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全球南方”一词备受国际学者和媒体的关注，相关讨论热度不断上升。为多维度剖析“全球南方”概念的源起背景、发展脉络以及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罗曼诺夫（Alexander Lomanov）。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他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这一概念走热背后折射出的深层次逻辑以及中国作为“全球南方”成员的身份分析等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罗曼诺夫表示，“全球南方”可被视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诞生的概念，其兴起与发展是非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战略重要性日益上升的结果，映射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今天西方国家仍将“全球南方”作为政治遏制和经济制裁工具的背景之下，“全球南方”国家重任在肩、任重道远。
多维度的综合性学术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全球南方”概念的源起背景与发展脉络？“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等相近概念之间有何异同？
罗曼诺夫：在“全球南方”概念刚刚兴起之际，由于其所涵盖的范围与空间十分广泛，的确曾被一些学者认为含义模糊、缺乏明确的指代范围。然而，随着使用频率的逐渐增加，“全球南方”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术语，它的发展演变大致基于过去对南北国家标准的划分。今天，“全球南方”国家涵盖了以亚非拉国家为主体的南方国家，但“全球南方”比“南方”一词的含义更为广泛。应当说，“全球南方”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学术概念。
20世纪下半叶，人们认为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都位于南半球，对一个国家贫穷与落后程度的判断形成了国际学界对南北国家之分的基本观点。这种围绕国家地理特征展开的划分方式深深打上了全球政治经济严重不对称的烙印。1980年，勃兰特委员会发布《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报告并绘制了“勃兰特线”，将其作为划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分界线。但近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诸多较贫穷的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历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如今再将“勃兰特线”作为地理标准去区分南北国家已经失去了此前的意义。
许多西方研究者曾将“政治亲和度”作为国家群体分类的依据。从这一角度来看，“第一世界”是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第二世界”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东方国家”，其他不愿与这两大阵营结盟的国家组成了“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概念一度很流行，它反映了所谓的“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对于边缘国家的控制以及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依赖关系。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对“三个世界”划分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第二世界”是包括日本、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在内的中等发达国家，而“第三世界”涵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全球大多数人口居住在这一世界里。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根据中国的分类，苏联被归为“第一世界”，而根据西方的分类，其被归为“第二世界”。然而，无论苏联属于“第一世界”还是“第二世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的深刻变迁都导致“三个世界”的历史概念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苏联解体之后，“第一世界”被缩小为一个超级大国，它极其严格地管控和压制其“第二世界”盟友获得真正“战略自治权”的希冀，由“单一国家构成的第一世界”占据着霸权。同时，以前常被提及的“第三世界”概念，被许多学者认为不足以解释当代全球问题，难以跟上当今时代的步伐。
中国坚定选择作为“全球南方”一员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位于北半球，但通常被认为是“全球南方”成员，许多国际文件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相关报告也对中国的这一身份加以认定。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近期在媒体发表文章称，“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同时，他从地理特征等角度出发，对中国“全球南方”成员身份表示质疑。您对此如何理解？
罗曼诺夫：中国属于“全球南方”成员吗？这是一些学者至今仍然感到困惑的问题。仅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视角看，中国在严格意义上或许不属于仍处于相对贫穷落后中的“全球南方”。然而，基于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追求共同发展目标的精神，可以将“全球南方”理解为一种共同体的象征，视其为“全球多数”的代名词，认为这一共同体凝聚着同舟共济的伙伴情谊。在这一情境之下，中国是“全球南方”共同体的重要成员。
换言之，从广义上而言，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全球南方”既不受地理限制，也不受是否达到发达水平的限制。成员国归属标准和参与基础有着多样化的解释以及不断拓展的可能性，这是“全球南方”概念的一大优势。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将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并非外部所强加，也非出于维护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霸权的需要。
可以预见的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水平方面有很大机会接近发达的“全球北方”国家的标准。然而，无论何时，中国都坚定选择将自己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始终基于“天下大同”和“睦邻友好”的思想。早在世界历史进入殖民时代之前，仁义礼智信的基本道德标准就在中国文化中出现了。这些宝贵的传统价值观决定了与“全球南方”进行建设性接触的友好意愿，也将对中国未来的全球角色产生深远影响。
西方将“全球南方”作为政治遏制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报》：约瑟夫·奈在其文章中提及中国“争夺全球南方国家中领导地位”等表述。您如何评价这一表述？
罗曼诺夫：必须指出，今天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希望利用“全球南方”作为实施政治遏制和经济制裁政策的工具。因此，他们对取消俄罗斯和中国的“全球南方”成员身份十分感兴趣。西方大国的目标很明确——削弱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减缓中国的发展进程。为了笼络“全球南方”，西方大国试图用“中国统治全球”的话术来恐吓“全球南方”，并散播“中国将称霸全球”的不实之词。
西方国家一向热衷于人为地制造对立感和分界线，把中国和俄罗斯描绘成争夺全球影响力的“新超级大国”冲突的参与者，并用这些虚构的想象来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尽管西方国家向“全球南方”国家承诺保护他们免受大国冲突的影响，并帮助其解决发展难题，但实际上，“全球南方”国家却不得不为此付出经济损失和政治让步的代价。
如今较少有人谈论“东方”一词，原因在于，曾经的意识形态对抗时代结束后，“东方”不再以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那样的方式存在。为了制造概念上的“先决条件”，如今的西方正在试图将俄罗斯和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并将其描绘成新的“全球东方”，以便利用以“东西方对抗”为特征的冷战论点来证明其遏制政策的合理性。西方的目标是与其假想的“全球东方”进行新的对抗，而实际上它必须首先与“全球南方”打交道。
中国道路赢得“全球南方”国家赞赏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模式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实践中遭遇了种种“水土不服”。相比西方模式，您如何评价中国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罗曼诺夫：西方国家认为，“全球南方”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缺乏复制西方模式、遵循西方指示的热情。然而，“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事实证明，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无助于建立可行的经济基础。“华盛顿共识”战略在拉丁美洲的失败表明，西式政治和经济自由化不能成为政治独立及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西方和“全球南方”之间存在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只会激发“全球南方”国家遵循自身发展道路和加强自身文化认同的愿望。
西方模式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失败，反而引发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对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极大热情。他们将中国视为可靠的经济伙伴，并学习借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虽然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无法被原封不动地复制粘贴，但可以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关于发展问题的宝贵见解。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所包含的普遍繁荣理念、高质量发展政策所提供的克服经济结构简单化的良方、全过程人民民主所保障的政治体制稳定，都赢得了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极大赞赏。
与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联系存在于“全球南方”的概念之中。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这一过往经历使得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有着更深刻的理解。然而，将殖民历史作为对过去的耻辱记忆并以此去“报复”西方，这其实是今天西方舆论所制造的一种带有偏见的宣传，而非中国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真实意图。
为多极化国际秩序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球南方”的前景与未来，您如何看待？
罗曼诺夫：如今，在西方国家蔓延的逆全球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然而，逆境只会更加促进“全球南方”国家齐心协力、奋勇而上，并使之进一步认识到各成员在世界经济的洪流中所具备的共同利益。“全球南方”国家不愿再回到过去。今天的他们专心致力于向世界市场开放自身，助力提升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可持续性，推进不受西方强权政治支配的全球化进程。
“全球南方”始终牢记着过去的不结盟运动精神，这一精神促成了“全球南方”国家间深厚的经济互动根基。今天“全球南方”的发展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在建立初步的经济一体化形式之后，需要进行更为广泛的国家发展协调战略与国际政治互动。有理由相信，通过深入密切的经济合作，“全球南方”有巨大潜力为形成一个焕然一新、富有正义感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作出贡献。
西方希望在自己所砌筑的“高墙小院”里避难，这已被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尽管“全球南方”国家无法改变西方的政策，但他们可以筑起属于自己的“庭院大门”，并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敞开这一大门。可以说，实现这一设想的能力将决定“全球南方”未来15年乃至20年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