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或引用王阳明的学说主张，强调要“像王阳明那样‘诚意正心’、‘知行合一’，自觉做为学为人的表率”。那么，王阳明心学之于当今社会究竟有怎样的价值？王阳明心学由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核心命题构成，本文拟从这四个命题中探寻阳明心学的价值。
“心即理”——自信人心之善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王阳明说：“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那么，作为“立言宗旨”的“心即理”究竟蕴含了怎样的价值呢？
首先，自信心体至善。王阳明认为，“理”是心之本体：“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理”也是善体：“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哪有不善？”既然这个至善本体——天理源自“心”，不是外来的，因而“心即理”意味着人必须自信善体对自我的规定，从而肩负起行善的责任，义无反顾地行善，而对那种昧于或否认善体在我的人是一种警醒。
其次，自信改过迁善。王阳明认为，心体虽然至善，但这个至善本体常被私欲遮蔽，即“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因此，要保护和显发天理善体，必须去除私欲，即“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只要去除私欲，便是心之本体的恢复，便是成圣工夫。那么，人有没有能力去除私欲呢？王阳明的回答是肯定的：“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在他看来，去除私欲以恢复善体，既是人应有的自信，更是人内在的责任，只要人愿意在“使心纯乎理”上尽其心力，便能去除私欲而再现心体之光。这样，“心即理”又意味着人具有自善的自觉与能力，而对那些在去除私欲上犹豫者或逃责者是一种激励和鞭策。
最后，事功务必当理。王阳明认为，这个至善本体也是判断事功的根据和标准，事功是否应该得到肯定和赞美，必须考察成就事功的动机（心）是否合乎天理。他提出：“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如果动机出于私心，不合天理，那么相应的事功所获得的不应该是赞美，而应该是否定。他举例说：“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未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可见，“心即理”意味着以“天理”作为评价事功的绝对准则。
概言之，“心即理”之当代意义在于：挺立善在我的自信而自觉地行善、具备改过迁善的勇气而努力地自新、确立天理为评价事功的绝对准则以纯化成就事功的动机。
“知行合一”——知行相即行为重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又一核心命题。王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此是我立言宗旨。”那么，作为“立言宗旨”的“知行合一”究竟蕴含了怎样的价值呢？
首先，即知即行。“知行合一”要求掌握知识的同时必须实践。王阳明说：“‘知行合一’之说，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终身不行，故不得已而为此补偏救弊之言。”所谓将“知”“行”分为“两事”，就是指那种沉迷于书本知识的掌握而不付诸实践的行为。比如成圣，成圣本是一种实践工夫，而非知识学习。可有些人将圣人视为博学多才的典型，从而无止境地追求知识的丰富、才能的卓越，但知识无限、才能无界，以致终身成不了圣人。这就说明，沉迷于书本知识而不实践是达不到目的的。因此，“知行合一”意味着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是对那些沉迷于理论知识而不实践的人的警诫。
其次，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要求言行相符，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王阳明说：“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有一种人醉心于口耳之悦，但不能将天理诉诸实践，从而流于“言而无实”。这也表现在对待“知行合一”的态度上。他指出：“知行合一之学，吾侪但口说耳，何尝知行合一邪！推寻所自，则如不肖者为罪尤重。盖在平时徒以口舌讲解，而未尝体诸其身，名浮于实，行不掩言。”人们说起“知行合一”，似乎都烂熟于心，但在实际生活中做到“知行合一”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是言行不符。可见，“知行合一”意味着言必有信、言行一致，也是对那些说一套做一套之虚妄行为的批判。
再次，知行相称。“知行合一”要求“知”“行”在品质上“门当户对”，不能“优劣不齐”。王阳明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这就是说，“知”的品质与“行”的品质必须对应，否则，劣质的“知”必然祸害“行”，而劣质的“行”也必然伤害“知”。
最后，视念为行。“知行合一”要求人们把动机或念头当作实践看待，将“恶念”视为现实的危害从而加以警惕并抑制。王阳明说：“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就是要求人们将“恶”彻底制止于动机状态，因而对提醒人们在意念处消灭邪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概言之，“知行合一”就是要求即知即行从而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求知行相称从而知行相益，就是要求知行相符从而言行一致，就是要求视意念为行从而防范恶念转变为恶行。能践行“知行合一”，对当今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致良知”——为人世间立法
“致良知”也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王阳明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那么，作为“根本的学问”之“致良知”究竟蕴含了怎样的价值呢？
首先，为人世间立法。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良知是是非、善恶的准则，这个绝对准则人人皆有，先天内在于心。因此，“致良知”就是使良知豁显、挺立于心，成为所有人共同遵守的准则。“致良知”也是将良知推至事事物物，从而确立为判断事事物物的准则，他指出：“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世事纷繁复杂，但无不以良知为极则。这样，良知就被确立为人间的普遍法则，成为世人共同遵循的“大本”和“达道”，即“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可见，“致良知”就是凸显、挺立内在于人心的良知，使之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普遍准则，防止人们缺失信念而迷失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当代中国人的准则，因而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唤醒良知。王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因此，“致良知”就是良知自醒自觉，就是强调良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没有一毫隐瞒欺骗，人不可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为非作歹，从而强化人对良知的敬畏而约束自己。有了良知自觉自醒，邪念便无处隐身并被彻底融化。正如王阳明所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因此，“致良知”对那些昧于良知、放逐良知而作恶多端之人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命令他们放弃蓄谋已久的恶行。
最后，良知在场。王阳明说：“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扩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既然“致”如“致哀”之“致”，既然“知至”是“知”，“至之”是“致”，因此，“致”就是表达之意，就是在场之意，就是实行之意。因而“致良知”就是实践良知，就是使良知“现身”于事物，于事事物物中见良知。比如温清、奉养，不仅要明白什么是温清之节之知，更要实际地从事温清之行，不仅要明白什么是奉养之宜之知，更要实际地从事奉养之行，这才是“致良知”。王阳明说：“必致其知如何为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因此，“致良知”也是“知行合一”，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既然“致良知”强调良知在场、强调良知付诸行动，那么，对那些只将良知拿来把玩不付诸行动的人而言，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质言之，“致良知”就是为人世间立法，就是觉醒内在人心的善性，就是将良知付诸实践，因此，对于当今社会建立绝对至善的法则、提醒人们对良知的自觉、敦促人们践行良知，都表现出积极的现实意义。
“万物一体”——构建命运共同体
对王阳明而言，“万物一体”既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一种达到社会理想的方式，所以他要推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化天下。那么，作为教化天下的“万物一体之仁”究竟蕴含了怎样的价值呢？
首先，去除私欲。克己复礼为仁，“仁”意味着去除私欲，所以去除私欲是“万物一体之仁”的义理逻辑使然。王阳明说：“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故夫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就是说，如无私欲，小人之心便是一体之仁，如有私欲，大人之心如小人之心，便是一体之仁亡，因此，如要去除私欲，就必须推行“万物一体之仁”之教，即“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一旦有了私欲，便会出现小人之心替代大人之心、淤塞之心替代通畅之心的情形，从而导致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因此，必须推行“万物一体之仁”之教以去除私欲。既然去除私欲才是“万物一体之仁”的实现，因而国家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成长、共享发展机遇、尊重彼此需要、关切彼此安全。进言之，那种奉行一己之私以阻碍他人的发展成就自己的发展、以破坏他人的安全实现自己的安全、以损害他人的需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之行径，与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理念是完全相悖的。
其次，同苦共痛。仁者生生，仁者爱人，因而“仁”为基础的万物一体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因而必须关怀生命、尊重生命。王阳明说：“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如果秉持“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那么天下人无分内外、远近、亲疏都是兄弟姐妹，既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又要教养他们以提升素质。如果秉持“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就要视人之痛如我之痛、视人之苦如我之苦，王阳明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对他人之苦痛感同身受。如果秉持“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必然阻止生命间的相互残杀，反对战争。他指出：“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由于人们眛于“万物一体之仁”的精义，肆意放纵私欲，争权夺利，戕物圮类，甚至骨肉相残，而如此不幸的场景仍然频繁出现于当世；但若明于“万物一体之仁”的精义，则意味着爱护生命以求安全、关怀生命以求发展、尊重生命以求和平，从而构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彰显了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理念的深刻现实意义。
最后，善化生态。“仁”即血气贯通，麻木不仁，因而“仁”为基础的万物一体意味着人与万物是息息相关的生命体。王阳明说：“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禽兽可以养人、药石可以疗病，人与万物彼此相生相养，因而污染万物就是污染自己、伤害万物就是伤害自身，所以不可伤害万物，不可破坏自然。质言之，秉持“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就必须使人、禽兽、草木、瓦石等都得到妥善的保护，即“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因而，践行“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对于阻止污染自然、破坏生态从而建设美丽人类家园具有特殊而积极的意义。
总的来看，通过对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四个核心命题的剖析、解释，王阳明心学的价值已全方位地向人们敞开。“心即理”是融认知与道德为一体的道德理性，以警醒人们对善在我的自觉自信；“知行合一”发明“行”为知行关系之根脉的精义，从而提示人们坚持以“行”为核心的品质；“致良知”为人世间建立绝对至善准则，以唤醒人们对良知的敬畏而依良知作为；“万物一体”揭示万物是休戚与共生命体的本质，以告诫人们应该建立起互助、关怀、尊重、团结的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