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方外交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特定的体系。把东方外交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加以规划、建设和发展，建立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艰巨课题，也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对理论的重大需求。十几年来，中国学者以东方本土资源为构建素材，以中国人的史观，对东方外交史进行了总体构建，在学科定位、学科体系、发展主线以及理论分析模式等方面大胆探索，取得了初步成就。作为前期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予以认真总结、概括和理论升华，完成新时代社会变革形势下学科建设的任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也是文化建设在具体行动上的深入展开。
关键词：东方国家 东方外交史 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陈奉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一个新学科的兴起，大都以国家发展作为深层次的原动力，反映出国家社会发展与时代急剧变革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需求。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外交史的主要议题。在这个主题下，外交史呈现的几乎都是政治史的面孔，反殖、反帝、反霸一直是外交史研究的重心。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反思过去外交史的基础上提出了重新构建东方外交史的时代课题，主张以中国人的视野、东方本土材料撰写一部新的东方外交史，反映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后外交史研究的成就。新的学科与研究范式兴起总是在原有的形式中酝酿新的重大变革，有着总结前代、启迪后来的社会功能。十几年来，在中国国内兴起的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构建材料、以中国人的史观为指导的外交史研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作为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对东方外交史研究历程本身进行考察，探讨其面向未来发展延伸的学术增长点，可以反映当前中国社会空前变革背景下学术发展的若干轨迹。
一、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2006年10月，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可以说，这是一次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拓荒会议。此后，围绕着相关重大理论问题，东方外交史研究进入全面探索阶段。开辟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要把地域广袤、人口众多、文化背景复杂国家的外交整合起来更属不易。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东方外交史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东方外交史学科。自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学界专门就“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时空范围”“东方外交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互动”“东方外交的历史与现实”“东西方外交与丝绸之路”“东盟与印度崛起”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初步确立起对东方外交史体系、框架、内涵、发展主线以及时空范围的基本看法。此后，学术界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紧紧围绕着东方外交史学科的确立、建设与任务，整体推进学科学术体系建设。东方外交既有极大的魅力，又有深沉的惰性，更有积极意义与不朽的价值。崛起于今天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完全不同于书斋里咬文嚼字、寻章摘句的学问，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已经显现出它的意义与盛大气象。
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先后召开了十一次“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九部东方外交史著作，构成独立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系列，内容涉及东方外交史的定义、体系、时空范围、学科定性、研究理论与方法，外交与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历史与现实以及当前的东西方关系等重大问题。从十余年来出版的成果来看，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构成自成一体、相对完整独立的外交史知识体系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一定的挑战性，例如如何确立东方外交史的上限时间？有学者把它确立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认为“就东方外交而言，它在历史上比西方外交远为悠久。若从西元前15—14世纪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的外交信件算起，东方外交至少走过了3500多年的历史”。也有学者认为，“至少在以黄帝为领袖的部落大联盟时期，中国古代的先民就已经与域外有了交流，并伴随着交流有了域外物品的传入……域外的概念并不仅仅是黄帝部落大联盟实际控制的区域以外，它甚至涵盖了现今中国的疆域以外，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隶属关系，而是不同的部族、联盟和初步具有了国家实体性质的政治集团或组织之间的关系”。苏联学者B.П.波将金等编写的《外交史》强调外交执行着以奴隶制为经济基础的国家的对外政策任务。这几种意见都存在一个把外交史上限时间确定得过早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出现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随着16世纪西方殖民运动的展开，东方国家才逐渐向民族国家转变，因此，东方外交史的起点定在16世纪比较恰当。但是，如果以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作为东方外交史的上限似乎又为时过晚，这实际上等于忽略或否定了此前东方国家长期的丰富的外交活动，换句话说即等于在16世纪之前东方国家没有外交。外交活动是社会文明连续发展与文明交流的产物，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与规律性，不宜无限地向上古时代拓展扩大，也不宜以西方外交作机械比较。西方的外交经验是无法解释东方国家外交实践的，也没有多大的可比性。他们的有益经验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吸收，不能成为评判东方外交的标准。
在向前整体推进的过程中，学者们也关注了国别外交史研究，先后探讨过日本、朝鲜、韩国、蒙古、苏联（包括俄罗斯）、东南亚各国以及印度的外交史，与此相关联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也都进入探索者的视野，尤其对东西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及草原丝绸之路均有颇多关注，充分展现了中国学者在国家崛起长期趋势下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来的巨大热情。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些探索确实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无疑代表了同类研究的水平与动向，可视为具有独立研究体系的集中展现；既总结历史上的外交经验，又对当前的外交有足够的观照，关注大国，也关注周边，在体系与内容上打破了单纯记载记事的旧框架，代之以重大事件的理论分析与深层次考察的新框架与新体系。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国家崛起作为深层次的原动力，没有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所有的研究，所有的立项课题也就没有了立足立世的根基，甚至可能导致浮游无根，产生精神失重现象。
使用本土资源材料是中国学者的优势所在。可以这样说，已经出版的东方外交史系列著作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诸国、印度、阿拉伯帝国留存的浩如烟海的材料中提取和发现有价值问题的。如龙登高的《郑和之后：中西比较视野下的海洋贸易与制度选择》、杨宁一的《中日民间外交的个案分析——亚细亚民族大会简析》是这方面的代表；有的具体而微，不厌其烦，在别人没有注意和起步的地方做出了成就，成一家之言，如宋成有的《简论明治初年的日本东亚外交》、李兆良的《明代中国公元1430年前测绘美洲——〈坤舆万国全图〉的揭示》、陈文寿的《甲辰（1604年）漂流船与海洋东亚世界像》、唐欣伟的《丰臣秀吉的检地与出兵朝鲜》、张建华的《日俄战争对俄国近代军事转型的影响》；有的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处，纵论中国外交大战略，挥洒自如，如谭中的《中印两大“文明国”冲破“民族国”世界秩序的超越》、黄枝连的《探索中印二十一世纪关系的发展：“改革开放—文明再造”在两国交流协作中的作用》、时殷弘的《武装的中国：千年战争传统及其外交意蕴》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特色，绚烂多姿，不仅展现了东方外交史整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构筑了缜密开阔、自成一体的东方外交知识体系，让人看到东方外交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些令人引以自豪的成果，无疑是学者们多年深思熟虑所得，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思考。
十余年来，东方外交史研究相继推出的论著已经在国内外引起反响，确实具有回溯力强、带有总结东方外交史成败的显著特征。从浩如烟海的本土材料中理出头绪，做艰辛的摄取工作，重新发现和估价历史，以实证精神检讨过去，将古代中国、印度形成的外交规制与理念、内容与形式呈现给世界。对此，国外学者有精湛的评论，也是西方学者的主流看法。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谈到东方历史时这样写道：“了解亚洲是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亚洲已经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我们的生活。”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东方的经验都是重要的，尤其在21世纪世界需要更多的东方文化支持的时候更显示其无可替代的经世价值。
第三，培养了学术队伍。东方外交史的研讨都是开放的，参与者遍及亚欧美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所大学与研究机构，几百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东方外交史相关问题的研讨。学科要发展，必须有稳定而专业的学术队伍。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志同道合、学有专攻的研究群体。在这个学术队伍中，既有学富五车、成果丰硕的老学者，也有成为现在学术中坚力量的中年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博士生和研究生，蔚然形成规模庞大的东方外交史研究阵容。古语云：“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或许是东方外交史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在历次学术会议上，学者们都有观点交锋，你来我往，相互质疑，彼此问难，在切磋与砥砺中共同提高。正是有了这样一批学有专攻、业有专精的学术队伍，才能不断把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向前推进。
东方外交史研究队伍的蔚然形成得益于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学术人才的培养。如果离开了这个根基，一切研究就无从谈起，不可能“行行重行行”坚持走到今天。从学术类型来说，一部分人深受中国治学传统与风格的影响，强调治史的路径与方法，凭借自己坚实的史学功底，对史料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求彻底解释清楚，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治史风格，人数虽少，但影响很大；另一部分是中青年学者，他们是研究队伍的主体，特别是有一些接受国外教育，有良好的外语基础，具有中学与西学的良好背景和学力，吸收了东西方两种治学方法之长，走的是中西合璧的道路。他们热衷于史学研究，从理性出发探索历史的本质与规律，以期达到对历史价值的认识。外交史队伍与其他学科队伍不同，强调的是国际视野，不仅要有良好的外国语言基础，熟悉国际事务，还要以开阔的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在理论分析与概括方面有独创之处。传统方法的坚持，东西方法的结合，精品意识的建立，主体作用的发挥，学术环境的宽松，这些条件聚合才使研究者们有了用武之地。
第四，确立了中国的视角与史观。建立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除了要讨论清楚体系、内容、发展主线与使用的基本理论外，还涉及以什么样的史观来研究的问题。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除了要有通常所讲的史德、史才外，还要有史观。旧的王朝循环史观、中原王朝正统史观和落后的亚洲史观都已经不能正确指导今天的历史研究。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史学研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变化，以区域的和全球的观点思考中国、印度与东盟在世界的发展延伸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印度这样具有悠悠数千年文明的大国来说，仅以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现代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伟大的历史传统与悠久文化当中去把握，从伟大的遗产中寻找崛起的根源。东方国家崛起给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观和有效模式。由于多种条件限制，西方历史研究中对东方国家有太多的曲解与误解，许多错误观点需要进一步地清除，特别是对长期盘踞于国际史坛的欧洲中心论应予以彻底的解构。今天我们的视角和正确史观应该是以发展的大视野看待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以展示中国学术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二、东方外交史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东方外交史研究涉及的国家和问题众多，时间跨度大，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遇到许多困难。就其空间而言，东方地域面积约为4500万平方公里，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以上，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等多种宗教，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富有多样性。可以说，各国按照东方国家关系原则进行着文明的交流与共建。由于发展有先有后，程度不同，故而在对外交流交往上存在着一种文化流播现象。不过在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各国间的交流是相对平稳的。进入近代以后，东西方关系发生逆转，东方从属于西方，发展差距拉大。总体上看，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关注与开拓确实给中国史坛吹进了一缕新风，贡献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学术是在不断地开辟新领域、继承前人与创新中向前发展的，形成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的发展链条，相关重点和难点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东方外交史的宏观研究
把分散的国别外交史整合成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外交史进行整体研究，比单纯的国别外交史研究更有意义，是历史观的进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要求，也符合东方人的哲学。去稗留禾、去腐生新是一项艰辛的摄取工作。在此方面，十余年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中国“天朝礼制体系”的起源、建立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交流区域的限制与东亚外交圈的初步形成，交流区域的扩大与东亚外交圈的发展，东亚外交圈与西亚外交圈的早期接触及相互关系，近代东西方两种力量的冲突、融合与互动，西方世界的兴起与东方外交圈的衰落，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与欧洲的海上贸易，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古代东方传统外交与西方近代外交接触时期的反应与调适，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向近代外交的转变，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印度洋贸易网的联系、互动与影响；等等。
此外，研究重点还包括西太平洋地区存在的历史悠久的贸易网问题。这个贸易网面积广阔，参与国家众多，与印度洋贸易网相联系贯通，与地中海贸易网遥相呼应，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它的兴衰是由多种力量造成的，不是单一的因素使然。学者们强调像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这样的重大问题必须根据多方面材料上下探索、左右考察，只有如此，方得窥其全貌。西太平洋贸易网其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其影响深远。东方社会在生生不已的演进中发生的变迁，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无论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观察东方外交，还是从东方外交的角度观察“一带一路”，都是极有意义的重大课题，其意义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贸易的层面而关系中国未来的崛起与发展。
关于东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形成许多有价值的意见，有助于看待东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例如，明清500年间中国社会发展是有其成就的，并非西方学者所说的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的系统，外因决定论的偏颇应予彻底纠正。但中国也有在旧制度的轨道上徘徊，无法适应世界浩荡潮流的一面。与近代西方相比，东方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并非没有发展。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必须根据多方面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微观研究是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
(二)东方外交史的微观研究
微观研究是基础，是具体问题在研究上的深化与进一步的展开，是基本的研究方法。如果说宏观研究是提出和解释重大问题，是见“森林”的研究的话，那么微观研究就是一种见“树木”的研究，更为具体的个案剖析，为宏观研究提供具体而坚实的材料支撑，两者桴鼓相应，互为犄角，缺一不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微观研究构成宏观研究的基础，离开微观研究是不行的。
在把握东方外交史的历史进程时，学者们对历史进程中的每个侧面都有关注，涉及外交人员的数量、交往的程度、影响与朝贡国贡献的“方物”等。例如井上亘在《从遣隋使到遣唐使》一文详细考察了6—7世纪遣隋使到遣唐使的演变过程。653年，遣唐使船载有包括大使2人、副使2人以及留学僧与留学生等240人。通过细致考察，作者统计出从630年到838年的200多年时间里日本共向中国派遣了19次遣唐使，他们以虔诚的态度贪婪地学习中国文化。这些文化如滚滚洪流涌向日本，促进了其社会变迁。也有学者从朝鲜半岛现存的石刻碑志中探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从大量的史籍和石刻碑志中考察出朝鲜有名目繁多的入唐使，撮其要者有朝贡使、贺正使、告哀使、谢恩使、进贺使、请兵使、谢罪使、陈慰使等。他们虽然角色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都在中朝两国的交往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政治纽带作用。
微观并不等于琐碎，也不是碎片化，而是凭借个人的基础、兴趣与视野所及，对具体的问题作精微的考证和细密的梳理，以求得对历史更为真切而具体的理解，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从既有的成果来看，他们从事的绝不是简单的史料加工、整理与辨伪订讹工作，而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中理出头绪，进行艰辛的修史铸史，努力开创东方外交史研究之先河。微观研究崇尚严谨的学风，强调材料的重要，甚至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在训诂章句、搜罗遗逸中完成考史、订史最后修史的任务。我国学者在谈到中东史研究时说过：“研究者不能总是翱翔于宏观的‘高明之见’的天空上‘悬而不下’，也不能总沉湎于微观的‘思索之功’的底层而‘不思上升’，更不能囿于政治偏见、陷于思维的片面性而‘不能自拔’。我认为，历史上一切变动，无论是政治、民族、宗教，无论是经济、生产、社会、文化，都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明显或不明显表现。反映历史本体的文明交往理论，必须建立在众多典型历史个案的总体思考和对现状的全面理解与客观检验的厚实基础之上，才能得到逐步丰富和完善。”这段话对于推进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极有启发。
在东方外交史研究成长的十余年中，出现了许多有深厚功力的文章，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广阔的视野，既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又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有意和无意之中形成了国内外交史研究上的一些特色。可以说，在急剧变革的世界形势面前，研究者们的目的十分明确，也十分现实，始终坚持学术研究要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发展命运，不做空疏文章的使命，把治史的目光投向了当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发展的整个氛围。
(三)国别外交史的比较研究
在比较研究方面，东方外交史成果丰硕。从张启雄的《近代初期东方外交文书中所呈现的日韩名分秩序论争》、魏楚雄的《当代东西方外交战略与理念的改变：中美外交的传统及其新实践》、洪朝晖的《体育与中美公共外交》、谢俊美的《从传统到近代——略论中国与东亚各国外交关系的演变》、何伟杰的《两个殊途而同归的飞地：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英国与葡萄牙关系史》，到王新生撰写的《战后日本的台湾海峡两岸政策——以佐藤荣作政权为中心》、魏志江的《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的外交政策构想与中日关系》等，无一不是贵实证、轻虚谈，明显带有总结中外历史经验、为当代社会提供某些借鉴的资世意味。这些成果都是通过详细对比、考察所得，有着作者们深思熟虑的理解与判断，代表了当前中国学者的水平与动向，为社会贡献了新篇。
中国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是与国家所发生的空前社会变革同步发展的，明白无误地确立起自己的地位。开展东方外交史研究，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国内的外交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因此，“对东西方国家各自与形成外交思维有关的文化渊源、外交理念以及外交思维和理念作用下的行为模式作一些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比较研究，是一项极有挑战性的全新意义课题。”确实，把东西方古今外交中有价值的思想与实践作一番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其间的差异，也可以让我们获得许多新认识。“不把以往既有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及其与文化的渊源关系说清楚，就不会对今天东西方国家关系的深刻根源以及日后走向有清晰的理解与准确的把握，以至导致外交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当今世界正处在不断变化的时代，借鉴和关注各国的成功经验，是有其重要意义的。世界各国亟须了解东方国家外交实践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东方经验不仅会给世界提供崭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观，更为重要的是使世界发展的前途充满了希望。
虽然每个民族和国家发展方向大体相同，但是发展道路与对外交往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还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番系统的中外比较和东西比较。只有比较，才有鉴别，发现优绌，看到各国所处时空地位、发展阶段与差距以及造成发展差距的原因所在。中国历史传统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资治与治世，以今天的发展来看光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从相互学习与大国关系的角度而言，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例如，印度是中国的近邻，很早以前就与中国、西亚和地中海各国存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形成具有东方形式与特点的交往模式。中国和印度又同处于重新崛起的过程中，无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还是大国关系的角度，都应该深入探讨中印两国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印深深嵌入世界体系后对世界格局发展延伸的影响作用，更何况它们又是曾经影响世界的大国。在西方人看来，一个国家在富强之后必然走向霸权，形成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存在一个“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解释欧洲历史尚且可以，但并没有普遍的意义。这也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也给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从容交流、对话的机会，有助于对东方历史、文化深刻而准确的理解。
三、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中国的东方外交史是世界史中的年轻学科，尚在构建当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大国竞争加剧，不确定因素增多，历史上的国家关系又如此复杂，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对历史进程的了解。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是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新的理论总是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作用于社会生活，支持社会向更高梯级发展跃进。
以往的外交史基本上属于中外交通史或东西交通史的范围，例如向达先生的《中西交通史》、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等，既有中外关系史研究，也有许多外交史内容。把外交史从中外交通史中独立出来，是外交史研究的深化与行动的具体展开，凝聚着探索者的心血与智慧，昂扬着中国一代学者的锐意创新精神。因为研究刚刚起步，从复杂众多的历史问题当中理出个头绪来实为不易，理论的不足，本土资源整理与挖掘上的困难，体系、理论以及分析模式的建立都可能给研究工作带来一些困难。对于历史文化背景迥异、复杂万千的东方历史，学者们只是“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选择极有难度、极有挑战性的东方外交史作为攻关方向，力图在体系、内容、指导思想与写作手法上打破传统格局的限制，以东方本土资源和中国人的史观构建出不同于以革命史观书写的外交史，更不同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外交史。
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整个现有成果还不能说已经很多了，已经成熟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原创性的东西还有待进一步的开掘，学者们的积极性也有待进一步激发，学术真理尚未在传承与创新中得到充分的进一步的展现。细察以往出版的著作与发表的论文，参之以东方外交史建设的标准就可以发现研究上的不平衡，以致出现畸重畸轻、畸多畸少的情况，东亚、东南亚成果较多，南亚、西亚和中东地区成果相对较少，有的领域至今无人涉足，反映出研究上的不足与空缺的一面。作为历史学中最为年轻的一个分支，东方外交史要建立有自己特色的编纂体系和史学理论，向成熟的高峰推进，完成这个艰巨课题还要付出艰辛的巨大的努力。毕竟东方外交史研究是超越前人的创造性探索，至今还没有人尝试过。正因为如此，我们还要付出百倍的信心与热情。
东方外交史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各国的多样性与合作经验。以往的外交史以政治史居多，关注的是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往，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往往远离人们的视野，失去了外交史应有的魅力与风采。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不仅要有筋有骨，还要有血有肉，成为反观人类主体本身的一面镜子。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异常丰富多样，外交思想博大深邃，但是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与阐发，或者说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外交史理论。外交实践是一回事，创造和总结外交史理论则是另一回事。归根到底，还是与东方文化的综合性有关，没有像欧洲那样发展出具体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完整体系。
东方外交史有自己特定的体系与内容，不同于传统的外交史，也有别于一般历史的记载与记述。它带着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心来书写历史，关注当今社会的重大需求与学术前沿，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东方与西方的互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关注历史上那些有价值、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从对现实的关怀中来研究历史，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建立中国人的学术话语体系。外交史不是单纯的历史，其积累、凝聚着当今社会的重大需求，与现实联系又异常地密切。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建立中国人的外交史话语体系，就必须努力构建出我们自己的一套理论、框架、体系与分析模式，使用本土资源，展现东方人的史观。从以往推出的著作来看，外交史始终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即使研究外交也多以现状为主，外交史成果相当之少。在这少之又少的著作中又偏向国别外交史和双边外交史，根本没有使用东方外交史这一明确概念。确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提出与推进具有弥补国内外交史研究空白的意义，可视为总结历史经验的一项宏大文化工程。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管人们对它怎样理解，但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那就是历史要与现实发生联系，从对现实的关怀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历史研究是有巨大社会功能的，必须不断地从社会的需求中寻找自己发展的出路。这或许是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历史研究只有在人类社会运动过程中不断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不做空疏文章，关注现实社会的重大需求才有意义，才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东方外交史研究要有更大的发展，一方面不能否认传统外交史在传播、保存史料上的贡献，不能否定纯粹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如果过多地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又忽视了历史研究的学术使命，缺少了应有的理论建设，就无法推动历史研究进步。只有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保持应有的定力与心力，东方外交史研究才会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