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杜书瀛先生的《评点李渔——<闲情偶寄><窥词管见>研究》（以下简称《评点李渔》），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皇皇巨著，40余万言，出自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之手，实在令人叹羡。李渔（1610－1680），字谪凡，号笠翁。生于江苏雉皋（今如皋）。清初著名戏曲家、小说家、戏曲理论家。《评点李渔》一书采用传统的“评点”方式，运用现代美学理论与文学观念，对李渔的《闲情偶寄》和《窥词管见》逐章、逐节进行了评析与阐释。这是迄今为止对李渔这两部著作研究最为全面、深入、系统的著作。
全书结构，杜书瀛先生没有采取一般的分章节结构形式，而是以《闲情偶寄》与《窥词管见》的内容为序，采用了前录原文、后附评点的形式。此模式近似于古代的“经传”格式，也与古人评点类著作的结构形式相一致。
评点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古代士人研读文章、阐发感悟的一种重要方法。它滥觞于南宋（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刘辰翁评点《世说新语》等），发达于晚明。归有光、李贽、汤显祖、陈继儒、钟惺、陈仁锡、金圣叹，等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评点名家。按照明人对“评点”的使用范畴，杜书瀛先生将“评点”作为认识李渔的一种方式，可以说与明末清初的历史事实遥相呼应。明清对“评点”的认识与使用，可谓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这样说，明清评点的著作，四部皆有。如经部有钟惺《诗经评点》、清韩菼重订《评点春秋纲目左传句解汇隽》，史部有归有光《评点史记》、冯梦龙等《评点汉书》，子部有钟惺《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归有光《诸子品汇》，集部就更多了，如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批评三国志传》、《列国志传》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张竹坡评点《金瓶梅》，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等。杜书瀛先生将“评点”作为解读李渔两部著作的方式，大有“以古人读书法解读古人之书”的妙意。
杜书瀛先生对“评点”问题的阐释，为该书以“评点”作为解读李渔著作的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以“评点”解读李渔，需要对“评点”这种文论方式的形态特征、组成要素等进行一个体式溯源与理论阐释的工作。杜书瀛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对“评”、“点”之来源及其流变，进行了比较清晰的考辨。杜书瀛先生认为，古人对古代典籍的解读或诠释的方式，有传、注、疏、解、笺、训、故、微、难、说、记、解诂、章句等，而文论或文章学中最常见的形态则是“评点”。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这种“正义”、“注疏”、“章句”以及其他形式的“解经”、“注经”形式，都属于“评”之先声。《左传》中多有“仲尼曰”，《礼记》与诸子之书多“子曰”、“《诗》云”，《孔丛子·记义》“孔子论《诗》”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亦皆有评论性质。这说明，中国古书中，很早就出现了撰、论、评相结合的著述体例。对此，刘知几《史通·论赞》论述最详：“《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1]后来史家与文家皆袭此体，同原而浚流，“评点”一体遂蔚成大观。如此看来，杜书瀛先生对“评点”渊源、性质与功能的分析，确实比较可靠，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评点李渔》对李渔其人、其文的深刻体察与真实感悟，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感性的李渔，也为我们展示了李渔作品中体现的绚丽的文学之美与多彩的生活之美。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以传统的“评点”作为研究文学的基本方法，体现了作者对文学研究传统方法的思考，为当下文学研究方法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评点李渔，首先要了解李渔其人。从全书看，《评点李渔》显然做到了这一点。李渔继承了明代李贽、汤显祖等人反传统的浪漫主义精神，具有思想启蒙的色彩。李渔由于家道中落，一生不得不“卖赋以糊其口”，“以文谋生”。他赞成以戏剧表演、小说创作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是李贽“勿高视一切圣人为”的实践者。李渔的这种思想观念，成为他被当时传统儒家士人最大诟病之处。这必然使得他文友甚少。李渔为生活所迫，刻书卖文，“二十年来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与生活遭遇，为李渔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李渔的生活经历是曲折的，但是他将自己的感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文学成了他最好的朋友，这又体现了他“以文为生”、“以文为友”的文学与生活态度。其实，在李渔看来，文学不仅可以谋生，而且可以养生、怡情。如《评点李渔》撷出“睡觉艺术的美丽文字”，胪述李渔对“睡”的千字叙述，正道出了李渔“文以养性怡情”的思想。李渔对人生与文学的认知，使他对生活具有不同于时人的细腻观察与深刻体验，对文学有着不同于时人的深入的鉴赏体悟。这种对文学与生活的细心、耐心和细致的观察，也必然使李渔将自己的种种人生体验与感悟，以及文学思想与创作体验，表现在作品之中。对此， 《评点李渔》体察入微，并能进一步上升到美学高度加以阐释。例如，《闲情偶寄·居室部》，对书房油漆有无、书画多寡、糊壁用纸、壁间留隙等，不厌其烦，一一介绍，并认为，这与中国园林建筑艺术中的“隔”与“通”、“实”与“虚”等命题有关。继而，该书由现代建筑及人与自然的“隔”与“通”说起，一直联系到世界范围国家之间的“隔”与“通”。这就使得该书由文学鉴赏，上升到了对人生与社会关系的人文思考。再如，《评点李渔》从《闲情偶寄·种植部·众卉第四》记载的五种花卉，拈出“花草有性，各呈其妙”的命题。作者由李渔之雅趣，联系到现实人生与自然的基本规律，作者匠心与李渔慧心息息相通。
评点李渔，还要理解李渔其文。李渔的一个重要文学思想，就是“戏如人生”。《评点李渔》，对李渔的这种戏曲观念有着深入概括。所谓“戏如人生”，有这两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戏”是高度典型化的“人生”。人生是戏曲素材的唯一来源，但戏曲是高度典型化了的“人生”。《闲情偶寄·词曲部》称：“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不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其余表忠表节与种种劝人为善之剧，率同于此。”之所以出现艺术的真实比生活的真实还要真实的情况，《评点李渔》认为：“这是因为艺术真实是经过披沙拣金所淘出来的黄金，是经过冶炼锻打所造出来的钢铁，是生活真是之精。艺术真实的这种创造、生成过程，就是现代美学、特别是现实主义美学所讲的典型化过程。”杜书瀛先生对李渔的这个戏曲理论的认识显然是非常深刻的。
第二，“戏”是“真实”、“平常”的“人生”。戏曲来源于真实、平凡的现实生活，而不是在现实社会中闻所未闻的稀奇古怪的事情。《窥词管见》称：“文字莫不贵新，而词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别有所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即在饮食居处之内，布帛菽粟之间，尽有事之极奇，情之极艳，询诸耳目，则为习见习闻，考诸诗词，实为罕听罕睹，以此为新，方是词内之新，非齐谐志怪、南华志诞之所谓新也。”《评点李渔》认为，这涉及到文学的创新问题。杜书瀛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李渔美学思想研究》中，也对李渔这一文学理论的创新思想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评点李渔》，细读文本、重读经典的方法，以及对传统“评点”方式的运用，体现了作者对“重读经典”的尊重和对回归文学传统研究方法的思考。深入阅读作品，同情地理解作者及其作品，是重读经典、理解经典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方法。很久以来，我们总在强调“历史还原”，强调文学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甚至经济学的打通，强调文献资料的“竭泽而渔”，强调通过传统的版本校勘与文字训诂来还原历史人物及其作品。这种研究方法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我们对这种文献方法的滥用：绕一个大圈子，解决了作品的时代、作者、版本与文字等问题，了解了作品与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文学研究工作者解读经典、阐释文学之美、传播文学文化，并将文学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学科职责。文学研究者的责任，除了提供知识，还要有将知识升华为文学之美的自觉。刘跃进先生对这种现象曾经有所总结，他在《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一文中曾说：“理论研究的极度困惑，专业队伍的急剧分化，致使‘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新华文摘》2007年第22期) 可见，很多情况下，学科意识的淡化与理论水平的匮乏，使文学研究者忘记了自己的文学标签与社会职责，不伦不类，反倒成了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或其他学科的帮闲。这个问题，到了进行学科反思的时候了。
《评点李渔》全书文字叙述平实，简明易晓，如话家常，体现了作者对文字运用的娴熟自如。作者这种不卖弄文采，不故作玄虚，以晓畅明白的语言论述文学研究的写法，是对当下那种“颠覆阅读”而将简单的文字故意表述得冗沓、曲折、繁琐，以致让人不明所以的写作方式的一种反拨。另外，除了从该书中可以体察到作者的文学思想与学术理念，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位学术老人对文学的孜孜追求与对平凡生活的真挚热爱。可以说，《评点李渔》不仅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文学理论著作，更是一部蕴涵着丰富的人生与社会哲理的好书。
注释：
[1]刘知几著、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1页。
作者简介：孙少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