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和农村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现,这些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前的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增速减缓。本文拟从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入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农民收入增长变动趋势的分析,对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再探讨。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动力;原因

新中国成立50年来,特别是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发展,农村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来。最突出的表现在:农产品问题从供给不足转变成供大于求,由生产决定销售转变成由销售决定生产,由增产就能增收转变成增产不一定增收。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和增速减缓,是当前农村市场开拓受限制、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受阻等的根本原因。本文拟从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入手,着重对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的原因进行再探讨,以求得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农业总产品的分配,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进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进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时,首先应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部分;第二,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在作了上述扣除之后,剩下作为消费资料的部分,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在作了上述扣除之后,才能作为个人消费品,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分配。马克思所阐明的上述基本原理,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分配的科学论断。它反映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客观需要,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物质生产部门,因此,在处理我国农业中的分配问题时,必须以马克思所阐明的上述原理作指导,结合我国农业中的具体情况,正确处理农业总产品分配中的各项扣除,搞好农业总产品的分配。

二、前30年与后20年农民收入增长变动趋势分析

新中国成立,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开阔了宽广的道路。前30年,即从1949年到1978年,为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力,解决温饱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并实现了“新中国农业的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即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演变为社会主义的农业,农民自身也实现了角色的转变。1950年开始土地改革后,农业得到较快发展。人均粮食和棉花产量都呈现上升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也呈上升趋势,基本表现为粮棉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但是在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下,农业发展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例如1976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另外,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占80%以上,而农业收入又主要来自于粮食生产(棉花的人均产量一直较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实现了“第二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终于在20世纪末得到解决。特别是1992年以后,伴随着宏观经济的逐步升温,农民收入的情况进一步好转。国家还在1994年、1996年两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不断增加农业投入,使得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了新的增长,年增长率逐年提高到1996年9%,平均每年增长5.8%。但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速明显回落。1997年的实际增长速度为4.6%,不仅比上一年骤减了4.4个百分点(下降了近一半),也低于1978～1997年平均8%的增长速度;1998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继续回落,增速为4.3%,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低点;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3.8%,增速比上年低0.5个百分点,呈现连年下降的态势。目前,大多数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价格,例如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价格60%以上,通过提高产量和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余地相当小;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遇到很多困难,难以吸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增长也随之放慢;农产品销售困难,积压严重,导致农民现金收入明显减少。因此,影响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因素正在发生着深刻而重大的变化。农民收入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低,可支配的收入少。农民人均纯收入既要扣除实物纯收入和各种生产性支出,又要扣除农民税费负担等,只有60%左右的纯收入才是农民的可支配收入。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210元,按上述比例计算,只有1300元左右才是农民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2.2%。农民收入的低增长,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户生产投入的增加,而且对城乡差距的缩小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分析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和消费需求结构都在不断变化,而且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将朝着逐步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方向演变。在这个转型阶段,主要依靠农产品增产和提价、劳务输出和乡镇企业发展的“数量速度型”农民收入增长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由温饱转向小康以及农业发展主要受市场需求约束的新形势,必然要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明显的制约作用。

（一）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的表层原因

1.农产品价格走低,来自销售农产品的收入增幅下降;2.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运行状况不佳,农民务工收入增长乏力;3.税收和负担加重;4.自然灾害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剧,导致灾区农民收入下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反映。

（二）农民收入增长动力不足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1.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较低,农民收入增长必然减缓。长期以来,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生产主要追求产量增长。我国农村人口过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少,农业的发展尽管受到资源的约束,但是仍以粗放经营为主,劳动生产率长期很低,而且主要又是出售初级农产品,科技含量也很低。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增值收益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养殖转化率很低,加工增值率更低,农业产业化链很短。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有所提高,农村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两个过低”并存的局面,在农产品供求关系实现基本平衡后农民收入的增长必然放慢。

2.农民的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农民收入不再单纯取决于农业生产。随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不仅仅是来源于大农业内部,还有进入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收入。但是在宏观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增加农民在乡镇企业工作和外出打工收入来实现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它在短期内即能迅速增加农民的收入,但在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收入受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往往表现出大起大落。这是因为,这部分收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经济周期扩张期城市经济对劳务的大量需求以及乡镇企业快速成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而当经济周期转入收缩期,宏观经济比较低迷,城市下岗职工增加时,则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受到排挤,部分地区出现了“回流”现象,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收入也随之下降。因国有企业改制排斥冗员和产业结构升级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将使近5000万人面临下岗的威胁。国家机构和事业单位的相应调整,也将释放出500万分流人员。如此庞大的城市失业大军,在一定程度上挤掉了民工的“饭碗”。这就使得在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农民收入在经历了前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必然迅速回落。

3.市场疲软给农民收入较快提高增添了新的压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持续2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商品供给已经由严重短缺转入相对充裕的新阶段,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种商品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买方市场,通过农产品的增产来实现农民增收已难以收效。从1992～1997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迅速增长,基本摆脱了农产品供给短缺的状态。这期间,由于我国农产品市场正处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过渡期,因此,农产品增产对于农民增收的作用仍然较为显著,增产基本上能够实现相应的增收。但是从1998年起,在农产品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的情况下,依靠农产品增产来实现农民增收已难以为继,增产不能相应地增收,不少农产品甚至出现“增产减收”。

4.农业结构不尽合理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在新的发展阶段,农业结构不尽合理已经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在农产品结构中,名、特、新、优产品不够多,供不应求;一般的农产品却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农民货币收入很难实现。在农业产业结构中,种植业所占的比重过大,而水产养殖业、畜牧业等比重较小,农民收入来源比较窄。由此可见,农业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

5.世界经济一体化制约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过去的50年,特别是前30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尽管有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有多种原因,与世界经济基本上是隔离的,相互影响较小。我国加入WTO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一旦加入该组织,农业和农村经济将面临国际化的新环境,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农民的增收面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已经初见端倪,这种影响随国际市场一体化的进程的加快将会更加明显。

四、农民收入增长不足的危害

1.由于农民收入增幅减缓,使农村市场开拓受到限制。现在城市市场已经接近饱和,开拓农村市场成为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但是,由于农民支付能力过低,农村市场容量扩展过慢,与工农业生产能力的扩大形成尖锐矛盾,不能适应扩大内需的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制约。目前,农村消费的结构也不尽合理。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约占总支出的65%左右。在生活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支出占53.43%,衣着占6.17%,居住占15.07%,医疗保健占4.28%,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讯、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其他支出只占不到12%。可见农户目前的消费结构下,农民用于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能力比较低。

2.由于农民收入增幅减缓,其家庭用于高等教育上的开支将成为主要负担。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当前城乡差距和工农差别的进一步拉大,加之农民外出打工受阻,已使其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农村中存在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高校并轨后巨额学费成为农民子女入学的主要障碍。农民的劳动收入在进行了马克思所讲的“六项扣除”后,所剩无几,在这仅有的可支配收入中,有一大部分是用来投资子女教育的。

3.农民的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将使城乡差距和工农差别进一步拉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势头一直较好,但是“二元经济结构”一直占主导地位。199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47,1996年为2.51,1997年为2.47,但是到199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又上升至2.51。城乡收入差别大体上复归到80年代初期的水平。工农差别也在进一步拉大,1995年工农差别为2.06,1996年为2.10,1997年为2.28,1998年为2.29。城乡差距和工农差别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4.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回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受阻。由于农民收入增幅的回落,他们就不得不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农村家庭经营费用支出明显也呈下降趋势,农业发展动力削弱,严重影响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如果不采取正确有效的政策措施,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将很可能会持续一个较长时期,对国民经济发展构成更加明显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雷海章.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2]宋洪远.增加农民收入是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J].中国农村,2000,(2).

[3]袁春梅等.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消费需求[J].农业经济,2000,(3).

[4]孟枫平.加快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J].经济纵横,2000,(6).

本文发表于《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37－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