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到1”阶段投入不足 转化阶段需培养专业团队、优化激励机制
Q1：您曾提出，我国整体研发费用之中只有6%投向“从0到1”“无中生有”的基础性、关键性科研创新上，90%以上用于引进、消化、吸收。当前阶段，我国科创体系面临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及竞争压力？如何在原始创新阶段加码布局？
黄奇帆：科技创新是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基础性环节。我国当前面临的许多“卡脖子”问题，都与科技创新不够充分有关。加强科研创新是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
可以将我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0到1”的关键技术创新阶段，指对前沿科技、知识产权进行“无中生有”的创新，在此阶段我国目前的薄弱环节在于投入不足。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此前联合发布的《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3万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达到2.54%。放眼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经费投入总量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应该说经费投入总量规模还是相当大的。
问题在于，在突破3万亿元的科技经费投入总量中，目前真正投向“从0到1”阶段的重大科研项目的比例只有7%左右，前几年还只有5%，比重偏低。
对比二十国集团（G20）中的发达经济体来看，其“从0到1”创新阶段的经费投入所占GDP比重往往在20%以上。这些国家本来就在研发方面领先于中国，经费投入力度还大于中国，那么它们自然就在这个环节走得更快。尽管我国经费投入总量不小，但只有7%左右投向“从0到1”的研发阶段，这就是我们投入不足的一个表现。
在今后的10-15年中，我国应把这一比重提上去。比如，到2025年争取能够将科研经费的10%投向“从0到1”创新阶段，到2030年争取达到15%，到2035年争取实现20%，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投入水平，助推中国在重大科研方面达到新的境界、取得新的突破。
Q2：“从0到1”的研发环节之后，我国应如何完善体制机制来加速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
黄奇帆：第二个阶段是“从1到100”的科研成果转化阶段。我们好不容易在创新领域有了“从0到1”的突破，如何将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认识上来说，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产学研一体化，这些都是我们数十年来一直坚持的理念，但是为什么理念到位而实际操作难以到位？
实际上，我国在这一阶段的转化率只有10%左右，而发达国家在“从1到100”转化阶段的转化率一般达到50%左右。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任何科研创新的技术都要转化为生产力，但是要求转化率达到50%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要的。
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不够到位，背后原因与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有关。目前的激励机制是，任何科研创新团队或者个人取得了科研专利之后，在其专利效益分配之中，70%属于获取专利的团队或者个人，30%归于投资方。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不仅需要智商，还需要情商，需要了解社会生产的各方面过程。由此来看，激励制度一方面要激励科学家积极探索科研发明，另一方面也需充分激励转化团队。
其实，在“从0到1”阶段实现技术突破的人，一般是要有点“书呆子”精神，一种非常认真的钻牛角尖精神，这些人才往往智商极高，在一个个高精尖领域经过认真的思考获取闪电式的突破。
高智商人才未必一定具有高情商，而负责转化的专业人员需要知识面宽，耳听四路、眼观八方，以便确定转化方向、制造社会需求。转化人员还需具备很强的组织能力，团结各种各样的工作团队进行合作，因为科创成果的转化涉及到多方面具体环节和人才聚合。
所以，推进成果转化的人才和实现创新突破的人才，往往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才，转化团队和创新团队也往往是两种团队。在这个意义上，需要鼓励不同的人才发挥不同的作用。
我们过去谈到科技创新，往往是发展一批科创基地，为科创人员解决房租成本，同时提供一些补贴。但科创人员离开了教学产业链的重点实验室、到了基地之后的新的创新，容易出现“脱轨”问题，往往就是因为这些科创人员自身无法筹措各种各样的转化工作，因此亟需培养专业的转化团队推进相关工作。
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激励方案是“三个1/3”：一个科研成果问世之后，其收益的1/3归投资者，1/3归发明者，还有1/3归转化者。如果发明者同时也能成功实现转化，那么收益的2/3归发明者，还有1/3归投资者。
美国国会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提出的“拜杜法案”，是“三个1/3”方案的一个具体案例。这一法案于1980年由美国国会通过，1984年又进行了修改，实质上就是《美国专利法》第18章 “联邦资助产生发明中的专利权”，已在硅谷实施了四十余年。
“拜杜法案”之下，硅谷大量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不仅有赖于高校的科研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还有赖于硅谷本身不仅是原创的基地，也是转化的基地。大量的学生“背着书包进去，背着钱包出来”，实质上就是将成果转化作为一种创业，在地下室、咖啡馆里面讨论科研转化的问题，一旦转化成功，转化者就可与那些高校的发明者共享利润。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也应在转化环节将知识产权收益分配的“三个1/3”方案实施到位，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转化率的提升。
完善常态化退市机制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管理
Q3：“产融结合”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发挥哪些作用？
黄奇帆：科技创新的第三个阶段，就是“从100到100万”的生产工业化阶段。这个过程需要资本市场的帮助，需要各种各样的公募、私募股权投资，在此之前可能还需天使基金、种子基金作为投资者，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过程中进行一轮一轮的基金投入，经过A轮、B轮、C轮，直至企业上市变成独角兽。
资本市场多层次投融资体系的推动，将科研创新成果真正转化为大规模的工厂产品，与此同时这些转化企业也成为了市场上的独角兽公司。
整体而言，我国在第三个阶段的发展也并不到位。目前国内真正形成规模效应的、可称为“独角兽”的科创板上市公司市值只占资本市场总市值的不到10%，而美国独角兽公司股票市值约占美股总市值的30%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市场与美国资本市场的核心差距之一，表现在独角兽公司总市值的差距。
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在上述三个环节的发展上都存在短板，未来科技创新体系的发展建设是要把这三个短板都补上。
Q4：在您看来，当前我国科创金融面临哪些新形势与新挑战？我国资本市场应如何针对各类科创企业独特的融资需求、产出周期、风险控制等，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丰富产品生态，真正提升金融资本配置效率？
黄奇帆：科创金融的发展，涉及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管理问题。
例如，独角兽公司的产生，最初可能会在科研成果产业化阶段形成雏形，涉及A轮融资的使用；探索形成成型产品的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投入，涉及B轮、C轮融资的使用；产业链进一步扩大与健全，最后形成规模生产效应，就可经历IPO成为独角兽上市公司。
真正能够对科创产业发挥作用的资本市场，需要在企业上市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各轮融资、各项基金做到长线跟踪与专业运营，共同承担创新发展的风险与收益，避免一些投机取巧的现象。
当前的问题是，一些投资人“看不到好东西”。部分投资人可能掌控千亿资金，却将其中90%投向货币基金、债券基金等理财产品，这是“没出息”的选择，无法推动中国科技金融或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是未来资本市场发展理应避免的现象。
当前中国公募基金规模逼近30万亿，其中70%-80%投向债券市场，投向股票市场的寥寥无几，投向独角兽企业的更是少之又少。
还有一些投资人过于急功近利，往往在A轮、B轮、C轮融资时期兴趣了了，而在企业即将上市变身独角兽的时候想尽办法拿到股权，也就是说在摘取成果的时候希望以“短平快”的方式发财。资金在最后一个环节蜂拥而来，很可能推高运行成本、导致股价畸形。
另外，还要进一步推进科创板制度建设，完善常态化退市机制。
科创板的企业主体往往发展尚未成熟，财务报表无法达到其他上市公司的准入标准，本质上就是一批还没形成成熟的投入产出效益的风险系数较高的科创企业。通过注册制成功上市的科创企业确实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地发展成为优质独角兽，事实上，可能其中60%甚至70%都不会成为独角兽。所以对于科创板未来发展而言，完善常态化退市机制至关重要。
如果科创板“只上市、不退市”，其后果要比一般的资本市场“上市多、退市少”的后果严重许多，板块整体死气沉沉的后果无疑还是由投资者来承受。
如果大多数科创板上市企业的效益始终不好，那么不论是老百姓还是公募私募基金，必然终将对科创板股票失去信心；反过来看，科创板的发展越是欣欣向荣，投资者在科创板中获取的收益越多，就越会吸引社会资金到资本市场的这一板块来运行。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资金，但缺的是有效益的项目，缺的是真正具有爆炸性能力的优质独角兽企业。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在于扩大生产性服务业规模
Q5：您曾强调，制造业发展是一切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您如何看待未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黄奇帆：目前中国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约为30%，具有超大规模制造能力。规模效应为中国制造业带来了一些独特的优势特点：
第一，产业链齐全。
联合国的工业体系分类包括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我国大类、中类、小类样样俱全，拥有全球门类最全的制造业产业链。且这一工业体系分类中，我国在约30%的门类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这也说明了我国产业链齐全、产业配套好的优势。
第二，规模效应能够带来成本摊薄效应。
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劳动力众多且劳动工资标准又比较低，产生了大量供给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在过去三四十年一直存在，但在最近的十几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了三倍左右。例如，2004年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600元，2014年涨至每月1820月，目前已经达到每月2590元。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制造业相较东南亚、印度等地已经没有了比较优势。
现在，中国制造业又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即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摊薄效应。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从六个方面降低了制造业成本：
第一，规模效应能够摊薄科研开发成本。直观来看，假如企业花费一亿元开发某个产品，之后在市场中售出了一亿个这种产品，那么每个产品对应的科研成本就是一元钱；假如该企业能够在市场中售出两亿个产品，那么每个产品对应的科研成本就是五角钱。所以，同等规模的科研开发总支出之下，规模效应能够降低科研开发单位成本。
与之类似，第二，规模效应能够降低固定资产成本；第三，规模效应能够拉低物流成本；第四，规模效应能够摊薄市场开拓成本。第五，规模效应能够摊薄产品市场的采购成本。这是因为，企业采购原材料、半成品或零部件时，采购规模越大，议价能力就会越强。
第六，规模效应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同样的一批工人、同样的工资标准下，订单更为饱和、市场需求更大的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更高；如果另一家企业以同样的工资标准雇佣同样的一批工人，但是订单不饱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劳动生产力就会降低。
中国制造业在以上六个方面成本下降，使得中国近十几年的产品出口竞争能力出现了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我国出口产品的70%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轻工纺织类产品；但最近十几年我国出口产品的90%是机电产品，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机电产品，而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比重从原来的70%低至现在的8%左右。
这种变化并非由于中国政府规定了新的出口政策，而是市场在不知不觉中悄然生效的转型：一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优势渐渐消散，外国企业转向更多地从东南亚、印度等地区进口这类产品；另一方面，我国规模效应摊薄六方面成本，产生了新的竞争优势，外国企业采购我国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品的数量自然增加。
由于近十几年中国机电产品大量出口欧美，美国部分人士常常怀疑中国政府在暗中补贴相关企业，对我国发起了诸多反倾销调查，但几乎每个案件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是因为最终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其实没做任何补贴，中国机电产品的竞争优势是在规模效应之下自然产生的。
目前我国许多制造品产品的成本与欧美相比差不多要低50%甚至60%，在这个意义上，有赖于规模效应带来的新的核心竞争力，今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制造业规模只会日益增大，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将在今后几十年的长周期存在，成为我国招商引资、融入世界的一个“杀手锏”。我国一年货物贸易进口规模约为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规模约为5000亿美元，加在一起每年进口总规模约有35000亿美元，10年就有35万亿美元。在这个意义上，国外的跨国公司，不管来自欧洲、美国还是其他地方，都希望分享中国市场这块蛋糕。
中国工业规模也对全球经济发展、制造业发展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一方面，无论全球发生任何区域性波动，只要中国制造保持稳定，那么全世界30%的制造业就能够平稳运行，这也成为世界与中国互利共赢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为世界提供了大量价格较低的产品，对全球降低通货膨胀起到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
Q6：未来如何进一步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黄奇帆：未来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有赖于进一步消除短板。目前中国制造业短板主要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规模不够大。
现在全球各种高质量制造业体系中，终端产品价值的50%-60%都是服务价值。例如，一台手机售价6000元，其中上千个零部件的总成本价值可能只占手机总价值的45%左右，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程序、操作系统、芯片专利等服务价值可能占了终端手机总价值的55%。由此来看，生产性服务业规模足够大的市场才有可能使终端产品具有更多的知识产权附加值。
这一现象背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往往占GDP的40%-50%，而我国目前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占GDP的20%左右，在比重上比发达国家低了一半左右。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是我国进一步发展高质量制造的一个重要环节。
高质量制造的重点不在于制造业本身，而在于生产性服务业。这种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家统计局以及全世界的统计体系中，大体上有10个类型。
第一，围绕产品和产业链的研究开发是一种生产性服务业。
第二，围绕产业链的金融服务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包括前面提到的独角兽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以及产业链上各种企业的融资租赁、REITs等。
第三，产业链的物流运送体系，例如货运物流、多式联运等。
第四，产业链上各种企业的成品、半成品的检验检测、市场准入，这也是一个服务体系。
第五，产业链上的数字技术赋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形成的数字平台对传统工商产业进行融合赋能，把一个个工厂变成工业互联网体系，这个体系也是一种生产性服务业。
第六，产业链的生态服务、绿色低碳服务，能够使得我国产业链的能耗下降。
第七，产业链上各种商品的专利、品牌的保护和宣传工作。
第八，产业链上各种商品售出之后的售后服务，包括各种信息咨询、会计、律师法律的服务。
第九，产业链上的各种贸易、批发，包括实体贸易、互联网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等。
第十，产业链上各种细部环节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专业服务外包。
如果这10个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加起来能够达到国家服务业的50%，而服务业占国家GDP的比重能够达到60%，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在30%左右，这将成为非常关键的进步。
目前中国服务业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生活性服务业，对应衣食住行、教育、卫生、文化、体育、旅游、康养等方面的服务业需求。生活性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是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含技术量低、含知识量低的一种服务业。如果继续保持服务业占国家GDP的比重约为60%而服务业的2/3都是生活性服务业的结构不变，那么我国的服务业就面临着脱实就虚的风险。
如果日后我国GDP翻番达到240亿元，服务业仍占GDP的60%、生活性服务业仍占GDP的2/3，那么我国生活性服务业规模就将达到90万亿元，或将对应200多万亿元的产值，平均到十几亿国民身上，每人就将对应约20万元的生活性服务，这显然蕴藏泡沫。
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大比重生产性服务的制造业，意味着低水平的、附加值比较低的工业产品。只有工业产品规模比重大，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比重更大，这个时候高质量的制造业才会实现。总而言之，高质量制造业的发展必须抓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没有大比重生产性服务业的到位，中国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制造业的发展。
本文为CF40研究部对CF40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进行的专访。黄奇帆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金融支持科创发展与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