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没多久,老屋开始摇摇欲坠。一些陪伴过老人的旧物件,大多带不走,只拿走了爷爷深夜里淋豆芽用的一盏马灯。
十几口豆芽缸,弃在老屋里,直到老屋垮塌。我一直以为,那些缸已被倒塌的墙体碎成瓦砾。十几年来,每次回老家,没有问,也没有找,但心里记挂着豆芽缸。
爷爷一生以豆芽菜为活计,家里有十几口水缸。说是水缸,已装不得水,缸底篆了洞。
正月一过,爷爷就一口一口把缸挪到太阳底下,不是为了晒,而是修补,太阳底下亮堂。
爷爷戴着草帽,搬个小凳子,架上老花镜,眯着眼,佝着背,拉过一口缸来,里里外外,转来转去,周身摩挲。缸深,劳作的双手和缸体的纹路相擦,发出幽幽刺刺的声音。缸用的时间长,有的地方裂了,爷爷就细细地轻轻地用铁丝箍上。那一口口缸,开始箍一圈。慢慢的,全身缠着铁丝。
那时没打井,爷爷在堰塘边生豆芽。清整后的缸,一口一口挪到选好的地方。放好了不是一劳永逸,而是以水的深浅调整。一年里,挪上挪下,挪远挪近,挪到寒冷的冬天到来,豆芽在户外生不出来,爷爷才一口一口把缸挪回家。
这时候,缸休息了,爷爷却不休息。他要利用这一段空闲卖米酒。每天清晨,爷爷挑着担子去赶集。那担子,一头挑着米酒,一头挑着炉灶柴薪。夕阳西下,集市上的人散尽了,爷爷才挑着担子回家。风里雨里,雪里冰里,从不耽误。
那些缸跟爷爷久了,也成了我的念想,一直在心里摆着。它是爷爷体力劳动的见证,也是我们一家人生活的来源。
记得那时,爷爷卖完豆芽回来,坐在家里的饭桌边整理一张张角票。班主任老师刚好路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次,不知是交什么费,我迟迟没交上去。老师笑着说:怎么还不交?我看见你爷爷坐在堂屋数钱呢!
生豆芽肩挑背扛,起早摸黑,手脚泡烂。他赚的辛苦钱,我不好意思开口要。
清明回家,给爷爷奶奶上坟,照例要绕到村子去。老屋不在,空地还在。爷爷奶奶不在,生活场景还在。现在的村庄,失了年轻人的血气,暮光沉沉。大多数房屋挂着铁锁,屋前屋后,半人高的荒草。老屋的地基,大伯清理得整整齐齐,种着一畦畦豌豆,淡淡的紫花儿刚露头。
看了老屋,去大伯家吃饭。远远的,一种似曾相识在余光里一闪。如同不经意间看到一位多年不见的故人。她或者他变了,但一瞥之间,你捕捉到在心里存留的那个影像和此刻看到的影像之间不谋而合的共同点。
村庄荒疏了,到处坛坛罐罐,砖块瓦砾。但爷爷的水缸,对于我,有一种特别的召唤力。
那是一串密码,牢牢刻在心里。
不会错,缸身箍着铁丝,是爷爷的豆芽缸。缸旁边竖着一只木桶。这木桶我也认识,竹片制作。那年,母亲去湖南娘家,回湖北时,有外公同行,带着这个木桶。
时间太长,木桶的提手断了,爷爷用铁丝绑一个提手,用来提水淋豆芽。拣出豆芽缸里的破破烂烂,扒开枯树叶,漏水的窟窿,是爷爷亲手所篆。
小时候,爷爷没让我帮忙抬过缸,我一直不知道这缸到底有多重,只知道很重。现在,应该可以提起来了吧。唉!好沉。这时,我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身材瘦小的爷爷,两手紧紧抓着缸沿,水缸顶着肚子,一瘸一拐地挪。
木桶,风化了,轻轻提它起来,竟然散架,我手足无措起来,想把它合拢。不可能了,木片摊在地上。
没人动它时,它好好杵在缸旁边,接受风吹雨打,是想见我最后一面吧?或者想告诉我,自己和缸一样,也是爷爷一生的陪伴。
真的,如果不是今日所见,我确实忘了桶,只记得缸。更或者,它和水缸,是绿叶对根的情义,是花朵和树枝的相依。
看见的是水缸,却是爷爷。看见的是水桶,却是过往。这么珍贵的东西,却在风餐露宿,我自责起来。然而,这种自责是徒劳的,并不能迷途知返。仍然,只能让它摆在这里自生自灭,消失在风中。
想和人说说,水缸和木桶以及爷爷的一生。但它只是个弃物,我不知从何说起。想对木桶和水缸说说时间里的往事,更是不能开言。
缸身缠着的铁丝,锈迹斑斑。想爷爷,这是最好的念想,但是带不走。像爷爷当年那样,一点一点把它移到墙角下。风烛残年,免得人一脚踢破了。堂哥赶过来说,不用挪,村子里都是老人,不碍事。
木桶的碎片,挑出两块带走,其余的放进缸里。哪怕成一堆灰,也让它从缸的怀抱出发。
清冷萧瑟的村庄,只几个老人寂寂走动。暮色弥漫的空地,缸和木桶,紧紧相拥。与它们道别,像人一样难舍。
明年再来时,它们还会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