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成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发展的方向和根本遵循。本文指出，新型工业化需要全面改良、完善、提升原有供给侧、需求侧的基础条件。尤其是数字经济与数据要素的加持，为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和激发更多活力提供了重要“抓手”。

日前召开的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提出，要适应时代要求和形势变化，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推动工业绿色发展。9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着眼于研究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指出要“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

需要看到，虽然当前遇到前所未有的多方挑战，但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和牢固的发展基础。一方面，是我国基本构建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尤其是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全球第一，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与维护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也是直面新挑战而维护和提升产业基础优势和应对冲击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我国市场的规模、深度和广度也极为突出，这使得需求侧的拉动力仍不容忽视。“大市场”意味着庞大的经济主体数量、丰富的市场拓展空间、交易活动的活跃性、发展“腾挪”的众多维度。只要改变低效率、低质量、不可持续的部分，就能够不断把“经济潜力”转换为“经济动力”。正如5月5日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的，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当然，随着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原有的优势因素遭遇了新挑战，亟待进一步巩固和优化，从而有效应对我国经济所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由此，新型工业化就意味着需要全面改良、完善、提升原有供给侧、需求侧的基础条件。尤其是数字经济与数据要素的加持，为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和激发更多活力提供了重要“抓手”。

从供给侧视角看，迫切需要以推动数实融合为主线，加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应对供给冲击。必须承认的是，原有的粗放式、要素堆积型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需真正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同“挤出”低效产能，充分发掘经济内生动力。同时，更为重要的则是服务于需求侧目标，特别是通过新型工业化带动的产业升级，最终以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手段为载体，改善消费和就业，应对需求收缩。数字化全面改变了消费产品、模式和场景，为促进消费拓展了新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的通知》就提出，壮大数字消费，推进数字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稳定就业才能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从而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数字经济对此大有可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则显示，随着工业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预计到2025年我国相关核心产业人才缺口数量将达约254万人。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指出，我国平台企业创造就业约2.4亿。这些都是数字化带来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体现。

此外，新型工业化与数字化的融合，也是全球趋势。如美国先后发布《联邦大数据研发战略计划》等，构建了以促进传统产业转型为主旨的政策体系，有效促进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进程；德国以“工业4.0”为核心，逐步完善数字化转型计划，并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展望未来，我国完全可以依托数字化打造“新开放模式”，在坚持合作交流中应对“逆全球化”。伴随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科技脱钩等声浪涌现，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合作与互依共存受到极大影响。同时，虽然在空间地理层面的经济交流短期内可能受到影响，但跨越时空约束的、庞大的数字化世界已经“扑面而来”，我国可以在其中探索诸多“新共识”。当前全球产业链确实出现本土化、区域化回归，但数字经济具有内在强化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可以有效对冲部分产业的逆全球化。由此，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大力支持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的对外开放合作，“内外融合”推动国内产业的数字化升级改造，都是重要的可选项。

杨涛，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