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之逻辑：苏联从东欧的和平撤出[①]

斯维特拉娜·萨伏兰斯卡娅( Svetlana Savranskaya)[②]

译者：田少颖[③]

冷战正是在其开始的地方走向了终结。1989年，东欧成为令人屏息的剧变的中心，西方人抱有期盼、苏联人内心忧惧，东欧人自身满怀希冀，而后果远超各方想象。剧变的非暴力性甚至可说是协调的面目自然受到欢迎，但它令当时的人们迷惑不解，今日学习国际政治的学生所获感受也是一样，学生们把这一表征看做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瑰丽畸变。事实上，东欧转型当中最出人意料和看起来不合逻辑的方面,   正是苏联对剧变的和平反应。1989年夏秋，苏联对东欧政治变动所持允许甚至是鼓励的立场，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绝对拒绝使用武力原则的具体化，而这一立场用传统权力政治术语是难以解释的。

这一令人迷惑的结局，或者用雅克·勒维克(Jaques levesque)的话来说：“1989年之谜”[④]引出了更深入的具体问题。苏联对东欧政策变化具体发生在何时？对于1989年在这一地区正在展开的危机，何种主要因素决定了莫斯科的反应？为什么戈尔巴乔夫领导团队的反应，与一贯以来苏联在国界以西维持安全地带的政策截然相反？1980年代后期，苏联对以其为首的阵营的战略价值与经济代价间的权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苏联曾经认真考虑过使用武力吗？苏联决策者是否考虑过其它可能场景？

作为对勒维克智力挑战的应答，我将论证苏联从东欧的和平撤出并不是一个谜。事实上，从目前可得的一切证据可见，和平撤出是当时最理性和妥当的政策，这一政策是戈尔巴乔夫自身思想、他的内外政策先后次序、他所获建议以及1989年东欧正在展开的政治事件进程的逻辑结果，在这一进程中，主角并不是超级大国，而是东欧的政治家和公民们。如果1989年时在东欧动武，那将显得无理、无效，甚至对戈尔巴乔夫来讲可能是政治自杀，因为那意味着使他提倡“新思维”以来为之奋斗和已获得的一切付之东流，国内国外概莫能外。实际上，仔细研读过勒维克的《1989年之谜》后，我发现尽管书名如此，作者自己业已得出结论：1989年时，苏联对东欧动武几乎不可能，如若如此，则结果会适得其反。最近时期对冷战终结所做的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得出相同结论。[⑤]

在两种通常的分析框架下去审视，苏联对使用武力甚或是压力的尴尬才会显得是谜。第一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它将苏联和平撤出东欧描述为令人讶异，这通常成为并不清晰的观照点，这一框架从抽象的权力均衡意图和假想的安全利益出发产生预期，然而并未分析诸多事件的动因和事件主角的个性。第二种分析框架的视角，建立在对于苏联对东欧政策历史的狭隘观察之上，植入了很多决定论意味的悲剧性先例和隐喻，诸如1956年苏联干涉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二战当中苏联士兵血染东欧土地的意象(苏联强硬派经常做此援引)。这一框架假定了东欧通常是苏联决策者最优先考虑的方面。

既然东欧各国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友，而且是(从欧洲大陆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着眼)对苏联的影响力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区域，那人们将认为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在处理东欧问题上将无所不用其极——开始时使用外交和政治手段，但如果这些都无效时，则使用军事手段——以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然而，诸文献和亲历者的记述表明，苏联新任统治者是在与这些狭隘定义的安全考虑经常迥然不同的规范和信仰指导下做出决策的。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和身边的顾问们以新的自由国际主义者目光，和深深植根于苏联语境的规范性考虑为基础，重新定义了传统安全概念。严格来讲，如果不考虑以上变化，从权力政治视角出发，苏联于1980年代后期在东欧的作为将被视为无法说通。[⑥]

然而，从上一个十年的国家安全档案中得到的新证据，将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冷战在欧洲的结束，并且提供对以上问题更为细密的解答。这些材料能浮出水面，有赖于我们和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及我们在东欧的合作者富有成果的合作，同时还得益于口述史研讨会以及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案》提交的请求文书。过去的二十年当中，为数众多的亲历者发表了他们对1989年事件的亲历记，这些记述点拨了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⑦]

这些新的文件，包括在本卷中所展示的特别收集的材料，和亲历者们的口述一起证明，苏联对东欧政策的真实变化，比通常认为的要早得多，实际上在“新思维”提出的最初几个月内即已开始；同时，经济因素在莫斯科重新界定小盟邦的价值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再者，苏联领导人从未严肃考虑过使用武力把盟邦强拉在一起。和西方领导人，特别是和美国总统的互动发挥了主要作用，提供了一种互信氛围和军控上的成功，正是在此基础上，苏联日后对东欧的政策得以确定。[⑧]当人们审视这些记录时，会看到共同欧洲家园这一理念，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盟友们高于一切的重要性，这一理念意味着要使苏联在经济和政治上融入欧洲，这一构想的优先地位，决定了新的苏联领导人面临包括和平撤出东欧等其它很多问题的抉择。如不述及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之初四年的思想变化，那么对苏联和平撤出东欧的解释将是不全面的。1985年时的戈尔巴乔夫自然与1989年时不同。

告别勃列日涅夫(Brezhnev)主义

上台时日不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就带来在东欧国家进行改革和自由化的希望。与此同时，1980年代中期的国内外观察家们确有理由对他宣示的意图表达怀疑，这些意图是被置于苏联战后在东欧的作为这一背景中进行解读的——包括以武力为后盾移植苏联模式的政权，以及当这些政权受到国内反对力量的严重挑战时进行军事干涉。在此种境况之下，戈尔巴乔夫要使其新思想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信服，就必须以摒弃勃列日涅夫主义为首要步骤。东欧国家的改革派共产主义者和异见分子们，等待戈尔巴乔夫公开宣示以达此效果，追踪采访的记者们在戈尔巴乔夫每次出国访问时，也总是提出同一问题。[⑨]一开始时的消息显示，这位新领导人最初在顾问圈子里和政治盟友中间表达了放弃莫斯科传统行为的意图，尽管如此，外交政策上可见的变化，在外部世界看来仍然是试探性的。事实上，在1989年前的几年，尽管在华约当中的对话风格于1985年发生了明显变化，但在苏联对东欧政策当中，延续性与变化性的迹象仍然是兼而有之。

这些变化是否立即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鲜明了解，并不清楚，因为戈尔巴乔夫在与他们会见时，使用的语言往往和其前任们相似。甚至当他就自由选择和每个国家的独立性做出大胆的新政策表态时，他仍长时间内做到保持一定的模糊性，特别是在与东欧领导人私下会谈，提及苏联对“坚持社会主义”这一点，受到威胁时的容忍底线问题之际[⑩]。新任总书记被寄予期望，人们希望他能够在其任期内以广泛的首创性使社会主义集团重新焕发活力，而1980年代早期，在表层之下，集团内互不满意的情感已积聚起来。戈尔巴乔夫行使领导权的先后次序，使他在东欧政策上的首创性立场不那么夺目。这些优先问题是国内经济改革、军控问题和从阿富汗撤军。[11]

尽管东欧在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清单上位置不是那样高，但是他知道那里亟待改革，而且确信，作为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他无法承担漠视社会主义盟国的责任。与此同时，正如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所说，1985年时，东欧的“明显平静”并未提出迫切行动的要求，且使苏联领导人能推迟采取决定性步骤，不在这个阶段就面对到1989-1990年时才使他们窘迫的诸多困难。[12]

在最近出版的新作中，戈尔巴乔夫强调在社会主义集团中进行关系变革的问题，确实是其“新思维”中最早和最重要的关切之一：“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确定这样的原则：经互会和华约的每个成员国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采取的措施再也不应该发生——捷克人民要独立建设‘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而我们报之以坦克”。[13]新的证据证实了这一说法：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之后不久，苏联对东欧政策就开始发生变化。

1985年3月12-15日，在东欧领导人赴莫斯科出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的葬礼时，戈尔巴乔夫在与兄弟国家领导人的会谈中，在新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戈尔巴乔夫在书中称，这是在此种会议上第一次提及“抛弃勃列日涅夫主义”。[14]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会议的所有细节——会议记录仍无法获得，只有戈尔巴乔夫对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已经解密[15]——所有著名的苏联观察家都指出其极端重要性。戈尔巴乔夫谈话时不拘礼节，倾听伙伴们的关切，强调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互相之间达到新水平协调的必要性。据切尔尼亚耶夫称，戈尔巴乔夫告诉他的同志们，他们在政策上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和党负责。这一会谈在契尔年科葬礼结束后马上召开。切尔尼亚耶夫在马斯格罗夫(Musgrove)研讨会上回忆说：“实际上，次日，戈尔巴乔夫把他们都召集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中，告诉他们说，从今天开始，再没有什么勃列日涅夫主义，幼儿园结束了”。“你们要去哪里，怎样到达那里，——那是你们的事，我不会干涉。即使你们要求我干涉，我也不会干”。[16]在这次会议上，按照戈尔巴乔夫对于书记处成员们的汇报所言，会议成员之间的分化是明显的：苏方参加者高度评价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和雅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的发言，对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反对华约续约20年的立场予以批评，甚至是傲然以对。戈尔巴乔夫非常重视雅鲁泽尔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间有更多非正式接触的需要的建议，并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持续跟进。

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指导下的政策来说是另一个重要节点。虽然这次会议主要是作为正式宣布“新思维”的场合，但会议表达出的变革的需要，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或者政策领域——的触动是无所遗漏的。全会还进行了重要人事调整，把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提升到拥有更高权力的政治地位上，并借助党的体系发出真正的变革正在发动的信号。新用语与社会主义思想框架相当协调，但是领导人的新风格和果断性是清清楚楚的。在苏联体系之内，总书记所拥有的权力与权威使得任何对其革新的反对都难以出现，但是与此同时，对他而言，人们也要求他不能偏离社会主义主流。正因为这些做法，四月全会的议程被莫斯科的盟友们广泛阅读和领会。因此，尽管全会并未特别处理东欧问题，但是变革之风在整个地区都被感受到了。

1985年6月底，苏联对东欧政策发生变革的另一次征兆显现了，戈尔巴乔夫对于真理报上一篇署名“弗拉基米洛夫”的文章做出强烈反应，该文攻击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正在施行的新政策[17]。文章的作者是苏共中央与执政共产党联络部(更常被简称为“那个部”)第一副部长奥列格•拉赫曼宁(Oleg Rakhmanin)。文章反对兄弟国家中社会主义的“民族模式”，指责他们引发朝向民族主义的有害趋向，甚至是恐俄症，呼吁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加强纪律性。文章特别批判了匈牙利的改革和布达佩斯与西欧的经济关系。据当时同在苏共中央这个部门任副部长的格奥尔基•沙赫纳扎罗夫(Georg

Shakhnazarov)称，这篇文章在东欧被看做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重新临朝”。[18]该部马上接到诸多从东欧盟友打来的电话，询问这篇文章是否真的代表了莫斯科的立场。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正确地认识到这篇文章是对他对待东欧新方式的破坏，甚至伤及他的个人形象，使他看起来像一个“爬上权位的怪物”。[19]他决心把自己“解救”出来，他以确定东欧领导人是否知道这篇文章不代表克里姆林宫的意见为“借口”，与几位特定的东欧国家领导人进行了联系。[20]在1985年6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达了他的不满和困惑，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拉赫曼宁的上司，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康斯坦丁•卢萨科夫(Konstantin Rusakov)。不久，他任命志趣相投的改革者瓦季姆•梅德韦杰夫(Vadim Medvedev)取代了卢萨科夫任部长，以克里姆林宫最激进的思想家之一沙赫纳扎罗夫取代了拉赫曼宁的副部长职务。这一事件及其后续人事变动在中央机关中获得广泛讨论，而且成了总书记以毫不含糊的新方式对待东欧国家的证据。

如果这一信号在克里姆林宫外还不够清晰的话，那么1985年10月21日，在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做了长篇分析性讲话，称国际共运目前处于困难时期，每个共产主义国家应当独立地解读这一局面。戈尔巴乔夫还对盟国宣布了一项新方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及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同时在所有方面进行互利合作。他强调称，这些新的原则也意味着各执政党独力承担本国条件下带来的所有责任。[21]

这样，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的第一年，已经让人们意识到新任总书记对于改变盟友间的关系状况，使相互间的关系更加平等互惠的态度是严肃的。当然，对于一个习惯了从莫斯科接受指令，并明白借助武力的“兄弟般的支持”随时存在其可能性的集团而言，这些信号并没有立刻被视作可以追求真正的独立和改革的“全权委托书”。但是，风格的变化的确被苏联和国外注意到了，苏联方面新的明显的灵活性成为整个东欧希望的来源——同时，对东欧强硬派来说——成为其心中之患。

戈尔巴乔夫的新方式并未在国内逃脱抵制，一伙已经习惯了像对待家臣一样对待东欧国家的苏共官员最为显眼。为了改变集团内国家间关系，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首先在他自己的外交团队，和中央委员会组织内打破旧思维带来的惰性。1986年5月，在同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使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展开尝试：“由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经济，他们的党和他们的政治机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能像领着小孩子去幼儿园一样领导他们。”他宣布，他愿意相信“他们对民族方式进行的探索，即便我们的朋友采取的某些步骤对共同事业而言有损害。”他同时号召更大的政策协调性和盟友间的相互尊重，特别提出创立一个领导人级别的多边工作会议机构。[2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改变多为苏联国内感觉到了，然而对外界观察家而言，东欧国家好像是被好心肠地忽视了，或者像勒维克所说的，几乎直到1988年末保持“默然不动”。[23]对这一小心谨慎的行为的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后院里有紧迫的危机，另一方面是他不愿做出任何等于是干预兄弟国家内部事务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在最高领导层的最亲密支持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及其外交政策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两人分别对国内自由化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更感兴趣，这一事实，相比其它因素，必然对促成戈尔巴乔夫相对关注东欧较少起了作用。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中，对戈尔巴乔夫看起来不愿与东欧国家领导人打交道评价说：“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我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没有看到任何对其特别的兴趣。……我觉得他和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打交道时缺乏热情，仅仅勉强同意出访，而且明显不愿意展示‘他的领导角色’。”[24]就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对戈尔巴乔夫最重要的问题是，经互会中缺乏真正的一体化，这在当时看起来仍是可以修缮的。

1986年6月，在从布达佩斯举行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PCC)回国之后，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发言的提纲，并描述了他对这些成员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印象。他讲话时充满乐观和赞扬，称赞盟国正在增长中的独立性，称“他们仍然被拉向我们”，还提到与西方对话的兴趣，这在他看来不成问题。接着他以一定篇幅谈到经互会中的经济问题。这一问题占用了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三分之一的时间，并引起了真正的讨论，这一点相比以前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正式演讲形成过程，确为一个变化。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经互会(CMEA)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间一体化不足，这一不足造成他们依赖双边协定，这也是“避免一体化带来的问题”这一普遍倾向的结果。主要问题是创建外交政策决策协调机制，特别是在经济事务上。戈尔巴乔夫强调盟友们的独立性和需要“完全在互利基础上”重构经济关系。另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各国和西方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和西德。(“每个国家都想更接近联邦德国(FRG)，”他提到。)戈尔巴乔夫谨慎地提到这些关系，并未直接禁止之，提醒卡达尔应当“靠着我们的肩膀，这样和西方的关系才更好相处。”苏联领导人相信，首先在经互会内推进一体化，然后以集团对集团方式，联合起来应对欧共体，辩称从长远观点来看，两个集团的一体化是走出目前经济困境的最好途径。要紧的是，戈尔巴乔夫并未把整个情况视为危机，也未把东欧盟友视为债务或者是负担。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表示强烈地相信，在苏联提供范式和在前方引导的前提下，东欧国家将跟上来，并且在一个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联盟内保持有价值的伙伴国的地位。[25]

或许1986年6月26日戈尔巴乔夫提交给政治局成员的一份备忘录是最关键的文件，能够让人们深入认识戈尔巴乔夫早期对东欧的想法，这一备忘录是用于7月3日政治局讨论的。[26]作为总书记的一份个人备忘录(由沙赫纳扎罗夫和梅德韦杰夫起草)，它是一份相当特殊的文件。在文件中，戈尔巴乔夫再次强调经互会缺乏真正的一体化，同时注意到在大多数东欧国家中，领导层正做出重要人事调整。他强调了苏联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特殊责任，和由苏联的榜样作用加以引领，而不是依靠强加其意志。在诸多任务当中，备忘录把经济一体化描述为主要任务，包括外交政策上的真正协调，对国内政策方面经验和信息的分享。在结尾部分，戈尔巴乔夫做出结论，建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东欧问题，然后向外交部、克格勃和中央其它相关部门做出指示，以便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建立一种战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文件以把发展苏联同盟友国家的关系放在更优先位置的号召结尾，但是在当时，这些关系显然没有相应的地位。有人也许会猜测，戈尔巴乔夫感到，因为意识形态上和战略上的原因，他被迫把这些国家视为至关重要的关切，然而实际上对此心不在焉。6月26日的备忘录是他日后对领导层所做的诸多号召的源头，这一号召要求面向东欧制定出新的协调战略。然而直至1989年，在这个方向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步骤被制定出来，到此时，采取任何措施都为时过晚了——事变正在压倒甚至是最雄心勃勃的战略。有一个大胆的新视野是一回事，制定出一项官方政策以便执行是另一回事。

为了加强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改革派的力量，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解决以往苏联在东欧的干涉引发的问题，诸如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捷克事件的镇压。1987年4月，当戈尔巴乔夫访问布拉格时，现实给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当地愉快的民众向戈尔巴乔夫发出欢呼，而对其陪同者，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av Husak)视而不见。[27]这个国家的人民普遍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改变对“布拉格之春”的官方评价：外部势力煽动的反革命事件。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做，反而严守标准公式。从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施加了强大压力，要求他不要改变官方解释，因为正如瓦西里•比拉克(Vasil Bil’ak)强调的，“那将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引发一场大难。”[28]据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捷克的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称，苏联代表团敏锐地认识到他们正在步入捷克领导层关于变革的激烈政治争论当中，这一争论一直为“1968年综合症所支配。”实际上，当戈尔巴乔夫和胡萨克会见的时候，比拉克和米洛什•雅克什(Milos Jakes)正和雅科夫列夫在一间单独房间中，就保持官方对1968年事件评价不变的重要性进行会谈。[29]

苏方最终做出的决策是，对此问题不发表公开声明，以便不介入捷克国内政治斗争。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官员们的私下会谈中，戈尔巴乔夫仅仅谨慎地宣称，捷克领导人应该为由于参加了杜布切克(Dubcek)时代的政治事件而被开除出党的公民恢复名誉。曾经流亡在外的捷克知识分子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ek Mlynar)，早先是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同学和密友，他分析此事并得出结论称，戈尔巴乔夫自己成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人质——“勃列日涅夫令人窒息的拥抱”，他这样写道。“但是他对此无能为力——政治继承往往接手负面问题。”这样，苏联领导人不能公然抛弃胡萨克政权，该政权的政治身份与对往事的看法捆绑在一起——“躺在陵墓中的布拉格之春的遗体。”[30]

如今回头来看，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在文件和回忆录当中，我们可以读出这样的双重情感：对于变革的热望和对于由苏联扶植的政权所负责任感。当戈尔巴乔夫做好准备，要宣布放弃以往的干涉政策时，他总是对于公开宣布存在矛盾心理，因为在诸多因素中，他担心西方可能会利用他政策的灵活性，并且试图在东欧鼓动彻底迅速的事变。在这一时期，这一问题在苏联领导层的讨论中不断被提及。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逐渐地开始依靠西欧和美国领导人，把他们当作同侪。在后来与西方政府首脑的数度会谈中，他公开请求支持，要求他们利用自身的政治分量警告他人(通常意味着是美国总统)不要干涉东欧。[31]这一模式的作用是加强了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欧的认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成为他在德国问题和东欧演变问题上特别信任的伙伴。戈尔巴乔夫在他与法国总统的会谈中不断指出，苏联接受逐渐进行的演变，不会考虑对其盟友使用军事方法。[32]

1985-1988年期间，苏联领导人试图在东欧鼓励改革的同时，把后者限制在一定限度内，以便让事态的发展处于这块大陆上渐进变化的框架之内——如同戈尔巴乔夫所言：“在欧洲进程当中。”为此目的，与西欧领导人达成良好共识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与此同时，华约成员国常常感到困惑，拿不准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如同往常一样，他们研究苏联的每一个进展和革新，特别关注总书记的每一次演讲和公开出版的著作。东欧百姓关注着戈尔巴乔夫，并且把他们对于国内自由化的期望与他联系在一起，以便对国内保守的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苏共新任领导人的理念俘获了那些仍然想按照人道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的人的想象力——东欧各执政党中的改革派共产主义者。然而，从保守派堡垒中释放出的反应大不相同，例如在民主德国，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决心不印发苏共中央1987年1月全会的议程，因为他担忧苏联人走得“太快了。”[33]

尽管在国内所宣布的新政策相当大胆，而且戈尔巴乔夫希望改革社会主义集团的诚意不应受到怀疑，但是他的方法缺乏一个整体战略，并且是在即兴的基础上加以推进的。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处理与盟友的关系时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但是正如姆林纳日指出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仍然受缚于他们自身的过去，不能够断然撤销对诸如齐奥塞斯库和昂纳克，这样最臭名昭著的镇压型领导人的支持。这种自相矛盾性和缺乏一以贯之的重点，促成了在东欧形成不平坦的政治进程模式。

戈尔巴乔夫的愿景和他的幻想家团队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对东欧政策缺乏一个详细的战略，但它是在一个内在一致的愿景指导之下，这一愿景从最开始时就得到清晰的表达，而且它还和他的全盘国际关系哲学相符。这一愿景由一定数目的基本原则构成，多数由他在1988年12月的联合国演讲当中鲜明地表达出来，但在甚至更早的演说当中，例如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他也做出了阐述。这些原则中最重要的如下：

绝对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作为外交政策工具

以自由选择为普适性原则，绝无例外

以人类共同价值为最高原则

在战略武器上以合理充足而不是严格势均力敌为原则

欧洲完全一体化以及苏联加入共同的欧洲家园

对于从“新思维”早期就处于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小圈子而言，这些价值观念是相当显而易见的，然而对于大多数政治局成员则并非如此。[34]东欧和西方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些观念与苏联行为的具体变化之间的关系。1988年10月28日，戈尔巴乔夫会晤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事后，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道，他的老板的做派好像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以下构成“他的观念——‘自由选择’，‘互相尊重对方的价值观’，‘在政治当中放弃武力’，‘共同的欧洲家园’，‘销毁核武器’”，诸如此类。[35]

在国内，1988年6月底，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这一愿景，以其几乎完整的形式，由戈尔巴乔夫在其主题报告中戏剧性地展现出来。在5月时，会议的主题一经印发，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苏联公众和国外留心于此的观察家们。召开这次会议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将要以铭刻时代的新气势继续前进，直接朝向苏联政权的民主化。政治局在大会召开以前，对大会报告多个草稿做了长时间而详细的讨论，从这些草稿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总书记而言，这是一项清醒的决策。戈尔巴乔夫弃用了数个由其演讲起草者准备的草稿，坚持报告中应使用他自己想要的语言。[36]这次代表会议被设计成向国内外发出的强烈信号，“新思维”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以苏联政治体系的严肃开放，甚至于对外政策的激进变化为特征，特别对于面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外交而言。美国驻苏大使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描述了他初次读到这些主题，并向里根总统简要报告时的情景，里根当时正在访问赫尔辛基，准备于1988年5月赴莫斯科参加峰会，马特洛克当即意识到新思维是“真的”，“现在我们置身于一场完全是新的比赛当中了。”代表会议的结果将导致苏联政权的核心特征发生改变，自由且具竞争性的选举将会降临，它将不再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37]

总书记秉持的这些愿景，伴随着他不断向顾问们和国际同侪的学习，日益扩展并走向极端化，这些愿景必须由完全认同它们的人去执行以生发效力。在苏联严格的等级体制之下，改革只能自上而下发起，改革执行者是谁，将带来相当不同的结果。当戈尔巴乔夫开始以改革者替换老的卫道士时，就向盟友们传递了强烈的信号，如同阿奇•布朗(Archie Brown)所指出的，在新思维和新的政治因素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在任命官员的权力和创造观念的权力之间——一个将带来重要政治后果的变动产生了。[38]

在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方面和总体外交政策领域内的重要人事任命包括：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任外长，瓦季姆•梅德韦杰夫任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国家部部长(代替了康斯坦丁•卢萨科夫)，接着成为意识形态部长和政治局委员，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和其后的格里高利•沙赫纳扎罗夫成为外交政策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以政治局委员资格执掌国际委员会，阿纳托利•多勃雷宁(Dobrynin)主持国际部(代替鲍里斯•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1988年时瓦伦丁•法林(Valentin Falin)代替了多勃雷宁。戈尔巴乔夫逐渐建立的改革派政治团队(他喜欢称它为“民主联盟”)是处于新思想家们的观念、信仰与实际政策之间的至关重要的中介。

戈尔巴乔夫和由他任命执掌对东欧各国关系的官员共有这样的观念，即苏联干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是不可接受的，无论是就某一政策发号施令，还是强加其意志而言。[39]梅德韦杰夫在其回忆录中就此强调说：“戈尔巴乔夫和我们所有人，经常在同兄弟国家领导人的会议中强调，关于政治进程的决策，选择的方向以及发展模式，都是每个国家的人民和党享有的排他性权力。对此过程的任何外部干预都是不能允许的。”[40]在这一观念之下有一种责任感，如果不说是负罪感的话，从莫斯科四十多年来在这一地区的残酷统治生发而来。戈尔巴乔夫圈子的人相信，他们现在有义务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找到脱离目前危机的道路，并且追随苏联的榜样使体制民主化。[41]

这两项信仰合为一体，产生了一个有趣的二元对立。尽管第一项禁止对别国事务的任何干涉，但第二项却意味着苏联对于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仍然承担着重要角色。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们承认这一双重性，并且在与东欧领导人相处时非常谨慎，希望能够对改革派形成支持，对保守派领导人表现出勉为其难。然而，与此同时，他们知道老派领导人能够确保稳定，防止出现无政府状态和体制的迅速崩溃。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难题在苏联对东欧政策中制造出大量的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42]

克里姆林宫的改革者们身上另一项共有的元素是，至少在“新思维”的头五年中，他们中没有一人对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苏联集团的理想体系做出质疑。他们的目标是使这一系统开放，清除旧的和失效的元素，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甚至是市场走向的社会主义流派，并使其对社会主义的诠释更为丰富，包容更早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43]然而“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将被沿用，尽管其内容将不断演变，以便皈依社会-民主主义的讲坛。此项事实能够部分地解释这一问题，即为何苏联领导人未能预见到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雪崩一样的变动。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那样的有强烈吸引力，以至于他们无法看到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想效仿他们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长期梦想是，通过净化来引领社会主义盟邦，植入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如同他于1988年4月向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解释的一样。[44]

最后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项是，如同诸多观察家注意到的一样，戈尔巴乔夫对于流血与暴力的厌恶，对于其对东欧政策的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鉴于以上已获得的证据，我们可以说，即便戈尔巴乔夫没有处理社会主义集团事务的精心设计的战略，他思想中所有组成部分已经意味着一个清晰的愿景，他试图执行它并以此应对东欧事变，而且事实上依靠他在中央委员会中的改革联盟，一以贯之地施行。

苏联重估东欧：从王冠上的明珠到一个包袱

1985至1986年期间，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集团内部针对经济关系发起了一场彻底改革。对于经互会内部经济合作和真正的一体化的前景，他抱有热情和乐观情绪。苏联给予的优惠取消了；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将能在互惠基础上相互贸易。在苏联改革家头脑中，他们尖锐地感到要改革经济关系，即使正在下降的油价也不会对经互会内一体化的机会起到破坏作用。然而，到1989年初，克里姆林宫对经互会和紧密经济合作进行了一次综合性重估，其结果导致戈尔巴乔夫抛弃了这个问题，并转而鼓励东欧国家领导人各自向欧洲经济联盟(EEU)寻求经济联系。问题的焦点就从集团内交往转变为全欧洲一体化，苏联也将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伴随着这些变动，紧随着军控问题谈判的进展和美苏间更多互信的发展，对东欧战略价值的评估也被调整了。

在关于冷战终结的著作中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即苏联领导人是否把社会主义盟邦视为包袱，以及这一看法是否促成了莫斯科对东欧政策的重构。在《1989之谜》一书中，雅克•勒维克认为，当时在戈尔巴乔夫头脑中，并没有关于东欧的“代价”观念，勒维克从对于苏联的价值角度，比较了东欧和核武器，提出尽管维持兄弟国家代价昂贵，但它们是“苏联强权的基本象征。”[45]据勒维克所言，经济因素不是理解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关键。换句话说，苏联改革家们在1985-1989年时，并未真的把东欧看做沉重的经济负担，以致于推动他们抛弃盟友。然而，新的证据表明，对此问题的答案与此看法多有不同。

在1985-1986年间，戈尔巴乔夫对于改造经互会充满乐观，即使深知其经济效率低下和缺乏相互契合。1985年10月22-23日，他首次参加了在索菲亚(Sofia)举行的华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11月份，在美苏日内瓦峰会之后，他又在布拉格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之后，他向苏联政治局提出关于经互会改革和一体化问题。他讲到“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进程时充满信心，并未发出警告，还强调科技革命是成功的经济改革的关键，“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责无旁贷。”[46]他特别提到集团内部一体化的重要性，这有利于防止盟友们为解决经济需要而倒向西方。

1986年6月，在参加完于布达佩斯举行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的同事们强调了在布达佩斯会议上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表现出对盟邦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有深入理解。然而，此时关于经互会是有利因素的不太清晰的共识仍然存在。有趣的是，特别是与他日后对苏联东欧关系的慎重反应相比，能源问题和苏联以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向东欧提供油气并未进入讨论范围。[47]苏联在资源上援助东欧并不是新问题；苏联领导人早在1970年代之初，后来在波兰团结工会危机期间，就不断讨论过这个问题。东欧国家欠西方的债务在不断增长，到1986年时已达到1639亿美元。[48]戈尔巴乔夫意识到油价的降低，但当时还未特别明显地将此趋势与东欧经济问题联系起来。1986年7月11日，政治局才第一次讨论了油价下降四分之一幅度问题。

即便总书记对于苏联面临的经济困境的认识不断加深，他对经互会的前景和1986年真正的一体化进程的估计仍然令人吃惊地乐观， 1986年11月中旬，他参加完布达佩斯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之后，很快向政治局提交了报告，可以从报告中看出来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协商会上鼓励卡达尔不要听信那些“渴望美国拥抱”的人的话，而应该依靠社会主义集团内的伙伴，他在报告结尾时谈论到“我们和社会主义国家协作的新阶段。”[49]

然而，从东欧传来的经济数据以及油价的下降逐渐带来了恐慌。最早在1987年1月时，在刚刚赴华沙参加完经互会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同事们说，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联系是“我们的经济困难”的结果，而且他首次提出将苏联的油气“阀门”当作外交政策手段的想法。苏联无法提供社会主义集团所需的技术，伙伴国也无法为苏联油气支付硬通货，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使得苏联领导人强调贸易互利，以及与帮扶盟友的责任保持一定距离的必要性：“对在那里将要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事，不要承担责任，这才是我们的利益所在。”[50]这一讨论可能导致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以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为题准备了一个报告。这一文件，通常用于总书记或者其他政治局成员参考，目前还无法获知其内容，但是在政治局会议记录当中对其有提及。这一记录提到，在1987年2月26日，政治局会议“超出原议程”，在社会主义国家部报告基础上，讨论了世界石油价格，并指出报告“缺乏分析质量”。[51]政治局对此问题的讨论同样无法获得，但是既然此文件是由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拟定的，那么我们可以假定文件必定讨论了油价下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经济的冲击，以及苏联可能采取的处理危机措施。最终，伴随着1986年国际油价的急剧下降，苏联慢慢认识到不仅盟友们是个包袱，而且经互会是无法维持的，部分是因为苏联正在失去能够把共同体维系在一起，并拉在自己身边的经济力量。

这样，戈尔巴乔夫和与东欧相关的苏联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社会主义集团对苏联而言是经济抽水机，而不带来好处，在此条件下，新的改革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冲动于1988年产生了。在这次改革之前的几年里，苏联一直面对着和伙伴国之间令人不悦的贸易失衡，在此贸易中，苏联提供包括油气在内的原材料，伙伴国则回馈给苏联质量很差的工业产品。除去这一贸易结构之外，苏联还对盟国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特别是当它们察觉到国内政治不稳的威胁时。这一行为的最切近的例子是1980-1981年间的波兰。[52]

1988年上半年，莫斯科对于帝国经济代价的评估的真正拐点来临了。3月10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在把东欧国家的经济危机描述为建立在“西方的资金和我们的原料”基础上之后，戈尔巴乔夫阐述了克里姆林宫的主要优先考虑：“在我们和经互会的关系中，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我们自己的(苏联)人民.”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y Ryzhkov)总理提出了贸易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国际原油价格从每吨180卢布降到了54卢布。”苏联简直不能再承担目前存在的供应关系了。现在帝国让人感到负担沉重，因为“单单对外援助一项，每年就从我们的预算中拿走410亿卢布，”戈尔巴乔夫说道。会议的讨论相当坦率和坚决。对真实存在的问题做任何掩饰都不能再被接受了，贸易问题将被讨论，对西方的广泛经济联系将被作为实际情况予以接受。总书记做出了这样的突出结论：“从经济角度讲，社会主义没有通过实践的检验。”[53]

回顾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在何种程度上理解了社会主义体系面临的经济危机，将会是令人惊异的。1988年10月，沙赫纳扎罗夫为戈尔巴乔夫起草了一份相当坦率的备忘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讨论时使用，备忘录提出，数个东欧国家“同时破产”的可能性真实存在着，特别点出了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备忘录还提出苏联对于东欧改革的总体战略是否存在，以及苏联在盟友国家驻军是否还能得到保证的问题。备忘录的主要建议是“将来，动用武力以铲除危机状态的可能性要完全被排除。”[54]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文件材料上的记录表明，苏联领导人确实在1988年10月6日的政治局会上以沙赫纳扎罗夫的文件为基础发言。

如此，就东欧而言，苏联人从1987年初开始逐渐体会到“帝国”的经济代价，并且到1989年时，完全接受了这一事实。多个互相独立的因素导致了这一重估。

首要的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与对威胁的认知有关。从战略上讲，在远程核武器出现以后，东欧地域的价值开始下降。到1980年代晚期，当在欧洲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被看得极其微小时，东欧的战略价值更形下降了。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日内瓦，尤其是在雷克雅未克(Reykjavik)达成的相互谅解，在说服苏联领导人相信西方根本不会进攻苏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雷克雅未克峰会后和整个1987年，美苏间的总体关系，特别是在军控领域的关系突飞猛进，这使一小部分核心苏联领导人感到，用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即使我们解除武装，也没人会攻击我们。”[55]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价值的重估的最突出证据，源自一份由切尔尼亚耶夫于1990年5月准备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主题是关于德国统一问题。他对戈尔巴乔夫写道：“[关于]这一事实的讨论，作为德国统一和波兰可能加入北约的后果，北约集团边界将移到苏联前沿——这个[观点]源自旧时；这是一种二次大战和冷战时的战略，那时，我们的安全不仅要在军事领域内进行衡量，还要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通过[社会主义]伙伴国衡量。[……]现在我们的真正安全是由美苏[军控]谈判决定的。”[56]

第二个因素如同上面已经讨论过的，是不断下降的油价，及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平衡和苏联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苏联领导人认识到，在他们和经互会中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关键成员间存在贸易赤字的条件下，他们不能再继续支持经互会。据苏共中央国际委员会于1989年3月28日举行的会议称，贸易失衡的“客观原因”是由于油价从每吨175美元降到了每吨45-50美元，为此“单单在过去的五年中，我们已经损失了大约400亿可兑换卢布。”[57]

影响莫斯科对东欧重估的第三个因素是，戈尔巴乔夫信奉的共同欧洲家园概念的发展，以及苏联需要与西方实现经济一体化的需要。苏联领导人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让东欧国家改革他们的经济体制，那么苏联就不可能“进入”世界经济——和西方实现一体化。在苏联经济学界，关于一体化和包含市场因素的经济试验的研究取得了立足之地，东欧往往被视为是一个试验基地，同时也是一个同欧洲一体化的入口。1989年，经济学家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Andranik Migranyan)对于苏联渴望新型国际经济互动写道：“不再把我们自身视为全世界发展的一个替代模型，并且意识到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根本缺陷，我们谨慎地尝试不阻碍西方式的国际经济联系。相反，我们愿意和西方系统融合，并使我们适应他们现存的结构。从这个角度上讲，重要的是我们对于欧洲和整个西方正在发生的一体化进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近期的苏联外交政策让我们有理由据此勾勒出朝向一个唯一的、跨洲际共同体的总路径。”[58]

尽管戈尔巴乔夫早就呼吁发展出一种对待社会主义盟邦的战略，但是政策建议姗姗来迟，直到1989年时，我们才看到一个或多或少内在一致地从概念上处理在东欧的变动的努力。有两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揭示了1989年初，放在戈尔巴乔夫桌上的分析和建议材料的深度：一份是来自苏共中央国际部的备忘录，另一份来自苏联科学院下属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博格莫洛夫研究所)。[59]

两份文件都描述了正在社会主义盟邦发展着的深刻危机，而且强调了苏联影响力的有限性。

回归欧洲：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

在提出“新思维”的初期，苏联新任领导人接手展开了一场争取西欧人心的战役，要同里根政府治下毫不妥协的美国争夺，把西欧的政治家和民众拉向自己这边。在冷战年代，努力分化北约常常处于苏联战略的核心，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初的政治局讨论中，改革家们也毫不讳言同样的想法。只是到了后来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的概念才发展成更为综合性的愿景，并且不再只作为工具，而成为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最终目标。

这一新概念对于戈尔巴乔夫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将建立在普世人类价值，集体安全和经济一体化基础之上。在它身上具体化了这样的愿景：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陆，在其上人员和思想可以自由流动，而不必担心战争或饥饿。在新欧洲当中，两大集团将逐渐取消他们的军事组织，安全职能将由新近得到强化的欧洲安全及合作会议框架和联合国加以承担。

然而，1985到1986年间，在这个概念还未完全形成之前，苏联对欧洲政策具有更多的策略性——其目标是引诱美国就军备裁减进行谈判，并使军备能够降到适于苏联的经济目标的程度。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参加了于布达佩斯举行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之后回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从这个角度强调了要以苏联的对欧政策来影响美国：“这一以欧洲为目标的政策正在产生出可观的储备。每个人都这样认为。我们在这里的工作能够影响美国，影响整个世界的发展。”[60]

在改革前进过程中，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接触日增，使他把他们当成了自己首要的同侪群体，他对欧洲的欣赏和理解更丰富了，他的手法减少了策略性。社会主义集团在重估当中被当做包袱而不是战略资产，促使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在经济上依赖西方是不可避免的，并进而看到同西欧在经济上深度整合是刻不容缓的关键。戈尔巴乔夫本人是一个坚定的西化论者，他的观点受到他当中央农业书记时对欧洲的旅行经历的重要影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想对戈尔巴乔夫触动特别深。因此，他总是倾向于欧洲方向，尽管要经过一段时间，他才能确切指出东欧该怎样适应苏联的设计。[61]

在经历一段时期之后，关于欧洲的愿景，特别是关于共同欧洲家园的理念，在戈尔巴乔夫关于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未来的思考当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他顾虑的是在西欧人眼中，苏联的形象总是与入侵相联系。改变这一形象，被他视为能够被接受为一个文明的欧洲国家之一的必要条件。1987年5月8日，当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华约的新军事方针时，戈尔巴乔夫提起他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谈话，这一谈话给他留下了长久的印象：“她说她们害怕我们；我们入侵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阿富汗。这一印象在公众中普遍存在。”他先指出，苏联不应再在关于其驻欧洲战场的常规军力问题上再说谎了，之后，戈尔巴乔夫倡议进行军备裁减，并且把这一论点与思考“关于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62]

欧洲，包括“回归欧洲”，是改革中最早的思想之一，常常唤起俄国对其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认同感，以及把欧洲从美国身边拉开的模糊愿望。共同欧洲家园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戈尔巴乔夫把欧安会框架变成欧洲安全主导结构的愿望之上，那将意味着北约和华约的逐步消亡。欧安会因为对人权的关注曾经被戈尔巴乔夫的前辈们视为烫手山芋，几乎就在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之后，欧安会就得到了改革派领导人面貌一新的关注与支持。实际上，谢瓦尔德纳泽作为外长的首次出访就是出席欧安会维也纳会议，苏方在会上提出了史无前例的建议：在莫斯科举办下一次欧安会会议，主题是从人道主义角度讨论安全问题。为达此目的，克里姆林宫在苏联人权实践当中做出了重要变动，包括释放政治犯，停止迫害著名的持异议人士。[63]

在1988年初，在一项为了给共同欧洲家园概念增加实质内容的努力中，以及为使莫斯科的智库研究重心转向欧洲，根据这一概念的未来指导者尼古拉·舒梅列夫(Nikolay Shmelev)的要求[64]，苏联科学院成立了欧洲研究所，由维塔利·茹尔金(Vitalii Zhurkin)领导。这一研究所深入参加了为1990年11月召开的欧安会巴黎峰会做准备的工作，并且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欧洲一体化和德国统一问题的详细分析。

1989年时，欧洲和“欧洲性”突出显示了苏联对于社会主义盟友的态度。在1988年12月于联合国发表演说之后，戈尔巴乔夫被欧洲人的反应所鼓励，也为华盛顿“重估暂停”感到扫兴，他决心在欧洲大陆上寻求突破。他要求他的顾问们为他在欧洲委员会斯特拉斯堡会议上，准备一份有分量的演说。这一演说据推测是在保密情况下起草的，甚至对其它领导成员都秘而不宣。它被视为“和在联合国的演说相似，只是带有特别的欧洲角度。”[65]戈尔巴乔夫想要清楚地说明他对欧洲及共同欧洲家园的愿景，不遗漏其所有的组成要素，还要说明欧洲人按其执行就能达成这一目标的程序。

1989年7月6日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演说，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欧允许苏联加入其共同体的热情呼吁。演说中包含有诸如“欧洲的统一”这样分量重的术语，他甚至引用了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话，后者在19世纪时曾预测，所有欧洲国家“在不失去[他们的]卓越特征和光辉特点的同时，[将会]不可分离地融合为一个高水平社会，建立起一个欧洲兄弟联盟。”戈尔巴乔夫解释说，所谓共同欧洲家园涵盖了四个要素：建立在自我约束而不是威慑主义基础上的集体安全，彻底的经济一体化，环境保护以及人权维度——特别地说，尊重每一个国家中人民的人权。整座大厦将建立在欧洲认同基础上，而这一认同发源于普遍人类价值与法治：“在我们心目中的目标是，要重构欧洲的国际秩序，以便把欧洲共同价值推向最前列，并使以利益平衡代替传统的军力平衡成为可能。”[66]

苏联驻维也纳使团的领导人物，尤里•卡什列夫(Yurii Kashlev)大使，日后明确地把戈尔巴乔夫建议由1975年《赫尔辛基最终文件》35个签字国在1990年于巴黎召开峰会，与1989年在东欧“风暴”一样的事变联系起来。[67]这一峰会的宪章所涵盖的欧洲的范围，从温哥华直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将会成为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以共同欧洲家园为模式的一体化的顶峰。此时，在柏林墙倒塌两周之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事变正进入高潮，戈尔巴乔夫在与芬兰总理毛诺•科伊维斯托(Mauno Koivisto)会晤时，以肯定的口吻谈论这些变化，强调对其不应干预，并且推动35国“聚在一起，看看什么样的欧洲安全新视野和合作进程现在正在展开，以及建立共同欧洲家园的机会到底如何。”[68]这月底，雅科夫列夫在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会面时，阐述说：“欧洲国家将有一个共同的议会，有共同事务与贸易关系；边界将互相开放，”他列举这些作为“指导建立共同欧洲家园的政策的组成因素。”[69]

这些政策是戈尔巴乔夫对欧洲的优先考虑，此时，以此“吸纳”苏联“后院”的革命的意图更为明显了。1989年12月，他与密特朗在基辅会晤，他以如下方式概括了他的主要考虑：在所有优先考虑事项中“最首要的”，“应该是欧洲一体化，东欧演变与全欧洲[安全]进程，以及在欧洲确立和平秩序。”[70]实际上，苏联政治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讨论，都是把问题置于全欧洲进程框架之中的。欧洲被当做重点也使得华约伙伴国的重要性逐渐消失，后者日后已经变得仅被视为达到主要目标的工具。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对待东欧的想法完全一致，他认为，让苏联融入文明的欧洲国家大家庭是戈尔巴乔夫此时的梦想和意图，因而，东欧仅仅是他不得不时时勉强回头加以照顾的穿插表演。[71]

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顾问和支持者们中间，关于建立共同欧洲家园的思想是非常坚定的，其基础是使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等逐步走向消亡，尽管在苏联建制内并不是人人接受这些思想。格里高利•沙赫纳扎罗夫是遣散盟友这一思想的最坚定支持者。他在和戈尔巴乔夫的交流中不断提及此点，并且在1989年10月14日就此问题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表明苏联是如何接受东欧革命的，以及苏军从东欧撤出，将会合逻辑地导致解散两大集团，并加强欧安会结构，使其成为欧洲安全的主要框架这一最终目标。备忘录建议“推进使军事对峙缓解的进程，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已在设想的基础上前进，因而可以预期华约与北约将在20世纪末被废除。在这一进程的框架之内，我们应该确定一定数量的中间阶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确定两大集团的军事组织于1995年被废除。”[72]在这种境况下，任何在东欧使用武力的企图都被视为是适得其反的。与戈尔巴乔夫最接近的苏联改革家们实际上欢迎东欧转型，而远非哀叹“失去”了一个安全区域，正如切尔尼亚耶夫在1989年10月所记录下的：“社会主义的整个消亡作为世界现象正在发生[……]这或许无可避免而且是好事。因为这是人类在常识基础上的再次统一。”[73]

1989：东欧和苏联国内状况

1989年初，东欧正成为国际问题当中的头号热点。那里正在发生的动荡已为整个欧洲和美国感觉到。即将于1989年1月上台的乔治•布什(George Bush)政府开始重估美苏关系，正在莫斯科参加三边委员会一次会议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试图重温他作为国务卿的角色，想和戈尔巴乔夫谈判，某种程度上沿着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缔结的雅尔塔协议势力范围界线，就东欧达成一项谅解。基辛格先后与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会面，他向戈尔巴乔夫递交了美国当选总统授予他的介绍信。两次会谈都清楚地表明前国务卿关切的焦点，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正在展开的进程：“东欧国家目前进入了一个特别演进[阶段]。再过一段时间之后，结果是欧洲可能再次陷入爆炸性局面。”[74]基辛格试图在美国新政府中留下一个作为后冷战时代欧洲的建筑师的印记，希望怀旧的欧洲能够忆及他在尼克松总统手下的角色，那时，他，多勃雷宁和勃列日涅夫通过“后院管道”的秘密安排，就国际政治中的主要问题取得了值得铭记的谅解。他对战后欧洲的观念——处于美苏共治监督之下的逐渐演变——肯定打动了戈尔巴乔夫。他同时在考虑德国实力的增长及其向北约之外释放的沙文主义，还想以以下的阴霾打动苏联领导人：他警告说，德国民族主义的增长，“在未来5年内将伤及我们美国人，而在未来50年内将伤及你们。”戈尔巴乔夫在1月21日向政治局提及基辛格的建议：“基沙暗示了美苏共治欧洲的想法。他暗示日本、德国、西班牙和南朝鲜处于上升势头之中，因此，我们应达成一项共识，以便‘欧洲不会异动’。”[75]然而，这一想法在即将上台的美国政府中并未得到支持，而且再未以官方途径提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布什政府继续重新考量其对苏政策。三名总统的最高级助手——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长期任职中情局，时任国家安全副顾问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及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对苏联持有共同的强硬派看法。据他们判断，冷战仍未结束，戈尔巴乔夫并未通过所有能证明他的改革态度严肃的考验，甚至他在联合国的演说也是一种宣传措施。对这一群体而言，美国对欧洲的政策是通过与戈尔巴乔夫竞争的棱镜被看待的，而且其目标是防止他的风头盖过美国新任总统。[76]

因为苏联领导人意识到在军控问题上应该尽快前进——特别是，缔结《削减战略武器协议》，协议将规定双方各削减50%战略进攻武器——布什在1989年最初几个月的暂停和看起来犹豫不决，令戈尔巴乔夫产生巨大的挫折感，甚至于怀疑美国想破坏改革。[77]然而，美苏关系的缺乏进展造成的结果之一是，造成欧洲进程更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中心项目。

1-9-8-9，被设想为戈尔巴乔夫在军控上取得突破的一年，但它也被推测为欧洲之年。据切尔尼亚耶夫称，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之后，戈尔巴乔夫下一个优先考虑事项应为，“整理出应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朋友们做些什么。”[78]1988年秋，苏联领导人和东欧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其高潮是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社会主义阵营发展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在与波兰前外长、现任中央书记，雅鲁泽尔斯基特别信任的特使约瑟夫•奇雷克(Jozef

Czyrek)会谈时，戈尔巴乔夫不仅对正在波兰进行的圆桌会议谈判大开绿灯，还实际上加以鼓励。[79]学术机构、苏联外交部、苏共中央国际部接获指令，受命就苏联对东欧政策提交建议性报告，这一报告于1989年2月形成，瓦季姆•扎格拉金(Vadim Zagladin)，国际部的顶尖西方问题专家，受命就欧洲问题准备一份开创性报告，参照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演说，以备戈尔巴乔夫在那一年夏天于斯特拉斯堡发表。[80]

戈尔巴乔夫和他在苏联领导集团中的盟友，清楚地知道不能在东欧使用武力，但是他们也明白关于这一点，对东欧人而言还有些模糊。保持这种模糊性的建议实际上来自于博格莫洛夫研究所的一份备忘录。1月21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就东欧对苏联对于阵营中的骚乱可能采取的反应的程度之疑虑评论说，“这些国家的人将会问：苏共中央什么态度，它会用何种缰绳将我们的国家拉回来？他们简直不知道，如果他们把缰绳拉得再紧些，它就会断掉。”[81]3月份，就在命运攸关的人大代表选举开始两天之前，戈尔巴乔夫对匈牙利党领导人卡罗伊•格罗斯(Karoly Grosz)示意，目前已到了变化的边沿：“然而，限度是确保社会主义安然无恙和社会稳定。”[82]可是，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当匈牙利总理米克洛什•内迈特(Miklos

Nemeth)通知戈尔巴乔夫，决定“完全移除匈牙利西部和南部边界上的电网和其它拦阻装置”时，他又策略性地允许匈牙利开放其边界。内迈特称边界栅栏的价值已经“到头了”，苏联领导人对这一定性并未提出异议。[83]

读过苏联政治局1989年的讨论记录之后，人们可能会被一个明显的矛盾所触动：好像在这整一年当中，东欧简直并不存在一样。东欧发生的事件在政治局的讨论中仅占了很小一部分。占据领导人议程的主要问题，包括对于人民代表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诸如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rorno-Karabakh)那样的民族冲突，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Tbilisi)事件，[84]经济改革(特别是农业方面)，矿工罢工，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叶利钦(Yeltsin)对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强的挑战。

经济问题

显而易见，外交政策在政治局讨论范围内“消失”，是因为1989年时国内经济问题成为领导人议程和社会关注的重头。不断下跌的油价以及国家从“宿醉者”方面获得的岁入的急剧下降(这是反酗酒运动的结果)，对摇摇欲坠的苏联经济釜底抽薪。这一状况，和同时在扩展的“公开性”，加重了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预感。瓦季姆•梅德韦杰夫称：“始于1987年的经济改革实际上被埋葬；人们谈起它的时候越来越少。主要问题是对于货币供应和百姓工资收入的控制是一场失败，这是主要推手，导致进入无法减缓下来的通胀螺旋，而且日复一日，使通胀更加难以制止。”[85]

这一年的开局是以对中央农业全会的紧张准备工作开始的，全会在3月份召开。农业改革是所面临的经济挑战的另一个复杂方面。事实上，对戈尔巴乔夫而言，这是宣布起来最困难的一项议程，因为源于斯大林集体化时代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保守态度占有压倒优势。在这一问题的纯粹经济角度之外使困难加重的是，中央农业书记是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政治局中对戈尔巴乔夫强有力的反对者，他试图使他对改革的保守反对立场固化。1989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过生日，从早到晚，一直在讨论“农机部门最尖锐的问题。”推动农业改革意味着与集体化和早期斯大林主义迎面相对，然而总书记已决心这样做。据沙赫纳扎罗夫称，戈尔巴乔夫就农业方面的激烈改革发表了“热切的讲话”，包括允许私人租种小块土地，家庭作业队，私人农业生产——对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仍冠以“回到列宁令人尊敬的对待农民的方式。”[86]

如上所述，能源问题直接导致了危机。当时的激进派经济学家和后来的叶利钦首任政府总理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称，从1988年年末开始，经济迅速恶化，其关键因素是因为基础设施破坏带来的石油产量下滑。油价常常是有关冷战终结的叙事中被忽略的一章。从1986年开始石油价格即开始下降，但无论苏联经济学家还是决策者，都对其对于经济的影响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中央计划经济造成了这样的幻觉，似乎政府总能通过“增发”(按需要想印多少卢布就印多少)控制住经济，油价下降对于百姓的影响迟迟未被意识到，当累积起来的冲击到来时，被证明极为沉重且令人迷惑。从政治局讨论记录似乎可见，高级干部中很少有人实际上明白国家所处经济危机的深重。雷日科夫总理，是最早经常大声发出警告者，但是乏人回应。

1989年2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至关重要，它最终摇醒了党的领导人，令他们回到现实并寻求办法应付危机。雷日科夫在会上首先就国家经济状况发言：“改革施行三年以来，政府支出超出预算1330亿卢布。油价下降造成的损失在其中占400亿卢布，伏特加酒销售下降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340亿卢布。[……] 改革施行三年以来，工业增加值仅100亿卢布。但是我们在农业上的损失达到150亿卢布。切尔诺贝利事故让我们损失了80亿卢布。在三年之内，货币增发了210亿卢布。1988年一年的增发量即达110亿卢布，这是自战后以来最多的一年。”[87]

结果是，流通中的400亿卢布没有消费品可以抵付，累积的问题在这个国家造成尖锐的赤字压力，在百姓中造成令人痛苦的短缺感。到1989年末，在苏联只有11%的消费品(在当时清单上的989种消费品中)不存在短缺现象[88]。民间酝酿着不满，而且将会以新的更明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当戈尔巴乔夫与工人们会见时，他被迫接受公开批评。1989年3月，在人大代表选举开始的当晚，矿工们发起了罢工。在整整一年当中，中央委员会都收到工人们寄来的抱怨食品和其它基本消费品短缺的怒气冲冲的信件。

对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班底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看来越来越应该是迅速扩大与西方工业企业的合作，建立并深化苏联和东欧企业的直接关系，特别是要吸收西方投资及获得贷款，所获资金将能用于购买消费品，以缓解短缺，吸收百姓手中累积起来的过剩货币。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与反对派浮出水面

1-9-8-9年也是苏联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实行首次民主选举的年份。经过长期辩论之后，在1988年举行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决策终于通过。按照已获批准的决议，三分之二的人大代表将从地方代表中选出，另外三分之一从公共团体中选出；后者中有100个席位被指定给苏共(戈尔巴乔夫从其支持者中给党指定了许多代表)。[89]在三月底，政治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即将到来的选举，以及选出和提名代表的程序。戈尔巴乔夫希望借助选举能摆脱最高苏维埃中占多数的保守派，并且为他的改革派团队吸收新人，更倾向改革的立法机构和到1989年时已越来越顽固的党机关相斗，将能使他从中获利。

尽管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支持者们预见到共产主义者们在选举中可能失利，但结果令人大跌眼镜。令人啼笑皆非的是，85%的当选代表是苏共成员，但是当权者和那些期望获胜者皆未如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组织所受损失最为沉重——所有高级行政人员和党的官僚都出局了，甚至在毫无竞争的选区也是一样。全国的苏共要员们都一个境遇：20%的党的各级书记们选举失利了。3月28日，政治局就选举结果召开了长时间会议，苏共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某种程度上广泛的自我反省。阿纳托利•卢基雅诺夫(Anatoly

Lukyanov)指责经济危机和诸如人权团体“纪念碑”(Memorial)这样的“非正式”组织的影响造成了选举失利。叶戈尔•利加乔夫则认为是大众传媒和它们对党的负面历史的报道造成失利。他要求同志们慎重对待，并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1968年和1956年)，祸端就是大众传媒引发的。”[90]

对戈尔巴乔夫而言，选举结果难以下咽。尽管最高苏维埃中的保守派在选举中被清除出去，但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鲍里斯•叶利钦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他这次参选莫斯科的普通席位，并把许多激进派带进了立法机构，比如著名的人权活动家和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kharov)。戈尔巴乔夫现在已经瞥见了一点点未来。在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他说：“3月25日人大开会。叶利钦说他正在确定哪些代表将划进他的营垒。”实际上，人大开始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戈尔巴乔夫尔对4月9日第比利斯悲剧性事件的卷入程度。

民族主义：一股始料未及的力量

1989年，另一个直接牵涉到苏联领导人对东欧政策的问题，是愈演愈烈的加盟共和国的不满与寻求独立的运动，这一运动起源于波罗的海国家，并在夏天时影响到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年初，政治局讨论了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示威，以及他们对经济上自给的要求。1月30日，政治局就“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极端主义者，反苏团伙和组织”做出决议，2月15和16日，在立陶宛发生了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之后，政治局波罗的海问题委员会在18日举行了特别会议。戈尔巴乔夫相信劝说和影响力。他愿意让波罗的海国家到1990年1月1日时实现经济自给，但确信即使是当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也会意识到，这个地区如果不和苏联整合在一起，在经济上根本无法存活。

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对于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而言是个盲点，他们都是听着苏联宣传长大的，而旧日的宣传一贯称苏联各民族关系融洽。在切尔尼亚耶夫于1988年12月所记下的日记中，他辛辣地描写了他和他的老板的谈话：“戈尔巴乔夫问我[……]波罗的海国家的人真的要退出联盟吗？我告诉他：我认为他们真想[……]他告诉我(难道他对我打趣还是真那么想？)在他们把自己和苏联其它部分分开之后，他们就等着祈祷吧。”对此，切尔尼亚耶夫只能在日记中写道：“自欺欺人、幼稚。”[9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1月9日柏林墙即将倒塌之时，苏联政治局正在讨论如何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要求。政治局会议气氛陷于陷于恐慌边缘，雷日科夫预言式的就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退出联盟发出警告，称“闻出了全盘崩溃的味道。”[92]

实际上，在1989年的每个月里，各加盟共和国的起火点都越来越多了。在苏姆盖特于1988年发生了暴力事件之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现在由莫斯科派出的一位特使直接掌管。5月和6月间，在费尔干纳盆地爆发了对于讲格鲁吉亚语麦斯赫特 (Meskhetian)方言的土耳其人的大屠杀，这些土耳其人是斯大林从克里米亚流放到这里的。然而对于戈尔巴乔夫及其威望造成最大破坏的政治事件，还是发生在第比利斯的对示威者的镇压。在4月8日到9日的午夜，格鲁吉亚第一书记朱姆贝尔•帕季阿什维利(Jumber

Patiashvili)下令军队强力驱散示威人群，造成1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戈尔巴乔夫并未果断地谴责使用暴力，此事造成对他牵连在内的指责，对其名誉造成很大打击。但与此同时，这也就何种措施能为人们所接受给他上了一课 。3月11日，当政治局就波罗的海局势进行讨论时，戈尔巴乔夫就使用武力镇压明确表态：“绝对不能使用武力。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摒弃了它，对于我们自己的人民更尤其不能使用武力。”[93]

1989年9月，民族主义运动大潮袭击了乌克兰，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组织“鲁赫”(Rukh)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国家独立是其最终目标，同时，乌克兰天主教也组织了群众示威。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什切尔毕茨基(Vladimir

Shcherbitsky)下台了，苏联重要度排第二的加盟共和国现在正对中央政府不断发出抱怨。突如其来，保持苏联作为一个国家联盟的问题占有了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与此相比，保持帝国外延凝聚力的问题退居其次了。戈尔巴乔夫面对着如此的两难困境——他不使用武力则无法保持帝国内部的统一，但使用武力又会破坏他在国内外的整个事业。他只能寄希望于靠尽快与欧洲一体化解决民族问题，越快越好，以便在这个过程中吸收外国贷款和投资。

如上所述，国内政治考虑，特别是日益临近的关于苏联解体的威胁，使苏联领导人对于东欧的照拂日减，还影响到他们对于在东欧使用武力问题的顾虑。同时，在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发生的震颤不断增加，东欧人也利用苏联国内发生混乱和美国延长重估带来的这一难得的窗口期采取行动。

波兰的选举与帝国的失去

6月份，波兰举行了自从共产党上台后的第一次自由选举，结果团结工会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获得了99席，在国会(色姆 Sejm)中获得全部161个席位。这一结果也使得波兰统一工人党陷入了类似于苏共在3、4月间经历的自我反省当中，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激发起不绝的回响。有人也许想看到苏联政治局如何回应，然而莫斯科几乎默然无应。事实上，从档案文件可见，戈尔巴乔夫对于波兰的改革与选举仅表支持。更进一步，当年夏末，他还在电话中对波兰联合政府领导人拉科夫斯基(Rakovski)表示支持——即使这意味着波兰可能采取脱离华约组织的重大决策。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评价说，现在我们可以设想，这一动向，将会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何等重要的心理和战略影响。格拉乔夫写道：看样子，“波兰共产主义者的失败表明东欧的‘戈尔巴乔夫主义者’们遭受了显而易见的挫败，[以及]对于‘政治新思维’的首次严峻考验。”[94]

然而，威压并未被视为一个选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波兰同事，雅鲁泽尔斯基以及米奇斯拉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从1988年秋即开始讨论类似可能性，特别是当雅鲁泽尔斯基在1989年4月访问莫斯科期间。问题不是苏联是否应该推翻波兰的进程，而是如何在新政府当中保持住改革派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力，并且使波兰留在华约之内。

尽管波兰选举结果对于戈尔巴乔夫希望改革派共产主义能够遍及东欧的希望是一大打击，但是从他的观点看，在事情的更高规划层面，这些变动仍然可控。只要还处于“欧洲整体”框架之内，并且其轨迹是朝向共同欧洲家园，非共产主义者领导的联合政府也可以被接受。在戈尔巴乔夫每次与西方领导人的会谈中，这一观点是明显的，他每次都呼吁他们避免在东欧造成“无法控制的事变进程”，要求保持稳定和进行渐进转型。四月份，他把这些考虑向撒切尔夫人提出，5月，向美国国务卿詹姆士•贝克(James Baker)提出，6月对科尔以及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acker)阐明，7月对密特朗，9月再次对撒切尔夫人谈起。每次会面当中，需要在东欧保持稳定都被讨论过，这一点还被和共同欧洲家园进程联系在一起。

当伊姆雷•纳吉(Imre Nagy)被重新安葬，以及匈牙利圆桌会议谈判于6月13日开始时，苏联的反应与对波兰事态的反应相似。戈尔巴乔夫内心介怀，但是对外表示只要改革事态平和，他就予以支持与鼓励。在圆桌会议开始的当天，戈尔巴乔夫正在波恩与科尔商讨东欧局势，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从这些会谈人们可以看到的是两个盟友在讨论就一项计划采取联合行动。以下是科尔对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国家的立场的描述，所依据的是在戈尔巴乔夫离开德国回国后，科尔当即给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的美方电话记录：“德国总理强调了戈尔巴乔夫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极其亲密的个人关系，以及两人对波兰事态发展的共同应对手法。德国总理还称，在匈牙利领导人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不存在这样的个人关系，然而戈尔巴乔夫仍支持匈牙利的改革努力。从情况对比可见，在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之间存在巨大的立场差距，和东柏林之间也是一样。”[95]

6月14日，在这次出访德国的另一次会谈中，科尔和戈尔巴乔夫讨论了东德问题，交流的水平和达成的互谅简直令人惊异。科尔向戈尔巴乔夫抱怨昂纳克和他的妻子：“有几句话谈谈我们共同的朋友。我得向你直言不讳，埃里希•昂纳克让我烦心透了。他夫人刚刚发表了一个声明，号召民主德国(GDR)青年拿起武器，如有必要，面对外部敌人保卫社会主义成就。很明显，她指的是进行改革、发起民主化进程和走自己的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她心中，首当其冲的是波兰和匈牙利。”[96]

1989年7月，本年度对社会主义阵营而言，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了。在刚刚于斯特拉斯堡发表演说之后，戈尔巴乔夫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从目前可见的文件来看，那里的演说与会谈具有超现实性质。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华约的苏醒，此时，其两个成员国内正在谈判建立非共产主义的联合政府，而这是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的结果，他宣布普遍人权具有最高地位，民主价值高于阶级利益，并且示意盟国各党：如果他们的人民把他们选下台或者起而反对他们，苏联“兄弟般的援助”不应借机来相救。可是，如同安德烈•格拉乔夫(Andrei

Grachev)在其回忆录中确认的一样，“在这些场面之后，齐奥塞斯库和昂纳克试图提出‘波兰问题’，希望劝说他们的同志们，现在急需给予波兰‘兄弟般的援助’。”[97]

在此背景下，问题浮现出来——在1989年夏秋之际，东欧领导人如何看待该地区的政治发展，他们期待戈尔巴乔夫如何对他们做出回应？从历史证据可见，看起来到夏天时，东欧国家的高层们已经清楚认识到，他们不能再依靠苏联的保护以反对自己的人民，对1956年和1968年事件的解决办法不能再指望了。1989年2月21日，匈牙利外长豪恩•居拉(Gyula Horn)在对本国的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HSWP)中央书记发表谈话时说：“今日在华约体系内再发生干涉是没有任何可能了——我们已远远超越了勃列日涅夫主义。”[98]在戈尔巴乔夫于联合国和斯特拉斯堡发表演说，以及苏联领导人与西方领导人于1989年多次会面后，西方领导人对于这一点是越来越清楚了。所以使用武力并未在1989年的议程之上。

然而，问题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知道克里姆林宫不会使用武力，那么他们是否会为了自身利益装作这样的威胁仍然存在，以便希望借此限制国内反对派呢？这是苏联和波兰当局在团结工会危机期间用过的战略，而且共产政权在1989年时仍然可以再来一遍。毫无疑问，反对派，尤其是街头的异见分子没有办法和苏联的改革派直接打交道，他们只有以前的改革尝试经历可以依赖，而这些改革尝试多数都以悲剧结尾。因而，在历史记忆对他们的抑制当中，两个因素分量最重——假定的东欧对苏联的战略价值，以及对于改革运动的残酷镇压史——反对派的活动异常谨慎，试探性地前进，以免惹怒莫斯科，在前进路上不断发誓效忠华约——比如他们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圆桌会议上不断所做的那样。这种自我限制，一定程度上由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漂浮不定”导致，[99]造成的结果或许是对于东欧人而言最好的变动过程——一场“天鹅绒”似的，渐进的和非暴力的转型，外表看起来像严格按照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家们监督下的路线发展着。既然东欧并没有清晰、直接地令华约解体的威胁存在，也没有大的暴力事件发生，克里姆林宫接受了盟国所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根本上把这些国家变成了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社会民主国家。

柏林墙的倒塌与德国统一

冷战在欧洲结束进程的关键部分是德国的快速统一，而这是在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晚上倒塌之后发生的。既无超级大国给他们下令，甚至也没有本国领导人的授意，欧洲分裂的最鲜明特征被手无寸铁的民众拆除了——变成了欧洲大陆和国际政治和平转型的象征。这块土地上的政治发展，大众的情绪，远远超乎领导人的想象力，但他们维护了自己的信誉，苏联人信守了他们宣称过的原则，美国人参与进来但保持谨慎，西德人小心翼翼地前行并安抚苏联人；因而，到1990年秋，德国在北约之内重新统一。[100]

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领导层来说，德国统一是未来某个时刻才会到来的问题，即当欧洲一体化，对共同欧洲家园的建设已经走上通途的时候。[101]德国是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鉴于1989年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与科尔的关系更显得特别重要，然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苏德关系中保持着他关于“历史将会决定”最至关重要问题的模糊路线。[102]实质上，戈尔巴乔夫不反对德国统一，但是把它看做是一个渐进过程所达成的结果，这个过程包括两大集团的非军事化及逐渐消亡，苏联融入欧洲，苏联贸易获利，以及一个新的、影响深远的环保体制。

1989年7月，苏联领导人对波恩的访问，在苏联和西德关系中带来了真正的突破，赫尔穆特•科尔成了戈尔巴乔夫的亲密伙伴，特别是此时正当布什政府坚持对苏联执行“重估”政策，这破坏了里根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美苏互信。戈尔巴乔夫和科尔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亲近，以致于谈话中包含有对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批评，后者此时已被戈尔巴乔夫视为在东德进行改革的主要障碍。[103]在屡次会见中，科尔一再向戈尔巴乔夫保证，他不会做任何破坏东德稳定的事，而且德苏间的经济合作将会扩大。在谈判中没有任何特别涉及德国统一的内容，但是两位领导人所签署的波恩声明，展示了他们对于全欧洲进程具有的共同愿望，这一点和戈尔巴乔夫关于共同欧洲家园的目标是一致的。[104]

在戈尔巴乔夫关于德国问题的思考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相信，欧洲没有人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欧陆上的人们仍然对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的德国保持着非常鲜明的历史记忆，他在与西方领导人的多次会谈中都曾提到这一点。玛格丽特•撒切尔非常坦率地反对德国统一。1989年9月23日，在访问东京的归途中，她顺访莫斯科，对于会谈中的机密部分，她要求免于记录，然后她用强烈的语言表示西欧对于德国统一不感兴趣，即使北约公报对此公开发表的是不同的立场。此外，英国首相还表示，英国不会“干涉或者促进东欧的去集团化。我想告诉你，这也是美国总统的立场。在东京时，他给我发来一份电报，要求我转告你，美国不会做任何可能威胁到苏联安全利益的事，或者任何可能被苏联社会解读为威胁的事。我现在执行了他的要求。”[105]英国方面对这次会谈的记录证明，撒切尔夫人的意图是向戈尔巴乔夫明确表明，西方对德国统一的反对立场。[106]

鉴于英美间的特殊关系，以及撒切尔夫人以前在这一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倾向于相信以上英美表态，即美国对于德国统一的立场与英国相似。他还未和美国新总统见过面，但在当时苏美间的交流中未显现出任何与以上表态不同的基本差别——布什也强调要保持谨慎，不去破坏东欧的稳定。实际上，甚至在马耳他峰会期间，对于戈尔巴乔夫阐述的，德国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才能统一的观点，布什也没有发表不同意见。1989年10月末，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访问莫斯科，他表示更倾向于两大集团继续存在：“两大集团不应立即解散。如果民主德国消失，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将出现一个统一且强大的德国。这与你我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107]布热津斯基此访貌似更确认了美国对于德国迅速统一的反对立场。

密特朗的立场可能和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最为接近。他把德国统一视为全欧洲进程的一部分，这将用去多年时间，而且可能效仿法国模式——政治上是北约成员，但不参加北约军事机构。但是要紧的是欧洲进程应该居于首位，然后才是德国统一；进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应该参与关于德国未来的所有讨论。1989年间，在戈尔巴乔夫与密特朗的会谈中，这一立场被多次论及。[108]

尽管西方领导人在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公开声明中态度谨慎，但苏联领导人相信，他们只想借助苏联之手阻止德国统一。[109]对这一点的确信以及国内紧迫的麻烦事，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发生的骚乱，能够解释戈尔巴乔夫为何对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采取了超然态度。

实际上，柏林墙的第一道裂缝的产生可以回溯到1989年3月3日，那一天，匈牙利总理，改革派共产主义者米克洛什•内迈特通知苏联领导人，匈牙利决定“完全拆除匈牙利西部和南部国界的电子和机械防护网，”戈尔巴乔夫仅仅回应说，苏联也将使其边界更加开放——就这样策略性地批准了匈牙利人的行动。8月19日，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边界上，人们举行了泛欧洲野餐郊游，9月11日，匈牙利边界上装有倒钩的铁丝网和残留的电子防护装置最终被拆除，东德人潮水一般过境匈牙利，涌向奥地利和西德，正如当时的流行说法所言，用他们的脚根本上票决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灭亡。[110]

在如此紧张的氛围中，戈尔巴乔夫勉强接受了昂纳克的邀请，去参加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他的意图是和整个东德领导集团面对面会见，鼓励他们把自己的老板赶下台。在与统一社会党(SED)政治局成员会见时，戈尔巴乔夫摒弃了他一贯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谨慎态度，告诉东德人

“生活将惩罚迟到者，”暗示他们激活改革的必要性。[111]十天之后，昂纳克被安排退休，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接替了他。同时，9月末在莱比锡开始的示威发展成了7万人在古迹密布的市中心进行的和平集会。此时，民主德国领导人在已知苏军不会对他们提供帮助的情形下，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不用武力扑灭示威者。[112]导致柏林墙倒塌的进程从此不可阻挡了。

尽管今日回顾起来柏林墙的倒塌至关重要，但对当时的克里姆林宫而言并非如此。当柏林墙正被拆除的当日，苏联政治局甚至未提及东德事态的进展：成员们正紧张地议论着波罗的海国家的局势以及苏联面临的经济危机。[113]当消息传到莫斯科之时，苏联外交部声明边界管理是德国的内部事务，苏共领导人甚至没有专门为此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相反，戈尔巴乔夫与他此时最重要的政治伙伴——科尔和密特朗——电话交谈了柏林发生的事件。在这些交谈中，尤其是科尔，再次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以前所有有关东欧的谅解仍然有效，西德会小心谨慎，不会在东德制造不稳定事态。[114]对戈尔巴乔夫而言，重要的是他关心的核心优先事项——欧洲进程——仍在前进，而且从这一进程着眼，柏林墙的倒塌看来是自然发展。然而，切尔尼亚耶夫感觉出柏林墙的倒塌绝非仅仅是个象征。他在日记中写道：“柏林墙倒塌了。历史上‘社会主义体系’的整个时代已经走向终结。”[115]

然而，把德国统一作为全欧进程一部分，甚至视其为能加速欧洲一体化的愿景，并未获得时机以成为现实。在德国变动带来的压力下，到11月底，戈尔巴乔夫建议欧安会峰会于1990年11月在巴黎提前召开。这一提议让我们得以瞥见戈尔巴乔夫内心关于德国或许会统一的时间表：首先应该签署一份新的欧洲条约，然后在新欧洲框架内，在苏联改革者监督下，两大军事集团逐渐走向消融，德国不能破坏这一进程，此后方能得以统一。通过对1989年11月的形势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诸多证据表明，这种关于德国统一的观点(可能并不伴随着两大集团的消亡)为各主要西方国家政府所认同，但是，这里面没有波恩。

1989年11月，科尔或许是唯一一个感受到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脉动，和东德内部统一压力的欧洲政治家。他决心深谋远虑地主动出招并塑造事件进程，而不是等待欧洲大国去决定事态。然而，在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过程中，科尔最具决定性的行动，反而是由一位苏联高官的引人注目且十分大胆的提议所推动的。瓦伦丁•法林，苏共中央国际部的负责人，此时正在呼吁成立两德邦联，然而他已被边缘化，无法把自己的观点进呈给戈尔巴乔夫。作为可能是苏联领导层中最有经验的德国问题专家(1971—1978年他曾任驻西德大使)，眼看着事态发展越来越快，他认定能使他的观点受到戈尔巴乔夫关注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科尔总理。他起草了两份立场不同的文件，一份是官方文件，就此他曾和切尔尼亚耶夫切磋，其中建议再次提出科尔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各项保证，并且说明如果它们得到遵守，那么“什么事都有可能；”另一份是非官方文件，其中宣称苏方已经在讨论两个德国组成邦联问题，并且准备原则上予以接受。11月21日，法林在国际部的手下尼古拉•鲍图加洛夫(Nikolay

Portugalv)和科尔的国家安全顾问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会面，把两份文件都交给了后者。特尔切克认为，如果苏联人已经讨论德国统一问题，并且准备接受邦联的话，那么西德人自己应该主动抓住机会，推动这个主意，机不可失。他就鲍图加洛夫来访意图提交给科尔的报告就是这个基调，这还构成了他起草的十点计划演说的部分基础。[116]这样，一项大胆的苏方建议成了德国统一进程的主要推手，11月28日，高潮来临，科尔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了十点计划演说，立刻使统一问题成为欧洲头等大事。然而，法林的手段最终适得其反，因为戈尔巴乔夫对此毫不知情，而且与鲍图加洛夫向特尔切克所做保证正相反，他此时并未接受邦联方案。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德国的自发倡议是始料未及的，对整个进程也是毫无保障的推动。

苏联领导人花了一定时间才认识到十点计划意味着什么。实际上，计划的真正意义直到马耳他峰会，特别是北约布鲁塞尔峰会之后才真正清晰显现出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特别地被邦联方案，以及布什在布鲁塞尔峰会上对该方案的全力支持所惊醒。苏联领导人对于科尔演说的反应过于情绪化，以致于让他看不到方案的实质，其实方案反映了苏联此时的真正目标：它并未提出具体的统一时间表，而是提及了全欧进程，还不太清晰地保证民主德国将会继续存在一定年份，这意味着苏联在东德驻军问题不至于立即被提起。

就以下方面而言，苏联领导人确有理由表示反对。12月5日，戈尔巴乔夫与西德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会谈，他指责波恩仓促提出邦联方案并向东德指定条件，是“为欧洲进程准备了一场葬礼。”[117]尽管十点计划客观上没有包含统一时间表，但它改变了先后次序，把德国统一置于建立共同欧洲家园之上。十点计划的这一涵义在西欧的其它角落一样被察觉到了。12月6日，密特朗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提起这个问题和他的考虑：“我们不应该改变进程的次序。居于首位的应该是欧洲一体化，东欧演变，以及全欧洲进程，在欧洲建立和平秩序……科尔的演讲，他的十点计划，把一切都弄乱了。”[118]从这时开始，关于共同欧洲家园的倡议在欧洲失去了立足之基。

在西方盟国于布鲁塞尔峰会上接受了十点计划之后，苏联领导人最终转向接受统一。1月底时，戈尔巴乔夫接受了邦联方案，但是此时中央委员会里的专家们明白，事实上他们无法再依靠东德统一社会党，“民主德国的整个国家结构已经瓦解了。”[119]戈尔巴乔夫所召集的小组在讨论了德国问题后，同意了接受邦联方案，以便争取更多时间的战略，如同克留奇科夫(Kruychkov)所言: “我们需要开始让人民接受德国将要统一的概念。”同理，戈尔巴乔夫即将面对从国外撤回30万人部队带来的巨大国内问题，其中包括10万名带家属的军官。戈尔巴乔夫对于苏军撤离德国的重要性非常明白——从象征意义上说，是公众对二战的记忆造成的社会氛围，从实际意义上说，是军方和社会整体上可能面临的后勤困难，和可能做出的激烈反应。尽管如此，他在会议结束时仍命令阿赫罗梅耶夫(Akhromeyev)元帅“准备从民主德国撤军。”[120]

在做出争取更多时间以及不容忍德国作为北约成员的战略安排后，戈尔巴乔夫同意会见贝克与科尔(近两个月来，德国人一直在要求安排此次会议)。1990年2月9日，戈尔巴乔夫会见贝克，两人讨论了德国统一和德国对北约关系的多种形式。尽管不能公开接受，但他对贝克关于美国在欧洲驻军，对整个欧洲的安全有益的观点表示同意，这不太清晰地表明他接受了德国最终投向西方联盟。正是在这次会谈中，贝克向戈尔巴乔夫做出保证(俄方关于此次会谈的备忘录用词是——garantii)，北约不会“东扩一英寸，”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美方这一口头声明，并未要求把这一保证形诸文字，认为这就足够了，因为他相信在他和美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互信。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国内困难可能可以部分解释他为何这样做：在华约仍然存在之时，他怎能告诉政治局，他已经要求美方书面保证北约不会扩张到华约的地盘上？这意味着他已接受了社会主义集团行将就木。在会谈中，贝克从未试图做任何事以误导戈尔巴乔夫；此时，他仅仅在表达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西方其它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同意此立场，他们特别谈到北约进入东德，但言外之意暗示了未来的扩展。但是，布什政府将很快改变这一立场——根本没有事先通知戈尔巴乔夫。此后，事态进展使这些保证失去意义，克林顿政府最终将它们抛诸脑后，一系列不幸局面将在俄罗斯带来持久(一直在进行)的辩论：为何戈尔巴乔夫未能要求美国人做书面保证。

1990年5月末，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德国人民选择盟国的权利。这一立场与他早先宣布的自由选择原则高度一致，而且对于苏联而言，也是一个战略上高度合逻辑的行动，因为身边有一个强大繁荣的德国作为伙伴和朋友总是一件好事。[121]这一考量被证明是正确的：德国成为苏联最可信赖的贷款人和贸易伙伴，而且是困难时刻可靠的直接援助提供者；事实上，今天联邦德国仍然是俄罗斯在欧洲的主要盟友。

最终，德国统一还是在1990年11月欧安会召开之前实现了，这成了戈尔巴乔夫共同欧洲家园梦想的收尾。德国在北约框架内统一，这使得华约马上失去了存在的最后一点理由，1991年，成员国宣布解散华约。苏联很快也步其后尘。欧洲家园建立起来，但是叶利钦治下的新俄国却从未提出要在其内安身。

使用武力问题以及苏军撤退

本书中的文件和口头证言表明，拒绝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确实是戈尔巴乔夫领导团队一开始就秉持的理念。然而，在1989年下半年，这一问题是美国决策者和东欧公众的主要关切。在关于冷战终结的文献当中，一个最聚讼纷纭的问题就是，在何种程度上，当社会主义国家形势不稳或者改革过快时，作为回应的苏联强力镇压是严重威胁？与此相关的是：苏联能够允许的变动底线是什么？对此问题的答案分为两大类：苏联领导人如何及何时在内部解决了使用武力问题，以及东欧领导人如何及何时了解了这一点。后者当然对于解释1989年在东欧的实际进展最为重要。一旦假想中的武力威胁消失，所有的限制因素都被清除，转型展现出革命面貌，最终引入了新的政治体系，并导致华约本身的解体。

现在我们知道，无论从东欧传来的消息多么出人意料及令人困惑，在苏联党政高层的讨论当中，都未出现使用武力对付反对派的提法。甚至在日后苏联强硬派人物和贬低戈尔巴乔夫者出版的回忆录中，也没有出现类似谋划的迹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明确称，自从他当选为总书记那一刻起，在他的心目中，就没有对东欧使用武力的任何可能性(可能在他1969年访问捷克斯洛伐克时，这一想法就产生了)。从他本人，以及格拉乔夫和切尔尼亚耶夫提供的记录来看，早在第一次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党首们会晤时，戈尔巴乔夫就向他们发出如此信号：“别指望我们的坦克会让你们和你们的政权留在台上。”[122]1986年7月3日，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讲话宣布了这一政策，这也是其最早见诸文件，6月26日，他还为此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用过的方式现在不会再有好处，它们不会有效！”[123]戈尔巴乔夫对同志们发表演说的方式表明，他试图作出纲领性表态：和盟友关系的新阶段来临了。由此，领导层的其他成员才必然会意识到不能再使用武力了。在苏联政治系统中，总书记作出的如此强烈表态是不会面临挑战的。1986年11月，在一次于莫斯科举行的经互会会议上，类似声明被传达给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们。[124]

在1989年的苏联国内讨论中，关于每个国家自行发展以及苏联放弃压力政策的变化，被特别高调地宣布，此时克里姆林宫已准备迎接东欧即将发生的变动。1989年1月21日，在会晤了三边委员会以及亨利•基辛格之后，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对东欧国家加入欧共体的努力，要事先进行考虑与准备。他对于这些可能性令人吃惊地表示乐观，认为东欧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莫斯科的灵活性。

1989年2月，对于东欧内部情况的分析、国际部和博格莫洛夫研究所提交的政策建议，都强烈支持这样的观点：强力镇压将会带来“难以接受的后果，”同时也建议，仍有必要保持某种“模糊性”，既然“考虑到我们的具体行动[……]我们不应促使反社会主义势力去检验某一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石。”[125]在第一份备忘录中，作者提出一个关键结论，指出“无论是从原则上讲，还是从无法接受的后果来看，我们能够再次使用1956年和1968年方法的可能性都非常小。”[126]以上提到的博格莫洛夫研究所提供的备忘录，对这些后果的分析更为细致，而且给出了对于戈尔巴乔夫而言，最不应该采取暴力这一非理性决策的理由：“在事件进程中，苏联直接出兵进行武力干涉，支持已经被人民孤立的保守派，这将彻底意味着改革的终结，以及失去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信任。”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中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体制将无可阻挡地崩溃。”[127]

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各种场合多次广泛阐述新路线，以确保苏联体制内各层级都会执行新政策。其中一个层级主要控制在掌权多年的党内保守官僚手中，它还包括了派驻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们。1989年3月3日，在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这些人解释不干涉和鼓励改革的新政策，警告他们不要试图“手伸向权杖，并且因为意识形态或者经济问题惩罚任何人，”还以强烈的方式提出了苏联施压问题：“不要再把任何事强加给任何人！每个国家都有特殊性。考虑到这一特殊性，我们不是在和他们打趣。在一切事项上，在所有政策中，我们都拒绝使用武力。”[128]

另一个在改革底线问题上保持模糊性的原因，可能与避免惊动国内的保守派有关，例如克格勃，尤其是军方，军方强烈地要求“保住”东欧，尽管他们没有谋划成立有组织的反对派，但是仍然清晰地表达出了他们的倾向。诸多回忆录提及了这些顾虑。谢瓦尔德纳泽回忆称，1989年秋，他和戈尔巴乔夫“受到按1953,1956和1968年方式行事的压力。”从目前的资料来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压力主要是非直接的——通过讨论如果“丢失”了东欧，将会导致何种灾难性后果这一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领导集团中的任何人真正提议使用武力，以便把东欧留在社会主义阵营之中。苏联外长非常清楚这样做的代价：那将牺牲掉“自由选择，不干涉以及共同欧洲家园……这一想法或者对这些被某些人称作‘缓冲国’的国家收紧缰绳的想法，是对我们和这些国家人民的侮辱。”[129]

当人们阅读1988-1989年关于东欧问题的苏联档案时，将为以下问题所触动：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集团的崩溃，戈尔巴乔夫收到了几次警报，以及他对于事情的真实状态本应有多清楚。然而，在政治局内部谋划中，或者在他和亲密个人助手的讨论中(1989年时，他越来越依赖这些助手们了)，没有任何人提议使用甚至威胁使用武力。[130]

尽管如下论述具有安全性，即至少在1986年7月之后，在苏联等级系统中，对东欧使用武力问题已经获得解决，但是另一个更有趣的问题仍然存在着：何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反对派们了解了这一事实，以及对这一点的认识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这一认识对每一方行动的影响有所不同吗？有人或许会说，尽管在1985年3月，4月和5月与戈尔巴乔夫的初次会见当中，老卫道士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苏联的新信号，但是一旦他们醒悟到苏联不会进行干涉，他们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继续保持勃列日涅夫主义仍然有效的印象——仍然让它“浮荡”在人民面前，以便控制异见分子，并使自己继续大权在握。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直到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后，他们才一下子获知勃列日涅夫主义失效了。[131]

从这一角度着眼，波兰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证，因为以某种方式看，对于将要在苏联集团内和苏联本身发生的变化而言，它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所喜欢的试验基地。这位苏联领导人和雅鲁泽尔斯基关系亲密，相互尊敬，后者或许是他在所有东欧国家领导人中唯一真正的朋友。1988年7月，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召开之后，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并于7月11日向波兰国会发表演说，在两人的晚宴上，戈尔巴乔夫已在明确地谈论自由选择和不干涉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如何与他对共同欧洲家园的宏大设计相契合——几乎像是为即将到来的在联合国的演说进行预先排练。[132]

1988年8-9月，波兰的事态进展表明，至少在这个国家，领导层并不担心苏联方面会使用武力。1988年8月21日，约瑟夫•奇雷克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召开圆桌会议谈判，这是政治局首次讨论这一建议。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建设性地引导反对派同意举行自由选举并参加政府，借此把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吸收进来。从波兰方面档案可见，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苏联因素一次也没有被提到。[133]交谈令人惊异地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并且集中于经济危机问题。如果波兰政治局当时能够看到从苏联可能爆发出任何惩罚性措施，那么我们可以推测，这必然会成为讨论中的核心内容。9月22日，在上次会议开过一个月之后，波兰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决定与反对派进行谈判，这一决议在中央委员会成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地方书记们中间进行了广泛传阅。在这些重要决策出台前，波兰并未与苏方商讨。苏方仅仅是事后获得通知。

为了执行这一决策并且摸清苏联的反应，波兰派出雅鲁泽尔斯基的密友，时任外长奇雷克前往苏联，克里姆林宫对他也非常熟悉。在波兰统一工人党(PUWP)做出与反对派谈判决议的次日，戈尔巴乔夫与奇雷克举行了会谈，这一会谈将确立1989年波兰事态的发展阶段。目前获得的会谈记录，能让我们瞥见苏联总书记对鼓励东欧内部政治进程的意愿达到何种程度——远超一般人所相信的地步——以及他如何真诚地试图理解波兰的事态发展。在听完波兰特使对其国内情况，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遍及全国的罢工的介绍后，戈尔巴乔夫询问了党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为何党不能在工人中获得支持这一关键问题。在这里，他不是在演讲，而是寻求信息和听取解释。当奇雷克提出波兰方面吸收团结工会及天主教会共事的决策时，戈尔巴乔夫提醒波兰当局应该缓步行动，以免显出惊慌失措，但是他并未施加压力改变这些决策，更不用说威胁采取惩罚措施了。[134]两人还讨论了政府总理的几个人选，同意由拉科夫斯基出任——对戈尔巴乔夫而言，这是不同寻常的步骤，他一贯不愿如此详细地讨论盟友的人事问题。实际上，他不仅对团结工会合法化，而且对圆桌会议谈判，自由选举，甚至是建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都大开了绿灯。这一会谈给了我们更多证据，能够宣称到1988年9月时，波兰领导层已经相信不存在苏联武力干涉的威胁。当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Tadeusz Mazowiecki)被问到在1989年夏天，是否考虑过苏联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时，他说，“领导层中在1988年时就已经知道戈尔巴乔夫不会干涉，但是还有其他严重关切：[苏联方面施加的]经济压力，昂纳克和其它盟国会如何反应，以及戈尔巴乔夫万一倒台。”[135]

期待波兰人和其它盟国的领导人，就发起圆桌会议谈判计划，及他们对于苏联立场的理解进行商讨，并分享他们对于苏联不会军事干涉的认识，应该是合乎逻辑之举。1989年2月1日，在波兰举行圆桌会议谈判前夜，一次这样的会议召开了，雅鲁泽尔斯基和捷克斯洛伐克党首米洛什•雅克什会谈，以通告后者将于2月6日开始举行的谈判。波兰领导人解释了程序将如何进行，以及他希望把反对党吸收进政府，同时在国内方面仍处于新的社会主义框架之内，在外交政策方面仍然作为华约成员。在会谈中，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从未提到苏联方面做出负面反应的可能性，相反，相当强调“在对苏联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已经产生。过去的危机经常伴随着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增长；现在即使是反对派也试图获得苏联的友谊。”[136]这样，做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安全的，即最晚到1989年初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们已经不再担忧苏联干涉的威胁，而且克里姆林宫不仅明白这一观点，而且从1988年夏天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内还积极促进这一理解。

一个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尽早面对的重要相关问题是，苏联在东欧驻军的地位。如果克里姆林宫对裁军采取严肃态度，并且要平等对待盟友们，那苏军在人家的国土上在干什么呢？一般认为，在1988年秋天，在为戈尔巴乔夫联合国演讲做准备的过程中，撤军问题在苏联国内被提了出来。然而，本书中至少有一份文件显示早在1987年春季时，就有人尝试在戈尔巴乔夫于4月份访问布拉格时，提出撤军。[137]在为戈尔巴乔夫准备的用于政治局讨论的一份备忘录中，沙赫纳扎罗夫建议作出一项关于红军会很快开始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军的声明。沙赫纳扎罗夫此时甚至还不是总书记的正式顾问，仅仅是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的副部长，他强烈主张，迈出这一步将使莫斯科能够在改革进程中抓住主动权，采取自愿步骤，否则日后社会主义各国会施加压力迫使苏联这样做。这位目光锐利的改革家非常精确地预见到了未来。

非常引人注目的是，此时甚至是沙赫纳扎罗夫这样的激进派也没有鼓吹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撤军，也没有看到在未来将会从波兰和东德撤军的可能性。然而，他阐述说，削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驻军将会被看做是对当地改革者的鼓励，而且会提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这些国家中的声望。很明显，沙赫纳扎罗夫建议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对1968年事件的评价将不得不予以改变。至少，像他就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当年签署的文件所指出的那样，当年被制造出来作为红军必须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从以往的协议或者现实情况来衡量，红军继续留驻就是不合法的。然而，就我们已知情况看，政治局从未讨论过这一备忘录，加上未能按照在布拉格提出的概念前行，这成了一个重要的失去的机会，这一机会在当时没有被公开提及，自从关于冷战在欧洲终结的研究开始后，也很少被注意到。

沙赫纳扎罗夫起草这一备忘录说明，或者戈尔巴乔夫要求他这样做，或者起码他对于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和他观点相同深具信心。在1988年初他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正式顾问之前，他常常扮演非正式顾问的角色，就东欧问题向戈尔巴乔夫简介情况，起草演说和备忘录。为何戈尔巴乔夫未能按照这一备忘录行事——即使不发表声明，也应召开政治局会议予以讨论呀？他之所以未能如此，看起来确如姆林纳日指出的那样，当时他仍然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人质。如果他按以上理念行事，将有可能使改革派共产主义者在他们仍掌握优势时更加果断(如同沙赫纳扎罗夫预见到的，在非共产主义的反对派和异见分子们在1989年夏天将他们推翻之前)，同时，戈尔巴乔夫所期望的“缩微版改革”将有机会在整个地区立足生根。

如上所述，从东欧撤军的问题在戈尔巴乔夫与顾问之间的讨论中重复被提起，在政治局也有几次被提及。国际部和博格莫洛夫研究所的两份备忘录都建议考虑在未来从东欧撤军。华约伙伴国的代表们在和苏方代表举行会议时，曾提出这一问题，而且戈尔巴乔夫对这些建议也非常了解。然而，他通常讲的都是逐渐削减军力，而不是完全撤军。甚至在1988年12月于联合国演讲的前夜，他仍相信这样一个可控的事态转变是可能的。[138]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曾被讨论过，这一情况回避了这样的问题：或者这是出于不愿在国内造成反对意见，或者是想用戈尔巴乔夫的模棱两可对付东欧的老卫道士们。看起来，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着眼点是欧洲进程，而且在他看来，这一核心问题上的进展将会决定撤军时间表。

结论

如果说有哪个事件或者系列事件能够用来作为冷战终结的象征的话，那么或许就是东欧发生的和平革命浪潮，以及柏林墙在1989年11月的倒塌。

1985年之后，苏联逐渐放弃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和严密控制的旧有模式。需要加以重视的是，在1980年代后半期，苏联仍有能力用军事手段控制其盟国；甚至到了1990年，仍有数十万苏军驻扎在东欧。

然而，对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者联盟而言，军事干涉令人憎恶，不可接受，他们在1989年和1990年初处于权力顶峰。改革家们共有的安全观念，与传统的苏联安全观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以下这些重要元素，比如，战略武器的合理充足，普遍人类权利和价值，以及共同的欧洲家园。在他们看来，如果苏联被独立且友好的，面对着类似问题并由共同的民主改革联合在一起的国家围拢着，并不会更不安全。再者，实际上，如果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能够导致他们得以参与“共同的欧洲进程，与欧洲结成统一的经济、法律、人权、文化和生态空间”的话，[139]其安全还会获得改善。

尽管改革家们明白“丢失东欧”可能会带来反弹，特别是在军方以及二战退伍老兵当中，但是他们仍然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放弃使用武力，相反，鼓励东欧进行改革。本书所提供的文件表明，新领导集团很早就选择了这一立场并坚持到了终点。如同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兼顾问帕维尔•帕拉兹申科(Pavel

Palazchenko)在其回忆录中所说， “给东欧松绑的决策制定出来，当这一决策的全部涵义日益清晰的时候，他们并未知难而退……我不相信新一代领导人会遇到如此的难题，不得不做出如此重大，或者如此痛苦的决策。”[140]

因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变化可从三个主要因素加以解释。首先，戈尔巴乔夫和改革联盟的新规范和信仰决定了他们的基本选择。其次，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及经济价值的重估，加上1989年苏联国内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使得东欧对于莫斯科而言重要度下降。再者，戈尔巴乔夫关于共同欧洲家园的理念，使得在这一家园的一部分使用武力，看起来不可接受，适得其反。

在戈尔巴乔夫对于新的国际秩序的展望之中，欧洲处于核心位置。北约和华约逐渐非军事化以致最终解散，以及经互会与欧共体经济一体化，被看做是通往共同欧洲家园的途径。在这一家园当中，使用武力将被禁绝，每个国家都有自由选择本国社会政治模式的权利。普遍人类价值而不是军力平衡，将成为新家园的基石。这一新家园需要一个新的全欧洲安全架构，摒除冷战组织与建制，戈尔巴乔夫设想，在欧安会机构基础上，使用北约及华约遗留下来的基础设施。

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是他雄心勃勃的努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苏联国内体制，结束拖垮经济的军备竞赛，把苏联整合进欧洲民主国家共同体。从诸多这些优先项目着手考察，再考虑到不断展开的事件进程，最终产生的和平结果变得非常合乎逻辑，即使在当时看来还不尽然。实际上，甚至是紧密跟踪研究苏联改革的西方观察家们，也能理解最终结果的逻辑。[141]唯一可以设想的在国外使用武力的场景是，如果强硬派小集团能早于1991年8月采取行动，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较高，因为此时苏联国内还没有后来发生的强势民主运动。[142]然而，即使是鹰派代表，国防部长迪米特里•亚佐夫(Dmitri

Yazov)，直到1990年末时也还认为在苏联国界之外不能使用武力，无论军方还是克格勃，都从未实际上提议在东欧动武(和国内民主化背道而驰，也为了保持苏联完整性，例如在1991年的维尔纽斯事件中)。

在戈尔巴乔夫的愿望有机会实现之前，冷战在东欧结束了，民众运动掀起的大潮把它一扫而光。他的自上而下掌控进程的希望落空了。相反，东欧人掌握了主动权，利用了布什政府的重估以及大西洋两边的困惑局面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举行了自由选举，拆除了柏林墙，最终解散了华约组织。苏联领导层发现自身已被甩在事件进程之后，忙于应付，遑论指挥。1989年11月28日，科尔提出十点计划，布什对于德国人迅速统一的冲动明确表示支持，尽管戈尔巴乔夫对此感到震惊，他仍然力图挽救他对共同欧洲家园的愿望，希望能在欧安会巴黎峰会上实现之。按照他的愿望，东欧是欧洲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一欧洲舞台上，使用武力将被废除。今日能找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苏联改革家们意识到重新依赖武力等于是他们整个试验的终结，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愿景的失败。

冷战在欧洲的终结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一件真正的历史杰作，但是其中蕴含着失去的机会这一因素。在本书讨论的事件过去了几乎20年之后，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仍然置身欧洲之外，明显没有完全在经济上融入欧洲，在政治上则更少。共同欧洲家园只在欧盟边界之内存在，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们强烈希望能够加入欧盟，这对俄罗斯而言是极端敏感的问题。北约东扩已经越过前苏联边界线，纳入了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也表示愿意加入。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强势权力话语在俄罗斯政治精英和大众当中日益流行。在俄罗斯国内，国家向更加威权主义的方向前行，当权者成功地再次利用起外部威胁概念。显而易见，在1989年由东欧人彻底利用了的机会，现在可以被看做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丢失了的机会：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把俄罗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整合进欧洲。1991年8月发生了短暂的反叛之后，戈尔巴乔夫与英国外相道格拉斯•赫德会见，面对着正在把他的国家引向解体的无法阻挡的趋势，他仍然阐述了他的愿望。他仍然在讲述着苏联：“有一个机会，我们本应利用：使这个巨大国家永久融入国际社会。我不知道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将付出何种代价，但是我确信与我们[在冷战中]为对抗所付出的代价无法相比。”[143]

注释：

[①] 译自Svetlana Savranskaya, The Logic of 1989: The Soviet PeacefulWithdrawal from Eastern Europe一文, 原文是作者与ThomasBlanton, Vladislav Zubok 合编的Masterpieces of History: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 档案集中的两篇论文之一, 该档案集由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University Press于 2010出版, 原文位于档案集第1—48页——译者注。斯维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Svetlana Savranskaya)，1988年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1989-1990年就读于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后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卡特总统中心继续研读，1998年，她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获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国家安全档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下属的俄国/欧亚项目主管，同时，她还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利坚大学所属国际事务学院兼职，教授美俄关系和现代俄国史。她曾在《战略研究》(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和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gect Bulletin)上发表过多篇文章，是《剑桥冷战史》(the CambridgeHistory of the Cold War)某些章节的作者，近年，她出版的著作还有与人合著的The Soviet Cuban MissileCrisis(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589 pp.) 一书——译者注。

[②] Masterpieces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这一档案集的第一部分是两位编者的研究论文，包括斯维特兰娜·萨夫兰斯卡娅(SvetlanaSavranskaya)所写本文；第二部分，也是其主体部分，则收录了欧洲、美国和苏联在1989年冷战终结期间的122份最重要的档案（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撒切尔夫人、科尔及密特朗等人的会谈记录和通信，及美国中情局的高等级情报分析报告等，大多数档案在当时还从未公布过。）第三部分收录了1998年5月由本书编者同冷战终结进程中的亲历者们（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塔拉先科，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美国中情局前对苏联分析室负责人麦凯钦等）所召开的研讨会的口述史资料——译者注。

[③] 北大国关学院2017届法学博士，专业方向：科社与国际共运，导师：郭洁副教授，毕业论文题目：《德国统一过程中的大国战略及策略互动研究》——译者注。

[④] JacquesLévesque, The enigma of 1989 : the USSRand the liberation of Eastern Europe,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Keith Mart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⑤] Seeespecially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Factor, (Oxford,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elvyn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the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Hill andWang, 2007); Andrei Grachev, Gorbachev’sGamble: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ambridge:Polity Press, 2008); and VladislavMartinovich Zubok, A Failed Empire : the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For an excellent analysis based ondocuments from East European as well as Russian archives see Mark Kramer, “TheCollapse of East European Communism and the Repercussions within the SovietUnion, (Part 1),” Journal of Cold WarStudies, (Volume 5, Number 4, Fall 2003, 178-256); and  (Part 2), Journalof Cold War Studies, (Volume 6, Number 4, Fall 2004, 3-64).This view wasalso shared by the analysts of the CIA Soviet desk(SOVA) as early as 1989: seeMacEachin, Musgrove transcript, 171-173. ——补充了原注中所提到书目和文章的出版信息。

[⑥] Fora discussion of Gorbachev’s foreign policy from a realist standpoint seeWilliam Curti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8-32,252-292,and Wohlforth, ed. Cold War Endgame: Oral history, analysis, debates, (University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⑦] Themost valuable memoirs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used in this essay are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

[В 2 т.] - М. : Новости, 1995. - 596 с.),Chernynev, Shest’ let(Шесть лет сГорбачевым : По дневниковым записям - М. : Прогресс : Культура, 1993. - 521 с.), Medvedev, Raspad(Распад. Как онназревал в "мировой системе социализма" - М. :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1994. - 394 с.), Shakhnazarov, Tsena svobody(Цена свободы : Реформация Горбачева глазами его помощника - М. :Россика : Зевс, 1994. - 623 с.), and memoirs of the British and the U.s.ambassadors to the Soviet Union, Rodric Braithwaite, Across the Moscow River: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Jack F. Matlock, Autopsy on an Empire: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account of the collapse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Random House, 1995).——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⑧] Onthe importance of interaction with U.S. presidents to Gorbachev and hisreassessment of external threat, see Thomas Blanton’s essay in this volume.——原注。

[⑨] Musgrovetranscript, 131,138.——原注。

[⑩]Document No.50, Mikhail Gorbachev and Miklos Nemeth Conversation, March 3,1989.——原注。

[11]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55.——原注。

[12] Ibid, 114.——原注。

[13] Gorbachev, Ponyat’Perestroiku(Понять перестройку.Почему это важно сейчас - М.: Альпина Бизнес Букс, 2006.— 400 с.), 33.——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14]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2,312.——原注。

[15] Document No.1, Gorbachev’s Conference with CC CPSU Secretaries,March 15,1985.——原注。

[16] Musgrove transcript, 121.——原注。

[17] Pravda, June 21,1985;Document No.2,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July 5, 1985.——原注。

[18] Musgrove transcript, 123.——原注。

[19] Ibid,124.——原注。

[20] Document No.2,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July 5,1985.——原注。

[21] The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October 19,1985,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92/chernyaev_Diary_translation_1985.pdf。——原注。

[22] Document No.4, Mikhail Gorbachev Speech to Ministry of ForeignAffairs, May 28, 1986.——原注。

[23] Levesque, Enigma, 52.——原注。

[24] Chernyaev, Shest’let, 81.——原注。

[25] Document No.5,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June 13,1986.——原注。

[26] Document No.6, Memorandum from Mikhail Gorbachev to the Politburo,June 26, 1986.——原注。

[27] Document No.11, Report on Mikhail Gorbachev’s Visit toCzechoslovakia, April 16, 1987.——原注。

[28] Conversation between Alexander Yakovlev, Milos Jakes and Visl Bil’ak,November 14,1989, GARF, Fond 10063, Opis 1, delo 257.——原注。

[29] Medvedev, Raspad,148-150.——原注。

[30] Zdenek Mlynar, 1987, translation on file at Gorbachev FoudationArchive, Fond 5,opis 1.——原注。

[31] Some of the most pronounced examples are in the followingconversations: with Margaret Thatcher on September 23, 1989(Document No.85);Helmut Kohl on November 11, 1989(Document No.103); and Francois Mitterrand onNovember 14, 1989(Document No.104).——原注。

[32] See Gorbachev-Mitterrand conversation in Document Nos.71,72,74.——原注。

[33]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lo.2,408.——原注。

[34] Musgrove transcript, 113, 122.——原注。

[35] Document No.30,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October 28,1988.——原注。

[36] Document No.26,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June 20,1988.——原注。

[37] Musgrove transcript,109-110.——原注。

[38]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212.——原注。

[39] Musgrove transcript,123, 147-149.——原注。

[40] Medvedev, Raspad, 34.——原注。

[41] Author’s interview with Vadim Medvedev,  June 17, 1996. Moscow.——原注。

[42] Musgrove transcript, 141,143.——原注。

[43] Musgrove transcript,103-104.——原注。

[44] Conversation between Mikhail Gorbachev and Fidel Castro, April 5,1988, Gorbachev Foundation Archive, Fond 1, Opis 1.——原注。

[45] Levesque, Enigma, 88.——原注。

[46] Politburo session November 26,1985, Gorbachev Foundation Archive,Fond 2, Opis 1.——原注。

[47] See Document Nos.5, 6, 7.——原注。

[48] Gaidar, Gibel’ imperii(Гибель империи : уро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 РОССПЭН, 2006. - 439 с.), 223-224.——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49] Document No.8, Transcript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November13,1986.——原注。

[50] Document No.9,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January 29,1987.——原注。

[51] Politburo session, February 26, 1987, Gorbachev Foundation Archive,Fond 2, Opis 1.——原注。

[52] Musgrove transcript,156.——原注。

[53] Document No.19,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March 10, 1988.——原注。

[54] Shakhnazarov, Tsena Svobody,368.——原注。

[55]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January 18, 1986,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220/chernyaev_1986.pdf。——原注。

[56] Anatoly Chernyaev memorandum to Gorbachev, May 4, 1990, Gorbachev FoundationArchive, Fond 2, Opis 2.——原注。

[57] Gaidar, Gibel’ imperii, 264.——原注。

[58] Migranyan at the time was based at the Institute of the Economy ofthe World Socialist System of the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See his article, “For Discussion: An Epitaph to the Brezhnev Doctrine: The USSR and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East-West Relations,” Moscow News, no.34, 6, cited in Glenn R.Chafetz, Gorbachev,reform and the Brezhnev Doctrine: Soviet Policy toward EasternEurope,1985-1990,(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3), 108.——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目的出版信息。

[59] Document Nos. 41 and 42.——原注。

[60] Document No.5,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June 13, 1986.——原注。

[61] For the origins of the concept, see Marie-Pierre Rey, “‘Europe isOur Common Home’: A Study of Gorbachev’s Diplomatic Concept,” Cold War History, vol. 4, issue 2,January 2004, 33-65.——原注。

[62] Document No.12,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May 8, 1987.——原注。

[63] Kashlev, Helsinskii  Protsess(Хельсинский процесс 1975-2005: свет и тени глазами участника. - М.:Известия, 2005. - 392 с.), 154-157，172-175.——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64] Author’s interview with Nikolay Shmelev, July 12, 2006, Moscow.——原注。

[65] Document No.44, Anatoly Chernyaev Memorandum to Vadim Zagladin,February 4, 1989.——原注。

[66] Document No.73, Address by Mikhail Gorbachev to the Council ofEurope, July 6, 1989.——原注。

[67] Kashlev, Helsinskii Protsess,182.——原注。

[68] Document No.95, Mikhail Gorbachev and Mauno Koivisto Conversation,October 25, 1989.——原注。

[69] Document No.96, Aleksandr Yakovlev and Zbigniew BrezinskiConversation, October 31, 1989.——原注。

[70] Document No.114, Mikhail Gorbachev and Francois Mitterrand  Conversation, December  6, 1989.——原注。

[71] Author’s interview with Anatoly Chernyaev, July 6, 2007.——原注。

[72] Document No.93, Memorandum from Georgy Shakhnazarov to MikhailGorbachev, October 14, 1989.——原注。

[73] Document No.87,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October 5, 1989. ——原注。

[74] Document No.36, Aleksandr Yakovlev and Henry Kissnger Conversation,January 16, 1989.——原注。

[75] Document No.39, Mikhail Gorbachev Report to the CC CPSU Politburo,January 21, 1989.——原注。

[76] 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House,1998), 41-44.——补充了原注中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77]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205-207.——原注。

[78]  Chernyaev, Shest’ let,267.——原注。

[79] Document No.28, Mikhail Gorbachev and Jozef Czyrek Conversation,September 23,1988.——原注。

[80] Document No.44, Anatoly Chernyaev Memorandum to Vadim Zagladin,February 4,1989.——原注。

[81] Document No.39, Mikhail Gorbachev Report to the CC CPSU Politburo,January 21, 1989.——原注。

[82] Document No.52, Mikhail Gorbachev and Karoly Grosz Conversation,March 23-24,1989.——原注。

[83] Document No.50, Mikhail Gorbachev and Miklos Nemeth Conversation,March 3, 1989.——原注。

[84] National demonstrations in the capital demanding independence forGeorgia and the annulment of Abkhazian autonomy took place early in the month,culminating in their harsh suppression by the authorities on April 9.——原注。

[85] Medvedev, v komandeGorbacheva(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 М. : Былина, 1994. - 239 с.), 103.——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86] Politburo session March 2, 1989, Gorbachev Foundation Archive, Fond2, Opis 1.——原注。

[87] Politburo session February 6, 1989, Gorbachev Foundation Archive,Fond 2, Opis 1.——原注。

[88] Gaidar, Gibel’  imperiii, 248.——原注。

[89] Shakhnazarov, Tsena Svobody,74.——原注。

[90] Document No.53, Transcript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onElection, March 28, 1989.——原注。

[91] Document No.34,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December 10, 1988.——原注。

[92] Document No.99,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November 9,1989.——原注。

[93] Document No.60,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May 11, 1989.——原注。

[94] Grachev, Grobachev’s Gamble,203.——原注。

[95] Document No.68, George H.W.Bush and Helmut Kohl Conversation, June15, 1989.——原注。

[96] Document No.67, Mikhail Gorbachev and Helmut Kohl Conversation,June 14,1989.——原注。

[97]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205.——原注。

[98] Csaba Bekes, “Back to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of the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ungary, 1988-1990” in Andras Bozoki ed.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of Hungarian Democracy, (Budapest, New York: CEU Press, 2002), 255.——补充了原注所提到文章的出版信息。

[99] Bekes, “Back to Europe,” 242.——原注。

[100] The Gorbachev Foundation published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Russian documents on German unification, Aleksandr Galkin and AnatolyChernyaev, Mikhail Gorbachev i Germanskiivopros,(Moscow: Ves’ Mir,2006) ——原注。

[101] See Gorbachev, Zhizn’ ireformy, vol.2, 152, Grachev, Gorbachev’sGamble, 135.——原注。

[102] Gorbachev repeated variations of this line practically every timethe issue of German unification came up, starting with his meeting with WestGerman President Weizsacker in July 1987, during his visit to Bonn in June1989, and during the Malta summit with President Bush(See Document No.110)——原注。

[103] Document No.67, Mikhail Gorbachev and Helmut Kohl Conversation,June 14,1989.——原注。

[104]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vol. 2,161.——原注。

[105] Document No.85, Mikhail Gorbachev and Margaret ThatcherConversation, September 23, 1989.——原注。

[106] P.Salmon, K. Hamilton and S.Twigge eds.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German Unification, (NewYork: Routledge, 2010), 79.——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107] Document No.96, Aleksandr Yakovlev and Zbigniew BrezinskiConversation, October 31, 1989.——原注。

[108] Document Nos. 71, 72, 74 and 104,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 151.——原注。

[109] Document No.89,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October 9, 1989.——原注。

[110] Document Nos. 79, 80, 81.——原注。

[111] Document No.88, Mikhail Gorbachev Conversation with Members of theCC SED Politburo, October 7,1989.——原注。

[112]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原文部分无法译出——译者注。

[113] Document No.99,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November 9,1989.——原注。

[114] Document Nos.103,104.——原注。

[115] Document No.101,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November 10, 1989.——原注。

[116]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146-147, The story of the Portugalov mission is confirmed in Hanns JurgenKusters and Daniel Hoffmann, eds. 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DeutscheEinheit: Sonderedition aus den Akten des Bundeskanzleramtes 1989/90, (Munchen:Oldenbourg, 1998), p.616;  author’sconversation with Teltschik and Grachev on October 2, 2009; Teltschik’s remarksat the conference “Revolutions of 1989” in Vienna, Autria, October 1, 2009,organized by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Ministry of European andInternational Affairs.——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117] Document No.113, Mikhail Gorbachev and Hans Dietrich GenscherConversation, December 5, 1989.——原注。

[118] Document No.114, Mikhail Gorbachev and Francois MitterrandConversation, December 6, 1989.——原注。

[119] Document No.118,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January 28, 1990.——原注。

[120] Document No.118, Diary of Anatoly Chernyaev, January 28, 1990.——原注。

[121] Grachev, Gorbachev’s Gamble,158.——原注。

[122] Grachev, Gorbachev, (Горбачев.- М. : Вагриус, 2001. - 445,

[1] с.,

[24] л. ил., портр.; 21 см.)294.——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123] Document No.7, Notes of CC CPSU Politburo Session, July 3, 1986.——原注。

[124]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Factor, 249.——原注。

[125] Document No.41, Memorandum of the CC CPSU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February 1989.——原注。

[126] Ibid.——原注。

[127] Document No.42, Memorandum of the Bogomolov Institute, February1989.——原注。

[128] Document No.51, Gorbachev’s Meeting with Soviet Ambassador toSocialist Countries, March 3, 1989.——原注。

[129] Eduard Shevardnadze, “No One Can Isolate Us, Save Ourselves.Self-Isolation Is the Ultimate Danger.” SlavicReview 51, no.1(Spring 1992), 118.——原注。

[130] Musgrove transcript, 168.——原注。

[131] Musgrove transcript, 203-205. Interestingly, concerns over Sovietintentions held long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ebruary 1989 AmbassadorMatlock mentioned the subject in his cables from Moscow; at the end of JulySecretary of State Baker cautioned Shevardnadze not to resort to violence in EasternEurope, (and Shevardnadze reassured him on the point); and even as late asSeptember 22, NSDD-23 demanded that the USSR renounce the Brezhnev Doctrine and“refrain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See Document Nos. 43, 45, and 47; Don Oberdorfer,The Turn: from the Cold War to a new era: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1983-1990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2), 360; and Document No.84.——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132] Speech at dinner with Jaruzelski, the Gorbachev Foundation Archive,Fond 1; Gorbachev speech at the Sejm, Pravda,July12, 1989,2.——原注。

[133] Protocol from the meeting for the Political Bureau held on 21August 1988 under chairmanship of the first Secretary of KC PZPR, comradeWojciech Jaruzelski, Warsaw, Archiwum akt Nowych.——原注。

[134] Document No.28, Mikhail Gorbachev and Jozef Czyrek Conversation,September 23, 1988.——原注。

[135]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at the conference “ Revolution of 1989”in Vienna, Austria, October 1, 2009, organized by the Austrian Academy ofSciences and the Ministry of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原注。

[136] Record of discussion led by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 CPCz M.Jakes and First Secretary of the CC PUWP and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Stateof the PPR W. Jaruzelski on February 1, 1989——a document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oland1986-1989: The End of the System,”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for PoliticalStudies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at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Warsaw-Miedzeszyn, October 21-23, 1999.——原注。

[137] Document No.10, Proposal from Georgy Shakhnazarov to the CC CPSU,March 1987.——原注。

[138] Document No.31, Meeting between Mikhail Gorbachev and ForeignPolicy Advisers, October 31, 1988.——原注。

[139] Shevardnadze, “No One Can Isolate Us,” 119.——原注。

[140] Pavel Palazchenko, My yearswith Gorbachev and Shevardnadze: the memoir of a Soviet interpreter PavelPalazchenko,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7), 146.——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141] Musgrove transcript, 171-173.——原注。

[142]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Oxford, 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5.——补充了原注所提到书籍的出版信息。

[143] Gorbachev-Douglas Hurd Conversation, September 10, 1991, GorbachevFoundation, Fond 1, Opis 1.——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