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凤凰网财经2023年会上的发言（2023.12.17）。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按照会议要求，我今天发言是个命题作文，题目是“消费新动能”。首先我要对刚才孟晓苏先生的演讲给出我一个非常支持的态度，因为晓苏先生的主题，就是落在我们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说到的自我革命解放生产力的最关键的制度创新龙头作用上。我觉得现在改革到了深水区，攻坚克难的难度是有目共睹的，社会上也有多年蔓延的“改革综合疲劳症”，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是如履薄冰，步履维艰，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能按照意愿、按照“新的两步走”战略部署推进，希望之所在就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
要发言讲这个消费新动能，我觉得根本的动能，也一定是从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作为创新发展第一动力里的制度变革、制度创新，带出我们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匹配上思想观念的创新，才可能如愿地有一个新的发展局面。那么，我想分几个层次谈一下自己对于消费动能的基本看法。
首先第一个层次，原理层面上讨一下论我们的发展以及发展中的消费，以及和消费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关系。要认识到，中国作为特大规模的经济体，正处在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冲关而爬坡过坎的阶段，新旧动能转换就是重大的现实命题。我们致力于理论创新的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人的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这是非常清楚的：最终消费是表现为人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的环节，满足民众美好生活需要，实际上就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在中央反复强调的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的这个认识框架内而言，需求方永远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它是表现为一种不断变化，每当有了一轮满足以后，还会有更高的满足要求。以这种所谓“永新而无新”的特征，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不是需求方可以构建出来的，一般消费者没有这样实际的设计能力。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都一定发生在供给侧，就是生产经营的主体，他们形成产品和服务的产出，能够作为有效供给来满足需求。所以，供给侧的创新在不同阶段上所实现的进步，成为划分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的因素。人类社会从最早脱离动物界以后，终于走到农业革命，上了一个大台阶。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剩余产品，才有以后一个一个阶段的继续发展。到了工业革命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地讲，所提供的生产力超出了以往所有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总和。我们现在面临的硅谷引领的信息革命、数字经济这个日新月异的创新大潮，更是以乘数放大的效应，在表现着它有效供给的升级，这很好体现了邓小平所说“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这个第一生产力是在供给侧以升级版状态来满足需求，引领需求。那么我们就要认识到：创新发展动能这个概念，在它的运行中是表现为社会再生产中的供需互动，但是供给侧的创新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的源头。总供需的动态平衡如何实现，成为资源配置、宏观调控中顺理成章的基本问题，它既涉及总量，也涉及结构。我们中国当下反周期或者叫逆周期的扩大内需，和跨周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统筹结合，中央已反复加以强调，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这样一种统筹结合。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如何发挥好中央过去已表述的供需互动运行中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
所以第二个层次，面对现实我认为应该做一些思辨。我完全赞成在中国成长性这个概念之下还会继续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潜力发掘，形成消费方有巨大潜力发挥的表现，我们要充分重视它。我也完全赞成以消费的改善和进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是基于人本主义的立场。但我完全不同意一种说法，说只要在中国抓好特大经济体刺激消费这个问题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这种极端化认识我认为是落入认识误区的。我也不赞成说中国的投资已经趋于饱和，政府投资注定无效，这种认识也是陷入片面性的。从原理层面结合实际来看，整个再生产流程中，中国巨大成长性伴随的巨大消费潜力释放而形成升级发展新动能的前提，显然是老百姓要有收入增长的信心和预期。有的学者甚至强调，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是人家有消费能力作为大前提而跟出来的。要实际形成可用于消费的源源不断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那么这种可支配收入的来源，将主要来自比较充分的就业。而就业机会的普遍形成，大前提就是必须具备有效投资的供给。企业市场主体作为将供给策侧要素组合与生产经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微观单位，他们如果没有必要的活力和积极投资的意愿和行为，你一味地刺激扩大消费，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个道理我觉得是常识层面的，而现实生活中间要处理好并不容易。我们在历史发展中，已经看到像拉美“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这种沉痛的历史教训。上个世纪70年代，拉美一群国家当时看着似乎很有希望从中等收入阶段往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结果都是在不长的几年之内表现出来各种经济社会的矛盾忽然搅作一团，经济发展失速，就像跌入陷阱一样，一蹶不振几十年，现在都没有出来。这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这些国家简单模仿所谓美国的民主化机制，其实美国的民主化它不是直接选举。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是间接的选举过程，最后以他们国会议员的那个选举人票，决定谁是选出的总统。拉美国家是一人一票直接选总统。那么政治上志在必得的人，就一个劲儿给民众许愿，怎么提高工资，怎么改善福利来争取选票，一旦选上了，那更是要努力来兑现他的承诺，争取连任。老百姓当然也高兴，工资高了，福利也好了，皆大欢喜。但是什么东西能支撑着这种消费可持续？如果没有一个发展的后劲的支撑，这个消费很快从云端跌落尘埃，跟着跌下来的，可是整个民族国家发展的前景泡汤。这样沉重的教训我们也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所以我认为，讨论消费新动能，至少应该涉及：
第一，源头上讲，在生产初始环节，生产经营主体企业他们的信心、预期和有效投资怎么生成。
第二，企业在当下的经济低速阶段，政府应做的合理投资的引导和总体的营商环境的改善，这方面怎么掌握？中央说要在市场经济中清楚的认识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跟着有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当然是一个对于政府的考验。政府发挥作用怎么叫“更好发挥”？必须是有对政府权力的改革——自我革命形成的法治化约束，即权力入笼，但是总体来说，政府在这个自我革命之路上更好发挥作用，这个命题是非常重要、紧随着市场决定性机制的，所以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的公式是，在中国必须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做好结合。这个“有为”在政府方面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变为“胡为”，所以必须还“有限”——怎么样“有限”呢？把政府权力、公共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接受公众的监督，这是正途。当然这么一听，大家知道在中国推进这样的配套改革显然任重道远，但是这个改革的命题之所以重要，也就在这里。刚才孟晓苏先生说了那么多的历史方面的简要总结，我认为就是围绕这样一个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必须是政府把这个自我革命和总体来说的整个经济社会转轨的革命，结合在一起处理好。
第三，我们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个方面，如果说现在已经看得清楚，在配套改革中又有一个必须以解放生产力托起来的就业优先政策，那显然应该积极合理来组织它的具体实施细则。而且政府应该牵头推进完善社保体系建设，这又是改革才能解决的任务，再加上管理水平的提高，消除民众的后顾之忧来降低民众预防性储蓄这样的倾向。这个预防性储蓄在前些年中国民众储蓄倾向很高的表现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老百姓担心自己以后的养老怎么样，自己的孩子以后教育方面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有很多看起来有压力的开支，还有就是一人出现大病一个家庭可能就要返贫，必须留着钱准备出现大病以后去应对那个急需，再有就是住房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所有的人“住有所居”，很多低中收入阶层虽然能力上似乎根本够不上商品房，但他还要拼命攒钱，哪怕勒紧裤带，也要攒这个钱去准备以后怎样应对住有所需的需要，等等。如果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方面更好实施托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那显然很多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会弱化。这也是通过配套改革才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还有政府任何时候都要以适当的方式更好发挥作用去扶助弱势群体。社会上总会有一些弱势群体，比如有一些中国社会现在越来越看重的扶助残疾人的事情。这些残疾人作为社会成员说起来比重是几个百分点，但14亿里边是多少人？有定义的残疾人在中国是近乎以亿计的（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3年底数据为8591.4万人，占总人口的6.16%）。这方面他们理应得到政府分配体系中转移支付对特殊人群的定向收入扶助。
还有第五，就是怎么培育中产阶层，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必须按照中央要求积极推进的一个进程，与引导消费、调动消费潜力有密切关系。与这些相关联的优化再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当然更是一个很有难度的系统工程，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这些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带有治本特点措施旁边的治标措施。比如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典型的治标就是4月8号以武汉解封为标志努力复工复产时，一些门店的场景消费可以适当恢复了，老百姓可以上街去进餐馆，可以去逛商场，这时候在很多地方就安排了政府实际给予支持的消费券的发放。中国这种类型的消费券是政府实际上给商家一定补助来促销，来提升经济景气，维护大量的小微企业（特别是开店铺的这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他们能够生存，而他们生存又支撑着就业的基本面，支撑着大局的基本稳定。那政府这些钱从哪儿来呢？其实就是中国现在地方政府能够占增值税一半的流转税收入的提前预支，只要把这种消费券发出去而有了经济景气的提升，他的流转税跟着上来，后面增加的流转税可以补前面他配合着企业促销给出的消费券里政府承担的那部分资金。这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机制。
至于说中央政府2020年高端发的抗疫特别国债，其中有两千亿资金是以贴息的方式直达基层，用作财政贴息，而到了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那里，是形成优惠的贷款支持，这更是政府资金发挥作用，也是在优化分配这方面先托一个底。让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运营来取得收入的现金流，产生自身的以及服务于社会的消费动能。这些都是政府必须在标本兼治情况之下要处理好的现实工作。总体来看，适应升级发展所应该动态优化的全视野的政策组合，要和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合为一体，这是我觉得在思辨中应该看到的一个相互连带关系。
第三个层面，谈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怎么看待三年大疫之后的消费降级，以及消费上升的前景。我们得承认，这三年的疫情形成的“疤痕效应”与这个“消费降级”有逻辑性的对应。今年靠前的时候，说淄博烧烤突然成了一个现象级的提升，使人们有生活中的获得感，其实也是提升经济景气的这样一个非常有热点特征的情况，但是有人就说这烧烤是消费降级呀。我说这个消费降级完全合乎逻辑。最开始就是淄博的地方政府，种种因素合在一起，具有最开阔的眼界，济南的大学生躲疫情隔离到淄博，最后送他们回去的时候，免费请他们吃了一顿烧烤——政府在这方面出点儿钱来表现他们的好客，实际上是使城市名片擦得更亮，知名度在大学生里面口口相传，然后他们到了周末，到了五一假期，再回到淄博体验烧烤，大家有一种嘉年华式享受生活的氛围。你说它消费降级，但同时带来什么呢？它正在抚平三年大疫的疤痕。那么到了今年的夏季，我印象很深刻，到贵州就可以知道，暑期来了家长们带着孩子去旅游这个消费潮涌式的表现又出来了，人们都说贵州那是个欠发达的地区，在现场你才知道热度有多高。有个凯里地区，有过去已经有开发基础的“千户苗寨”旅游区，到那个地方我才知道，往返的交通车票已经是一票难求了，爆棚式的这样一个消费的表现，它说明什么？随着疤痕的抚平，消费潜力正在释放。中央现在强调的不仅是要有这种场景性的消费，还要有大宗消费品方面，让大家敢把家用电器更新换代，敢出手买机动车，等等。这样当然也是在抚平疤痕的过程中由消费降级走到有可能的消费升级的一个自然过程。
所以，我认为不要光看现在一些直观的降级表现，它已有积极的内涵和对发展的铺垫效应，关键是我们怎么样让它有后劲。为有后劲，那就必须注意到，2023年的八至九月间，终于我们看到了意愿中经济向好的这种态势。今年一季度大体符合预期，回升到同比4.5%，然后二季度本来应有非常漂亮的同比增长，但是四五六月间主要是一些不愉快的消息，投资疲软，消费仍然是场景式的，而外贸滑坡。所以二季度的情况不好之后，悲观情绪有所蔓延，国外甚至又来了一轮新的唱衰中国的崩溃论，但是熬过了七月份以后，看着八、九月间已向好，那么到了十月份三季度数据出来以后，中央指导之下，政策加码发力——都到了第四个季度了，实行预算调整方案，赤字率从3%提到3.8%。中央这个态度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夯牢经济向好的基础。如果夯牢这个基础继续转到看明后年，2023年有可能成为一个契机之年：我们这一年同比增长站在5%以上，明后年不再出现2020，2022年那种低水平的不良状态，即低速度不再出现，那我们就可以乘势确认一个2011年下行过程有拐点以后的“L型转换”。这就是我们应该期待的一个大概率的新形势的出现。乘这样一个势头而打造中国消费的新动能，我愿意强调：还是要固本培元，以四个创新——其中制度创新是龙头，跟着科技、管理和思想观念方面创新的呼应，开创引领新常态而行稳致远一步一步实现2035、2049战略目标的活力新局。
在结束自己发言的时候，我愿意强调一句话：我们消费新动能的蓬勃发力，将寓于二十大所要求的改革开放这两个“高水平”的达标之中。一定要下定决心攻坚克难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下决心实施制度型的高水平全面对外开放——让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