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认为是个“学术游牧人”，从内蒙古草原出来学习和工作，三十多年来，生活千面，社会万象，唯游学之心不改。
名师提携 潜心修业
我在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攻读民族学专业的硕士学位，1986年开始在本校民语三系攻读语言民族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我是一个幸运的人，硕士生导师吴文藻、林耀华、金天明和博士生导师马学良诸先生都是知名学者。在申请做马学良先生的博士生时，我特请求林耀华先生推荐，他用了“我极力举荐”几个字，让我倍感温暖。后在学友的推荐下，我的博士论文撰写得到杨希枚先生的指点，他口若悬河地背诵“春秋左传”，并借《姓字古义析证》、《联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等名篇让我阅读，上面布满了他留下的近似书法的批注。
在学习中，我从外语转到民族学，再转到语言人类学，算是三连跳，加班补课是家常便饭。由此，我聆听了杨堃和吴汝康先生的授课，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听吕遵谔、李仰松先生授课，还从王静茹、胡坦、戴庆厦、陈其光、贾敬颜、陈连开、季永海等诸先生那里不断地吸取知识。
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第三年，我获得到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的机会，并得到卡洛琳·汉弗莱教授和斯蒂芬·休-琼斯教授的指导。在那里，除了享受大学城的清新空气，欣赏康桥草坪、拜伦池塘，还进一步领会了盖尔纳、霍布斯鲍姆、吉登斯的智慧。 2001年至2003年我应邀到美国卡尔顿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年通过全球遴选和答辩的程序，正式受聘为该校的“珍妮-拉菲尔德·伯恩斯坦亚洲研究与人类学讲座教授”，讲授人类学概论、语言与文化、种族与族群、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日本的人类学研究、东亚的人类学研究等课程。
归心筑沪 再访“民族”
2009年，我从美国归来，先是在复旦大学“落户”，随后又以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身份到贵州大学“插队”。林耀华先生曾写道“把种子埋进土里”，费孝通先生毕生“行行重行行”，在马学良教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追随罗常培先生足迹，努力在“语言和文化之间搭桥”，在民族和族群研究中尝试建立“符号学派”，希望以理论创新来促进民族和睦，为善治和良治提供参考。我先后发表了《民族与民族概念辨证》、《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证》等文章，在解释国外族群理论过程中，出版了《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在国家民委有关部门和复旦大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努力利用自己多年游心问学的经验，组织学术力量，协调各方资源，开辟国内民族研究新路径。
在学术界，有人说我是“民族派”，也有人说我是“族群派”。其实，族群和民族的理论研究，我都无意偏废。我认为，文明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少数民族和边缘族群受益的程度。多民族国家是当代主流，民族和睦是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民族研究意义重大。“千灯互照，光光交彻”是生命的交流、感情的沟通；追慕美德是谦虚礼让，同情弱者。我国是多民族国家，需要在差异中寻求“重叠共识”，弘扬求同存异的智慧。美德就是让步，学者不仅要穷究学理，还要关怀伦理美德。各个民族、族群，需要和睦相处，更需要在“光光交彻”中互守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