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苏联已经解体十几年，回首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诸多学者、民众似乎仍然不能摆脱激情的支配。看看《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当有助于正确地认识那场导致全球变化的改革。本书是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辑的，当然不乏为戈氏辩解的成分，但各篇章的论述大体上还是比较客观，从中不难比较准确地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必须进行改革，而改革又何以走向其所不能想象的结局，而俄罗斯人的失望究竟有没有道理。
改革拐弯的必然性
早在苏联式政经体制现实地建立之前，192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就出版了一本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在这本后来引起广泛争论的著作中，米塞斯说，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他不光是说它是不现实的、不可行的，而是说从概念和逻辑上说，计划经济就不成立。因为，全国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取消了私有财产，取消了价格与利润，因而计划当局就根本无从知道社会需求什么，应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所谓的计划经济，最终必然会走向“有计划的混乱”，经济体系无法正常维系。到后来，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深化了这一观点。他进一步指出，计划当局陷入一种无法克服的“无知”状态：制定计划所需要的知识分散在无数人那里，这样的局部知识绝无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计划当局收集、集中使用，因而政府根本无从制定计划。假如有计划，那不过是任意编排的一堆数字而已。
当然，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在多个国家建立起来，而且也运转了若干年。但这并不能证伪米塞斯、哈耶克的理论。所有这些国家其实都利用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信号，都保留了私人市场部门，比如自留地和黑市，这为计划当局提供了制定计划所必须的价格信息。当然，由于这些部门本身受到政府的压制，因而计划当局获得的信息仍然是扭曲的。总之，计划经济终究无法避免经济混乱。“短缺经济”、苏联那样的经济结构扭曲等等，都是“有计划的混乱”的具体表现。至于中国经济在1970年代走向崩溃，也是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趋势。
所以，在实行苏联式体制的国家，至少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也会使改革变得不可避免。所有建立计划体制的国家，在经历了几年、最多十几年的快速增长后，都被迫进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每一届苏联领导人都在进行改革，只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声势比较浩大而已。
毫无疑问，任何改革者都希望把改革限定在可控范围内，并且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进行。很自然地，戈氏的改革方案从经济改革开始。这种选择，既有实用的考虑，也有理论的支持。现实地看，苏联旧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党政权力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者当然同样不愿放弃这种控制权，所以从经济改革入手是相对安全的策略。另一方面，苏联的意识形态主张经济是基础，改革者通常就相信，经济问题是全部问题的核心，解决了经济问题，“上层建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现实的逻辑通常会打乱改革者的日程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指出，国家为了控制经济，必然要扩展其控制的范围，变成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比如为了维持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转，就必须限制个人支配财产的范围，禁止人们自由迁徙，控制国际贸易，以至于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家庭的消费活动，甚至婚姻和生育。
如此，生活在苏联体制下的民众，固然对经济上的困苦非常不满，但他们最切肤的感受还是自由的匮乏。上下两个阶层的人们对此感受最强烈。一方面是国有部门之外的底层民众，他们被剥夺了利用自己微薄的技能维持生活的机会。在社会结构的另一端，知识分子则因为丧失了讨论的自由、思考、阅读的自由而不满。因此，一旦改革者为了经济改革而放松对社会的控制，民众立刻就会利用这个机会，表达对自由的诉求。改革者一门心思进行的经济改革，立刻就会变成更广泛的摆脱思想、政治控制的社会运动。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改革者调整自己的方案，改革的议程很快就会走向对旧体制之核心进行改革，即政治改革、执政党体制改革，以重建社会治理体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俄罗斯转型故事并不独特
不幸的是，这样的改革通常很难成功。这不完全是因为民众的要求不正确，也不完全因为改革者缺乏诚意。但更重要的是，不管民众、知识分子，还是改革领袖及其智囊、支持者，其实都缺乏进行改革的必要知识和技艺准备。
民众和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痛恨旧制度，对于新制度则只有憧憬的激情，而无细致、严谨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中，他们更娴熟于破坏，这只需要诉诸激情即可；而缺乏建设新的制度的知识和技艺，这是需要在实践中学习的。苏联体制的问题就在于，除了国家权力之外不存在任何层面社会的自我治理，生活在集体宿舍中的人们甚至连家庭的治理技艺都会丧失。因此人们无从掌握新制度所需要的治理技艺，甚至连他们争取新制度的行为也保留着旧制度的鲜明特征。
结果，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领导，苏联的旧体制瓦解了，但是人们在改革过程中所向往的新制度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失望，这正是大多数俄罗斯人过去十几年来的主要心态。当年对改革越热心的人，失望却强烈。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仍然是留恋过去，美化旧体制。
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能否启动全面的改革、转型，要看是否能够碰到一位具有远大理想的改革者，他恰好又占据着有利位置。这当然是运气问题，并无任何必然性。俄罗斯人是幸运的，他们接连碰上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位都具有改革的勇气，都具有义无反顾地告别旧制度的决心。
但是，一个社会终究不能靠运气建立起优良的政制。由运气带来的改革者所启动的全面变革究竟呈现出什么形态，最终通往自由宪政，取决于这个社会能否在短暂的时间内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把新规则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迅速地按照新规则建立起可以运转的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新制度才能够扎下根来，获得生命力。而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在启动全面改革之前，至少部分民众有机会学习、练习新制度所需要的治理技艺。这进一步又意味着，在改革启动之前，权力本身不是那么绝对，社会还有一些自治的空间，新规则、新制度在旧制度下有机会生长发育，哪怕不那么完整。
很显然，这样的条件十分苛刻的，甚至自相矛盾：假如不是权力过于绝对，民众及知识分子的改革诉求也就不会那么强烈。人们具有强烈的改革愿望，几乎必然意味着人们缺乏训练改革后之新体制所需要的治理技艺机会。
不难理解，俄罗斯何以至今仍然未能顺利完成当初人们所期望的改革计划，没有建立起稳定的宪政体制。其实，转型过程如此拖延，乃是历史的常态。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都是如此。
宪政制度是一套十分精巧的机制，生成与维系条件十分苛刻，尤其是需要社会自身成长、知道如何自我治理，知道如何在自由与权威、在原则与权益之间折衷。达到这样的条件，当然十分困难。但俄罗斯人无论如何应当感谢戈尔巴乔夫，因为他至少启动了转型的过程。至于最终俄罗斯能够得到什么，则要看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努力。所有怪罪戈尔巴乔夫者，如果不是硬心肠的守旧者，就是在推卸自己的公民责任。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