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公布了关于教师人事改革的方案，颇引起媒体的关注。我是一名退休教师，本来方案与我关系不大，大可以高高挂起。但考虑到这种方案会影响到北大的声誉和前程，作为在北大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人，实在不忍心坐视。“兼听则明”，发表一些不同意见以供讨论。
一、不要把眼睛光盯在讲师和副教授身上
近些年来学校的教学滑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人们以为是在教师队伍的入口处出了问题，即混进了不合格的助教、讲师和副教授。在出台的方案中规定，讲师在聘任两期后可以辞退，副教授聘任三次后可以辞退的超严厉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三年为一个聘任期，在他教学的十五年之后还有被炒鱿鱼的危险。这种规定的严厉程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
实际情况是，教师队伍的异化不是发生在教师队伍的低端，而恰恰发生在另一端。迄今在聘任一位新的助教或讲师时，在教师中自有一种传统的标准，还没有糊涂到把不称职的人拉进来的程度。
然而自八十年代以来，教师队伍发生了奇特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从来没有摸过粉笔头和从来没有做过学术研究的人大量涌现为教授，学校里有大量不教课教授，教学被视为服劳役。
党委书记任彦申到校不久，就被聘任为教授，而且还拿到了博士导师的头衔，首开了恶劣的先例。这就在学校里树立了一个无形的标准，只要当了官，在学术上也就达到了最高水平，其结果是把学术职称政治化了，政治地位就等于学术水平。接着，从教育部下来的红头文件，大量聘任所谓德育教授。又把大批没有摸过粉笔头的人弄成了教授。
49年以后，在北大历任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中，最受尊敬的是江隆基同志，由于在整教授的运动中，他是保护、而不是变本加利地整教授。他并没有利用当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地位给自己弄一顶教授帽子戴戴，这更加受到我们的尊敬。
这种措施的恶劣影响并不在于，在教授队伍中增加了一部分不从事教学的教授。严重的是，树立了教授可以不教课先例。既然教授可以不教学，这种榜样一出，就使得本来是做教学工作的教授也不教学了。在五十年代，北大从上到下，只要是教授的，没有不讲课的。愈是有名的教授便愈是教基础课，而且几乎每学期都在上课，还要不断开设新课。而现在各系大约有半数的教授不上课。
还有一部分学有专长的教授，被安上了各种代表、委员和什么长的名号，也被迫脱离教学第一线。他们整天忙于政务和评价别人的水平，而自己却陷于会海之中难于自拔，脱离了教学第一线。“学而优则仕”，这是学术政治化的另一个侧面。
由于现在教学对教授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在讲师和副教授中，教学被认为是敲门砖，一旦提为教授，就可以公然以要搞科研为由拒绝教学。正如鲁迅所说：“门一旦敲进，砖头便不必留在手边。”
世界各国中“教授”一词的本意是职业的意思，即以教学为职业的意思，其他在学校兼课的人都不是教授。显然，如果不能给大学生或研究生上课，只能带几个研究生，还不能认为是合格的教授。在49年以前，在现今国外的其他大学，都规定教授每四年可以有一年不上课，其余学期都必须上课。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教授，是院士、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一律得平等地讲课，如果课讲不动了，便应当退休，即使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不例外。著名教授是在平等地对学生讲课中得到学生的爱戴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靠领导指派和媒体炒作形成的。现在有一批不上课的名教授，就是炒作出来的。
二、过分苛刻的条件会适得其反
前面说过，我们规定教员获得终身职业的条件要15年。而英美等西方国家一般为六到七年。看起来是严格多了。不过，这并不能保证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才，而恰是它的反面。
工作15年还有被炒鱿鱼的危险，这种年龄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了，被炒后什么也干不成了。所以，要应聘的人需要有高度冒险精神才敢来。一般说，高风险需要有高报酬。可是亲爱的校长先生们，你们有什么手段能保证北大在这样高的风险下会得到比别的学校高得多的报酬呢？实际情况是，恐怕你们并不能保证北大的教授会得到比一所中专戴帽大学的教授更高的报酬。在这种条件下，把门槛筑得高高地，只会拒人才于校门之外。
清华大学是1924年才确定为大学的，到1928年，就延聘到一大批著名教授，成为国内数得上的大学。许多人写这段历史都说是由于校长罗家伦、梅逸琦办校多么能干。其实除了他们的才干外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庚子赔款的一千多万两白银作为雄厚的基础。当时他们可以从任何学校挖走人。罗家伦把蒋廷黻从南开大学挖走就是一例。那时清华大学教授的高待遇，在一般人心目中，正如季羡林先生说的“望之如神仙中人。”人们怎么能不趋之若鹜呢？
现今的北大，有什么比别的学校更为优厚的条件呢？我们除了有更为光辉的历史外，在办学经费上并不比别的学校优越。
我国的教育经费按比例大小排列在世界上只是处于下位，教育界对人才的吸引力本来就不大。近年来的情况表明，人才的流向是，一流人才留洋移民，二流人才外企经营，下剩的下海作老板或当官从政，最后才是穷教授傻博士苦做学问。更何况在80年代末，学校在下海热潮中，主动抽调了一批教学骨干去开办企业，人民日报在头版表扬北大推倒南墙，认为是中国特色办学校的榜样，现在这些下海的人中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大款，对年轻人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把招聘教员的条件定得过高，甚至超过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这就无异于一个家徒四壁的家庭，在人心思富的社会氛围下，要为自己的女儿招赘一个状元及第的才子作女婿一样地不现实。
三、且慢谈“末位淘汰”
最近在强调竞争的一片叫喊声中，“末位淘汰”喊得尤其响。遗憾的是，在具有许多资深管理教授的北大也跟着喊。
末位淘汰只适宜于选总统、选校长的选举中，因为总统或校长只有一个。选票少的只能被淘汰。末位淘汰也适宜于“开心游戏”之类的文娱活动中，因为要得奖的名额有限。而将“末位淘汰”不加改动地用于管理一支教学队伍实在是愚蠢之极。
民国初年，有一个自然科学的学术团体的章程上说：“当今之世，非竞争无以求生存，非合作无以求发展。”他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说得非常贴切。这里所说的竞争主要指的是对外的竞争。至于内部，则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合作精神。
在人才招聘的时候，因为招聘的名额所限，说一说末位淘汰也未尝不可。把人招进来了，却天天高喊要把你末位淘汰掉，要是我就无法忍受。其结果，一是一些人不能忍受早就一走了之，二是留下了，为了不被“末位淘汰”就要想法把别人压到末位去。这实在是一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好办法，结果就是台湾柏杨说的中国人所擅长的“窝里斗”。比方说，力学系需要一位能教弹性力学的教员，在招聘的时候，有3个人报名，只能取一名，另外两名被淘汰，这就是末位淘汰。可是对招聘来的这一位，还是天天喊要“末位淘汰你”，一旦社会上发现了比他强的，就要把他炒鱿鱼，他能安心教书吗，他能与别的教师合作吗。哪他只能要么走人要么贬低别人。在即将要被炒鱿鱼时而能够让贤的是非常罕见的。如果系内本来就有3位教弹性力学的教员，领导不对他们的前途适当安排，只是说，要在三位中把一位末位淘汰掉，其结果只能使这三个人之间打得一塌糊涂。
末位淘汰所以是不科学的，因为人的才能不是单参数的。常识是单参数的事物可以排序，从而可以定出末位来。而作为人才的复杂系统，很难排出次序，一个人创新能力强，另一个人对已有的历史结果比较熟悉。各有特色。一个系和一个学校需要多种人才，就像是一支乐队要有各种人才合作才能奏出好的乐曲。有的人能力很强，不过红花虽好还要绿叶扶持。一个系既需要学术上的领头人，也需要能做各种辅助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好的领导就是要把各种人安排在最适于充分发挥他的作用的岗位上。
力学系在80年代有一个由一位副教授和两位讲师组成的课题小组，他们的成果解决了国内工业建设中数以百计所急迫的难题，他们亲密合作了十多年，开创了多个国内第一，获得了两个部级二等奖和一个国家二等奖。然而这个小组却在提职聘任的密锣紧鼓中给打散了，从此就什么也做不出了。
我们有些领导或理论家认为，似乎只要是合作或合奏，这些人就一定是南郭先生，他们只要听独奏。须知现代的科学技术是大科学的时代，单枪匹马是很难得到有份量的成果的。人类基因测序、蛋白质合成、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基本粒子的发现、大型计算力学软件的编制等等成果都是许多人合作的结果，有时是若干所学校同行共同攻关的成果。片面地夸大竞争，无视和有意无意地贬低合作的重要性，过分地夸大其中的某个个人的作用而贬低集体合作，恰好是近代科学的敌人。
教师的水平是有高低之别的，这种高低之别是要经过较长的时期全面了解和教师学生共同推定的。近十多年来，我们的科技领导人员却喜欢简单地把研究人员排队，一定要排出个首位和末位来，而且每学期都要折腾教师来排。他们并不懂得如何全面地评价一个教师，教师的基础如何、表达能力如何、道德修为如何、求知欲与知识面如何、创新能力如何、实验和计算能力如何、献身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思想准备如何等等，他们一概不问。他们最后只落实到发表了多少篇论文，以发表论文的数目来把教师排队，数文章是最简单不过的事，这种人的智商已经低到了十分可笑的程度。何况为了这种愚蠢的数文章，每年还要对所有的教师折腾几次，要他们填表申报发表的文章。更加荒唐的是有的学校，竟制定每年发表文章数目的所谓“＊篇文章工程”高指标计划，把指标摊派到人，实行按文章数给教员发奖金，对完不成文章数的教师课以罚金或克扣工资的办法。
在这种可笑的排队下，许多难得的人才被埋没掉了，许多合作得很好的集体被拆散了。
四、最需要改革的是领导
看了上面说的这些事也许会认为可笑。不过这些改革的条文和做法都实实在在是当今我校或兄弟学校所出台所实现的。都是当今主持学校的有头有脸的领导们做出来的。人们现在对领导做的各种蠢事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问题出在领导者的素质问题上。在学校来说，就是校、系两级领导的素质问题。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康生为了反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发明了一个“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的理论。并且注解说，梅兰芳只懂旦角一行，他当剧团团长，要领导生、末、净、丑，各行，他也是外行领导内行。康生在北大做报告说，你懂的是具体业务，我懂的是社会的人，所以我要领导你。这种理论一出，就为各行各业中的瞎指挥找到了理论根据。
奇怪的是，这几年在北大的一些领导中，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的观点，又流行了起来。我自己就不只一次地听到领导们亲口这样说，这恐怕有两层原因：
一是校长们是外行，为自己高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寻求理论根据。恕我不敬，现今的校长们对教育都是外行。这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的。即使是在“反右”以后，甚至在文革的极左时期，北大的副校长的名单中，还有像周培源、傅鹰、季羡林、魏建功等这样的知名学者，现今的校长名单中怎样。就是像许校长你这样院士的学者，但长期并没有从事过教学，对于如何办学恐怕也是知之甚少吧。至于若干年前，为了美化领导，北京的一张报上说，在20世纪北大的杰出领导人是蔡元培、胡适等，而在21世纪，北大的杰出领导人就将是某某了之类的报道，只能作为教师们饭桌上的笑料。
校长们在学术地位上的退化，直接导致系主任的迅速外行化。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任系主任是开不了基础课的，或是不讲基础课的。而现在这种什么也不懂瞎指挥的系主任就不是个别的了。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校长写了一本书，谈到他的办学原则时，其中之一是，要使有学问的教授有更多的发言权。北大的现状如何，请听一听一些老教授们的意见。
二是我们现在学校工作的主要内容已经大大异化了。在早先，或在现在的国外，校长和系主任唯一的任务是管好教学，其他事情都是社会上来管。而我们的校长和系主任，还要管吃饭、睡觉、托儿所、附小、退休、养老、诸多事情。有一位系主任调坎地说：“我现在管的事是市长应当管的，而市长管的却是我应当管的。”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不错，吃喝拉撒之类的杂事，本来是市长应当管的，却要系主任来管，教师的提职定级本来是系主任的事却由市长来管。甚至一个学生违反了交通规则，公安局也要打电话给系主任要他把学生领回来。更不要说，在闹法轮功时系主任得首先抓法轮功，闹非典时系主任得首先抓非典。
我们的社会组织把这么多的杂事架在学校上，难怪专家学者管不好学校。即使是地道的学者，在担任了一个时期的校长或系主任后，在如此繁杂的事务面前，也要脱离教学退化为外行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而这也就注定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要滑坡。
学校天生有许多与教学无直接关系的杂事，在西方和49年以前的我国大学，是实行两套人马，一套是教学人员（faculty），另一套是职员(staff)。与教学科研直接有关的事职员不能过问，只是教学人员的事，职员的任务是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条件。
而我们现在是，职员服从也只服从于校长和系主任的调度，因为校长和系主任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教授很难指望能直接指挥职员为他的教学做点什么。我自己就有深切的体会，办公室的下水道不通了，向有关部门打了四次报告，都没用，最后不得不自己花科研经费请校外的修缮公司解决。学校里任何人都可以管住教员，学校的任何处都可以对教员下达各种指令，一会要报表，一会布置什么紧急任务要完成，一个收电费的“节能办”女职员可以呵斥一位资深的教授，一个管教室的勤杂人员可以对迟下课5分钟的老教授野蛮谩骂（都有事例）。与教学有关的事怎么能畅行无阻呢。北大有近一万名教职工，其中教员不到3千人。可以这样说，校长和系主任就是调动和指挥这非教学的七千多人的庞大的系统来管教员的。
人们为什么尊敬江隆基同志呢，他对教育是地道的内行，他当过中学校长，当过陕北公学的教务长。可是他却谦虚地以外行自居，北大的著名教授，他都曾登门求教过，征求他们对办学的意见。在他的带领下，职工自然尊重教学，校长是率领全校职工为教学服务的。
可是我们现今的校长和系主任们，本来有许多事情不懂，有的人根本就是外行，却要一方面充内行，弄一顶教授帽子戴着，一方面高唱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为自己的瞎指挥辩护。
通过以上的分析看出，不久前出台的北大的人事改革方案，可以说是这类瞎指挥的一个典型。要想克服这类瞎指挥，需要的是虚心学习。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好好以“三个代表”来对照，改进领导，改革学校的运行机制。还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因为许多瞎指挥的措施，例如什么德育教授，并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更高更大的人物。
以上的意见，请当作逆耳的忠言。本来是准备只写给您一个人的，不过请谅解，考虑到别的学校也大致一样，这些意见也许会有一点参考价值，所以就公之于众了。
2003年7月18日给北大校长的一封信，后由我的学生送到互联网上，被收入博雅主编的《北大激进变革》文集中，华夏出版社，200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