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何芳川先生的著作。何先生的著作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思想深刻，视野开阔，能够给人以若干的思考与启示。由于教学的需要，我近些年一直在从事东方外交史的教研，较多地关注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汇通问题。三年前我就听说何先生出版了新作《中外文明的交汇》（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称《交汇》），也曾托人帮助购买这本书，但一直没有能够买到。最近从业师梁志明先生处借到了这本书。这部著作是何先生积数十年经验研究中西方文明的独到心得，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渊博的学识与缜密的思考，蕴含着他对中外文明深思熟虑的理解与判断。他探索中西文明交流的卓荦成就，无疑代表了目前国内这一研究的既有水准。
《交汇》是何芳川先生应邀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学的讲座专题，共十二章，内容包括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华夷秩序」的理念、原则与体制，郑和远航、早期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与东南亚的殖民活动，十九世纪中国和东方国家的民族运动、晚清时期的改革，十九世纪中日两国古代文明命运的对比、华侨与中华文明，以及当前东西方文明的撞击与交汇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中国古史和中外交流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从该书中可以窥出他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怀有的挚热感情，对近代以来东西方两种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健全把握，试图吸收东西两种文明之长，推进跬步不前的中国文化建设。简而言之，《交汇》站在时代的高度，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交汇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从对本民族文化的探讨里面产生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对文化的信心里面扎实本民族的根基。我们看到，西方文明被引进中国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程。中外文明交汇的历史就是一部复杂曲折的历史。该书并不是一部中外文明交流的通史著作，而是以专题的形式在中外文明交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上举出其大筋大节，目的在于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它在深度上具有一般著作不曾有的专深，这种对文明交流史的构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一项不可不做的工作。
在《交汇》里，作者首先探讨了古代丝绸之路在中西方文明交流中的作用。在书中我们看到，丝绸古道是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交汇的重要载体，这条丝道上不仅有中国的高僧法显、玄奘等人的西去，把域外文明带回中国，而且有域外文明的滚滚流入，经过几代人的引进、翻译、研究和消化，使其融入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作者并不限于强调中国文明对世界的影响，也给外来文明以足够的重视，指出：「丝绸古道上的文明交汇，中华民族既是惠予者，也是受惠者。……丝绸之路也令中华民族受益良多。」（第12页）这是作者透彻考察所得。作者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力，详细考察了域外文明传入中国的情况，包括衣、食、住、行、音乐、舞蹈、杂技、体育等许多方面，仅食的方面就有葡萄、梧桐（胡桐）、芝麻（胡麻）、核桃（胡桃）、蚕豆（胡豆）、黄瓜（胡瓜）、大蒜（胡蒜），还有石榴、菠菜、西瓜、蕃茄、胡椒、姜……等等。它们自浅而深、由小到大，融入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在《交汇》中，作者始终是以求知者的渴求眼光看待域外文明传入的，表现出相当的热情，也表现出历史学者的冷静与自觉。中国社会并非西方学者所说的是一个充满了惰性的封闭系统，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与发展机制，在吸收域外文明后显现出相当的活力。「由于古代中华文明的博大包容的特征，对外来精神层面的文化、文明，一般都能勇于汲取、善于消化。遂使中华文明能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第17页）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数千年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吞吐、包容百家，接受并消化外来文明甚至与自己对立的西方文明的成果。《交汇》是对中外文明交流的全面考察，蕴涵着对人类文明的深思熟虑的思考，视其为一部优秀的史着并非虚饰。
「华夷秩序」研究是本书富有特色的内容。由于作者具有宽厚扎实的文史功底，故而在述学时古风习习，在研究上表现出大手笔。对于「华夷秩序」这个古老的历史课题，中外学者有许多精湛的成果，何先生称得上是国内较早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取得了不亚于国外学者的成就。早在1998年，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华夷秩序」论〉，确立了对这一问题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在《交汇》里，先生对「华夷秩序」研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其缘起、历史沿革，到理念、原则与体制方面的完整论述，从对「华夷秩序」概念、内涵的总体把握，到与周边国家关系形态的具体展开，都表现出新意和探索的勇气。例如在谈到「华夷秩序」的理念与原则时，强调了农业文明对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农业文明对稳定、和平的基本需求的特征，以及为了这种稳定，和平需求应运而生的儒学那些『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理念框架，也自然延伸到帝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之中。……以维持彼此的稳定与和平。」（第65─66页）作者从多方面分析这一古老国际关系原则的积极意义，强调以和平、友好与互利为主线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各国稳定与发展，共同缔造区域的辉煌。
长期以来，我国古史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即习惯于一国一事地孤立研究，很少将多国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综合研究，因而也就造成了中外史研究相互隔绝的局限。在中外史结合上，《交汇》以「华夷秩序」为突破口研究东亚古老的国际关系，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作者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广阔的分析视野，给读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与此相联系，《交汇》还考察了「华夷秩序」中消极的一面，即「中华帝国在带给其它国家和平的时候，同时也将自己摆在了与其它邦国不平等的基础上，彼此的关系，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第82页）说到底，华夷秩序是以中国为天下中心、以「华夷之辨」为理念的，把中国与世界简单地划分为「内夏」与「外夷」，其要害是只可「以夏变夷」，不可 「以夷变夏」，其影响是深远的。作者对此有深入、平实之论。
该书立足于东方外交史的大背景，对郑和远航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关于郑和远航的主要动因、历史影响等问题，国内并非没有人作过研究，但以前的研究往往专注于一点而不计其余，或沉溺于材料的占有而失之于对材料的质疑，或偏重于对郑和个人的褒贬而疏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层考察。该书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力排众议，提出郑和远航的政治动因既不是单纯的「踪迹建文」（即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也不是单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是「来自封建专制的大明帝国的统治集团对『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和『四夷慕圣德而率来』这样一种国际政治格局的追求，来自中国封建皇权对其威权与德化，即所谓『皇威』与『皇德』两个方面无限膨胀的一种强烈追求。这种追求，正是中华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以及精神文明向外扩展与流播的表现。」（第90页）这真是通人之言，见道之论！它摒弃了治史单因单果的研究方法，从单方面研究转向了多方面研究，采用毕其功于一役的定性分析，表现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研究特征。作者以复杂的目光看待过去发生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思考重大国际问题不无启发意义。我们注意到，作者近年出版的几部深有影响的著作《崛起的太平洋》、《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太平洋贸易网500年》（主编）等，都洋溢着锐意创新的努力。平心而论，何先生称得上既在行政工作又在学术研究方面数得上的有建树者。
从该书中可以看到，在考察东方外交的重大国际行动时，它并没有局限于问题本身，而是着眼于外交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它不同意将郑和远航的动因归结于经济的观点，认为郑和远航「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基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社会需求，而是一种狭隘的，畸型的需求。这种需求在郑和远航的动因中，只能居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第92页）这是极有见地的判断。该书进而指出：「而这种经济目的，更多的来自封建统治上层对少数奢侈品的追求和贪得无厌的财富积累欲。这种经济需求，至多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需求的一个狭隘、片面、歪曲的表现。」（第93页）作者从多方面探究郑和远航的复杂历史因缘。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看到郑和远航之后，中国史无前例地走出国门，商道大开，促进西太平洋国际贸易网建立的情况。正因为如此，从内政到外交，从政治经济到文明的交流与发展的分析，颇具合理性，并能引起读者的思考，从整体上把握了郑和远航的时代特征。该书站在历史的高处，对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活动，对中国人和欧洲人分别建立的朝贡贸易体系和殖民体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外关系模式看得分外清楚，使学术探讨更为理性成熟。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说：「历史家不应该哭，不应该笑，而应求得真解。」《交汇》是一部「求得真解」的著作，响亮地提出未来中外文明交汇、交融的若干大胆判断，受到读者的关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近代中日两国古代文明的历史命运，也是该书着力探讨的课题。应该说，《交汇》对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析是值得称道的。它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尝试着对中日两个民族历史结局比较分析，采用宏观研究与个案具体剖析相结合的方法，突出中日两种历史结局发生的不同社会历史条件，指出：「日本古代社会农民生存空间的相对宽疏，比起中国来，比较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向广大农村渗透，比较便于新的经济因素，即可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因素的幼芽的萌生。……而中国虽然比日本更早出现了颇称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却很难向广大农村，向农业生产中渗透、扩散。」（第183页）作者把握了中日两国社会十分复杂且十分重要的问题──社会结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远比日本社会具有刚性特征。中国有发达的地主经济，有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因此「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剥削的特别残酷，决定了中国农民经济生存与发展空间特别狭窄的性质。」（第183页）
该书将中日两国文明的历史命运加以对比考察，其审度是相当谨慎而求实的。它看到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古印度文明的学习者，「在了解和判断其它民族文明的价值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中国。」（第189页）日本民族通常是以一种朦胧自觉的姿态吸收域外文明的，把本民族特有的东西与外来优秀文明相结合，以促进社会历史变迁。该书详细考察了「兰学」在日本传播与发展情况，1744-1852年，日本出版的「兰学」译着达500余部，译者达117人之多，成员涉及医生、幕臣、译者和庶民等阶层。近三个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在日本汇合、生根、结果，至今仍在进行着艰巨而复杂的摄取工作。该书肯定日本在吸收域外文明的历史作用，同时也看到西学在中国遭到排斥与阻遏的情况，「恰恰在这一个世纪，中国严厉打击罗马天主教在华势力，同时对西学也采取了全然闭锁的态度。……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致力八股、皓首穷经时，日本先进的知识界已经具有新的、基于近代科学的宇宙观」（第189-190页）。或者由于这个差距，日本较早地获得了通向近代崛起的历史机遇，而中国迟迟不能走上正轨。
中国的情况较日本复杂得多，浓重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西学产生强烈的抗拒作用，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远比日本艰难曲折。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经济的瓦解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中国封建政权以清王朝为代表尽管到19世纪中叶已经十分腐败，但这腐败的庞然大物却可以从全国广大地区的闭塞和落后状态中吸收取之不尽的力量，来遏制局部先进地区资本主义新因素的发展。对于反映这种新因素要求的呼声，它完全可以依赖和动用全国广大落后地区的压倒优势，将其窒息!」（第184页）此时英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历程，其它国家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相比之下，中国清朝已经大大落伍了，「此等消极因素，愈到封建社会晚期，积淀愈甚，直至发生质变，上升为主流。」（第188页）该书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缜密细致，落落大方，表现出作者生动活泼的探索精神。
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何先生近年思考最多的问题。2002年9月至2003年3月的半年里，何先生忙中得闲沉下心来在香港城市大学系统地研究了中外文明与太平洋地区的历史问题，确立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构想。他说：「在港半年，自问教学态度是敬业认真的。此外的时间，尽归于我。每日里闻鸡起舞，在城大的南山晨炼，然后便是神清气爽，终日泡进书堆。」（《后记》）正是在这样优雅清新的环境里，他得以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中理出头绪，写下远见深识、倾动人心的作品。此时先生已年逾六十，可谓雄心未老，壮志犹存，正是大展学术抱负的时候。从他留下的这部著作可知，他在锲而不舍、锐意进取的追求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把自己多年研史所得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我相信读者在阅读这部著作之后，也会有登高心旷、临流意远之感。
在〈百川汇海不复回──文明的撞击与交汇〉这篇立论正大的大文中，先生对以征服异文明为己任的西方近代文明进行了批评，指出：「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却决定了它这个先进者，在扩张自己的文明时，选择的是征服者、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角色。」（第219页）自从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以后，引起了不同文明间关系的紧张。「文明的冲突」的基本观点是，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将超越意识形态和经济的矛盾进而主导未来的全球政治。何先生不同意过份夸大不同文明间矛盾的观点，质疑「21世纪，果真将会以『文明冲突世纪』的恶名载于人类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历史，果真将会以一场『文明之战』而告残或告终么？」（第210页）对于亨廷顿的观点，国内学者已有相当多的响应，这里不拟申述。何先生所关注的是对不同文明融合与冲突的思考，一种文明怎样才能移植到另一种文明上来，不仅是接触还要融会贯通的问题。《交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在寻找东西两种不同文明的矛盾所在以及融合点，对外来文明足够的重视。作者看到：「世界各个文明体系都在与中华文明的相遇与交汇中，彼此产生巨大的吸收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受益于这种相会与交流。」（第217页）作者给我们描述的是整个文明交汇的轮廓，正因为我们有一个其官在思的「心」，所以才有跨国家、跨民族、跨文明的理性交流。我们从全书详略轻重的安排中，可以看到他是想说明：「众多文明体系的不断交汇、交融，使得人类的文明史，从万泉进涌，到涓涓细流，直到奔腾的历史长河。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直到百川汇海，汇聚到未来人类文明的大海大洋。」（第220页）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新颖而大胆的，表现出作者探索的艰辛与可贵。
何先生生前宣导：「清除赝品，拒绝平庸」，并把它应用到治史实践，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诗经》上说：「思念君子，温和如玉」。何先生称得上是一位温和如玉的谦谦君子，道德文章惠及后人。仔细阅读何芳川先生的遗作，我深感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有思想、有良知、有成就的优秀学者。在当前中国迫切需要文化与学术建设的时候，我深感这样学者的稀少与可贵。
陈奉林 1962年生，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史、东方外交史。
本文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六十三期（2007年6月30日）首发，如欲转载、翻译或收辑本文文字或图片，必须联络作者获得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