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百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其实是被低估的。从考古人类学上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需要同时考虑越人“汉化”和汉人“越化”两条线索，并注意“同而未化、融而未合”和越文化反弹的情况。汉代江浙地区、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百越人群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可以分别归纳为共生、次生和羁縻三种类型。百越融入“中华一体”最深远的历史意蕴，是奠定了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
关 键 词：百越 中华一体 共生类型 次生类型 羁縻类型 Baiyue groups unified China symbiotic type secondary type conciliating type
一、引言
从考古学上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会牵连民族史、民族学，这些内容大致属于宋兆麟理解的“民族考古学”范畴。
不过“民族考古学”在国内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概念。
国内学者对于“民族考古学”的概念、研究范式乃至学科属性争议颇多。
究其原因，其实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考古学渐向“新考古学”甚至“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转型的学术背景有关。在此学术转型中，西方民族考古学的内涵和价值取向已然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学者的各种理解，对应着西方民族考古学不同阶段的认知，而且时有混杂交织甚或“误读”，并且在民族考古学本土化实践中有所“发挥”，歧义丛生也就在所难免。宋兆麟对于“民族考古学”的理解与多数国内学者不同，以为“民族考古学应当专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像夏代考古、东夷考古、匈奴考古、鲜卑考古、百越考古、高句丽考古、吐鲁番考古、巴蜀考古、南诏考古和西夏考古等”。[1]王仁湘认为这类研究即是“边疆民族考古”。①
虽然概念有争议，但是国内学者普遍承认民族学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承认两者结合能够扩展考古学的阐释空间，这种实践在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考古学研究中意义尤其突出。抛开价值判断，在部分学者“新考古学认同”“民族学与人类学趋同”的学术背景下，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在宽泛意义上称为“考古人类学”，似更容易得到理解并形成相对共识。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察似可以作为考古人类学的研究个案。
在从“前天下一体”发展到“天下一体”乃至“中华一体”[2]的历史进程中，“天下为一，万里同风”②的西汉帝国是关键节点。“中华一体”在西汉边远地区的表现就是汉文化的形成，在百越地区就是当地以南越、夜郎、滇等地方政权形态或以吴越、骆越等部族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土著文化体系不复存在，在文化性质上已经转变为汉文化的地方类型，这些内容可以置放在“统一”的维度上加以考量，其标志是设置郡县。[3]
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应当注意以下线索，即江浙地区、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不同，汉文化的发育、稳固状况亦呈递减态势；福建等地区存在着贾敬颜所谓“同而未化、融而未合，或半同化、半融合的情形”，[4](P198)贵州等地区甚至见有越文化的反弹；在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人“汉化”和汉人“越化”这两条脉络相互交织，而楚、秦、汉三个历史阶段各自发挥着作用。
二、被“低估”的“百越”
“北有强胡，南有劲越”，历史上经常胡越对举。“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③的说法适可以说明中原居民与其北方、南方族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的共生并存关系。有关匈奴及其与汉帝国密切互动的论述庶几汗牛充栋，而“百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实际上是被低估了。
以南越国为例，南越国不仅控制岭南，击破安阳王占领越南北部④，对福建⑤和云贵高原⑥也有影响力，云南楚雄万家坝M23[5]“架棺”方式与广州汉墓相似，[6]所谓“西至同师(云南保山)”并非虚言，俨然一个南方帝国。再如，江浙地区的商周土墩墓流行至汉代，“土墩”形态的坟丘在湖南常德、山东日照、广西合浦、云南曲靖等地均有发现，其中一些与江浙越人的迁移和文化传播有关；联系越王勾践徙都山东琅琊凡二百余年的记述⑦和史实，[7]吴越文化的时空穿透力可窥一斑。
东南、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几何印纹陶遗存与百越及其先民有关。骆越不在几何印纹陶分布区，可能属于濮人。有些学者认为南方民族史中的“濮”就是“越”，[8]夜郎、且兰、句町、漏卧和哀牢诸种属于百越支系。[9]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濮人考古学文化虽然与百越有差别，但这并不影响将濮人纳入百越的讨论。百越本“非止一族之义”，[10]界定百越包括哪些人群集团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这些具有某些文化共性的人群集团曾经活跃在中国南方的历史真实，及其背后的历史意义。
百越人群有着面向东南亚、面向海洋的文化背景，与中原居民在体质、语言、人文等方面的“文化基质”有差异，罗香林、林惠祥、戴裔煊、凌纯声、张光直等于此多有论述。陈仲玉将此背景概括为：“就以环南中国海地区诸地的地理、人种、交通、贸易和历史背景等方面观察，中国东南沿海诸省和台湾，几乎是东南亚区域的一部分。”[11]
在体质人类学上，先秦时期主要分布在浙、闽、粤、桂的“古华南类型”与现代印度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等较接近，可能代表了“古越人”种系特征。[12]考古学证据包括有段石锛、几何印纹陶、稻作农业、金属农具和牛耕向东南亚的传播，广西平南、北流等地冶铁、冶铜遗址技术体系与泰国等地的联系[13]等。在陆地东南亚方向，与百越渊源密切的古代“掸族”分布在红河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印度阿萨姆地区，[14](P6)云南贝币亦与印度、印度支那“成一系统”。[15]
北方“长城地带”是文化史和考古学上著名的、意蕴丰厚的学术概念，与其相对应，南方存在着一条尚未引起注意的、百越背景的“珠江地带”。南方珠江地带以农耕与渔猎采集的交错、并重为经济特征，华夏人群(东亚蒙古人种)与百越(南亚蒙古人种)在此地带接触、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海洋文化在此地带分野、交汇。⑧有意思的是，北方长城地带以东，是族群、文化具有某些相似性状的东北地区，以西是族群、文化复杂的新疆地区，适与南方珠江地带以东的福建、以西的云贵高原相仿佛。
百越分布范围广阔、文化异质特征突出，在中国南方、东南亚族群中的体质基因和人文积淀非常丰富。[16]“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⑨壮侗语族与百越有着直接族源联系，国外属于这个语族的“泰族、老族、掸族、岱族、侬族分属泰国、老挝、缅甸和越南”。[17]复旦大学的研究表明，良渚和马桥文化居民的某些基因结构传承至当地战国和明代居民，并与国内外“现代百越”群体的族属关系极为密切。[18]
三、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先声
百越文化区“夔纹陶文化和土墩墓文化这两支越人文化兴起之后，即向周边扩张，并呈南北接近态势”，但是更为强劲的楚文化阻断了这种态势。[19]楚国扩张及其引发的百越内部整合、秦帝国的统一和前期铺垫是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先声。
春秋晚期以来楚文化开始对岭南考古学文化发生影响，[20]楚悼王十五年(前387年)吴起“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⑩随着楚文化的东进，江浙地区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土坑墓和木椁葬具，随葬器物的种类、组合和纹饰风格产生时代性差异，[21](P110～111、137)楚威王七年(前333年)灭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11)。楚国扩张导致江浙、湖南越人向岭南迁移，“湖南、吴越和当地土著三方面铜器因素的有机结合共同铸造了本地高度的青铜文明”。[22](P232)
“庄蹻王滇”未必是信史，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楚文化与滇文化有密切关系，[23]昆明羊甫头墓地填埋膏泥、设置垫木和腰坑等习俗与濮人在迁徙过程中受到楚系民族的影响有关，[24](P864、866)云南地区的T形玉璧、环“应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文化的传播而进入的”，[25](P425)滇池周边出土的大量精美的漆木器“似乎表明楚风确实吹到了滇中高原”。[26](P123～124)
“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12)秦帝国在江浙、岭南地区设置郡县，在云贵高原“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3)。秦文化虽然未能深入百越文化底层，但是秦统一确实对百越融入“中华一体”起到了铺垫作用。汉代会稽郡、丹阳郡的“乌程、余杭、黟、歙、无湖、石城县以南，皆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14)广东博罗银岗二期遗存中的“板瓦、筒瓦、云纹瓦当、青铜带钩、玉带钩、陶马泥塑模型、青铜盖弓帽等车马器及铁臿、锄、斧、锛、凿、削、刮刀、矛等铁质生产工具和兵器”等中原因素显然是秦统一岭南的界标性实物，[27](P390～391)秦代始建的番禺城亦受到中原筑城理念和建筑技术的影响。
汉初长沙国、淮南国等诸侯国境内的土著越人已经可以视为“内越”。[28]福建等地区受楚、秦文化影响较小，越文化根基更为深厚，汉代甚至更晚时期仍然处于“同而未化、融而未合”状态。福建地区的闽越考古学文化内涵与中原北方秦汉文化系统截然不同，[29]“汉文化的传播主要集中在闽江流域，特别是崇安汉城一带”，[30]六朝还有山越，唐代还有“溪峒”“溪僚”。越南北部以东山文化为代表的骆越遗存延续至东汉，“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15)。海南岛废置儋耳、珠崖两郡以后，西汉晚期至南齐期间是否在王朝版图之内存疑。[31]湘南、广西右江流域、潮汕等地区情况大抵相似。
四、江浙地区：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共生类型”
江浙地区以长江下游的江南和钱塘江流域为中心，秦汉时期属于“东楚”南部，商周时期为吴越之地。土墩墓是吴越地区夏商之际至战国前期最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存，“与越族文化圈的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在文化传统上的重大差异”。[32](P161、176～179)
汉代边远地区设置郡县以后，中原文化因素一般会迅速增加并逐渐占据主体，江浙地区最特殊。江浙地区历经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秦汉设置郡县的冲击，但是从印纹硬陶、原始瓷、高温釉陶发展至青瓷的技术传统却一脉相承，以印纹硬陶和土墩墓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因素汉代甚至更晚时期一直存在。
“福泉山类型”西汉墓以扬州、上海一带为中心分布，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地方类型，惠帝至景帝时期楚文化因素大幅减退、吴越文化因素复苏是其形成基础。武帝前后至成帝时期，福泉山类型的越文化因素有增加现象，并且向江淮平原西部扩张，至东汉早期仍有一定势力。[33]
汉代土墩墓以杭嘉湖地区分布最集中，与商周土墩墓的密集区大有重合，“自然的地理环境因素并不足以解释这种近乎顽固的文化现象”。[34]虽然营建方式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多数学者认为汉代土墩墓是吴越土墩墓传统的延续，“是大一统形式和地方文化特点的产物”。[35]
江浙地区汉墓随葬器物中高温釉陶和泥质硬陶比例大，仿铜陶礼器以高温釉陶为主，泥质灰陶从未占据主流，陶器种类、形制亦有地方特点。“泥条盘筑的制作方式、器表拍印几何纹的装饰技法仍贯穿于整个两汉时期”；高温釉陶虽然“在产品种类、施釉方法和釉色、原料等主要方面”与“原始瓷迥然不同”，但是为“东汉成熟瓷器的烧制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6](P109、107)
从东汉晚期开始江浙地区的墓葬制度出现了较明显变化，中原文化的影响持续深入，吴越文化传统发育出新的地域特征，主要表现是随葬青瓷器种类、数量繁多，在以“画像镜”“神兽镜”为代表的铜镜制造业和以“越布”为代表的纺织业上亦有体现。
吴、越两国在百越人群中社会发展水平最高，吴王寿梦通中原(前585年)以后开始与中原文化发生实质接触。越国归楚后尚有“越王孙开”，情形与三国时氐人“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16)相似。江浙地区汉文化在百越地区发育得最为稳固，在当地汉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和吴越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交融”状态，吴越文化基质得以积淀保留(吴春明称之为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37])，并且发挥出“反作用力”，可以称为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共生类型”。
五、岭南地区：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次生类型”
“岭南与一般的南方有所区别……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中国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都同岭南有关。”[38]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人文民俗的土著性、海洋性特征很明显，南越国文化的汉越融合特征也有许多表现。
岭南战国秦汉墓经常见有底铺河卵石、设置腰坑和“架棺”葬俗。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17)，徐闻、合浦汉墓出有玻璃、玛瑙、金花球等海外舶来品。西汉在南海郡置圃羞官，在交趾郡置羞官，这两种与特产果蔬、膳食有关的职官仅设置在岭南。南海郡番禺县和苍梧郡高要县“有盐官”(18)，而且华南“制盐业可能拥有不同的技术体系”，[39]本土冶铁生产则迟至东晋。[40]
“番禺城在城市营建和建筑布局规划上既模仿了中原一带城市建制，又确立了具有自身因素的城建模式”，曲流石渠并且显示出东南亚的建筑风格；[41]“万岁”瓦当则“是南越国既臣属于汉王朝，又保持相对独立的一个侧面反映”。[42]象岗南越王墓楚式“隔间”与汉式“椁坑”“侧室”“耳室”相结合，[43]出土的左、右、泰、部(读如陪或副)四枚“夫人”玺印是自创制度。[44]南越王宫苑遗址出土木简“所见职官名称证实南越国官制‘同制京师’，但有个别职官如‘大鸡官’是南越国独有”。(19)
南越国墓汉式、越式随葬器物普遍混杂，出有汉式鼎、盒、壶、钫的墓中越文化因素同样突出，这些现象是“以都城番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一种新型的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45]的表现，墓主“大约是一般的南下汉人和已汉化的越人，也有南越国的下级小吏”。[46](P354～355)在考古学上这两类人群已经难于区分，其族群身份可以称为“次生越人”。南越国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交融的轨迹是“民族意识的越化”和“文化的汉化”，趋势是“次生越人”发展壮大。[47]
南越国灭亡后，虽然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西汉南海郡经济、文化大幅衰退，[48]但是汉文化沿珠江等水系和海岸交通线更为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城市建筑更加普遍；[49]硬陶罐和釉陶器等南越国文化因素扩散至湖南地区。[50]西汉中后期岭南汉墓中的越文化因素已是孑遗，戳印纹硬陶中出现五铢钱纹、卷云纹等汉式纹样，墓主族属可以称为土著汉人。
岭南地区与江浙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差异，主要在于南越国发挥的历史作用。南越国文化本身已经是汉越融合的“次生”文化，这种新型文化与南越国灭亡以后南下的汉文化再次融合，就是我们所谓的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次生类型”。
六、云贵高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羁縻类型”
战国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基本上是百濮、百越、氐羌三大族群在不同时期迁徙而来后互相融合或分化而成的，这与该地区位于东西和南北几个方向的民族走廊的出口有关”，[51](P213)氐羌与濮僚(百濮、百越)的分别大致也是西夷与南夷的分野。
西南夷设置郡县前多处在“既非部落又非国家的”酋邦阶段，[52]君长“以什、百数”，社会结构分散，社会发展不平衡。滇、夜郎这类农耕族群存在着浓厚畜牧因素，句町、夜郎的“随俗迁徙”(20)可以理解为游耕。
云贵高原地势崎岖，又有瘴气之害，交通线路主要依托江河谷地，以坝子为核心“形成一个个相对孤立的社会文化地理单元”。[53](P6)南北向的山川形势还决定了云贵高原与东南亚和欧亚草原的密切联系，“大陆文化的向南传播，岛屿和滨海文化的北上渗透，都必须经过这一咽喉地带”，[54]有学者认为“公元前500年以后，中国西南地区风格要素(或人口)乃源自‘草原世界’”。[55]
汉文化向云贵高原的渗透主要来自四川盆地，也有红河溯流而上的汉、南越国文化因素。从秦代略属西南夷至武帝置益州郡，中原王朝控制西南夷历时百余年，设置永昌郡已经是东汉明帝的事情。云贵高原土著青铜文化“鼎盛期开始于西汉早期”，“衰落期在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初期”，[51](P149)郡县体制并未立即切断土著青铜文化的繁荣。汉文化较具规模地进入后与土著青铜文化并行发展，成为云贵高原汉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有别于多数边远地区的历史现象。
西汉帝国在郡县体制下主要依靠当地王侯君长进行管理，比如滇王“复长其民”(21)。滇池地区在“被汉朝征服之后大约一个世纪的西汉时期，墓葬情境(Funerary Contexts)中尽管包括汉式器物，但实质上仍然以滇式为主”，铜鼓和贮贝器“意味着地方信仰传统的维持”，羁縻“这种间接的统治，被认为是在边远地区扩张帝国领土最为有效和最低消耗的方式，反映了汉朝并无参与地方社会生活的愿望”，[56]这种“无奈之举”也许借鉴了秦在“本南夷”(22)的巴蜀的治理经验。
云贵高原的汉文化遗存主要呈点、线分布，往往与土著遗存交错共存，并且有大片空白区。“早期汉文化遗存”与东汉中后期之间划出的界线是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发生重要变化的节点。滇文化消亡以后，东汉时期“地方民族势力却在云南南部得到发展”，[57](P862)东晋南朝时期云贵高原出现了夷僚化浪潮，[58]贵州考古遗存中能够见到土著文化的复兴。[59]
云贵高原属于政治地理意义上的“佐米亚”(Zomia)地景[60]。东汉末年至南朝，云贵高原出现夷帅、叟帅和南中大姓，这些地方势力是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羁縻类型”的历史遗产，在南诏大理地方政权、明清西南土司，甚至民国西南军阀身上，还能够见到这一历史遗产的影子。
七、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蕴
王明珂认为华夏边缘至迟在东汉就已经完全成形，东汉帝国疆域(行郡县地区)与今天中国大陆汉族主要分布区有着惊人重叠。“这显示在汉代，‘汉人’在亚洲大陆已扩张至其生态地理上的边缘”，史汉“两越传”中“都没有关于越人的‘奇风异俗’的描述，并且在‘起源’上，都强调他们与中国的关系……由此可见，在西汉之后越人逐渐已被视为华夏的一部分”。[61](P187、205、309)
百越融入“中华一体”，标志着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内圈骨架的彻底形成。随着西北朝鲜、辽西辽东、内蒙古中南部、河西河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岭南、江浙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北方长城地带、藏彝走廊和南方珠江地带串联起中国历史边疆“基础轮廓”的内圈骨架，西汉至明清稳固控制的本土地域一般在此范围(大致介于中央政权边疆治理体系中直属体制与羁縻体制的过渡地带)，就此决定了中国历史边疆和现今领土疆域的基础范围。[62]
在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进程中，传世有“越贸阳君”“越青邑君”“新越馀壇君”“新越三阳君印”等汉庭赐印，[63]东瓯、闽越居民“北徙者不仅处于江淮间，且更有北至河东(今山西省东南部)者矣”，[64]越人开始改用汉姓汉名，[65](P2)百越地区“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今天的华南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66]东汉时期百越地区得以全面开发，重要表现就是人口显著增长，尤其以湘、赣最明显。[67](P135)自是以后，汉族和汉文化的内涵越发丰富，其边界也越发模糊，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的最终形成预留出巨大空间和伏笔。
苏秉琦指出，战国末世“夷夏共同体”的重组“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秦汉帝国的建立使以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68](P162)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是西汉帝国“大一统”的重要内容。现今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版图，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结构都可以追溯至“西汉边远地区汉文化形成”这一历史命题，这其中，有着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