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承办的“第十届（2024年·春季）宏观形势论坛”在京举行。本文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在会上的演讲，观察者网整理成文。
我今天的发言主题，是从两个侧面来勾画从短期到中长期我所认识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展望。
从当下判断，我认为中国以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要冲过“历史三峡”的关键性历史考验阶段。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都非常适合描述当下这个阶段的特征。
中等收入陷阱等全球统计现象表明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我们现在看着要到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时候，种种困扰、不确定性却都呈现出来了。
在2010年，中央提出“稳中求进”这个经济工作总基调之后，从2011年到2022年，我们的经济增速是一路下行的。最新的2022和2023年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是4.1%，它已经滑出了所谓中高速的合理区间，和我们经济学家一般有共识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差距非常明显，也达不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以后，总书记的说明里已经点明的15年保证速度的量值要求。
但如果以2023年这一年同比5.2%的增速为契机，展望2024和以后的年度，我们却要看到它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这一年我们站在了所谓中高速的底线之上，并且大概率是能够避免今年、明年、后面的年度里不再出现2020年和2022年那样的新低。
三年疫情，我们在抗疫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我认为大概率上使我们足以应对以后可能出现的疫情的反复而不对经济社会产生那么大的拖累。只要把已在2023年8、9月以后向好的趋势、继续向好的基础夯实，今年、明年是很有希望在中高速的区间底线之上运行的。
我先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如果说对2024年的引导性目标，作为研究者提一个建议的话，我认为应该非常鲜明地仍提为5%，甚至可以考虑5%以上。国外那么多研究预测的量值都是5％以下，像IMF甚至低到4.2%，高盛为4.5%，国内不少券商预测是4.7%、4.8%，而我之所以认为应该继续提5%，基本依据要从下面两个角度展开。
从总体全局看，有客观、主观两大方面的认识。
首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的成长性方面的支撑，我们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按照唯物史观——我是认同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定应认识到生产力创新发展作为根本性、决定性因素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客观上是有共性的。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在共性的轨道上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法治民主化，再加上中央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六大潮流合成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结合中国特色，它的客观规律性表现在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是在人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后我们再急起直追，是在符合规律的轨道上有了超常规的发展。
具体观察，作为一枚硬币两面的工业化和其必然伴随的城镇化，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现在走到什么地步了？
我认为中国的工业化绝对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已经到了后期，中央的认识也非常清晰，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的这一国际地位还没有改变。应该认识到，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从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转变阶段，“世界工厂”大而不强，必须实现升级，“中国制造”必须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后面的发展纵深和潜力空间还十分可观。对于现在自己的短板和不足，我们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同时，我们自己客观方面的成长性的支撑不能忽视。
而城镇化的真实水平，我认为这更是应该强调的。我在很多场合都专门说到，我完全不同意只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6%，这是最新的指标；首先要看的，是那个不掺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7%。一大半中国人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面已经进城的3亿多人中，至少有2亿多人在城市、城镇居住、工作、生活了很多年，就是苦苦拿不到城市户口。
什么道理？因为我们的发展没到那个份上，真实城镇化水平不足以给他们提供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这和关于工业化的认识相类似，我们明显的不足和短板的背后，是我们要补欠账，我们要继续升级发展的潜力空间不可忽视。这个发展纵深，在规律性的轨道上是客观的。
两个城镇化指标放在一起，如果直观地拿城镇化的水平来判断的话，我认为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可以中和一下，到55%左右的话，那么按照国际经验走完伴随工业化发展的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还会有15个百分点左右的空间。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当然在年度城镇化真实水平提高方面它是减速的，但总体上仍然是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假定一年上一个点，还得走15年。
所以从这个角度，以客观成长性的基本判断来说，我们要看清楚中国经济发展所谓的韧性、“回旋余地”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它确实有客观性的支撑力依据。
接着就要看我们的主观努力方面。为了充分发挥中国客观成长性的潜力，我认为主观努力已成为关键。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是要使主观努力符合唯物史观原理而解放生产力，抓好这个硬道理。
我们已走到改革深水区，形成了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而同时又有种种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难点考验的阶段特征。创新发展作为头等要义，首先是制度创新，首先要解决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问题。领导人说感觉就是“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很多场合，人们回避谈改革的问题，包括有些非常有影响的人士，上来一般讲发展，讲政策，或者只是原则性地讲一下改革。我愿意把这个事情进一步往下说：改革怎样动真格，怎样“啃硬骨头”？后面我会点出自己的观点。
现在我们抓改革，就是要冲抵下行因素，把不确定性的困扰尽最大可能地排除掉，要在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掌握好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确定性和主动权。
领导人说改革开放是“关键一招”，不是空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给出明确的表述，要谋划重大改革举措，要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这使我联想到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定了以后，宏观层面就是从财政的突破口先行。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以后，点将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紧锣密鼓准备建立间接调控框架。1994年实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配套改革，就是和建立市场经济、实行间接调控相配套，使财政又成为突破口和先行军。十八届三中全会六十条公布后，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然后才是各个方面的配套改革方案。
现在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个口风，实际上正对应着前面这几轮改革在渐进过程中，带有局部突变特征的突进和财政支撑全局改革的逻辑。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高度重视，按照中央的这个精神，我认为如果能够展开一轮改革的发展新阶段，它的目标必然包括：要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二十大的政治报告明确表述的；要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在上海自贸区开始的原则体系里就非常好地做了陈述；企业面对的应该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应该自我革命，实施正面清单+责任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都必须有全面的绩效考评，那就要量化打分，就要有官员的问责制，要有相关的奖惩。这样来形成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整个生产要素于公平竞争中合理流动的一个统一大市场。
显然我们的改革，还必须是总结基本经验，以多轮最小一揽子配套推进的制度创新，来充分打开科技创新潜力空间——这是第一生产力，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最关键的数实融合角度上的概念。这个科技创新还要结合管理创新潜力的充分释放，这是人们所讨论的从直接的效益到综合绩效的诉求。这些潜力空间、中国的客观的成长性，给我们提供了客观支撑因素。
主观方面的努力，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伴之以思想观念的创新和思想进一步的解放，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二十大明确的表述之下，形成在人类文明主潮流上的实质性的进步，来支持我们中高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来不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主观上避免出现低级错误，时间将是走上坡路的中国的最好的朋友。
为了延伸拓展深化改革开放，走通和平崛起现代化之路，使我们的中国梦——伟大民族复兴的梦想成真，我认为在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时，要特别注重这样一些关键词：高水平营商环境和现代市场体系、大部制、扁平化、法治民主化、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省以下的分税制和地方税体系，当然还有其他方方面面。至少这每一个关键词后面“啃硬骨头”的改革，大家都应该能够体会到。
关键性的主观努力的决定性意义，在改革综合疲劳症、明哲保身这种普遍的社会氛围中，可援引领导人的一句话——“唯改革创新者胜。”我们现在经受历史考验，就一定要在这方面把握住制度创新纲举目张的龙头作用。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呼吁方方面面秉持社会责任感，让我们共同努力，锐意进取，深化改革，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