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孔子的重大理论发明，是孔子对古圣先王道德实践的经典概括。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何谓“中庸”？孔子并无具体解释，但言其为“德”且“至矣乎”。其孙子思孔伋作《中庸》，发挥孔子“中庸”思想，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彰明“中庸”思想之源；提出了“取其中”、“用中”、“时中”等概念；解释了其“民鲜久矣”的原因，并把中、和联结起来，指出“中庸”的内核是“诚”，进而把“中庸”提升到“天下之大本”，人之至尚品德的高度。
自汉武帝遵从董仲舒主张，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严格说来，自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之后，解释中庸者杂沓纷纭，代不乏人，其中以郑玄、何晏，以及二程、朱熹诸家为代表。
郑玄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汲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引郑玄《三礼目录》）郑玄又注《礼记·中庸》曰：“庸，犹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谨也。”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邢昺《论语注疏》引）程颐所解较为全面而不失精当，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章句》引）又曰“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谓至矣。”（《河南程氏遗书》1143页）
而朱熹则在其师程子基础上作以重要补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常也”（《中庸章句》）；“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礼记·中庸》集注）；“行得恰好处，无些过与不及……知得分明，事事件件，理会得一个恰好处，方能如此。”（《朱子语类》六十四）朱子说可谓周全而透彻。将“中”解释为“行得恰好处”，“理会得一个恰好处”，堪称绝妙。
“中庸”何以被孔子视为“至德”，根本原因在于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渊源：“本于天”。朱熹《四书集注·学而篇》曰：“德者，得也，行到而有得于心者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管子·心术上》：“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尹知章注：“谓道因德以生物，故德为道舍。”《老子》：“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韩非子·解老》：“德者，道之功。”《庄子·天地》进而认为：“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总之，在上揭先哲看来，德由道生。
道作何解？唐代大学问家韩愈说：“读书必先识其字。”我们的认知必须从“道”字的本义开始。《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许慎此说显然有所本。孔子说：“道立斯行。” 孟子说：“道，犹大路也。”庄子说：“道，行之而成。”后来韩愈做了很精辟的解释：“由是而之焉谓之道”。原来“道”本义只是一条道，一条由此及彼一条道。那为何孳乳和生发出如此丰富内涵，如此深刻意义呢？原来作为道，其无论山路水路，无论大小长短必备五大元素，即主动者，起点，根据，途径和归宿。而由此使得道的涵义一步步丰富，一步步深刻起来。于是《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道乃由天而来，是遵循天性而行之。而德者得也，从何而得？自然由天而得。因此朱子说：人（命）、道、教“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那何以由天而得？孔子思想至为明确，乃由古圣先王“则天”而来。因而孔子高呼：“其至矣乎”。《论语·泰伯》曰：“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认定尧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祖先。而其人如此之伟大：“巍巍乎”，“荡荡乎”，“焕乎”，象山一样博大，海一样辽阔，那样文彩焕然？原来是因为“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是先圣尧等开创了非常伟大的事业：“则天”。
那为何“则天”？其原因或道理至为简明。因为“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词》）。人类的生命源于天，人类的行为离不开天，人死后回归于天。中国文明是靠天吃饭的内足性自然农业文明。虽上天“无声无臭”（《诗·大雅·文王》），且“于穆不已”（《诗·周颂·惟天之命》），然人们每天都要与之打交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因之最亲近，最实在，最可靠。
《墨子·法仪》和《礼记·哀公问》的两段话给了我们有益的提示。
墨子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墨子·法仪》）；《礼记·哀公问》：“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那“则天”，“法天”所得者何？《礼记·中庸》给出了明确答案：“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是一个无主句。“极”和“道”是动词，即谓语。“高明”和“中庸”是名词，即宾语。主语是谁？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人文祖先——尧。而极者，则也；高明者上天也。极高明就是则天，就是以天为原则，为法本，为根据。因此这句话的意旨至为明确，即我们的人文祖先以天为本，由天道开发人道，或曰把天道转化落实为人道，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华文明之道。孔子为之取名为“中庸”。因此孔子称之为“至矣”之得（德），把“中庸”视为最高，最大之得（德）。由之我们得出结论：“中庸”是我们人文祖先道德实践的伟大成果，是孔子对尧、舜、禹、汤及文、武、周公“先王之道”的高明概括。
《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礼记·中庸》：“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易经》已有明确的“尚中”思想。《尚书》载周公强调“中正”，力倡“中德”。等等都证明“中庸”思想由来已久。是尧、舜、禹、汤、文、武及周公社会道德实践的核心内容。
然而“五四”尤其文革以来，中庸却受到严厉批判，造成严重曲解和误解，以至长期以来，中庸在人们心目中并不是一个好词，只是不偏不倚，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甚至是保守、无能的代名词。是这样吗，显然不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正本清源，还“中庸”以本来面目。
这里我们首先对“中庸”下三个结论：第一，中庸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第二，中庸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教养的的集中体现；第三，中庸代表了中华民族典型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何以见得？且容我们作以如下分解。
不言而喻，中庸包涵两个关键词，一是中，一是庸。
先说“中”。“中”字甲骨文中作“图片 ”形，即一个方框框中间插一竖道，竖道的上下各有两个或直或曲的小横道。这里的关键是中间方框框，原来它是在表示一个孔道，管道，或通道。竖道表示贯穿。竖道上下的小横道表示贯穿行为的重要而加以修饰或标识。这是什么孔道？不是别的，其正是上揭先圣尧则天的孔道，是天人沟通的通道。中华文明是黄河流域，四季分明，靠天吃饭的自然农业文明，因此一定要和上天沟通，打好交道。要沟通，就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管道、通道。因此哲学家杨儒宾先生说得好：“中字的象征意义无与伦比”。
那“中”字象征意义，即本义何在？需要我们深入理解。既通天需要通道，那还要量一量那里是中心、中点吗？完全不必。因为即使找到了中心、中点，也未必合适。因此“中”字本义并不是中心、中点或中央，并不是小孩子理解的中，不是物理意义的，或科学定性定量的中。而是“适”，是适中，是合适，是“恰好处”。如果是中心、中点、中央，那找到它就非常之容易了，因为它是一个定点，傻子、小孩子就能找到，任何简单仪器都能做到。比如一根绳子，抻出来一对折，就找到了中。一堆东西称一称，半斤八两，就找到了中。这太简单了，我们古圣先王不可能如此简单，如此弱智。我们祖先是有智慧和教养的，智慧、教养的基本表现一定是把握合适的所在。因为合适的所在不是定点，其可能是中心、中点，又很可能不是中心、中点，但绝然不是两端，而一定是两端之中的某一点。因此要把握它就有更大的难度，就需要智慧，甚至需要教养。
冯友兰先生说：“事物若要臻于完善，若要保住完美状态，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恰当的时间。”（中国哲学简史）这三个恰当就是“中”。由此中庸的基本意义和主体价值便凸显出来，因此就具有普世价值和永恒意义。做事之前找到了中，找到了合适的所在，那你的行为就可能是正面的，有效的，有价值的。否则，你的行为一定是负面的，或无效，甚至有害；做事情不管你怎样做，用什么方法，一定要适中，要合适，必须做到适时，适地，适度。适时、适地、适度恰恰是人类行为的终极追求。
做事之前找到合适的所在，孔子表述为“执中”。做事过程中始终做到合适，孔子表述为“时中”。执中、时中就是孔子发现并倡导的中国人传统的典型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这就是朱子所表述的“处中”，王夫之船山先生表述的“处然而宜”。中华文明之所以绵绵不断五千年，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发挥着主导作用。
上揭《礼记·中庸》载孔子赞美舜之“大智”：“执其两端而用中于民”。孔子正由此作以发挥：“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矣”。可知孔子是不太看重所谓知识的。孔子如此看待知识，有意义，有价值吗？当然有，且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就知识而言，其无论多么大，多么重要，也只是片段，局部或段落，人类认识知识的过程是无穷无尽的。因为宇宙无边无际，宇宙的运行有始无终，人类不可能在某一天，某一时刻把所有知识网络一空，和盘托出。故孔子一直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类是有限的存在，认知能力有限，行为能力有限，一定有所不知，有所未知。只有人类才认识到自己有所不知，有所未知，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礼记·中庸》）。而人类的不知、未知永远大于已知。因此知识绝对不是当今某些人所认为的那么重要，现代媒体所宣扬的“知识决定高度”，其实是比较可笑的一种说法。多多未必益善，知识多并不意味着修养好，生命境界高。某些专家、教，知识多多，却牛气十足，目中无人，是那样没有修养，令人侧目。相反，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没有多少知识，但他们慈颜悦目，令人肃然起敬。孔子没有多少知识，据大数据统计，他的知识量并不如今天五岁小童，3.14，各种化学元素一无所知。但“无知”的孔子在做什么？在做人，最后做到圣人，达到生命的如此高度。那我们如何正确认识知识？培根说：“知识给人力量”。这是对的，给人力量是知识的基本功能。然而，客观事实是，知识给了好人就成为好的力量；给了坏人就成为坏的力量。因此关键还是做人，做好人，关键是修养。
孔子说我没有知识，但我有工夫，有本事。我的工夫和本事就是“叩其两端”，没有别的（“而竭矣”）。“叩其两端”是大工夫，大本事,是中华民族的大工夫，大本事，代表了中国典型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叩其两端简单之极，但简单而深刻，平凡而伟大。叩其两端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审视和把握事物的全部。把握事物的全部也不是目的，其目的是“执中”，是找到两端中间的合适的所在。合适的所在有可能是中心、中点，也可能不是中心中点，但绝对不是两端，因此中国文化杜绝走极端。孔子很清楚，说：“攻乎一端，斯害也已。”（《为政》）如果只顾事物的一头，而不顾另一头，只顾脑袋，不顾屁股，那就祸害无穷了。其实“叩其两端”和“攻乎一端”，正代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不同的运思模式。前者是中国的，即整体的，综合的，重在本质把握的；后者是西方的，即分析的，“拆零”的,重在细部构成认知的。
美国有个思想家，叫托夫勒，他的著作《第三次浪潮》等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影响很大。他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我们非常擅长此技，以致我们竟时常忘记把这些细部重新装到一起。”提出应向中国学习，“学会综合”。（《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序》）科学分析，即拆零固然很先进，很灵光，很有效，非常有助于对事物的构成元素的准确认知，然而对事物的整体把握，对事物本质的认知显然有其局限性。而中国整体性，重联系，重综合，重本质认知的思维方式正好可以弥补如此缺憾。因此，我们理想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体用分明，中西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在充分认识和坚持“叩其两端”，即整体思维的价值的同时，善于向西方学习，接受和汲取科学思维方式，优势互补，进而提升自己。其实早已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谓洋务运动时期我国有识之士已经开悟，明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设学》）的先进主张，然而，长期以来尤其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却走偏了，舍己而从人，不懂或忘却了自己，崇洋媚外，一味强调科学化，一味追从西方强势文化，于是导致了民族的不自信，文化的不自信。
其实不只是孔子讲中，讲执中，时中，“中”的观念非常古老，其直接导源于我们人文祖先对于天人关系或曰对天道，人道的认知。由我国最早的文献《尚书·盘庚》可知，自商代始，古圣先王及先哲就要求：“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中》）。周公更力倡“中德”，强调“中正”。《大禹谟》：“人心惟微，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酒诰》：“作稽中德。”而《逸周书》明确指出“人道尚中”（《武顺解》）。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中的观念似直接到源于《周易》。《周易》的尚中思想非常明显。《易·夬·九五》：“中行无咎。”《易·离·》：“柔丽乎中正。”《易·系辞下》：“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易·彖辞上》：“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与孔子同时或其后，老子强调“守中”：“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管子讲“立中”：“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法法》），“中正然后和调”（《王辅》）。庄子讲“得中”：“得以环中，以应无穷”。至于《礼记》更进一步而全面地阐发了“中”的观念，其所载子思《中庸》更是揭示出“中”的思想渊源，并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和”及“诚”的概念,认为中为体，和为象，中、和互为表里，中和是“诚”的基本表现形态。而“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者，君子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总而言之，尚中观念是先圣先贤的的共识，永远不失其重要意义。然而，事实是我们长期以来不懂得或忘记了先人的教导，而一味追求大、多、快、强等等，已经和正在付出不应有的沉重代价。
当然，“中”不仅渊源深厚，“峻极于天”，更乃“优优大哉”（《礼记·中庸》）有着极其深刻和广博的意义。《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所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来，“中”是一个天大的概念，指的是人类和天地万物内在本性的最适宜的状态。于是朱熹说：“（中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答张敬夫书》）王夫之说：“盈天下只是个中，更无东南西北；盈目前只是个中，更无前后左右……天下之理统一于中。”（《读四书大全》）这正是中国人典型的宇宙观、世界观，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和大教养。充满天下的，大到天体，小到病毒 ，山川河流，飞禽走兽，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一切全然是一个“中”。宇宙是由包括人类在内的这个“中”和其他无数个“中”共同构成的，宇宙的意义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这个“中“和其他无数个“中”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由此宇宙观便导发了中国的方法论，决定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典型的行为模式。即作为其中一个“中”的人类应该如何对待人以外其他的“中”？如何对待上天大自然，如何对待万物生灵？是对立、征服、消灭吗？绝对不是！而如果人类一旦真的把人以外的所有物种全然消灭，人类自己也就自我了断了。比如人类把所有动、植物消灭了，人类如何生存？人类将多么寂寞？！如果细菌、病毒被人类消灭了，人类就必将成为宇宙间最脆弱的生命群体。人类免疫力从何来，生命力何以提高？要知道细菌、病毒同样是大自然的造化，是生命，是宇宙生命链的一环。因此是人类的朋友，理应尊重和善待。细菌病毒之所以不时危害人生，并不是细菌病毒的罪过，而是人的问题，是人一味对抗，一味消灭，破坏了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结果。正是先人所谓“自作孽”，是人类狂妄自大，与小小细菌病毒一般见识的恶果。
其实人类的教训，或者说大自然给人类的报复或惩罚已经太多太多了。比如当年灭四害，灭老鼠，结果怎么样？越灭老鼠越多，其作害范围越大。原因很简单，一是人培养了老鼠的生命力，二是人在灭老鼠的同时，把老鼠的天敌消灭掉了。所以我们说，老鼠为害人类并不都是老鼠的罪过，而是人类自己的罪过。总之，与大自然，与万物生灵不能对抗，不能征服，更不能消灭。那怎么办？我们的先圣先贤早已指明：“与物同体”，要“大其心”，“体天下万物”，与万物生灵和谐共生，和平相处。人类应自觉参与大自然的运化，自觉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这就是张载，横渠先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其实人类没有资格，也没能力与大自然对抗，更不可能征服。因为人类只是天体之一，人类生命来源于天，人的行为离不开天，更重要的是人类本身是有限的存在。孙猴子本事大，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但最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人饿了就得吃，渴了就得喝，困了就得睡，到死的时候就得死，别无选择！如果对抗，饿了不吃，那是自讨苦吃；渴了不喝，困了不睡，那是自找麻烦；死的时候不死，不可能！今天大自然出了问题，地球出了问题，都是因为人类迷信“征服自然”之荒谬论点，狂妄无知，贪婪无度，肆无忌惮。当年意大利思想家奥佩奇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当年造物主操之过急，筛选不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遗漏了一个错误的物种，这就是人类。
除如上所谓“横渠四句”外，张载先生还提出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横渠四字”，这就是“民胞物与”。何谓民胞？民者人也。所谓民胞即凡人皆同胞，天下人都是同胞。这代表了中国人的大情怀，大智慧，大境界。在我们先圣先贤看来，无论白人黑人，都是大自然的造化，同属人类生命共同体。横渠先生的思想来自孔子，孔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当然孔夫子有其局限性，虽也“望洋兴叹”过，但毕竟没有出过国，故而只讲“四海之内”。假如他老人家今天出了国，那回来一定会说，我们都是地球村里人。
何谓物与？就是人类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万物的给予。人类所呼吸的空气，喝的水是上天大自然给的，吃的猪肉是猪给的，喝的奶是牛羊给的，人的免疫力是细菌病毒给的。人类与万物生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因此人类理应与万物生灵亲和交好，而绝不能一味征服、消灭，一定要自觉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
下面讲“庸”。
“中”是适中，是合适，“庸”就是用中，即按照适中、合适的方式做事。《庄子·齐物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说文解字》：“庸，用也，从用庚。”“用，可施行也。”《尔雅》：“庸，常也。”包括上揭郑玄诸家一无异议，皆然认为庸义有二：“用也，常也”。用即用中，即按照合适方式做事。按合适的方式做事就必然有一个合适的结果，其最恰当的表述就是“常”。常者，常规、常态、常行。按合适的方式做事就必然成为经常、平常、日常、正常，成为不可更改，不可变动之常，成为常然之理，不易之则。所以二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而何以成为不易之则？因为极天用中者非他，是尧舜等先王圣贤。我们的先王圣贤用中，即依照合适方式做事，就自然成就一个合适的结果，他们的行为就自然成为社会成员世代奉行不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这就是孔子所谓“三畏”之一：“大人之言”。
任何事物或许都可以反，可以丢，然而“常”则无论如何不可反，不可丢。反了就是反常，丢了就是失常。而又有谁能够并愿意反常、失常！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除了黄皮肤黑头发以外，语言、举止、作派等等都有一脉相承的一定之规，都有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再看一家人，爷爷、儿子、孙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举止做派，语言腔调都非常相像，这是正常的。而一旦某一门某一辈某一人长得不一样了，举止做派、语言腔调变了，那只能是一个词：“反常”。那就要审查了，而首先要查他基因，那很可能是小时候抱错了，要么得病了，要么吃错药了。否则，怎么可能反常呢？！
宇宙人间不能反，不可丢的“常”大抵有二：一是天常；一是伦常。所谓天常，就是上天大自然按照合适的方式做事的结果，其表现就是天覆地载，日月代明，四季更迭，昼夜变化，山川河流，禽飞兽走。这能反能改吗？人类的本事再大，科技再发达也是无法也不能改变的。人类总不能把天地倒个，日月互换位置，四季随意调整吧！所谓伦常，就是孟子所谓“五常”，即五大社会伦理关系：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每个人都无不生存在这五大关系之中，非此即彼，概莫例外。在这五大关系面前，任何人都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是天经地义，天造地设。总之，无论天常伦常都改不得，反不得。否则必然是宇宙大战，社会大乱。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儿子造老子的反，老婆造老公的反，下级造上级的反，结果社会大乱，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因此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常运动。
“中”是合适，“庸”是用中，是以合适方式做事。那么，“中”、“庸”二者关系如何认定？其实很简单，“中”属内，“庸”属外；“中”为体，“庸”为用；“中”是目的，“庸”乃手段。用二程的话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于是林语堂先生基于此认为中庸乃“中心之常道”，或“内在的不易之道”，以至于把“中庸”解释为“宇宙的道德秩序”（《国学拾遗》）。总之，中庸精神就是如王夫之所云“处然而宜”；就是冯友兰所谓“三个恰当”：“适时”、“适地”、“适度”；总之就是把握以合适，行之以合适，落实于合适。中华文明之所以绵绵不断五千年，正式中庸观念在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
至此，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思考，究竟什么是中庸？什么是合适？中庸的标准、基本内涵和基本表现形态是什么？两大标本摆在我们面前：一上天，二祖先。上天和祖先最合适，最恰当，毋庸置疑是中庸的最高典范。而我们只有认识，理解了这两大标本，才能真正把握中庸精神，理解中庸的基本内涵，懂得中庸的标准，及其基本表现形态。
我们看上天，是那样的美仑美奂，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天覆地载，日月代明，四季更迭，昼夜交替，山矗川流，禽飞兽走，万物生生不息。大小天体，各就各位，有条不紊，何其协调。再看我们的祖先，多么神圣，多么英明，有如此大智慧和大教养：他们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国度，合适的生存空间——中国；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生产方式：农业——人类生存之本；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生活方式——心灵化的生活；生养造化了最合适的人种——唐人。
通过对这两大标本的观察、理解和体认，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所谓中庸，所谓合适的标准原来只是两个字：一个是序，一个是和，即秩序与和谐。天体宇宙既是严整的秩序，又是圆满的和谐，秩序与和谐是天体宇宙的基本状态，是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我们的祖先发现了这个大准则。这是一个伟大发现，由此引起全世界思想家或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羡慕，甚至嫉妒。印度诗哲泰戈尔说：“中国人本能地发现了事物旋律的秘密。这个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的秘密，而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个秘密。我实在妒忌中国人有此天赋，愿我们的同胞能共享此秘密。”泰戈尔所谓事物旋律的秘密不是别的，正是秩序与和谐这一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
我们祖先发现了这一“秘密”，这一大准则，进而用以规划人道，规划、安排、组织中国社会。于是，中国就成为了“礼仪之邦”，中国文化就成为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礼乐文化。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中庸文化，是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而礼的基本精神就是序，乐的基本精神就是和。礼和乐是古典中国社会的两大支柱。《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二程说：“礼只是一个序字，乐只是一个和字。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
行文至此，我们便可终于理解《仲尼燕居》所谓：“将何以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以及《荀子·儒效》所谓：“曷为中？曰：‘礼义是也’”了。“中无实体”（朱子语），礼义就是“中”的主要的，最有意义的具体体现，就是先圣先贤“用中”的伟大成果。正如我们在《礼与礼器》长文中所言：“礼是人文祖先基于中国独特的生态机制的伟大创造。”《尚书·仲虺》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义者宜也。“义是心中之得宜处，以之制事；礼乃事物当然之节文，以之制心”（钱穆语）。故而孔子最为重视“礼”，一再强调：“不知礼无以立”（《季氏》），“君子以义为质，礼以出之……仁能守之”（《卫灵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于是荀子进一步指出：“礼也者，人道之极也。”（《礼论》）总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庞朴先生说得很到位：“礼是政治的道德。”
张辛，字此夫。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家、国学家、书法家，文物和书画鉴定家，古诗文碑志作家。兼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教育部人文学科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国最早的考古学博士之一。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被聘为全国“真语文”系列活动总顾问。参与编写大型考古报告《天马—曲村》著有《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研究》、《礼与礼器》等，曾主编《中国楹联大典》、《国学启蒙金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