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从本质上言，学术始终是生命展开的进程，由此，理论永远没有终结与完美，唯一可以确信的是：学术的探索和理论的构建，始终标识为开始。一种学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由思考和思想而生成的理论，惟有当它具备了开始的精神品质与内在动力，它才真正称得上是一种学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新伦理学亦应如此：它伴随着《新伦理学》的问世而开始了自我的神圣时代使命；它不断得到传播、理解、运用、批评及其向更新更广领域拓展的过程，则是担当自我责任迈向新征程的开始：新伦理学作为一种标志，一种象征，一种转向，就蕴含在它不断开始、不断起步这一过程之中。所以，新伦理学不是一种静态的理论，也不是一种已完成的思想，而是一种精神运动、思想运动和方法运动过程，在过程中展开与发展，在过程中丰富和提升、开掘与拓展，这就是新伦理学的伦理精神。
【关键词】 新伦理学 伦理精神 人性存在境遇 生态整体视域 道德重构
一、全球性生态处境与道德重构
我们早已进入21世纪。21世纪之于中华民族，如同20世纪一样具有特别的生存学意义：20世纪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是图存保种、抗御外侮，为此而展开商战与兵战半个世纪，其最强劲的推动力，却是文化革命：五四运动动因于国家政治，指向于文化图新，但由其国运对政治的特别需要，五四运动最终没有完成她应有的文化使命。五四之于中华民族，因为摆脱苦难而爆发，但她却给这个苦难的民族，激发出了更新的苦难历程，并使这种苦难奋斗的历程持续百年而进入21世纪。21世纪之中国，所面临的不再是野蛮的军事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而是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因而，经济的全球之战和文化的世界之战，构成民族存在发展的时代主题。
在国人的被动思维惯性中，认为只要采取各种方式维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并且能解决。这种经济万能主义，却是通过感觉而形成的；这种感觉主义的“思维－行动”模式，却是建立在对西方社会历史的随心所欲改造基础上的。客观地看，西方资本主义的真正建立，是在19世纪，而为资本主义形成所进行的文化思想奠基建设，却经历了数百年，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对信仰的理性求证，到14世纪末所掀起的 “回到希腊去”的文艺复兴运动，再到古典主义、宗教改革（包括加尔文清教主义和路德新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及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无不从信仰、认知、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教育以及政治、法律等方面为经济市场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所以，文化思想建设是经济市场主义的奠基石。哪怕是当代社会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以文化全球化为普遍的社会推动力。
客观地看，我们因为历史本身的进程而被迫进入了全球化语境的生存态中，然而，我们所身处其中的“全球化语境”，最终不过是欧美强势文化对全球弱势文化的殖民化所形成的特定时代性语境，它本身体现出不平等、侵略性、剥夺性和征服性。在这种语境中，中国仍然处于被殖民化的进程状态之中，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再加上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从宗教信仰的传播到文学艺术的输入，从哲学、思想、教育智慧的引进到政治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的激流涌进，使中国成为了西方文化的回收站。尤其是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1]对中国社会的绝对主导，导致文化、学术、教育、哲学、思想等领域无一不是西学主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百年，拥有十亿之众的中国，在哲学、思想、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有多少东西可能输出或者被输出，有几个能够跻身于世界之林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整整一个世纪，我们就一直在西方话语体系中生活，文化的被殖民化历史与现实，谱写出今天的中华民族，其图谋时代伟大复兴之努力仍然与“图存保种”联系在一起。因为今日之中国，正面临前现代[2]、现代和后现代之“三重社会整合”的挑战：即被迫以前现代为基础，追求现代化而企望平安进入后现代社会。
前现代社会追求政治经济的血缘化，表征为人对自然的顺从和人对权力的顺从。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前现代社会集中体现为权力主义，它主张权力为人立法，个人是家庭与社会的仆役，因而，血缘等级伦理演化为宗法等级伦理，孝悌与忠恕成为道德的标尺；现代社会追求政治经济的地缘化，表征为人对自然的对抗，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现代社会集中体现为人本主义，它承认个人的独立存在地位、尊严与价值，主张人为自己立法，也为自然立法，因而，个人是社会的缔造者和国家的主人，人道、平等、公正，构成公民道德的根本原则；后现代社会却追求政治经济的全球生态化，表征为人与自然的平等协调与和谐存在，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后现代集中体现为生命－人本主义，它主张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强调自然是人和一切生命的缔造者，人是社会和国家的缔造者，因而，整体的人道、普遍的平等和全面的公正，构成当代普世道德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地讲，前现代社会留给我们的东西太沉太重但必须消解，现代社会虽然为我们所追求，但伦理理想和道德规范却没有得到真正建立，而后现代社会所要求我们的，却还处于朦胧含混的认知过程之中。由此，人的心灵出现了空位，失去了信仰的守望，精神缺少了支柱，道德的价值功能、尺度功能和规范功能因为缺少心灵的灯塔而迷茫不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所处的实际生存状况，解决这一实际生存状况的根本之策，是文化的重建与复兴；而文化重建与复兴的核心任务，只能是道德的重构。
二、伦理学的时代责任与使命
文化的重建与复兴之所以首先需要道德重构，源于两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时代本身处于道德的废墟之上而需要道德的重建。
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文化由强而弱、由盛而衰的历史被强烈意识，它迫使中国的仁人志士用了一个世纪的聪明才智来探讨其原因，从军事到政治，由政治到科学技术再到经济，最后追溯到了道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次文化革命运动所指向的是传统伦理道德，但实际上所被革掉的却是伦理道德本身，理荒原性和道德冷漠症，几乎构成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时代特色。这一只有中国才具有的“中国特色”，伴随经济主义战略的推进而进入21世纪，社会生活的同声曲是经济和钞票。经济学家们高唱“经济帝国主义”的战歌导航时代的繁荣，政治家们忙于构设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和谐论，虽然如此，但却无力解决最基本的市场信用问题。在这个缺乏基本信用度的经济市场里，“摸着石头过河”，构成其感觉主义行动方式和运动式的发展模式；“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其提供了“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原则。感觉主义行动方式、运动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行动原则，此三者在唯经济发展政策推动下，变成了市场规则本身，也取代了市场道德本身，整个经济市场包括整个社会被置于道德废墟之上。所以，市场和社会要健康发展，必须重建道德。
二是伦理道德传统本身丧失了对时代社会的伦理引导和道德激励功能这一现实，同样要求时代必须进行道德重建。
我们今天的伦理道德传统有两个，即老传统和新传统。老传统是指延续几千年而形成的传统，它诞生于夏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经历秦汉、唐宋、明清，而获得了超稳定性，这个老传统即是“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的权力等级主义宗法血缘道义论伦理传统，也就是人们所宣扬的儒家伦理道德，这种伦理道德是造成中国落后与贫困，形成中国人愚昧和麻木的根本力量。
新传统即是20世纪以来所形成的革命的伦理道德传统，它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自我牺牲。但这种新传统实质上是一种革命的美德传统，即把应该提倡的美德，人为地降格为人人必须遵守的道德。道德与美德的根本区别是：道德遵循人性要求，讲求利害，追求为己，实现自我或者小我，其行为原则是平等、公正，其行为方式是为己利他或为他利己；美德却讲求对人性的超越，讲求对利益的主动放弃，追求为他，实现他我或者大我，其行为原则是博爱、慈善，其行为方式是舍己利他或自我牺牲。
道德是社会共同体成员必须人人遵守的，它是美德的基础；美德是社会所必须提倡的，它只能是道德的提升。要使人有美德，首先必须使人有道德。在没有道德、或人们还没有达到有普遍道德自觉的情况下，把美德作为道德来推行，其最终的结果是迫使人们不讲道德，因为社会一旦把美德作为道德来强制推行，必然造成言行不一、知行分离、说做两分的社会分裂人格。在20世纪后期的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过去所崇尚的革命的美德主义道义论道德，一旦解除暴力专政和野蛮斗争的护卫方式，就表现出反道德倾向，成为消解道德的力量。所以，无论是老传统还是新传统，都构成了对中国当代社会存在发展之最大障碍，唯有拆除这一障碍，社会才可健康存在发展；要真正拆除这一障碍，必须全力重建道德。
要重建时代道德，必须创建伦理学，必须发展伦理学。因为我们虽然拥有博大精深之伦理道德思想传统，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伦理学。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以天道为依据”的认知图式，演绎出中国文化思想精神的基本路向，后世思想家们都沿着这个路子来阐发自己的政治感兴和情境化的道德体验，从春秋初期的管仲到老子、孔子、墨子、文子、杨朱、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以及秦汉、唐宋、明清的思想家与学人，都具有较丰富的伦理思想，然而，这伦理思想往往都通过历史性的现实政治感兴或情境化的道德人格体验而得，零零散散而终不成体系；并且自古至今，一切有关于伦理道德的感兴之思和人格化的道德体验，都是依附于宗法集权政治思考之中，完全没有“伦理学”的自觉意识。伦理学家的缺席，伦理学的空位，既形成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精神发展史上的现实。
历史地看，没有伦理学的民族，是一个内力和精神病弱的民族；没有伦理学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心灵、人格和精神处于荒原状态的时代。中国文化的源头浩瀚壮阔。但其流向却如干涸的黄河，其根本原因在于：从先秦到明清，伦理道德思考的政治主义方向，伦理道德探询的个人感兴化和情境体验化，使伦理学在二千多的历史进程中得不到真正的诞生。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一讲革命，就暴力、就斗争，就破坏和毁灭；一搞经济建设，就只讲目的不讲手段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且，在充满利益得失的革命运动和经济运动中，可以六亲不认，甚至可以干任何坏事都没有心理障碍，溯其根源，同样在于伦理学的空位，社会和人因此而缺乏应有的思想导航和必须的精神引导，整个社会蔑视伦理理想，几乎人人轻慢道德，哪怕是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往往也不知人格、尊严、良知、羞愧、廉耻为何物。为什么？因为人要成为人，有两种东西最为珍贵：一是原罪观念和救赎意识，二是尊严意识和知耻观念。前者由宗教所提供，后者由伦理学所激励。中国文化本来就没有宗教这种大众文化，由此伦理学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尊严意识和知耻观念可以把人引向彼岸，获得原罪观念和自我拯救的精神追求。伦理学的如此功能，在于伦理学是如何使人成为人的学问。社会、国家得以缔造，功在于人；国家、社会如何，取决于人；人如果自生而死都不知道怎样成为人，人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国家，也将最终不可能成为健康的、道德的社会和国家。我曾在《归属·地位·作用：伦理学研究的生态整体方向》一文中指出，伦理学是教人治学、治事、治生的大学问、大智慧，时代道德的重建，必须首先创建伦理学，必须要大力发展伦理学，这是前提，也是基础。
三、新伦理学释义
要创建当代伦理学，必须立足于时代所面临的“三重社会”之根本问题而予以伦理道德上的解决。
当代中国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前现代问题。从政治经济层面讲，前现代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彻底改变九亿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式和生存方式，它涉及到九亿农民的民生、民权、民主等基本问题，要真正解决它，必须从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劳动分配、社会福利等方面予以综合改革，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一切为了农民，一切为了穷人。因为，农民是否“生有所教，病有所治，老有所养”，是中国富强的真正标志；穷人也真正成为平等的人，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开始。从伦理精神道德层面讲，所必须解决的前现代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消解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的等级主义道义论伦理道德传统，构建以人道为本体、以公民为目的、以普遍平等的权利为基本内容的时代新伦理道德。
要真正解决前现代所留给我们的伦理道德问题，必须以现代为立足点。从政治经济场面看，现代需要我们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完成农业革命，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从伦理精神道德层面看，现代的根本问题是集权与专制，因为现代社会追求人对自然的对抗，它一方面体现为人对自然的绝对权力主义，另一方面又体现为人对社会的个人主义。因而，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首先需要创建以个人为本体的社会道德理念；其次需要创建起适合于引导时代的新伦理理想和道德精神，它具体表征为普遍的平等、全面的人道和绝对的客观公正；其三需要从理论上解决一个实践中的瓶颈问题，即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对道德的颠倒：“考察一下在流行的关于政府的观念中，存在着道德与政治的颠倒。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是使人们免受武力，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并在任何方式和问题中，以它愿意的方式作某种强迫；不再是人们相互关系中，基于客观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一种极端的和隐蔽的用偶然和恐惧来控制的机构，它没有客观的法律，而是由盲目的官僚机构所作的任意决断来解释法律；不再保护人们免受奇想的伤害，而是傲慢地把权力植于无限制的奇想之中。在这里，我们很快地发现了这样一种颠倒：政府可以做它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公民只有得到同意才可以去做；这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代，由野蛮的力量所控制。”（P118） [1]
追求现代化，既是为了解决前现代问题，更是为开辟后现代道路，创建后现代社会。从政治经济层面讲，现代社会追求政治经济的国家地缘主义，而后现代社会却追求政治经济的全球生态主义，由此形成：从资源开发角度看，现代社会专注于地下资源和地面资源的开发，后现代社会却转向大脑资源和宇宙资源的开发；从政治经济的运作方式看，现代社会政治经济运作的基本方式是掠夺式的竞斗，因为其出发点是我赢主义；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运作的基本方式是互助合作，因为其出发点是双赢主义，或者说是互赢主义。因而，从伦理道德层面看，后现代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民族、地区、个人、社会之间和人、物种、自然、地球之间的共在与互存、共生与互生的问题。［2］为此，后现代社会要求创建起全球生态化的伦理理想、伦理精神和伦理原理：这种伦理理想，就是全球生态和谐论；这种伦理精神，即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相共生与互生精神；这种伦理原理，即是“尽物之性”和“尽人之性”的自由原理。在这一伦理理想、伦理精神和伦理原理规范下，后现代社会应该遵循“三平等”原则[3]，以广阔的博爱和全面的慈善为内在价值目标，创建以整体的人道、普遍的平等和全面的公正为规范的当代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
四、王海明的新伦理学时代价值
需要我们创建的当代伦理学，应该真正成为当代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奠基科学，它所提供的伦理理想、道德立法原理、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应该构成21世纪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石和时代存在发展的根本准则。因而，当代所需要创建的伦理学，就是新伦理学。
“新伦理学”由王海明《新伦理学》的出版而得名。王海明的《新伦理学》不仅为新时代竖立起了新伦理学的旗帜，而且也结束了中国无真正意义的伦理学的历史，因为《新伦理学》构建起了一个融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美德伦理学于一体的伦理学理论体系，为中国当代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思想认知体系和行动规范体系：
就整体上讲，《新伦理学》一是提出“优良道德”概念并以此为伦理学的目标；二是探讨并构建起相对自洽的优良道德知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系统(包括道德目的、终极价值标准、善恶原则)；三是第一个初步轮廓出了人类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体系；四是以“公正→人道→平等”为基本框架构设起道德他律实践规范体系。《新伦理学》所体现出来理论成就，将对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落后状态的中国伦理学产生极为有益的推进作用，并对处于恶劣状态之时代道德重塑和精神重构产生应有积极影响。（P2）［3］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文明的城邦必须有优良的政体，而优良的政体必须建立在中和（即公正）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然而，亚里士多德却没有看到，任何优良的政体，都必须建立在优良的伦理理想基础上并以优良的道德为规范，如果没有优良的伦理理想和优良的道德规范与治理，要产生优良的政体和实现优良的政治，是绝对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新伦理学》以创建优良道德为目标，确实体现了新时代的价值追求。
客观地讲，今日中国社会之一切无法解决的根本问题，都根源于传统伦理道德，因为中国的老伦理传统，都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甚至有意地取消人的个体性、个人性，都主张伦理道义主义和绝对义务主义，忽视甚至取消伦理权利观和道德利益观，都片面张扬人本性善论，否定人的自私本性和利己的合法性。由于这三个方面所形成的合力，致使伦理道德成为政治的婢女和经济的娼妓，所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是最恶劣的伦理道德。而《新伦理学》就是为克服此而努力创制以个体的人为本位、以“为利己利他”为基本价值导向、以平等和公正为根本规范的优良道德体系，为当代社会的健康存在发展提供伦理立法和道德引导。
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看，自西周周公创制周礼以来，其伦理的思考和对道德的规范实践，都是以政治为主轴的，没有普通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体系，更没有使人人成为人、成为优秀社会公民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体系。历来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儒家伦理道德，其实是一种严格区分人、小人、民的等级主义君子伦理，这种君子伦理的核心精神和目标指向，是宗法主义的。“五四”以来所建立的革命的美德主义道义论道德，只有抽象的社会人，没有具体的个人；只有个人对社会、国家、政治的完全义务和责任，没有权利和利益，即或是讲权利和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其实，社会和国家永远由个人所缔造，每个公民才是国家、社会的真正主人。所以，人、个人，成为最大的政治；每个人的利益才是国家和社会唯一的、根本的和最大的利益；每个人的权利，才构成了一切政治的唯一权力来源。《新伦理学》的革命性意义，就体现在它要努力弥补上中国文明史上所缺乏的这一课，创建起以人道、公正、平等为原则的优良道德价值规范体系。为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立法，为人的生存行动立法。
五、新伦理学的多元开放视域
新伦理学以《新伦理学》著作的问世而得以确立，因而，在中国当代伦理思想史上，《新伦理学》成为一个标志、一种象征、一种转向：它标志伦理学作为一门完整的精神科学在中国的真正诞生；它象征一种新的伦理思想、一种新的伦理思潮、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一种新的价值导向系统和行为规范体系的产生，传播，运用；它体现出一种时代转向，一种人本转向，一种社会转向，一种精神和思想的转向。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欧美各种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的是现象学，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之对后来产生波澜壮阔的影响，不仅在于他提出一种工作哲学方式和方法，更在于他提出了哲学应该“回到事物本身”的主张，因为哲学唯有回到事物本身，才能“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在关于世界和合理性的概念中结合起来”（P92）［4］；同样，21世纪伊始，王海明同样提出一种主张，这种主张贯穿在他的《新伦理学》及其后来的全部研究之中，那就是伦理学要回到伦理本身。
伦理学要回到伦理本身，首先要求伦理学要从几千年来的政治主义传统中剥离出来，从经济帝国主义的买欢卖笑中拯救出来，使自己独立而成为伦理学本身，只有如此，才能重构伦理学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及其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合法关系。伦理学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合法关系，是一种体用关系：伦理学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本体，它为这些领域提供最终的伦理理想、道德立法原理、价值导向系统和普遍的行动原则；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是伦理学之用，它们的工作展开都必须落实其伦理理想，遵循其道德立法原理和普遍的行动原则，符合并维护其价值导向体系。因而，伦理学要回到伦理本身的实践指向，即是政治和经济必须回到伦理道德本身，将被政治经济所颠倒了的伦理道德，重新颠倒过来，让伦理道德引导和规范政治与经济。因为，没有伦理道德引导和规训的政治，一定是野蛮的政治；没有伦理道德引导和规训的经济，只能是掠夺的经济。
伦理学要回到伦理本身的本质含义，则是要求伦理学要回到人本身。伦理学是因为人而产生，伦理学只能是人学。伦理学的唯一主体，只能是具体、鲜活、血肉丰满的个体的人；伦理学探讨的唯一目的，只能为了人，为了所有个体的人都能成为完整、完善和完美存在的人，这是伦理学的理想，也是伦理学的目标。伦理学的真正起点、道德建设的真正动力，只能是人性。因而，伦理学要回到人本身，就是要回到人性本身；伦理学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人性的塑造而使人人成为完整、完善、完美的人。回到人性，要求伦理学的探讨必须起步于人性并着手解决人性行为的“事实如何”；塑造人性使之达到完善之境，则要求伦理学的探讨必然合力解决人性及其由此所展开的行为“应该如何”。
伦理学要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人性存在发展本身，实际上是要求要回到人的人性存在境遇本身。伦理学要回到人的人性存在境遇本身，这是伦理学作为实践的学问的自身性质所决定，这亦是伦理学作为哲学的普遍实践方式所要求，更是伦理学能够成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学问的根本价值规范所在。
伦理学要回到人的人性存在境遇本身这一要求，赋予了伦理学以广阔的视域和丰富深厚的内容。概括地讲，人的人性存在境遇，始终是生态化的和整体性的，这种生态整体性的人性存在境遇，表征人的人性存在既不孤立也不静止，而是一种动态的关联存在。首先，人的人性存在境遇，关联起现实的我、过去的我和未来的我，人永远不是现实的自己，记忆和期待、想象和联想，使每个人把自己的当下与自己的过去与未来联结成为一个活络的、未完成的整体，在这个动态生成的整体中，（对过去的）忏悔和（对现实或未来行动选择的）良知，构成最为实在的人性存在的内在境遇。其次，人的人性存在境遇，关联起自己之外的他者，包括你与他：人生而俱有求群、适群与合群的存在本性，使人与他者之间构成了双重关系，即“我→你”关系和“我→他”关系。正是这一双重的人际关系，使人缔造出社会，组建起国家，更激发人获得了利与害的本能意识，存在人权、生存权利、社会权力等等由此而生成，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等问题被纳入了伦理视野，而构成了人类道德创构的必须内容。
由于人既是自然的存在者，也是社会的存在者，所以，人性作为人的存在事实，首先是自然之性，生命之性，然后才是一种人生之性。换句话讲，无论我们人怎样进化，最终还是一种自然生命，自然生命的本性、物种的本性，构成了人性的原生形态，也构成了人性的底色。由此，人的人性存在境遇，无可逃避地关联起了自然、物种和全部生命存在，人与自然宇宙、人与生命世界、人与万物生命之间的血缘关联，构成了人的人性存在境遇的更广阔维度，人必须与自然、生命、万物相共在共存、共生互生，这构成伦理学要回到人本身、回到人的人性存在境遇本身的最为实质性的内容。
伦理学要回到以人为唯一主体、以人的人性存在境遇为基本认知起点的伦理本身――这一主张，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伦理学的存在地位，回归了伦理学的功能，重新确立起了伦理学的起点与目标，而且还拓展了伦理学的视野：新伦理学的认知视野和学术视野，将不再是圆圈式的，而是开放性的；人本中心论只是新伦理学的起步，人本－生命中心论，才构成新伦理学的最终时代视域。这表现为：第一，新伦理学将从根本上抛弃（中西）传统伦理学的那种从观念推演观念的做法，而是密切联系人的生活、密切联系社会的存在发展，立足于人的人性行为“事实如何”而探求人的人性行为“应该如何”，来构建优良道德体系，这一体认理路的开辟，必然把伦理学引向对更为广阔的认知视域的开拓，即人的人性存在境遇，始终是一个动态生成的生命进程，在这个动态生成的生命进程中，伦理学所必须关注的全境视域，则是人的“实然存在→应然生存→必然存在”。第二，抽象的人性永远不存在，人性在生命中展开，在生命展开的过中不断生成，不断得到塑造；而这个过程即是生命个体求群、适群、合群的历史进程：对于任何个体的人来讲，都不仅仅是人与他人发生利害关联，而且同时也是人与他物、他种生命、他种存在发生利害关联。因而，新伦理学所致力于探讨的人性，首先是物性，并且最终要合物性；新伦理学所致力于构建的人道，不仅仅是人人之道，同时也必须是物物之道，必须是普遍的生命之道，这是当代人类处于全球生态化之生存现实与未来赋予新伦理学的全新视域；在这一全新视域中，新伦理学所致力于构建的平等、公正的道德规范体系，不再是孤立的人本道德规范体系，而应该是人本－生命道德规范体系。第三，伦理学的时代视域，首先表现为对传统伦理学那偏执一隅的学科视野的抛弃，而构建起融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于一体的整体伦理视域；然而，伦理学作为完整的伦理学的真正视域，不仅要具有如上的整体性，更要具有开放于生活、联结人的精神历史和心灵朝向的生态维度。所以，新伦理学的生态整体视域，则可用如下简简图来表示：
由此生态整体视域的展布，新伦理学的学科蓝图则可粗略地表述为：
参考文献：
［1］爱因．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M］．上海：三联书店．1993．
［2］唐代兴．生态理性哲学导论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唐代兴．优良道德体系论：新伦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4］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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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政治的西方化表征为政治社会主义，它的文化母体是前苏联；意识形态的西方化表征为马克思主义，它的文化母体是德意志文化。这种西化主义的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必然带来民族文化的被殖民化，即西化化。
[2]因为目前之中国，还有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仍然以血缘家庭为生产单位，所从事的是自然经济，所过的仍然是靠天吃饭的生存方式，所信仰的主要是鬼神文化和血缘伦理，所遵循的基本上是扩大了的家族道德。
[3] 即平等地善待自己，平等地善待他人，平等地善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参见作者《优良道德体系论：新伦理学研究》第7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