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去紧身衣，中国学者走在了前面

若干年前，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巴里·布赞提出一个使国际关系学术领域摆脱“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的命题。1648年欧洲主要国家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诞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建立在1648年之后欧洲国家关系基础上的，是根据这300多年的欧洲国际关系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依此而循之，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之前和欧洲之外的国家实际上被排除在这个理论之外了。这种倾向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具有2000多年对外交往的历史，具有自成体系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操作范式和丰富经验，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交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强行套上“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无疑是圆凿方枘、削足适履，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无法得到解释。

中国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现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就已提出了东方外交史的概念。随着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大课题，是从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社会进步的力量。在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东西方关系发展的转折点上，以往的外交史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更不能为面临的全新形势与全新任务的中国外交实践提供新鲜力量。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总结与借鉴各民族、各国家与各地区交往交流互动的历史经验，回应东方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向未来发展延伸的诸多问题。因此，本世纪初，在前人基础上，开展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课题被提出。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建立建设东方外交史的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方面大胆探索，终于在史学园地树起了一面学术旗帜，使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

从2006年10月第一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召开后的十几年来，这种在中国兴起的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构建素材、以中国人的史观为指导的外交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2018年东方外交史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项目。迄今为止，已先后召开了12届“东方外交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多部著作，构成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东方外交史学科，形成对学科概念、学科定性、学科体系、应用理论、发展主线，以及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清醒认识，逐渐显示出一种盛大气象。

目前的关注及已取得的成就

2020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以“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历程、成就与经验”为主题的第12届“东方外交史”学术专题研讨会，相当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学科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颇为典型地映现出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进入了全面总结阶段，研究的目光已经投向中国国家崛起的整个文化氛围。会议提交的论文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新进展，推动了东方外交史的科学发展。

会议整体关注到东方外交史学科、学术与话语体系建设，集中讨论了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魏楚雄教授提交的论文指出了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重要性。他强调，东方外交史不单单是一部区域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向西方学术界既定的话语体系发出的中国声音。他还提到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东方传统文化承认和接受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主张求同存异；西方社会的理念与方法趋向于非黑即白、二元对立。多位学者都注意到，东方外交史不同于其他外交史，更不同于一般史书的记载记述，而是有着自己特定的内容与学术使命。东方外交史研究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所反映的是域内与域外各国的联系、大国间的博弈，等等，必须把学术研究从书斋扩大到气象万千的现实世界。

近现代东方外交与周边关系是会议研讨的重要内容。学者们力图把历史上的人和事作为一个发展变化的多面体进行多角度的考究。雷广臻、何冰教授深挖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困难以及各种制约条件，看到中国外交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和早期外交官们费尽心智，为保护海外华侨、维护国家主权和收回领土进行的顽强斗争与不懈努力。刘燕博士比较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是日本而不是中国，通过《海国图志》了解世界大势，从而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政治与军事技术，促进社会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

学者们关注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曲折发展。孟月明研究员剖析了日本统治台湾期间全面控制、同化和奴役台湾人的殖民政策。文春美副研究员在对一战前日本政党问题的研究中强调一个重要观点：日本近代化所导致的城乡差距，是国家不安定的社会根源。这个看法也恰好印证了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所说的“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带来不稳定”的观点。孙立祥教授对日本战后右翼势力发展、演变与影响等问题作了一次细致的梳理。日本的右翼势力有“战前派右翼”与“新右翼”之分，其思想虽有些不同，但对华态度上却有相当的一致性。

学者们关注东西方文化交流、交汇与交错问题。李兆良教授的文章值得重视。他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审视历史，多年来他一直在做着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不囿成说，勇翻旧案，成就令人刮目，甚至大胆地提出《坤舆万国全图》为明代东方大航海时期的作品，而非来自西方，努力地做着改写600年来中西交通史的工作。可贵的是，他不仅搜罗百家材料，而且对历史谬误亦多有绳正。不论人们是否接受他的观点，但他治史的勇气足以令人佩服。

此外，学者们还关注了“一带一路”两栖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马丽蓉教授揭示“丝路天然伙伴关系”对丝绸之路形成、文明交往和各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目的在于为当前国际合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社会发展的新鲜动力，发挥历史学在大变革时代的特殊社会功能。邓超副研究员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太平洋时代”思想展开分析。今天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推进“太平洋时代”研究，符合世界发展大势，也符合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环太平洋地区研究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

这次会议的论文正在被编辑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历程、成就与经验》一书，作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每年一次全国性的东方外交史会议和每年一本会议论文集，基本反映了当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水平、动向与进展。几年前出版的《东方外交史与朝鲜半岛问题》一书的序言写道，东方外交史研究“是一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也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浩大系统工程，这种活动以背后已经产生了强大的历史趋势为深层的原动力，会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参与和支持，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在别人没有起步的地方起步，成为我们开拓进取的强大动力。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时代，经过30余年的交流、引进与吸收，发挥东方学者作用的时代已经来临”。此语对于即将出版的本书，同样适用。

看来中国学者的努力，与巴里·布赞教授的“摆脱紧身衣”的主张不谋而合，东西方人的心灵是有一定相通之处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