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进展
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具有较早的历史渊源，但核心领域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两方面。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来看，在笔者最近主编的《农村经济学》教材中，中国农村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魏后凯、谭秋成，2024）：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为起步阶段。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精英开始关注乡村建设实践，开展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并在全国掀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一时期，通过实证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成为主流，并形成了两种主要的不同研究路径，即海外学者所言的“技术学派”和“分配学派”。第二，1949－1977年是依附和停滞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科研教育体制主要是移植苏联模式，农村经济研究则处于依附地位，主要依附于农业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研究处于停滞状态。第三，1978－2002年是形成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学的快速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机构逐渐增多，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各类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而且，农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在形成和兴起，除了相关教材的出版，一些大学还开设了农村经济学课程。第四，2003年以后为完善阶段。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学术界开展了多视角、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研究，各大学相继设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等研究机构，中国农村经济学、农村发展学迎来了新的春天。
从学科设置来看，农村发展学的发展有两大时机。一是1998－1999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在管理学大类下设立农业经济管理类一级学科，其下包含了“农村区域发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则设立了农业推广硕士学位，后来改为农业硕士，其下设立了“农村与区域发展”研究方向。现在看来，无论是“农村区域发展”还是“农村与区域发展”，这些名称都不太规范，因为农村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区域。在此之后，不少学校增设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进行了招生。二是202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把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增加到6个，包括农业经济与管理、林业经济与管理、食物经济与管理、自然资源管理、农村发展和农商管理。其中，农村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二级学科，和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是平级的。这就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及这个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应该看到，中国农村发展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相关教材建设相对滞后。通过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的教材主要是关于“农村发展经济学”的，有的教材名称为《简明农村发展经济学》或《中国农村发展经济学》，还有一些是关于农村发展社会学和农村发展传播学的著作。农村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虽然已有大学开设了这方面课程，一些学者出版了《农村发展概论》相关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晓山还主编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概论》，也有学者编写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概论》等教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以《农村发展学》命名的教材，农村发展学教材建设、学科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早在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把农业经济研究所更名为“农村发展研究所”，而且在当年1月创办了《中国农村经济》，其到2025年1月将迎来创刊40周年。202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农业农村部的支持下，民政部批准将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更名为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到目前为止，这个学会的发展势头相当好。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的两轮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中，2017年第一轮时就将农村发展经济学列为优势学科，2023年第二轮时又将农村发展学列为优势学科，将农村经济学列为重点学科。在新一轮学科建设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将充分发挥学会、刊物等平台优势，抓好《中国农村发展学年鉴》以及《中国农村发展报告》《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等系列报告。在此基础上，着力加强教材建设和前沿研究，重点是组织编写《农村发展学》教材和《农村发展学前沿》等。当然，推进农村发展学教材建设和前沿研究，还需要得到国内学界和各位同仁的支持。尤其是农村发展学前沿研究，涉及领域较多，需要依托中国农村发展学会，集聚全国的资源来有力推动这项工作。
二、如何理解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
农村发展学（Science of Rural Development）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是与城市发展学相对应的。笔者以为，农村发展学是从综合视角来研究农村的整体以及各个领域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和规律的科学。可以说，农村发展学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融合发展形成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它是发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农村发展学是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它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既要研究世界农村发展的共性和一般规律，探究世界农村发展的普遍趋势和基本特征，又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探讨中国农村发展的演变趋势、形成机理、道路选择、治理模式和政策体系，尤其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农村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村发展学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重点强调两点。第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国内对食物、粮食的需求量和消费量就相当巨大，而且种类多样，这就需要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色列、荷兰尽管是农业强国，但由于人口规模小，粮食需求量不大，自给率较低。而中国不能这样，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障粮食安全。同时，在中国，农村空间占陆地国土空间的绝大部分，按城（镇）区建成区面积计算的城镇空间目前仅占1.3%左右，95%以上陆地国土空间都是广大的乡村。中国农村人口众多。2023年全国乡村常住人口有4.77亿人，农村户籍人口有7.3亿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9亿多人。所以，有些人所说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农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好像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就不重要了”的观点肯定是不对的。不管城镇化怎么推进，未来中国还有那么多农村人口，国土空间绝大部分也还都是农村。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农村发展学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巨大。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农村是最突出的短板，也是最重要的薄弱环节。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建设，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十分庞大。相对而言，西方农村发展学现在处于稳定时期，甚至在有的国家处于停滞的阶段；而中国农村发展学迎来了新的春天，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所以，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发展空间更大、发展潜力更大，未来的发展前景也更加广阔。
当然，由于国情、农情不同，发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西方农村发展理论并不是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农业生产经营仍以小规模家庭分散经营为主体形态，在制度背景、发展阶段、历史文化、基本农情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鲜明特色。这种制度背景和“大国小农”的国情特征决定了西方农村发展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必须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
构建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学，核心是构建其自主知识体系。一般地讲，自主知识体系具有三大基本特征，就是自主性、知识性、体系性。要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需要具有这三大基本特征。第一，自主性。就是要强调本土化、中国化，突出中国的主体性地位，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原创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第二，知识性。就是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经过验证是正确的，且被人们相信和接受。如果一种新思想、新观点提出来以后，国际上都不承认，得不到广泛的相信和认可，那么，就难以达到知识性的要求。第三，体系性。它不是碎片化的，也不只是某一个方面的知识点，而是农村发展各领域、各方面知识点的一个系统集成或集合。
关于如何科学把握自主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下文简称“三大体系”）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自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基础，三大体系是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有学者说知识体系就是三大体系，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事实上，知识体系和三大体系是一种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构成。但是，在三大体系之外，知识体系还有一部分，二者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
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内容体系或知识体系是多维的，可以从不同视角展开探索。比如，从要素的角度来看，要研究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村土地利用等都是农村发展学的重要内容。西方农村发展学在早期就十分重视农村土地利用问题。从发展的过程来看，要研究农村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农村的建设、治理和政策，体现的是发展的全过程。从领域来看，需要研究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它是一个全领域、全方位的“五位一体”格局。当然，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可能还有更多维度。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不仅需要研究古代、近代、现代中国的农村发展，还要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思想史。从空间的维度来看，可以从不同类型的区域来研究农村发展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形成机理。比如，针对四大区域、省域、县域、村域、主体功能区等，分别研究其农村发展。总之，中国农村发展学应该是一个多维的内容体系和知识体系。
三、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
在新形势下，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来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很明显，分析农村发展问题，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站在少数的利益集团立场，其结论自然是不一样的。二是强化批判性借鉴。要借鉴和吸收西方农村发展学中合理的成分，对于西方的一些概念、研究范式和理论学说，要进行批判性借鉴，要走出照搬模仿，摆脱学徒思维，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三是要用中国的理论回答中国的问题，解释中国的现象，提炼中国的经验。中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既催生了诸多新问题、新现象、新模式，也有利于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要立足中国问题、中国现象、中国实践，加强理论提炼和原创创新，形成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化，形成一个知识化的体系。四是推进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当前，尽管不少大学招收了农村发展方向的研究生，但开设农村发展学或农村发展概论课程的不多，课程体系不健全，教材也严重滞后，加强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是当务之急。五是要重视历史。要加强中国农村发展思想史、中国农村发展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农村发展思想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发展史的研究，通过思想史和发展史的深入研究，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学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能凭空产生，一定要和历史、文化传承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所构建的自主知识体系才会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课程主讲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主编。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