后，现在距宜州市区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当地政府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已经成立古文村休闲农业观光旅游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农民土地入股、贫困户资本入股的方式，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旅游扶贫模式，大力发展花田艺术观光产业、桑果休闲农业以及贫困村农家饭票服务点。

个案1：第一书记

村子以前的道路设施很差，没有产业。原来种玉米、稻谷，但很难满足温饱。我来了后，种桑树、养蚕、种植花卉。我之前的单位帮扶村里，领导调查了以后，结合土地少的实际情况，认为只能走旅游扶贫道路。当初也找了旅游公司，但由于村子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旅游公司觉得达不到他们的标准，没办法引进外来资金，所以就制定了通过合作社来带动群众发展的路线。(2017-02-14，古文村访谈)

个案2：村计生主任

村里的旅游合作社给本村人提供了很多务工的机会，如种花、漂流，村里有个70多岁的老年人，身体很好，还在划竹筏接待游客。2016年，村里新增5辆小轿车，都是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买的。在收入不是很高的时候，让合作社支付很高的工资不是很现实，但是和其他村子相比，也好多了。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就是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你要想希望他跑得快，那得支持啊，是不是？旅游合作社和村委会是要相互配合，合作社主要负责投资、管理、经营，一定要找到增加收入的突破点。有了合作社，至少在家的群众有了一部分收入。从2016年4月份到11月份，总共发了15万元工资，这个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最多的一个月有30多人在合作社务工。年纪大了，就给他轻松的活。(2017-02-14，古文村访谈)

古文村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在旅游扶贫工作中。乡党委积极探索“党组织+合作社+基地+农户(贫困户)”工作模式。其次，也得益于第一书记的不懈努力。但是，由于合作社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农户短期收益不是特别明显，资源配套也不够完善，预期的收益并没有完全实现。调查中，第一书记的有一句话触动了笔者，“如果村民思想先进，那么就不会贫穷了”。区领导也认为，一提到政府需要占用村民一点地修基础设施，但是村民还问政府要钱。村民感觉政府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最好是村民中有那种能人，能够自发的带动全村人民的积极性，全心全意投入村庄的发展建设中。所以村民担忧发展前景，而政府官员则担心村民们不配合，两者之间仍旧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

(二)美丽南方：公司+

忠良村位于南宁市市郊，全村有96户450人，耕地面积800多亩，人均收入1万多。在村庄建设方面，旧村，按照修旧如旧的思路。新村，以岭南民居改造为引领，依托稻作、知青、土改的文化底蕴，发展当地旅游业。美丽南方景区以忠良村为核心，辐射至周边的七个行政村，包括忠良村、和安、永安、乐州、老口、上林、下林。以“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引入生态开发公司，按照“产村互动，农旅融合”发展思路，建设休闲农业观光旅游综合示范村。

个案3：村主任

以前的农村污水横流，猪粪、牛粪到处都是，污水直接排放。2005年为了改善农民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政府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是“改厨改厕”，后来我们就建沼气池、污水暗沟排放。刚好当时石埠另一个村种植了几百亩的百合花，所以，政府想搞一个百合花节，达到“横县茉莉花”的品牌效应。但是宣传文案已经做好了，红河蚁爆发了。刚好当时我们村在做生态农村，所以就把百合花从隔壁村搬到我们村。仅自然景观不行，还需要挖掘村子的历史文化。在1952年中国开始土改运动时期，当时广西第二工作团来到这里，其中一个工作人员即著名作家陆地以这里为背景，写了广西壮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但是搞百合花节，吃饭、住的地方都没有，项目实施完后，镇上的书记说，这个村人均1亩地，发展农业的话，只能过温饱线。他说我作为这个村的村干部，应该尝试一下，搞一个农家乐来发展乡村旅游。政府也可以利用本地的名气和产品打造一个乡村旅游品牌。其间，遇到了很多挫折，但是党委书记开导我，也就坚持下来了，2006年我就开办了农家乐，那时南宁周边基本没有农家乐。现在美丽南方是由2014年5月份才开始动工建设的，目前还在升级改造。村庄发展主要靠土地流转，可以流给村里能人，让他做龙头老大，雇人打工，这就是农业合作社。而我们这里没有这种人才的话，我们只能把土地流转给外地老板，他们办玫瑰园、葡萄园等，有品牌效应。如果按照以前各家种各家的，那就什么都不成。在忠良村的影响下，从生产队到一个片区，从反对到观望到参与到坚持，周边村落受到影响也是集中起来整片开发。未来的发展中，最大的困境是村民的思想转变，人的观念、素质是否跟得上环境的发展。(2017-02-16，忠良村访谈)

个案4：村支书

新农村建设留的就是“乡愁”，不是把农村拆了，成立小区，而是保持原生态这种。在建设中，很注重保护环境，城里的空气不好，来到这里就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真正地感受到农村，而不是感受从这个小区到那个小区。有的农村就是把农村拆平了，变成了小区，没有农村味道。“美丽南方”还保留有原有农村的风貌，也衍生了如休闲观光车、农家乐等产业。来到这里人均消费10元，游客消费的钱都是到了农民的口袋，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从无到有，再不断提升，改变一个农民命运。以前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忠良村的农民是农民，但已经做着工人的工作。忠良村在村子里打工的不是很多。30岁以上的妇女主要去西乡塘做一些环卫、现在政府把美丽南方搞的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有些年轻人愿意回来创业。(2017-02-16，忠良村访谈)

因为近郊旅游业的发展，村里的基础设施比以前完善，村民的生计方式也更加多元化。美丽南方有40多家企业，忠良村有8家企业，有些还在调整中。村干部认为如果先整整齐齐给他们划一条经营标准，对发展也反而会起到阻碍作用。虽然目前发展势头良好，但正如村主任所言，从小农意识转变为服务意识，从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村民自身思维能否跟上村庄的发展很令人担忧。

(三)金穗模式：股份制+

隆安县那桐镇定江村定典屯处于隆安金穗香蕉产业(核心)示范区的核心区，是蕉园新村观光体验园的主要区域。全屯83户339人，耕地面积3 450亩，以香蕉为农业主导产业，土地流转率达100%。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5 625元。“金穗模式”①建立“公司+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土地承包、农户管理、按量分成”的方式，进行土地集约利用、规模经营，带动全县土地流转19万亩。农民成为“失地不失利，离田不离乡，就地工人化”的新型“双薪族”职业农民。

个案5：莫经理

董事长老家是定典屯的，首先是用自己家的土地，不断扩展，现在扩展到隆安县。2014年隆安有4万亩种植基地，同年又扩展到国外，如老挝。董事长也说选地方要讲究“风水”，这个风水不是迷信的说法，而是根据科学发展观来讲，香蕉种植怕台风、也怕水，选址也要先看三年。做企业之前要有很多调查，种植香蕉后，二十多年来，我们企业没有亏损过。一是我们的香蕉达到国际出口品质，二是广西香蕉市场价格较低，所以销往外地。金穗香蕉直接采摘、包装、拉走。金穗香蕉批发5元1斤。和村民合作，企业经营，村民受益。这个村的全部土地流转给公司，我也在这里开了餐厅。以前摩托车都进不来，路不好，2014年国家拨款，村子房屋都是重新规划。现在除了老年人带小孩子之外，其余村民都在公司和村里打工。(2017-02-17，定典屯访谈)

如今的村庄已完成83栋民居的改造建设，新建和改造公共服务设施15 300平方米。此外，开发了三条旅游线路，游客还可以体验完整的香蕉生产线，品味“那”文化。一到周末，南宁周边会有很多人来到金穗公司买生态蔬菜瓜果。旅游公司推出的一日游，39元包大巴车来接送。村民对于“金穗模式”给村庄带来的变化满意度很高，没有哪户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矛盾。一方面是因为“金穗模式”所涵盖的村庄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地理位置优势，发展的时间也较早；另一方面是因为金穗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村里的人，能够在将地缘与血缘优势转换为经济效益，又将获得的经济利益反哺于村庄，实现现代集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发展的局面。

(四)弄拉模式：能人+

马山县弄拉村“地无三尺平，山无三寸泥”，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高寒石山区，石漠化现象严重，以前全屯25户人家散落在10个多山头上，耕地面积仅58亩。李荣光是马山县弄拉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也是弄拉村发展的主导人物。他带领群众封山育林，走出一条“山顶林、山脚药、果，地上粮，低洼桑”的立体农业生态发展的“弄拉模式”。②2008年，在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规划指导下，弄拉村“农户+公司”模式，成立了广西第一个由农民自发组织的旅游专业合作社。李荣光和乡亲们开展土地承包实行经营权流转，以耕地、山林承包经营权入股，参与分红。

个案6：村民

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以往在广东打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建筑公司务工，一个月3 000多元，不比外边差。我们修路的时候，支部一班人一再强调，不能按照常规方法做，碎石滚落会对植被造成极大的伤害，破坏生态景观，所以我们都是用钩机把碎石慢慢运走。有一家参与修路的工程队，为降低运输成本，把山石炸落在山沟里，破坏了山坡的植被，党支部知道这件事后，就和这家公司解除了合同。2007年李荣光自筹资金带领全村人开山凿石，修通了一条长达4.5公里的盘山碎石路，与山外的二级公路连通。路修好了，也架通了大山深处和外部的桥梁，解决了村民出行难，和农产品难卖的问题。村集体经济壮大了，以往在外打工的村民也回来了。(2017-02-21，弄拉村访谈)

目前，所有的村民都已经搬到了山底下的新村里，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大部分村民在景区内打工，收入和以前比有了显著的提升。有学者认为旅游业对自然资源利用率较高，对当地环境会造成一定损害，所以需要将地方性知识融入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中。[11]而弄拉村受自然条件限制，环境一直比较艰苦，后来在当地经济能人的引导下，实现了一个逆转，从立体生态农业转向生态旅游业，从破坏自然生态而取得经济效益，变革为保护自然生态发展旅游业而获取经济效益。“弄拉模式”发展主要依靠村里能人的带动和政府政策的扶持，当地政府和村里能人拥有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手段，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智慧。

(五)留肖坡新村困境：村民委员会+

留肖坡新村原叫留肖地，位于南宁市郊区，有人口340余人，是以壮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新村建设工程于2006年3月启动。2014年调查时，村子的王队长就告诉笔者，新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山地鸡养殖、鱼塘养殖、花卉苗木种植等特色种养业。当时就已经出现留存土地开发难度大、收益不明这样的问题。

个案7：村支书

我们村经济来源靠种养、土地出租、务工。所以很多老板来这里租土地，开办加工厂，种植树木。土地是以个人名义出租，村里还没有把土地收回来。4 200多亩土地，能利用土地3 800多亩，鱼塘、水田承包给别人做，村里的生产用地用来搞农贸市场，外边的人和村里人都有承包摊位，每年约有四十五万的承包金作为村集体资产。村里有些就在基地打工，村里二三十岁女性多在村子对面银林山庄工作。村民担心集体资金被其他人利用，所以村民自己租自己的土地。(2017-02-19，留肖坡壮族新村访谈)

2016年重访留肖坡新村时，笔者发现村民现在的经济收入要比2014年高。2014年村子里还没有几辆小汽车，村民说刚修了房子，借的还有外债，经济收入并没有显著提升。而这次去调查的时候，很多家庭的外债还清了。虽然村民的务工方式较之前三年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年轻女性可以去银林山庄打工，年长的妇女可以去周围种植花卉的基地干些农活，男性有外出打工的，也有就在周围找点事情做的。但是，用留存土地开发写字楼的计划已经破产了。其次，村里现有的留存土地要么闲置，要么就是村民以个人名义出租给种植花卉的老板。而在前边调查的四个村庄中，土地都是被集体承包出去建设一些观光旅游项目，可观的收益都是可以预见的。显然，正是由于土地无法集体流转出去，村民、村委会以及开发商都很难看到后续的发展，才造成目前留肖坡新村的发展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困境。

三、农民自觉与乡村良性治理

生计方式的转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或者是生活条件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村民思维的转变，从而引起的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从集体经济到个人承包经营、旅游合作社、外来企业入驻等发展模式中，改变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原有的乡村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如在金穗模式中，当地土地100%进行了流转，村民的收益基本上都是依靠公司，公司也负责了修建和改造村里的房屋、基础设施，发放社会福利等。“老有所依”这样的境况真正在定典屯得到了体现，村民在公司的帮助下参与到在发展中来，也提升了自身的发展能力，发展的主体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就像贫穷不能用收入衡量一样，贫穷的原因在于个人基本可行能力(教育、医疗等)没有得到满足。同样，文化的消亡不能用交通的通达度衡量，而应该发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适应力是否适用于变化中的社会。从这个角度而言，反观广西五村的发展模式，我们就会发现，在古文村、定典屯、忠良村、弄拉较为成功的实现生计方式的转型的村庄中，村民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积极主动地适应政府政策或配合由村庄核心人物或能人提出的策略，尽管也会存在有少数几个村民因为没能实现其利益诉求而对其不满，但是总体而言，它体现了村民主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与政治或社会等之间的适应过行程中，凸现出来的文化的生命力和适应力。而与之相反的是，我们看到在留肖坡新村的分散性的发展模式中，无论是村民的主体性的发挥，还是其文化与政治或社会间的适应，或是政府与村委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的协调等方面，都存在脱节的情况。

不论一个村庄的发展如何，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发展主体是人，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村民中的政治生活层面也有涉及，与人有关的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合力对整个村庄所起的作用。从笔者前面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事实材料中可以看出，前四个相对而言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生计转型的村庄，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对村庄治理和发展的主体——农户主观内驱力的强调。并且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农民并非单纯的作为一件简单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不是一种权力和论述的结果，也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阶层的文化建构，他们在对自我社会发展和治理中表现出来的与政府的代理人，如村干部、乡村能人和企业老板之间的反抗或顺应合作的行为表征，这种行为表征即是对权力和资本利益权衡时的反映，又是对外部力量入侵时的挑战，而这也恰恰反映出了底层民众对其主观需求和内源式发展的强烈愿望。

将人的主体地位提高到了发展的层面，看到无论个体或依存于一定组织的农户在与外部政府力量的博弈过程中再怎样的无权，他们都不但只是作为“被驯服的个体”，相反他们是“理性而反叛的主体”。在不断地博弈中，有些表现为对政府政策这一外来力量的积极主动回应方式，而另一些却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回应方式，在后一种方式中，他们有时候甚至可以成功地将权力颠覆或瓦解。笔者在这里本无意将这些农户们在村庄治理的参与式地发展中的日常生活实践，或“文化博弈”涂上“传奇化”的色彩，但是，广西五村的农户们在转型中的生计方式下的故事与体验，以及改革给他们带来的阵痛与煎熬，尖叫与梦魇这些交织在一起的主体经验，的确构成了一幅交织着“合作”与“抗争”或“反叛”的“政治学与诗学”的生动画卷。这一景致将对眼下的乡村振兴，以及未来的乡村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①从“金穗模式”探析产业化扶贫之路(记者 杨静，吴子贤)，南宁日报，2016-04-25。

②广西马山升级“弄拉模式”：美了生态、富了村民，人民网-广西频道，2015-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