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1934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到196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前后共三十年。我调离北大后，仍在北大兼任教学工作。这样算来，我与北大同忧戚，共浮沉，已有五十四年。

北大有北大的特点，特点是什么，近来认真想了想，可用两个字概括，一是“老”，一是“大”。

写北大校史一向从1898年创建“京师大学堂”算起。我觉得这个算法不符合北大的历史实际状况。

大学名称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欧洲古希腊也有讲学的地方称为学院。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组成的社团，最早的大学建于十一世纪的博洛尼亚，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十二世纪起，有巴黎大学、牛津大学，以后逐渐增多。如果照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标准来看中国古代的大学，中国的大学比欧洲的大学起码要早一千多年。汉武帝元溯五年（公元前124年）设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是西汉太学建立之始。中国不叫大学叫太学，意思是一样的。昭帝时增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按：二百人）。西汉末年，经学盛行，成帝绥和八年（公元前8年）增到三千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就当过太学生。东汉顺帝、质帝时，太学人数又有大量增加，达到三万人。

从西汉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到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二千多年，太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学为主要课程，以三纲五常教育学生，辛亥革命(1911)前，京师大学堂每月定期向学生宣读《圣谕广训》一次，灌输忠君思想。1913年，已进入民国时代，清朝隆裕太后死了，教育部令各校放假一天，大总统的生日，也要放假一天。1915年政府授给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以“中大夫”的头衔。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北大直到“五四”以前，它是汉唐以来“太学”的继续。

再看“五四”以前学校的课程设置，“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以经学为主课，1909年，有“经科”，下设“毛诗门”、“周礼门”、“左传门”。和清朝国子监教学内容没有什么区别。

以上这些事实都表明，“五四”以前的北京大学带有很重的封建气味，从它身上可以看出二千年来中国古老“太学”的影子。

古代太学生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他们不大甘心读死书，王莽要当皇帝，太学生上过书；嵇康被判死刑，太学生上过书；京师大学堂时期1902年，清朝向沙俄出卖中国的权利，大学堂学生上“抗争俄约疏”。1905年美国排华，北大同学刊印“广劝抵制美约说”，广为散发，抵制美货。 1907年，慈禧对这批大学生很不放心，发出“上谕”，严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禁止学生“悖弃圣教”，“变易衣冠”。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了“五四”运动，大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这是从学生方面看北大从太学中继承的老传统。

从旧北大的校领导人来看，蔡元培先生是个教育家，学者，有官气。蔡先生以前和以后的校长们有官气的较多。西南联大时期同学们曾议论过北大的蒋梦麟校长和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认为梅贻琦校长在办教育，蒋梦麟校长在当官，后来竟给宋子文当秘书去了。有人说，这也许北大的旧传统太深，“国子监祭酒”非有官气不可吧?太学生关心国事的传统与国子监祭酒当官的传统竟绵延不断地传袭了二千年！

再说北大的“大”。

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曾提出：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我国承数千年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这里提出了破除数千年专制之积习，防止“持一孔之论”，容纳不同观点的学说，给各家以争鸣的机会，无疑起了繁荣学术的作用，给“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条通路。

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我进北大时，蔡元培校长已离任多年，但当年的学风还在。形形色色的教授中，有衣冠楚楚的，也有衣履躐蹋的；有口才便捷的，也有语言不清的；有有学历头衔的，也有没有上过大学的；有新人物也有老秀才。北大教师的总体阵容是壮大的。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全国解放后，经历了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这里有利有弊不可一概而论)，北大的教师队伍打破了各校长期隔阻、南北不通气的格局，促成了解放后的新校风。人们在众多流派中各自汲取其要汲取的，取精用宏，不名一家。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不能说其它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深。不知这里是否杂有个人的偏好?

作者简介 任继愈 1916年生，原籍山东平原。1934年毕业于平大高中，同年考入北大哲学系。1992年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先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4年至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1987年至今，任国家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