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明确宣布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探索：不仅需要建立更加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一系列稳增长、惠民生、促公平的政策和措施，以更有为的政府推动构建更有效的市场、更有爱的社会、更可持续的环境，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事实上，与过去我们对照着成熟市场经济体制搞改革谋发展不同，迈入新征程后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探索已经进入到“无人区”了：我们是人口规模巨大、经济体量超大、区域差距也极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要在这样一个大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重道远。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结合学习二十大精神，我认为在经济层面，可从六个方面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坚持全球视野，做强城市群、都市圈这个新动力源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1年末已经达到64.7%，比2012年末提高了11.6%。目前，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9亿人，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超级大城市有七座，500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有14座，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城市体系。

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征程。其中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为主的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例超过40%，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动力源。

2013年，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伟大倡议，亚欧大陆的整体格局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和运行，将几乎中断的亚欧大陆桥变成了沿线国家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陆上丝绸之路。

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经济版图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事实上，与海洋贸易相比较，这种基于跨国班列的陆路贸易有四重经济价值：

一是压缩了贸易环节，进而推动贸易分销体系产生新的变革；

二是以比空运省钱、比海运省时的独特优势丰富了国际运输服务供给；

三是沿路推行“三互”大通关和多式联运“一票制”，将推动形成陆路贸易规则和标准体系；

四是既给铁路枢纽城市带来了枢纽经济，也给沿线带来了通道经济，从而更能适应各类贸易业态的创新发展。

也正是在跨国班列的带动下，处于“世界岛”中间的中国中西部地区由过去的开放末梢一跃成为开放前沿。依托这些内陆城市建设的国际陆港，如重庆、成都、西安、郑州等陆港城市，正如海洋运输中的海港一样，必将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目前，在中国与世界每年6万亿美元左右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中，有近4万亿美元的货物贸易是与东盟、欧盟、中东地区、独联体地区、日韩地区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进行的，而这些贸易的运输方式80%是海运、15%是空运、5%是铁路运输。今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完全有可能形成近2万亿美元的货物由陆路运输来实现。

未来，在泛亚铁路的推进下，中国与东盟近90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如果有40%的运输由泛亚铁路及其跨境高速公路来实现，那么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与东盟4000多千米的边境线上，多年发展的边境贸易将从原来边境线上两地居民互通有无的、单一层次的摊贩式集市，发展为多层次的口岸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等，进而推动沿线的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区域性陆港城市群的发展，形成沿边开放的新格局。

从这个角度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一是要形成高质量的城市群、都市圈，不仅是现在东部沿海的三大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也应该有新的城市群、都市圈，中西部地区将建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甚至昆明城市群等；

二是要发挥城市群、都市圈的辐射带动效应，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格局。

二、立足我国国情，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二十大报告同时明确“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两件事，其实都受“胡焕庸线”的约束。

根据胡焕庸的研究，从黑龙江瑷珲到云南腾冲这一条线可将中国版图在人口地理上大致分为两部分，西北部是“大漠、长河、孤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4%；而另一边是“小桥、流水、人家”，仅占全国36%的国土面积，却聚集着另外96%的人口。虽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但这条线两边的人口地理格局基本没变。

2020年，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东部五省（直辖市）的人均GDP平均达到10.5万元，而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西藏等西部六省（自治区）的人均GDP平均为5.3万元。东部最富的省级行政区如上海（人均GDP为15.9万多元）与西部经济落后的省份如甘肃（人均GDP为3.4万元）之间的差距巨大，接近五倍。

总之，“胡焕庸线”是我们在研究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时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我们应在尊重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更多通过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手段来破解“胡焕庸线”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制约。

2021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1亿人，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为8.3万亿元（占GDP比重的7.3%）。而这5.1亿人中的绝大多数也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人多地少的东中部地区农村常住人口粗算有4.6亿多人，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可抓住两个重点：

第一，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打造成“第六产业”。

所谓第六产业，就是按“1+2+3”的思路，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来赋能第一产业，形成从“田园”到“餐桌”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突出的人地矛盾决定了我们没有条件发展美国式的大农场主农业，当然不排除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创新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不管怎样，占人口总量36%的农村人口产出了7.3%的GDP，继续困守在农业领域、就农业谈农业是不可取的，可行之策在于，要发展农业深加工业、涉农服务业。

一些地方已将发展“一村一品”等特色农业与冷链物流、直播电商结合起来，探索出了根在农业农村、触角延至全国各地的成功模式，这就是以工业的思维、互联网的思维经营农业。如果现在8.3万亿元的农业GDP被改造后能产出16万亿元的GDP，那农民的收入也会翻一番。

第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目前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97%的年收入来自劳动，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而城镇居民的房产、股票等各种财产性收入，可能占整体收入超过50%。虽然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一亩三分地”，但这一亩三分地尚不能变成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信用品，无法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

201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和2020年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基本逻辑是：通过盘活农村“三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比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按照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的方式流转，意味着无论卖多少钱，全部直接留给农村。

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的土地级差收入就得到了提高，而且越是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级差收入就越高。这些级差会全部返给农村。其中20%会补给村集体或乡政府，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的70%-80%则要反哺出让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加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逐步完善推广，农民和农村因“三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步增加，城乡差距会得到较大改善。

关于西部大开发，关键在于要把西部的资源禀赋扬长避短地发挥出来，以比东部更快的速度提升西部的人均GDP。比如，西部地区有广袤的土地，可以向以色列学习，在戈壁滩上规模化发展滴灌农业。假设以500亩为单位建设大棚设施，有若干个大公司逐步覆盖10000平方千米的土地，预计将有7500亿元的产值。

又如，西部地区阳光充足、雨量较少，且地域辽阔，恰恰给建设光伏发电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有一批大型光伏企业在新疆建设光伏电厂，规模达到10亿千瓦的装机每年能够运转1500小时的话，就可以产出1.5万亿千瓦时电。按每千瓦时电0.2元计算，就相当于3000多亿元的GDP。这些清洁能源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内，就可以产生人均两三万元甚至四五万元的GDP。

但是，提升西部发展动能背后的运作离不开五个“大”。事实上，这些年我国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油东送以及正在发展的东数西算、下一步规模化发展的清洁能源基地和特高压直流输变电都属于这五个“大”。

第一，一定是大资本的投入。无论是滴灌农业还是光伏发电，这类项目都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体现其经济性，这是由西部的资源禀赋决定的。

第二，一定是由大企业集团来建设，不论是国有、民营还是国外的公司。这并不是歧视中小企业，而是因为中小企业无力承担这笔巨额支出。

第三，要用大技术，也就是要用高科技。过去也有大企业和大资本，但有了高科技才能有高产出。

第四，要面向国际国内大市场。比如滴灌农业项目，这与过去服务本地方圆几十千米的小农经济不同，这种项目的产出要通过与掌握国际供应链的企业合作，分销到全世界，分销到内地各个终端。

第五，一定要有配套的大系统。比如滴灌农业规模化生产出来的产品，要有高效的物流运输体系将其分拨到国内的其他地区以及欧洲；比如光伏基地，需要有特高压输变电系统才能把电由西部地区输送到东部的高负荷地区。

按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十年以后通过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发展可以使西部地区的GDP翻一番；再通过地下资源的开发、设施农业的发展，使西部地区的GDP可以再翻一番，那么东西部差距就会从如今的两倍缩小到一倍多。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可以继续推进东部给西部的转移支付，这样就可以更好地缩小东西部差距。

三、坚持实体经济为重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

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时达到了32.5%的峰值，自2011年开始逐年降低，2020年降到26.3%，九年时间下降了5.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很多产品属于低端低质，在性能、可靠性、寿命、良品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细分市场的开发不足。一旦哪个行业处于风口，大量制造业企业往往一拥而上，搞低水平重复，最后形成恶性竞争、产能过剩。

三是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在制造业许多关键环节中的核心技术我们尚未掌握，受制于人，很多产业链容易被“一剑封喉”。

四是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中国的制造业体系存在大量的低端加工，缺少高端品牌以及相应的市场渠道优势。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还要积极“进取”。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1）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

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模式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努力推动形成三种集群：

第一种是制造业上中下游集群。比如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70%-80%实现本地化生产。

第二种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当几个同类大企业在同一区域落地后，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其他企业服务，让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

第三种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在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

（2）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

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和“强链”行动计划。

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即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我国供应链的短板，即“补链”；

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

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即“强链”。

这种产业链集群既有助于我们防范和应对类似新冠疫情这种因天灾导致的全球“断链”风险，又因为产业链集群本身形成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可以有效阻遏未来在某些关键领域被人“卡脖子”的风险。

（3）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

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已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即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由成百上千家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

过去跨国公司在中国建了不少合资的汽车主机厂、手机组装厂、家电组装厂等，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很多的内资企业已经培养出了这种大规模制造和管理的能力，为我们培养自己的“富士康”、培育新时代的制造业龙头企业打下了基础。

（4）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

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的、特殊的商业组织。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

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根植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进行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

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链头”企业的共同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本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尚需要持续加强。

（5）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

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隔20-30年就会有4-5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

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增强实现/虚拟现实）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五是3D（三维）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五大件”等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就是要处理好两类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进而放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和红利。

（1）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二十大再次对此进行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围绕这两句话继续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里面的“充分”和“决定性作用”着重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两句话：“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与“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而是要在维护市场、弥补市场、发展市场方面有所作为，以有为市场促进形成高效市场。

（2）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以下简称“非公经济”）。这里面有一个认识问题、两个操作问题。

改革以来，我国大致形成了政府、非公主体、公有制主体这三类经济主体的经济贡献为15∶60∶25的占比格局。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个比例不仅是合理的，也是稳定的——政府和公有制主体的经济贡献加起来占40%，可以起到有效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非公主体的经济贡献占60%则有利于保持经济活力、涵养就业、促进创新等。

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的一个核心指标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如果一个地方的民企每年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而净资产不增加，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则有可能产生泡沫；如果全社会的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关键之处在于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要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这里面的关键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特别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样既可以盘活天量的国有资本，又可以“四两拨千斤”地撬动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整体经济赋能。

在当前绿色革命的大背景下，我国清洁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其中必将出现几家生态主导型的企业和几百家甚至几千家独角兽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我们要吸收过往的经验教训，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为依托，主动培育这些潜在的独角兽，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这两件事做好了，中国经济将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也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市场红利。

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当前，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是新形势下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打破各种脱钩断链图谋、谋求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手段。

（1）中国经济有条件、有能力不断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从需求端看，中国有规模庞大的单一市场，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在不断升级换代，这将为本土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

从供给端看，中国有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工程师队伍，有随时可以将各种创意、创新、创造进行产业化的市场主体群。2020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规模近2.2亿人。2000-2020年的20年间，中国培养了6000万名工程师。2021年有4万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700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800多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从经济规律看，技术进步存在偏向性技术变迁的普遍特征，以新能源汽车为例，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60%左右，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球占比在50%左右，这既与中国试图摆脱石油依存度过高的一系列努力有关，也与我们多年来大规模建设电网基础设施有关。

（2）新形势下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必须加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一些核心技术突破极有可能在未来10-15年发生，必将促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发生分解重构、融合创新。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国际贸易秩序、财富分配格局必将迎来新的变革。

在这一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科技较量已经下沉到基础研究、共性基础技术、基础科学教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构成的系统能力对抗上来。各主要经济体纷纷推出了相应的科技计划、加大科技投入抢占制高点。总的来看，我国在科技创新系统能力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无论是迎接新一轮科技和革命和产业变革，还是应对“卡脖子”“科技脱钩”，都必须加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

一是要加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按照“四个面向”要求，聚焦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为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创新提供支撑。

二是要组织开展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发挥“五个一批”的作用：解决一批科技难题、形成一批原创性成果、培养一批优秀科技人才、培育或支撑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占领一批国际科技创新前沿高地。

三是要按照“揭榜挂帅”的原则实行科技“赛马制”。实行重大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万马奔腾的“赛马制”，针对同一个科技问题形成多路线、多方向、多种解决方案，通过比选、分析，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联合攻关方案，减少科学探索的盲目性，节约科技资源。

（3）加快创新驱动要与市场和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克服创新链条的三个短板

当前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仍存在三个短板，分别对应创新活动从无到有再到产业化的三个阶段。做好创新驱动，关键是针对这三个阶段存在的短板分类施策。

创新的第一阶段是“0-1”，是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无中生有的科技创新。这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在大专院校的工程中心、在大企业集团的研发中心搞出来的，需要的是国家科研经费、企业科研经费以及种子基金、天使基金的投入。

建议集中优势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在未来五年内将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由5%提高到15%左右的水平，并在以后的年份逐步提高。

创新的第二阶段是“1-100”，是技术转化创新，是将基础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专利的创新，包括小试、中试，也包括将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开发，形成功能性样机，确立生产工艺等。这是各种科创中心、孵化基地、加速器的主要业务。

接下来，要进一步理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激励约束机制，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股权分红激励、所得税延期纳税等政策措施，健全市场化的绩效评价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要通过这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催生一大批从事应用技术开发与转移的专业机构和技术经理。

创新的第三阶段是“100-100万”，是将转化成果变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过程。

要发挥科创板的示范作用，为创新注入资本动能。凡是属于“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能够以产顶进、降低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凡是有利于促进内循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科创板应优先考虑。

要力争将科创板打造成与美国纳斯达克相媲美的资本市场，以科创板为龙头激活全流程创新链条，进而掀起全社会开展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的高潮。

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内外双循环联动效应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1）以推动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贯通内外循环

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让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成为全球要素资源强大的引力场，就需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内循环与外循环有效贯通起来。

一方面，要以内外贸一体化为重点，推进内外贸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的衔接工作，实现同线、同标、同质。支持市场主体内外贸一体化经营，促进内外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生产、维修与再制造、销售结算等产业链中高端延伸；依托开放平台开展内外贸一体化试点，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支持建设内外贸“一站式”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围绕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存在的短板领域，如金融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和数字经济等，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时要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面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在政府行为法治化方面迈出新步伐，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

（2）以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为重点建设贸易强国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主要是由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推动。权威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商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因智能制造、增材制造等技术的进步减少10%，到2040年服务贸易的占比有望提高到30%。中国已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要成为贸易强国必须在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上发力。

目前，中国已经申请加入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有助于中国与国际上的高标准数字规则进行兼容和对接，推动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为企业提供数字产业合作的机会。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服务贸易额占全部贸易额的比重将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中数字贸易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将与货物贸易一道，支撑中国贸易强国建设。

（3）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

迈入新征程，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突破一些瓶颈和障碍，加快形成以中欧班列为依托，以沿线主要枢纽为支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国际经贸合作大通道。特别是要考虑通过对运力布局的优化调整，为带动全域、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除了北上（东中部两通道）、西出（西部通道）两大战略方向，还有南向大通道，其中一个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另一个是以中老、中越、中缅三大通道为依托，面向中南半岛的南向通道。这些通道在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缝连在一起的同时，也将带动相关区域的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实施“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战略

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自由贸易港、各自贸试验区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主动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形成了一大批创新探索成果。其中，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具体施工阶段，预计2025年封关运作，这将是一个里程碑。

总的来看，国际经贸规则演进的基本方向是“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由边境外措施向边境后开放转变，更加强调营商环境的趋同化。这就要求自贸港、自贸试验区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和更实的举措开展创新探索和压力测试，重点围绕高水平经贸规则所涉及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形成突破，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谈判和全球经济治理探索新经验，形成新示范。

（5）以“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正步入制度设计与行动的有序发展新阶段。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数据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2022年1月进一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

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未来15年，随着中国跨境贸易、大宗物资进口、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逐步推行以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将取得重大进展。预计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将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到2035年人民币在支付结算中的比重将在17%左右。

作者黄奇帆系重庆市原市长，本文摘编自《探路：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建设方略》，内容有删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