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本质上是追求出世的宗教，而佛陀创教的本怀体现的就是对人的关怀。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但佛教的中国化不应被片面地理解，在强调中国佛教人生化、入世化特点的时候，不能忽视中国佛教契合佛陀本怀的普世性意义和价值。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贯彻契理契机的原则，是中国佛教在当前和未来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出世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现实的“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佛教的全部理论学说都可说是在论证解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重心都在于说明万法无常，缘起无我，从而揭示人生痛苦的本质及其原因，并为人们指出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槃解脱的途径与修行方法。
但佛教基于“人生皆苦”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超脱生死轮回的解脱理想，其本身就表达了佛教对人间苦难人生的悲悯以及对永超苦海之极乐世界的向往，透露出了对人生永恒幸福的一种追求。佛教以“缘起”和“无我”作为其全部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础，通过否定神意和神创说而大力倡导“众生平等观”，强调种姓并不体现神的意志，不应以人的出身而应以人的德行来划分人的社会等级，这种否定神本、确立人本的众生平等观充分体现了佛陀关怀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情怀，在当时，这也是为最大多数人争取在现实社会中平等生存之权利的根本之举。同时。佛教又通过对“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的强调而将人们引向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鼓励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美好的人生，虽然佛教将人生由“现世”而延长为包括过去与未来的“三世”，但这正是佛教关怀人和人生的独特性，这种理论不仅蕴含着劝人向善、积极进取的精神，有助于确立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道德责任感，而且其本身就表达了佛教的某种人间性和佛陀对社会人生的关怀。
正因为如此，佛教的出世解脱，并不绝对地排斥入世，相反，鼓励人在人间修行而实现解脱。佛陀曾说：“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 因此，大乘佛教时期，进一步发展出了“唯心净土”说和“生死与涅槃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基本精神，从而更好地沟通了佛教的出世理想与人间现实生活的联系，既为佛法常住人间、化导世间提供了契机，也为建立人间佛教、人间佛国净土提供了依据。中国佛教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也正是人间佛教的道路。
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来看，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由来已久，它构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创立于印度的佛教自传入中土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外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始终与中国固有的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思想文化处在相互冲突和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之中。佛教的中国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征，它大体经历了两汉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附、迎合、调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传统儒道共存并进、冲突交流，隋唐时期吸收融合、独立创造，以及入宋以后内外融合、渗透合一的历史过程。外来佛教的发展，到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而唐宋以后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则表明，佛教最终融入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佛教既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精神，同时又在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和方法，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对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例如，从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的角度看，中国佛教强调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说，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这既是对佛陀创教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挥，也特别反映了中国佛教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对个人道德完善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同时，中国佛教比较重“顿悟”的直观思维方式，各个宗派虽然在判教时都是兼融顿渐，以圆为究竟，但都是视顿高于渐的，中国化最为典型的惠能禅宗则更是以“顿悟成佛”相号召。若从修行实践上看，中国佛教比较崇尚简易性，在中国得到最广泛流传的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禅宗和净土宗，而这两个宗派都以理论的简要和修行方式的简易为特色。
中国佛教还具有十分显明的调和与圆融的特点。佛教本来就十分强调众缘和合，认为万法皆是因缘和合而生，在强调“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中国文化氛围中，中国佛教更表现出了调和圆融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天台宗“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华严宗“法界缘起”和禅宗的“以空融有、空有相摄”等理论学说中，而且还表现在其它许多方面。例如在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方面，佛教自传入始就努力调和与儒、道等思想的矛盾冲突，不断地援儒、道等传统思想入佛。同时，在对待佛教内部的差异方面，由于印度佛教本身就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区别，而中国地域广阔，社会环境多样，佛教传入中土后，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易形成不同的学风或学派宗派，当分属不同思想体系的佛教一起来到中国，并出现不同的佛教理论学说时，就有一个如何解释佛教自身的差别，如何统摄佛教不同派别、不同经典学说的问题，中国佛教通过各种不同的判教学说，对佛教内部各种理论学说进行了调和融合。
而中国佛教最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色，则是它把印度佛教中蕴含着的对人或人生的关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发挥与发展，形成了它特有的重现实社会和人生的特点。中国佛教文化之所以能与传统的儒、道并列成为传统思想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与佛教本身的特点有关，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对生死问题关注或解决不够等某些缺憾或不足，另一方面与佛教在同中国儒道等的冲突与互融中日益走向现实的社会人生，日益铸就其现实性的品格也是分不开的。佛教所蕴含的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在重视现实社会人生的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 。
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一方面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和人生的需要所做出的随机调整，另一方面也与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和基本精神密切相关。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具有一种关怀现实人生的入世精神和现实主义品格，因此，本质上追求出世解脱的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日益获得了关注现实人生的品格，立足于“众生”(人及一切有情识的生物)的解脱而强调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国则更突出了“人”的问题。宋明以后，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表现得更加充分，“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 成为佛教界的普遍共识，憨山德清明确提出“舍人道无以立佛法”，并解释，这里“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 。主张“出世”的佛教在中国终于面向人生，依“人道”而立“佛法”了。近现代复兴的中国佛教更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台港兴起的新型佛教团体和佛教文化事业，均以面向现代社会和人生为主要特征，中国大陆的佛教目前也正在大力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实现人间净土。这样，“出世不离入世”、“入世以求出世”不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肯定，而且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具体实践。
但是，中国佛教的入世化倾向并不影响它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讲求“出世”的宗教，因为它毕竟不是以入世为最终目的，而是视入世为方便法门，以出世解脱为旨归的。中国大乘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思想为佛法与世间法的沟通提供了可能，而中国佛教则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佛教所倡导的“出世不离入世”实际上也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因此，完整地表达中国佛教特色的，应该是“出世不离入世”、“入世以求出世”。这既体现了佛陀创教的本怀，也更全面地揭示了中国佛教的重要特点。佛教的中国化不应被片面地理解，在强调中国佛教人生化、入世化特点的时候，不能忽视中国佛教契合佛陀本怀的普世性意义和价值。
太虚大师当年倡导“人生佛教”时曾提出了“契理”和“契机”的二大原则，认为“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 ，强调应该“依佛法契理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 。这对于中国佛教在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贯彻契理契机的原则，是佛教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