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论题的提出，往往就是走出困境的一道希望的曙光。

这次开放时代论坛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为主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论题。说它好，就在于它既积极响应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学术导向，也切中中国学界的根本性弊端，对于中国学界如何才能走上学术“近代化”或称“现代化”之路，创造出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给出了鲜明的路标。这个说法，也许对于中国学界多少有些刻薄。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学界的许多人，其学术方式依然停留于脱离实际的“词章之学”。哲学界经常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进行自我美化，但实际上许多学者脱离实际，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去面向实际，因而根本就不了解实际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现代化。尤其是脱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何来“时代精神”的精华？

从知识的发生史看，在西方的大学，包括被称为“大学之母”的博洛尼亚大学，最初的知识体系，大都除了神学、医学、法律外，几乎就剩下无所不包的哲学了。哲学也因此而被称为集智慧大成的“科学之科学”，或叫作“科学之母”，还获得“爱智慧”的美称，甚至有时还被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家”当作可以开解世界、历史之谜的神圣“写字台”。这种状况究其实，不过是人类处于思想和学术童年期的产物和幻觉，是科学不发达的表征。

后来，随着工商业和与之相伴随的都市社会的兴起，对于科学和技术的需求日益强烈，实验科学随之兴起，各类实证性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也随之勃兴。哲学作为“科学之母”的使命已经完成，不仅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力学，以及各种电热科学等都从哲学的母体中剥离出来，而且更多依靠新的观察、实验手段作出归纳的实证科学不断涌现。即使历史学，也不再是依靠所谓历史哲学的思辨性遐思“想出来”的，也不是仅仅面向“故纸堆”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依靠多元化史料，依靠考古、田野、社会调查等方式去“发现”和揭示出来的。历史学也由此被马克思列入“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范畴，或者直接地被恩格斯称作“历史科学”。不论把历史学归诸“实证科学”还是“历史科学”，都表明它的性质是“科学”，而不是善恶之辨的价值观或伦理学。科学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通过各种具体认知的实践活动去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正是在这些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反对脱离实际、陷于玄想思辨的所谓“独立的哲学”，也都反复宣告，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各种力图解释世界和人类历史是如何由其“本原”而逻辑地演化出来的“古典哲学”已经终结。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看法，关于世界的存在是什么，又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问题，都不是哲学家依靠聪明的脑袋和玄想思辨所能完成的作业，而应借助于具体的认知实践去发现，将其作为科学的任务归还于科学。要说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其意义就在于宣告这种所谓依靠玄想思辨的“独立的哲学”已经终结，并从中拯救了作为“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不论是世界观，还是历史观，都不是那种包罗万象的“独立的哲学”。恩格斯把问题的实质揭示得十分清楚：“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①这里的所谓“从事实中发现联系”，而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史上伟大变革最根本之处。它实际上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路线，更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风和学术方式，进而引导哲学走出“古典哲学”的思辨王国，转向面向真实世界和生活去发现对于世界与历史的真理性理解。“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转变为“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也是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如果不是由于人们不断地“从事实中发现联系”，很难想象近代以来会有那么多的科学从哲学这个母体中不断分离出来。因此可以说，哲学王国的解构正是从诸多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不断分离出来开始的，最后以无所不包的“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②为其终结。这是历史进步的表征，更是学术解放、发展、兴盛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前提。时下，在许多西方国家那里，明明是攻读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人，所被授予的学位却是“哲学博士”，也许就是这种历史的遗迹。然而，这种遗迹并没有阻碍人们面向真实的世界和历史，去寻求和“发现”真实的联系而达成真理性认识的过程。总之，从知识发生的历程看，认识世界与历史，实质上就是对于世界与历史发展过程的“发现”。因此，要求得学术上的发展，基本的前提是开展面向世界与历史发展实际过程的认知而达成“发现”的成果。这是人类知识发生、发展过程的启示，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认识。根据这种认识，在新时代，如果离开亿万民众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过程，而沉湎于既有的理论资源，或者搬用外来的某种理论范式，不仅难以实现学术上生产出正确地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可靠知识，而且还一定会出现学术和理论上的荒腔走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本次论坛以“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为主题，是紧接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从事实中发现联系”的学术思路的，也是推动中国学界告别从书本到书本，甚至套用外来理论于中国实践而扭曲中国实践的学术方式，进而推动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的努力。这是我对于论坛主题意义的一点感悟。

回到论题本身。我曾经在上海社科院的一次讨论会上，以《“研究阐释好”新时代重大理论：何以可能》为题做了发言，其中提到：做好对于重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与阐释，研究者“主体的应有状况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具体而言，必须“增强三个自觉”，即“增强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向的价值自觉”、“增强走出学科规制下的‘学科土围子’的自觉”、“增强走进火热实践与多彩生活的自觉”。我认为，增强这三个自觉，依然适合于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何以可能的话题。因为第一个自觉，讲的是基本立场的问题。在利益分化依然十分突出的社会条件下，这个问题并没有过时。第二个自觉，是改革现有过于刚性的学科规制，拆除严苛的学科壁垒，努力实现从“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的转化。第三个自觉，是期待学者和学术、教育管理机构重新确立面向实践的自觉。现在，不仅许多学术工作者闭门造车，而且人才培养制度中，至少在文科生中，包括文科硕士、博士研究生都根本没有关于社会实践环节的设计和训练的制度性要求。这些问题，至今依然严重地困扰着人们的知识生产和未来从事知识生产的人才的培养工作。

然而，今天我特别想进一步讨论另一个问题：关于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非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的要求，究其实主要是关乎于思维方式或方法论的选择问题。

任何人对于对象的认识和问题的思考，总是在其前置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因为谁也无法对于头脑中储存的既有信息做“格式化”处理。区别仅仅在于这个前置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费尔巴哈持有人本主义立场，因此在他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③黑格尔是国家崇拜的主张者，他认为国家是照亮市民社会这个天然黑暗基础的火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由于商人狭隘的实利取向，导致“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④公理性方法持有者，总是热衷于把某种特定的预设作为讨论问题不可移易的前提。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思维中，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恶，政府和社会永远都是博弈的两极，大社会小政府始终是它的基本信条。对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拥趸而言，民主就是不同政党之间争夺公共权力的博弈，等等。这些实际上属于柏拉图式的“洞穴说”所揭示的认识偏颇，也是当代人所说的“信息茧房”造成的局限。正确的认识的达成，需要打破“洞穴”局限和“信息茧房”的束缚。这实际上就是解放思想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具有这种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一个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个关于“科学”的强调，并非自我溢美，而是反对人们把它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并且要求人们必须以科学的方式、精神和态度去对待它。科学本身是基于事实与人们实践的，是指向真理性认识的。事实，不论是自然界的事实，社会领域的事实，还是社会心理的事实，都并非一成不变的，对于它的认识，即使是真理性的认识，也一定是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所揭示的基本道理。马克思主义还贡献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分析常常是充满人的激情的复杂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框架，帮助人们去“发现”纷纭多彩的激情背后的社会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称为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其对于研究的最本质要求是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⑤“从事实中发现联系”，而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⑥。“描述”和“发现”这类鲜明的唯物主义用词意味着否定一切人为的预设，更是要求人们努力克服“洞穴”和“信息茧房”的束缚，因此，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动活泼的，引导人们不断面向事实而走向真理性认识的思想方法。也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曾经以赞扬的口吻指出：“马恩治学植基于西方历史，其究索学理则本于固有之辩证法而益加精进，欲治其学，必究其源”。⑦

显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性质，它必定反对任何把它当作可以脱离实际和实践的玄学，当作沙龙谈资的学术方式。也正因如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突出功能是指导人们研究世界、社会与历史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学”，不同于“马克思学”。以“马克思主义学”“马克思学”的方式，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是一种学术方式，但并非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学术方式。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

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⑧

这充分地表达了一个思想：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是教条，而是指导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历史的工具。毛泽东曾经以“有的放矢”的形象比喻去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他说：“‘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箭”，是思想的武器，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方法。它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可以代替人们对于世界与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认识，而在于提供这种研究与认识的方法，以排除和纠正错误思想方法与理论的干扰。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主要就是坚持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或方法论的指导，而不是教条般地套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实践。

这里还有必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构成有个具体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述奠定基础的。这些著作，实际上是有其内在结构的。大致上可以做这样的划分：第一层次，属于其深层的内核。它的基本内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本理论。这部分的内容，有时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⑩马克思则把唯物史观称作“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1实际上，它们提供的就是一种思考世界和社会的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第二层次，属于运用基本原理去研究特定对象而形成的理论，如《资本论》《怎么办》《帝国主义论》。马克思就曾经反复告诫人们，千万不能把《资本论》所揭示的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当作适用于任何国家与时代的“历史哲学”，如果有谁这样做，就是给予他过多的荣誉，也给予他过多的侮辱。也就是说，即使《资本论》这样杰出的理论巨著，也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所得出的认识。它也不能被当作可以套用于其他不同历史时空的“历史哲学”，否则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的，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束缚思维的教条主义。第三层次，属于在特定时期或特定革命运动中应对特定事变的具体判断与措施，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改造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十大措施”，对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一些事变的判断，关于“巴黎公社”事件的一些主张等等。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意义是很不相同的。就后面两个层次的内容而言，完全会因历史事件本身发展和暴露程度的限制，相关信息把握不够全面或不够准确，或事件发生新的变动等等而令其不合时宜。因为认知总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和完成的。即使第一个层次的内容属于最具指导意义的方法论，也必须根据科学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作出新的概括，使其与时俱进。这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本性所决定的。

综合上述，我们不得不指出：第一，强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并不是要人们拘泥于上述所说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具体理论、判断和措施，而是要发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和思考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作用。否则，就会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认识与结论，从而在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基本特质。第二，强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质上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它有助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与复杂历史的分析，但它不是也不能代替人们对于具体事实和实践的深入研究。“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2第三，强调“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可以具体落实在“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13这样的要求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具体地存在于中国人民实践的历史中的，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当然唯有“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才不会把问题变成抽象、空洞，甚至可以让人任意戏说的对象，才可能脚踏实地“从事实中发现联系”，得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认识。

【注释】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页。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3页。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3页。

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4页。

⑦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0页。

⑧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页。

⑨同上，第819—820页。

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0页。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页。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作者简介】 徐俊忠：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哲学系 （Xu Junzhong, Institute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