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7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上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独断走向兼容、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僵化走向辩证。这一变化的过程，也是研究方法关系处理的科学化、研究方法应用的合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哲学的“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哲学在方法上不断自觉的过程，并最终确立起方法自觉意识。

作者单位系南京大学哲学系；

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12期；

摘自《河北学刊》2019年第5期

自1949年至2019年，中国哲学已经走过70个年头。这70年间，中国哲学究竟做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就？本文拟从不同角度加以展示。

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

所谓“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是基于将中国哲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

其一，为政治服务的面相。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研究常常与政治运动纠缠在一起。50年代以降，思想改造运动拉开帷幕，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学者响应思想改造的号召，撰文进行自我检讨，如冯友兰的《新理学的自我批判》以及金岳霖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等。除了学者们的自我检讨之外，是对胡适、梁漱溟思想方法的批判，将他们所用的哲学研究方法及他们的思想性质统统判定为唯心主义，并大张挞伐。50年代的中国哲学研究虽然时常被政治运动打断，研究自身也有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但是大体上还是学术性的研究。60年代以后，学术研究完全突破学术性的界限，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逐渐从政治性回归学术性，不再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简单地划成唯物、唯心两大阵营，并贴上阶级的标签，而是回归中国哲学自身的实际，探讨传统思想资源中为现代的政治实践所可能提供的智慧。“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国深化改革的目标，两者都可以在传统思想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其二，为经济服务的面相。传统哲学有着丰富的管理智慧，特别是经济管理智慧、企业管理智慧受到学者们青睐。现代管理的实践推动了西方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是西方现代管理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因而具有理性化、工具化、机械化以及功利性的局限。

其三，为人类服务的面相。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的攫取，使得生态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杀手”，显然，支撑工业文明背后的“人类中心论”，对此负有一定责任，而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论、“万物一体”观、“道法自然”观等，被认为是人类对治理生态问题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

其四，为个体服务的面相。随着传统价值的贬抑，现代人也被抛进虚无的深渊，承受着内心的焦虑与无意义感的煎熬，加上技术社会对于人性的扭曲与对心灵的斫伤，现代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而老子的“道法自然”观念、庄子的技术批判思想等被认为是对治现代人生存困境的良方。

“作为服务工具的哲学”，即指中国哲学研究者在70年间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价值的挖掘与应用。就解读方式而言，有“公例主义解读方式”“科学主义的解读方式”“唯物主义解读方式”“实用主义解读方式”等，显然，作为服务工具的中国哲学，属于“实用主义的解读方式”，即以人类实践需要为参照，发掘传统哲学中蕴含的解决之道。就思想观念而言，有“天人合一”思想的现代价值、“万物一体”思想的现代价值、“道法自然”观念的现代价值、庄子技术批判思想的现代价值等。就中国哲学现代价值的类型言，有治理价值、管理学价值、生态学价值、生存论价值等。可以说，经由学者们70年持续地发掘与解释，传统哲学这座富矿源源不断地为人类进步事业输送着精神资源。

作为思想传承的哲学

所谓“作为思想传承的哲学”，是基于出土文献的发掘与鉴别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20世纪70年代以降，一批批的简帛文献不断被发掘。如1972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管子》《尉缭子》等文献；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文子》等文献；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易》《老子》《黄帝四经》等文献；1988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庄子·盗跖》篇等文献；199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太一生水》《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等文献；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竹简《易经》《缁衣》《子羔》《颜渊》《恒先》等。就文献内容说，出土的简帛文献涉及六艺、诸子、方技等《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大门类，由于出土文献涉及先秦诸子思想，一直是中国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涉及简帛文献的论文、著作难以计数。以下就出土简帛文献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加以介绍。

其一，出土简帛文献与儒家。孔门“七十子”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空白，虽然《礼记》中对“七十子”多有涉及，但因担心《礼记》为伪书，不敢轻信其中的言论。随着郭店简、上博简的公布，才打消学界的疑心病。上博简中更是存在大量有关“七十子”的佚籍，如《子羔》《颜渊》《曾子》《曾子立孝》等。这些文献的出土为了解“七十子”尤其是重新认识思孟学派，提供了契机。

其二，出土简帛文献与道家。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老子》帛书甲、乙本，20年后，湖北郭店又出土了竹简《老子》（三组），加上北大简《老子》，今人可以看到四个老子古本。由于简帛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在篇章结构与文字上多有差异，这为我们了解《老子》一书的产生、发展与定型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持。此外，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经学界的考证，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四经》，从而拉开了黄老学研究的序幕。主要表现在：简帛《老子》的出土为探讨《老子》一书的发展与定型提供了可靠的材料；郭店简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评价早期儒道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的黄老道家文献激活了黄老学的研究。

其三，出土简帛文献与易学。首先，出土易学文献与数字卦的相关问题。20世纪50年代，商周遗址出土的器物上有一些用数字组成的符号，清华简公布后，其中的《筮法》篇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筮法》中包含了大量以数字卦的形式表现的占筮实例。其次，出土易学文献使学界对于孔子与《易》的关系有了重新的认识。长沙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出土，为解决这一公案提供了契机。帛书《易传》中载有大量孔子与弟子讨论《周易》卦爻辞以及讨论筮占的实例的言论，这说明孔子确实讲易、占易，这些记载也为学界探讨孔子思想的变化，提供了详实的材料。最后，出土易学文献与易学史的相关问题。数字卦的发现，将重卦推到商周以前，文王重卦说就不能成立了，而重卦早于《周易》的秦简《归藏》的出土，显然印证了重卦不始于文王的说法。此外，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出土也为我们了解汉初的易学传承提供了可能。

70年来，各种出土文献的涌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传统文献的态度，拓展了我们对于古代哲学的认知；对于传统文献，研究者不再采取或“信”或“疑”的简单立场，而是走上“释”与“证”的坦途；就中国传统哲学来说，郭店楚简的儒、道文献，使得我们有条件去了解“七十子”的学说，有条件对于早期的儒道关系做出新的审视，有条件去研究秦汉之间的黄老之学，有条件了解《周易》的成书过程解决易学史上的悬案。概言之，使我们有条件对整个先秦学术史进行重新反思与改写。

作为独立存在的哲学

所谓“作为独立存在的哲学”，是基于对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创新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

其一，中国哲学本体形态的探讨。中国哲学的本体形态为何？70年来不断有学者就此问题进行探讨。所谓中国哲学的本体形态，即中国哲学的根本内容或者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与特质，李泽厚的“实用理性”与蒙培元的“境界说”是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李泽厚在解读孔子“仁学”思想时，提出了“实用理性”的概念，认为实用理性是“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民族特征”。蒙培元则从境界的角度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认为“境界并不单纯是认识和概念问题，更重要的还有生命体验和实践的问题”。

其二，传统哲学的开拓性诠释。建国后，传统的易学研究一度中断，刘大钧有感于接续易学慧命之迫切需要，投身于传统象数易学的研究中。刘先生关于象数易学的研究纠正了以往对于象数易学的偏见，为易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朱伯崑四卷本的《易学哲学史》，是易学研究中的一种开拓性工作，“堪称现代易学研究的典范”。朱先生通过对于历代易学哲学流变的梳理指出，儒家的形上学建构，主要依靠于对《易传》中相关范畴的理解与诠释。佛教方面，赖永海对佛性论的梳理以及对佛教与中国传统儒道关系的阐释是这一领域开拓性诠释的代表。赖先生的《中国佛性论》对于佛性论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开启了对佛教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新风。而其《佛学与儒学》，以比较哲学的方法对于儒佛关系加以阐释。

其三，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诠释。仁学是贯穿儒学各期发展的一条主脉，陈来以仁为根底的哲学本体论的建构，立基于传统儒家学说的仁论以及现代新儒学的本体论思想，“将古往今来之儒家学说发展为一新仁学的哲学体系”，即通过对以往仁学发展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展示出一种系统的仁体论。陈鼓应认为，儒家是中国哲学史的主干，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经学旧习，更是对于中国哲学其他组成部分的削弱与中国哲学自身的窄化。佛教方面，方立天对于佛教哲学内容的发掘以及对于佛教现代化诠释的尝试可以作为这一领域创造性诠释的代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是方先生用现代语言表达佛教思想，用现代方法阐释佛教哲学的一次成功尝试。

其四，新哲学体系的建构。张立文发明“和合学”一词，并借此建构其新哲学的体系。所谓“和合”即“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虽然从哲学层面上审视，和合学的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从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战略的角度上看，和合学无疑是一前瞻性的理论尝试。杨国荣将自己的哲学理论建构概括为“具体的形上学”。具体的形上学是对抽象形态的形上学以及后形上学的“双重超越”。“具体的形上学”理论创造，沟通了“史”与“思”、“中”与“西”、“古”与“今”，是70年来中国哲学自我创构的典范。

作为自我完善的哲学

所谓“作为自我完善的哲学”，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自觉与自我调整的角度考察其研究状况。

其一，方法论政治化、教条化。20世纪的50~70年代，除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外，所有研究方法都被排斥甚或遭到批判。1950年前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加深了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认识，而对于非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批判，则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走向独尊清除了障碍。比如对于胡适经验主义方法以及梁漱溟直觉主义方法的批判。当时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典型地反映了方法论的教条化，即在唯物、唯心的大框架上再贴上阶级标签。而按照当时教条主义的做法，唯心主义又总是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而唯物主义总是代表进步阶级的利益，因此，凡是属于唯物主义性质的哲学思想、命题、概念是有价值的、可以继承的；反之，是没价值的、不可以继承的。195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会上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与范围、如何适当评价唯心主义以及如何继承中国哲学的遗产问题展开讨论。对于哲学史研究中的简单化、教条化的贴标签式研究进行了检讨。但是这种反思与检讨仍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框架内进行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将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看成是互相敌对、你死我活的关系，不能同时应用于同一研究对象。当时显然没有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后才有所改观。

其二，方法论的多元化与合理化。1957年的“座谈会”上，已经出现了要求从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教条主义定义中解放出来的声音。如汪毅认为，“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过去只是简单地把苏联哲学史家整理西方哲学史的办法硬往中国哲学史上套”，这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学者探索能够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特点的研究路径的要求，但是这种理性的声音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招致批判。直到1979年在太原举行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才正式对套公式的教条化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反思。石竣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这是一个指导性纲领，但是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地对待这些原则，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具体的问题只能从中国哲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使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太原会议后，研究中国哲学问题的方法开始从一元走向多元，从感情走向理性。

其三，方法论的辩证化与动态化。与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合理化相伴随的是方法论的辩证化与动态化，既然对于同一研究对象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那么方法论的多元化必然牵引出一个问题，即不同的方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各种方法以及各种方法之间关系的反省与探讨，李承贵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在《生生的传统》一书中，李承贵将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概括为唯物认知范式、科学认知范式、人文认知范式、逻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等“五大认知范式”，并对五大认知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辨析。具体地说，五大认知范式之间彼此独立，表现为五大范式各有其独立的内容规定性、不同的解释目标与结论。但是，五大范式之间的彼此独立是相对的，自我认知范式是其他认知范式的基础，而其他四大范式之间则表现出一种互补的关系，正是由于各大认识范式之间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只有将五大认知范式有机组合起来，才能对中国哲学的概念、命题做出全面、深入与准确的解读。

总之，7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上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独断走向兼容、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僵化走向辩证。这一变化的过程，也是研究方法关系处理的科学化、研究方法应用的合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中国哲学的“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哲学在方法上不断自觉的过程，并最终确立起方法自觉意识。

70年来，面对中国社会提出的诸多难题，面对人类遭遇的诸种困境，中国学者为解释、解决这些困境，对中国哲学展开了深入研究，发掘整理了可资借鉴的哲学智慧；随着出土文献的逐渐问世，中国学者对出土文献进行了审慎的鉴别和细密的分析，评估了其在中国哲学写作与研究上学术价值；面对西方哲学的挑战与回应中国社会实践的诉求，中国学者贯通古今、综合中西，尝试地提出了新的哲学理论与哲学学说；面对来自方法论层面的限制和影响，中国学者展开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建立起理性叙述哲学的方法和宽容思考哲学的环境，以显示中国哲学强大的自新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70年研究的积淀，未来中国哲学研究的步伐将会迈得更加矫健、更加出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