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黑龙江农场系统，曾经发来过很多有名的大右派，比如丁玲、吴祖光都来过。据妈妈讲，当时我们家住在铁道兵农垦局所在地虎林的时候，周围就有好多右派，妈妈还问他们中的一个版画家，要了一幅版画，一直挂在家里的墙上，文革时才被抄家抄走。可惜那时候我还小，分不清楚这些左和右的事儿，等到懂点事了，家已经搬到了一个不大的畜牧场，不知道为什么，场里，一个像样的大右派也没有。场里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转业来的军官们，虽然多少跟反右有那么点关系，但至少名义上都不是右派，他们是在部队1958年补充进行的反右斗争中，或多或少，或隐或现，或者干脆不为什么，仅仅因为他们出身不好，戴着小知识分子的帽子，于是就被发配到北大荒来，据说当时的政策是，自愿去开荒的，就不戴帽子，不识相的，就戴上帽子，开除军籍。

我一生中最熟悉的右派，只有一位，算起来，他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在心里，从来没有把他看成老师，而且他只是“中右”，属于那种只在档案中记上一笔，限制使用，但不给实际处分的那种，这种人，当时据说比正式的右派多几倍。跟这个右派发生关系，是1965年的事，那年的暑假里，我莫明其妙地被通知，你跳级了，从三年级的上半学期，直接升到四年级，读那个年级的下半学期。

换了班级，课程的压力当然有，但并不大，因为当时我已经会看书了，班主任老师从一个喜欢我的女老师换成一个冷冰冰的男老师，却令我很是不快，以至于原来那点跳级的自豪，也被冲到爪哇国去了。希望老师喜欢自己，大概是大多数小学生，尤其是那些还比较上进的小学生共同的愿望，我也不例外。开始，我以为新班级的老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般（因为跳级的缘故），于是我就拼命赶了一下，成绩很快上去了，在班上名列前茅，但是，老师看见我，依然冷冷的，连一丁点笑模样都没有。

后来才知道，我遭到冷遇，是因为他对学校允许我这种成分不好的人跳级，感到不满。别的班级的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可他却教算术。教的怎么样？平心而论，很认真，也很卖力，碰上讲了几遍学生还不懂得的时候，他的汗都下来了。班主任老师成年累月戴着一顶赵本山式的帽子，大暑天也不肯摘下来，所以汗相当多。后来，文革期间，每天早请示，有促狭的学生非说他不摘帽子对毛主席不恭敬，他不得不摘下帽子，这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是个瘌痢头，那些非要让他摘帽子的学生，看来早就知道。

我这位右派老师，教课很认真，但教的确实不怎么样，无论是他的嘴里，还是黑板上的板书，永远是干巴巴的，连一点水份都没有，一学期下来，除了少数几个比较聪明的学生之外，我相信班上的大多数人，根本什么都没听明白。我一生都对数学、甚至数字不感兴趣，估计跟小时候这种枯燥的算术课经历不无关系。时间长了，发现他不仅不喜欢我，连班上另外一个学习尖子，他也不喜欢，当然，我们这两位佼佼者，家庭成分都不好。老师喜欢女生，尤其喜欢某几个根正苗红，而且模样周正的女孩。那时候，农场学校跟农村公社的学校差不多，很不规范，学生年龄差距很大，虽然才小学四年级，有的学生已经相当大了，不少男生女生都发育得相当成熟，比我们这些小毛孩，高出一大截，后来回想起来，人家的性特征都出来了。某些发育成熟的男生，于是传老师跟女生这样那样，有鼻子有眼，但我的感觉，这种事是没有的，老师仅仅是像许许多多男老师一样，多少有点寡人之疾，但绝对没有往深入发展，奇怪的是，他的寡人之疾，居然不自觉自觉地跟党的阶级路线保持一致。

当时，我最喜欢上的课是图画课，一来涂鸦是儿童的天性，二来图画老师是女的，而且很漂亮，三来，我在课上总是得到表扬。当时，我喜欢不按规矩地乱画，此前在农垦总局小学的时候，总是挨批评，但这位女老师，却总是表扬我，每次作业，我都是全班最高分。上图画课，当时，算我的节日，总是暗地里盼着它到来，如果赶上那天图画课被劳动课冲了（这种情况当时很多），我会因此而闷闷不乐许多天。记得图画老师长得很白，漂亮，却透着高傲，虽然我知道她喜欢我，但是却不敢亲近她，虽然她就住在我们家的房子后面。每次上课，尤其是她走到身后的时候，都能感觉到一种沁人的香气，但绝不敢抬头看哪怕一眼。每次回家，走到她家门口，总不自觉地要望一眼，其实什么都看不到，因为老师下班比我们晚多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一点，文革来了。批“三家村”，少先队干部的臂章取消，课也不上了。男孩子都挺高兴，包括我在内，成天疯玩，弹弓子打坏了几副，班上另一位学习尖子，练成了神弹手，他爸爸是医生，可以弄到听诊器的胶管做弹弓，特准，让我们很羡慕。不过，大一点的学生好像没我们这么悠闲，他们在忙着斗老师，那些成分不好的老师。那时候全国都一样，都在破四旧，斗老师，斗成分不好的人，只是边疆地区，革命东风一向吹到这里，就成了强弩之末，大家狠劲不足，跟城里的老红卫兵没法子比。不过，我们这个小地方的红卫兵们，一些仅仅小学六年级和初中戴帽的红卫兵，却有一个大人当事实上的首领，这个人，就是我的班主任，他成分好，据说是标准的贫农出身，他的中右问题，估计是领导疏于看档案（在我们那里，这种事常有），居然没有人知道。

跟许多地方一样，运动开始的时候，学校领导总是趋向把运动往成分不好，有“前科”的人那里引，免得火烧到自己，于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就开始领着学生批斗自己的同事，到批的差不多的时候，学校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自动放弃领导权，于是我们老师大权在握，成为学校的实际负责人，登上了他一生中的最高峰。在他还在攀登的时候，我们的图画老师倒了霉。本来，我们学校有两个老师成分最差，据说是地主兼资本家，但是那个男老师，是教体育的，个子高，篮球打得好，跟学校一班儿最调皮捣蛋的学生，也就是当时造反红卫兵的骨干们，都是哥儿们，因此，他居然没事儿。我们那位图画老师就惨了，由于她平时就很高傲，不大理人，长的又漂亮（那时的斗人的人，都喜欢折腾漂亮的女被斗者，大概是LBIDO作怪），斗争一起来，马上就成为主要目标，大家一拥而上，斗个没完。可怜她当时已经怀有七八个月的身孕，天天拖着大肚子，被折腾来折腾去，有一次，几个年纪大的学生居然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了一串破鞋，再加一个大铁桶，赶着她游街，一边走，一边往铁桶里加石头，铁桶上的铁丝，深深地勒入她白皙的脖子里。我们班主任，明明看见了，却管也不管。当天夜里，图画老师就抹脖子自杀了，当我们赶到时，她还没死，嘴里发出来一声低微的呻吟，一张脸惨白惨白的，至今，只要提起这件事，这张惨白的脸，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后来，我们班主任也赶到了，他没有张罗救人，却在现场开起了批判会，在口号声响起的时候，我悄悄地离开了那里。

图画老师死了之后，我的晦气也到了。班主任越来越难以忍受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学生，总是找茬训人，开批斗会，成分好的同学没事就找茬跟我们打架，如果我们挨打，他不管，如果我们反击，他就说是阶级报复，一次，我实在被惹急了，脱口而出，顶了他几句，这下坏了，从此班级有事没事开我的批判会，斗得我七荤八素，找不着北，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有时连吃饭都张不开嘴。当时，我最怕的是忆苦思甜，因为到这个时候，接下来就是我这个狗崽子的批判会，一听到“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的忆苦歌，心里就一哆嗦，但是，我们的班主任，却最喜欢开忆苦会。那个年月，孩子的命运，跟父母密切相关，到了我的父母双双被抓进牛棚时，我成了农场最黑的黑五类，一天，我去牛棚给父母送东西，看押的人抓住我，拉到一个空屋子里，非要我谈谈对父母罪行的认识，这大概是他们的一种游戏，每当进行这种游戏时，在每个被关押者家属那里，大概都能听到咒骂自己父母和家人的声音，他们乐此不疲。但是，那天我却什么都没说，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只等着他们揍我，大概从没碰到过这样的钉子，他们一时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没动手，放我走了。第二天，邻居家孩子告诉我，学校出了告示，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告示上署着班主任的大名。

以后的日子，出现了戏剧性，我在家里，饥寒交迫地过了一年，但是在这一年中，我的班主任的档案被人翻出来了，革命小将们发现，原来这么革命的一个人，居然是右派分子。于是，红得发紫的班主任，被揪了出来，学校被交到了几个刚从部队复员的小兵手里。而这些小兵中，有一个很快成了家，就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大概是看我可怜，于是让我再去上学，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再也没有跟我这个昔日的班主任有过交集，虽然陆续听到过他的消息，但是心里一直怀着怨恨，总是希望他不好，但是，他其实一直挺好，被揪出来，也挨过斗，很快就解放了，文革结束，抓三种人的时候，稍微有点麻烦，也很快就过去，没有受到什么处分，然后一直在学校当个副手，直到退休。

倒是我，一路坎坷，先是因为写了反文革的信被全师批判，然后考大学政审不合格，次年才勉强上了一个很差的农业学院。这么多年过去了，伤痕早就结了疤，我也知道，当年导致我命运悲剧的并不是我的班主任，他只是适逢其时，顺手推了一下而已，他不推，也自会有人推。平心而论，他也不是个坏老师，至少他教课还是认真的，没占过女学生的便宜，除了少数几个学习特好的学生之外，其他同学，一直跟他关系很好，据我所知，这些人，直到娶妻（嫁人）生子，还跟他有来往。他做事也很认真，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学校经常要派学生去种地，多数的时候，都是他带队，而且他亲自动手干，干得比谁都多，下种的时候，用手抓粪，往穴里搁。他对成分好的学生，真的是爱，爱到毫无原则，但是对成分不好的学生，也真的厌恶，厌恶到了没理性的程度。他其实更像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贫农积极分子，不像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右派。

说实在的，我对于他为什么会被划成中右（据说那是在他山东老家的时候遭的事），我一无所知，但是从后面的事情推上去，估计十有八九，是焦大之过，即便是被无辜地塞了一嘴马粪，焦大依然不可能恨主子，不恨主子，只好迁怒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如我们那位图画老师，甚至恨乌及屋，累及我这个毛孩子。在他的逻辑里，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分子，怎么会有反右斗争，怎么会连累到他这个根正苗红的人？反右，对波及的人，不仅有肉体戕害，灵魂的折磨，还有心灵的毒害，绝对不是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因此有了自我的觉悟，有了人性的复苏，有些人，反而陷得更深，只要有机会，就像鲁迅说的那样，用拼命拉脖子上套着绞索的同伴的脚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想要借此回归革命队伍，他们的人性，没有因为遭受迫害而苏醒，反而更加扭曲，更加沉沦，惟其如此，反右的悲剧，才更悲，更痛。我想，只有认识到这一层，反右运动的危害，才算露出了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