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开始，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与核心的儒学东被琉球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历次册封琉球使及其从客在琉球期间的活动；二是琉球来华使团的传播；三是自明初“闽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以及久米村来华留学生的学习与回国后传播。在上述主要的三条途径中，册封琉球使及其从客、琉球来华使团的传播，虽然规模宏大、地位特殊、内容丰富、作用甚大，但是从时间上看，册封使团赴琉少则数年，多则三四十年才一次；琉球来华使团，次数略多一些，但影响亦毕竟有限；相比之下，移居久米村的“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及其久米村的来华留学生，则长期致力于中华传统儒学文化的学习以及在琉球的传播、教育与普及，作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一、久米村来华的“官生”与“勤学生”
明清两代，琉球来华的留学生有“官生”与“勤学生”两种类型。“官生”入学于国子监，其中明代在南京，清代在北京；“勤学生”则几乎全在福州拜师学习。
（一）久米村的来华“官生”
自明初开始陆续移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聚居于久米村，受到了琉球王国的优待和重视, 包括授以免税的土地，支给未成年人俸米，赋予任官特权、教育特权，甚至可以与王室联姻等。“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朝贡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周煌《琉球国志略》卷三）
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月，明太祖朱元璋“以监生许观会试殿试皆第一，召国子监官褒奖之。又谕礼部臣曰:‘琉球国中山、山南二王皆向化者，可选寨官弟男子侄，以充国子。待读书知理，即遣归国。宜行文使彼知之’”（黄佐《南雍志》卷一《事纪一》）。明廷礼部为了遵从“宜行文使彼知之”的旨意，将明太祖此旨转谕琉球国中山王、山南王。洪武二十五年（1392）五月癸未，“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及其子武宁遣其使渥周结致等各进表笺，贡马。察度又遣从子日孜每、阔八马，寨官子仁悦慈入国学读书。上命各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袭、钞五锭”（《明太祖实录》卷217）。同年（1392）十二月庚申，“琉球国山南王承察度遣使南都妹等贡方物，并遣侄三五郎尾及寨官之子实他卢尾、贺段志等赴国子监读书。诏赐三五郎尾等钞各五锭、襕衫缁巾皂绦靴袜并文绮绢衣各一袭”（《明太祖实录》卷223）。此为琉球官生入学南京国子监之滥觞。
从明太祖朱元璋诏谕：“待读书知理，即遣归国”可知，明初谕告琉球可以派遣官生入南京国子监读书的主要目的，当在于发展与已纳入东亚宗藩体系的琉球王国的友好关系，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封建帝王“用夏变夷”的外交思想。
据研究统计，在明清两代近五百年间，见于文献史料记载的琉球国共派遣官生入监读书凡29批、101人，最终得以顺利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官生97人。若就琉球官生的身份变化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到永乐十七年（1419），此为明代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琉球国中山王察度、武宁、思绍和山南王承察度、汪应祖时期。这一时期的琉球官生选派，多为王亲国戚和首里贵族子弟，如国王从子、王相之子、寨官之子等。根据《明实录》《南雍志》等记载，这一时期琉球选派官生共13批、29人，大都是琉球国的王族子弟，以王从子、寨官子为主，未见有久米村的弟子。杨冬荃《明代国子监琉球官生考》一文认为：永乐三年（1405）山南王汪应祖派遣的“李杰，从他本人及其父兄的名字来看，他便极可能是中国血统的琉球人”。所以学术界也有提出这一时期琉球来华的官生，可能有极少量久米村人的观点。实际上，李杰除姓名像中国人之外，目前仍没有发现其他可以佐证他为久米村人的确切史料。而且，从《明太宗实录》“琉球国山南王汪应祖遣寨官子李杰赴国子监受学，赐夏衣一袭”这一记载来看，李杰为琉球国山南王汪应祖所派遣的寨官子，当时久米村所在地为琉球国中山王的领地，所以山南王派遣的官生，不大可能是久米村弟子。
第二时期，成化十八年（1482）至万历九年（1581），此为明代的第二个时期。《南雍志》卷十五《储养生徒之名数》载：“宣德元年，冠带举人官民生徐璟等八千六百六十六名（冠带及不冠带举人徐璟等一十九名，官生琉球国等处韩宁每等一十四名，民生顾信等八千六百三十二名）。”此后，从宣德二年(1427)开始，《明实录》和《南雍志》等文献中，均未见有琉球官生入监读书的记载。由此可见，琉球王国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中止向明朝国子监派遣留学生，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成化十七年（1481）。
据琉球《历代宝案》记载：成化十七年（1481）八月十二日，琉球国王尚真向明廷重新递呈了申请派遣琉球官生的咨文：
琉球国中山王，为照例送本国陪臣子弟入监读书事：
切缘本国僻在海中，既无学校之育才，安有经书之讲习。虽蒙天朝屡遣廷臣俯临遐国，终鲜识字人才。切详夷人不学衣冠，虽□何殊，反恐风俗愈致乖讹。今遣本国贡船只前来，乞照永乐及宣德年间事，付口粮、船只、脚力等，因赴京入监读书。为此移咨福建布政使司，乞体朝廷柔远之意，共沐天朝之化，咸成济济之俗。为照，依旧例转达施行，须至咨者。
成化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咨。
从所言琉球“既无学校之育才，安有经书之讲习”可见，当时的琉球应该仍然没有育才之学校与经书之讲习，为了改变“夷人不学衣冠”的社会习俗，重新提出“乞照永乐及宣德年间事”，重新派遣官生来华留学。
成化十八年（1482）四月甲辰，“琉球国中山王尚真奏，乞以其陪臣之子蔡宾等五人，于南京国子监读书。礼部按洪武、永乐、宣德间例以闻。上曰：‘海南远夷，向慕文教，朕甚嘉之。矧在先朝，已有旧制，其令蔡宾等于南监肄业。有司岁给衣服廪馔，毋令失所务。俾通知中国礼义，永遵王化，顾不美欤’”（《历代宝案》第1册第1集卷18）。可见当时的明宪宗已把琉球官生来华入监读书看作是明廷对琉球中华传统教化的重要手段，通过培养琉球人的中华文化观及常识，以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至此，中断60多年的琉球官生来华入学南京国子监的制度重新恢复。
据研究统计，这一时期琉球国派遣的来华官生凡7批、30人，从《明实录》和《南雍志》所记录的琉球官生名字和已知的久米村家谱资料来看，琉球来华官生的身份清一色都是久米村人了。可见琉球入监读书的官生名额，基本上被久米村人所垄断。
第三时期，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为清代的第一个时期。明万历八年(1580)琉球国王尚永派出了郑周、郑迪、蔡常等官生3人之后，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日本扩张势力逐步将触角延伸到朝鲜与琉球两国。而萨摩藩对琉球在与中国朝贡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早就垂涎欲滴，遂单方面改变了以往与琉球之间相对平等稳定的关系，直接入侵琉球。明琉关系因萨摩藩入侵琉球几近中断。再者，明末朝廷危机四伏，其注意力已完全转向解决国内的社会动荡与来自北方女真的威胁。因此，琉球官生的派遣方和接纳方都已无暇顾及这一文化交流事业了，中断了近百年之后，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奉命出使琉球的册封使汪楫、林麟焻，自琉球国返回京城时，带回了琉球中山王尚贞恳请礼部转奏康熙皇帝的上疏曰：“下国僻处弹丸，常惭鄙陋，执经无地，向学有心。稽明洪武、永乐年间，常遣本国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今愿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业”。礼部稽查旧典，并结合国子监祭酒王士禛的意见后，向康熙皇帝上奏建议：“应准所请，听其遣臣子弟入监读书”。康熙皇帝表示同意，并下旨要求礼部“安置得所”（王廷珍《钦定国子监则例（卷17）博士厅琉球学》）。从此以后，每遇册封琉球新王，选派一届官生来京读书便成定例。这一时期派遣官生共4批、14人，同样清一色均是久米村子弟。琉球的官生名额，仍然完全被久米村人所垄断。
第四时期，嘉庆七年（1802）至同治七年（1868）。此为清代的第二个时期。这期间，琉球国派遣官生共5批、28人，得以顺利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官生24人。其中，久米村籍生员12名，首里士族籍生员12名。这期间琉球国派遣官生最大的变化，就是原来由久米村人完全垄断的官生选派名额，划出一半给王畿首里府的士族子弟。由此反映了此时的久米村人在琉球王国政府中影响力的下降与社会地位的衰落。琉球王府开始深刻认识与特别重视对本土士族及其王族子弟的人才培养，同时也间接地反映了首里士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积累与需求在不断地增强。当然，首里士族阶层与久米村人之间，在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与实际的水平上，还是有着一定差距与分工的。
（二）久米村来闽的“勤学生”
琉球来华的留学生中，除了官生之外，还有一种自费或半自费的留学生，称为“勤学生”。这些勤学生绝大部分是久米村籍子弟，主要是在福州等地拜师学业。
据目前所知见的文献所载，自明成化年间开始就有琉球勤学生来华学习。如《久米村系家谱·金氏家谱》有成化元年（1465）金锵来闽“学造历之法”的记载。入清以后，官生的选派受到“一王一次”定例的客观限制，已无法满足众多琉球久米村籍子弟渴望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的需要。这不仅仅是久米村人出于对个人未来仕途与发展的考虑，他们在对华外交和朝贡贸易中，切实需要依靠学到的中国官话或相关礼仪知识。同时，也是在萨摩藩暗中掌控之下的琉球王府为了维持对华朝贡外交关系，谋求自身与萨摩藩双方贸易利益的基本人才需求，更是琉球王府为谋求更大政治外交自主性，推动社会风尚进一步“中国化”政策，在人才培养层面的需求。因此，琉球王府的基本方针是支持久米村人选派子弟赴闽学习，勤学生的选派机制成为官生选派机制之外另一项重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根据《久米村系家谱》所载，勤学生的赴闽学习，虽然大都是自发的行为，但事先也必须向琉球王府提出申请，报明“为勤学事”、为“读书习礼事”或为“学文习礼事”等理由。经琉球王府同意后，才能以使节从人的身份，搭乘前往中国的进贡船或接贡船赴闽。按琉球王府规定，进贡船一次只能搭乘4名，接贡船搭乘8名。
康熙二年(1663)，琉球王府就选派了周国俊、曾永泰、蔡彬等3人赴闽“学问习礼”。《蔡氏家谱·仪间家》“康熙二年（1663）癸卯”条载：“国王命周国俊吉通事、曾永泰(今更名日变)新垣秀才及蔡彬三人，随谢恩使紫金大夫金正春多嘉良亲方赴闽读书，各给主从钱粮。于是十一月十四日那霸开洋赴闽，翌年三月二十六日赴京，十一月二十日回。读书至于四年（1665）乙巳六月初二日归国。”由于周国俊、曾永泰、蔡彬3人尚属琉球王府全额出资的留学生，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算作纯粹的勤学生。而久米村《林氏家谱》中载有该族第十世林谦通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为读书习礼事随正议大夫郑永安”赴闽才是清代真正意义上第一位来华入闽学习的勤学生。康熙二十三年（1683），琉球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学者程顺则，以谢恩使节从人身份随同紫金大夫王明佐国场亲方赴闽“勤学”。这也是在琉球国的史料中，“勤学”之称首次出现。
琉球国赴闽勤学生的派遣形式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最普遍者，即已经在琉球获得秀才名分，或通事身份的久米村子弟，以“读书习礼”的方式寓闽学习，地点主要在福州；此类勤学生一般都是进贡或接贡使团中的官僚亲属，由于琉球王国的官僚制度历来以世袭为主，所以这些来闽勤学的官僚子弟，实际上也就是琉球王府的后备人员。二是奉琉球国王之命，有针对性地前来福州专门学习某种知识或技能的，多以奉命学习中国历法和地理知识。三是身为福州琉球馆存留员役者，常藉滞留福州期间，自发地或临时奉命学习某种知识或技能的。如著名的琉球政治家、学者蔡温，就是在福州琉球馆存留通事任内，奉命学习地理风水、家谱纂修、科律以及一些生产技艺。当然，来闽的琉球勤学生，并不全是久米村人，还有一些出身首里王畿或那霸港的士族，以及琉球进贡船或接贡船的员役，也利用航海往来之便，临时接受琉球王府之命学习中医、手工业技艺等。根据《球阳》《那霸市史·家谱资料》等记载统计，久米村勤学生在闽学习汉语、儒学以及家谱纂修等，多被称为“读书习礼”或“学问习礼”。
二、久米村来华留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
明代自成化十八年（1482）起，琉球王国所派官生都必须参加选拔考试，即“官生科”考试，所考内容以中国儒家经典为主；而来福州部分“读书习礼”的“勤学生”，也大都已经先在琉球获得了秀才名分或通事身份。所以他们来华之前，有了一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据《南雍志》记载，在明代入国子监读书的琉球官生基本上与国子监的中国学生学习同样的课程，其所载的学业内容与教学方式主要有：
各堂教官因材施教，每日三次坐堂，背书、写仿、作课，分讲《五经》《四书》，周而复始。专委司业提督。
每月课《四书》义一道、本经义一道、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策一道。每日读书，上等记一百二十字，中等记一百字，下等记八十字。《四书》《五经》《说苑》《律》，习字一幅。
三日一次背书，每次须读《大诰》一百字、《本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不但熟记文词，务要通晓义理。若背诵讲解全不通者，痛决十下。每月务要作课六道、本经义二道、《四书》义二道、诏诰章表策论判语内科二道。不许不及道数，仍要逐月作完，送改以凭类进，违者痛决。每日写仿一幅，每幅务要十六行，行十六字。
由此可见，明代国子监课程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此亦为明代科举应试之旨要；此外，兼及刘向的《说苑》以及律令、御制、诏诰、章表、策论、判语等科目；同时，还对每月每日的课业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所谓的“作课”，即每月限定的写作文章；“写仿”则为每天要写的书法课业。而且对琉球学生的教学管理，基本上也是同样的要求：
仍置稽查讲诵簿不时掣签，一如升堂点名之法，令各堂长执签取齐，前赴讲院听讲。自经书外，陈诗考礼审及乐律，优柔问辩，俾以渐入四方髦士。琉球官生愿受业者，听犹念敷教之法，实非宽纵（黄佐《南雍志》卷16《储养考·下篇》）。
明代究竟有无专门为入学国子监的琉球官生配备固定的教习?《南雍志》中未见记载。清乾隆年间的国子监琉球官生教习潘相所著《琉球入学见闻录·师生》曰：“明时，琉球入学，不设教习，其教法甚略。至我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梁成楫等入学，上特命司成于肄业正途贡生中遴学行之优者，奏举一人为教习，专司讲解。派博士等官经理之，堂官不时加谨稽察。”由此可以认为明代国子监琉球官生没有专门教习之配置。然《（嘉靖）汀州府志》载有这么一条史料：“谢道，字宗鲁，宁化人，监生。笃志勤学，文战不利。卒业南雍时，琉球国官生来中国，奉旨着入监读书。大司成刘公遴选命谢道为之师，则其学问有足取矣。”此后的《闽书》《（康熙）宁化县志》《（乾隆）汀州府志》的《谢道传》，均沿袭此记载。可见明代国子监应该有为琉球“官生”选配教师的做法，只不过是未成定例而已。所以，作为国子监的专门文献《南雍志》也未将此作为一种制度来记载。清代琉球“官生”入学国子监，在承明之旧制基础上,亦有所改革，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基于琉球学生中华传统文化基础相对薄弱，为了有效解决其学习困难，清政府规定在国子监内专门为琉球官生配备固定的教习。清初充任琉球官生之教习，多为满人教官；乾隆以后，则多为汉人教官。无论教官是满还是汉，大都为饱学之士，勤于职守。例如乾隆二十五年（1760）充任久米村官生郑孝德、蔡世昌、梁允治等人教习的潘相，在任职的过程中撰写了《琉球入学见闻录》一书,详细记载了琉球官生在监学习的完整教习制度。他与琉球官生们的答问内容《教规》一目，颇为详细地记录了清代琉球官生在监日常学习的安排及主要内容：
窃念诸生地居炎徼，人慕华风，缘国典以陈言，邀天恩而入学。儒途远大，经义渊深。问学宜勤，率由匪易。其各仰遵前轨，恪听师言。有物有恒，毋荡闲而踰检；自卑自迩，庶行远而登高。今将学中规条，列于后：
一、每月朔、望早起、沐浴、正衣冠，候大人拜庙后，随班拜庙，三跪九叩首；次拜后殿，三跪九叩首；次谒文公祠，一跪三叩首。已，随诣彝伦堂，上堂打三躬，退诣讲堂打三躬。
二、未领衣冠时，服该国冠服；已领之后，即服所赐冠服。
三、每日早起、沐浴、正衣冠，诣讲堂听讲“小学”数条；“小学”完，讲《近思录》。饭后，讲经数条，临帖。灯下，讲四六、古文各一篇、诗一首，次日背诵。
四、讲书之时，诸生以齿序立，专心听讲；或有语言不通、意义未晓者，须再三问明。
五、听讲之后，各归本位肄习，衣冠必整肃，出入必恭敬，行步必端庄，不得笑语喧哗。
六、逢三日，作诗一首，不拘古律；逢八日，作四六一篇或论序等类一篇。
七、跟伴须各自约束，不得恣其出入，听其傲慢，有乖礼法。
潘相在教学的过程中，还结合前贤的读书经验，尤其是程朱理学之道，以与学生问答的形式，将自己的读书体会毫无保留地教导给琉球“官生”，并将“数年答问，积成卷帙”，编入《琉球入学见闻录》之《答问》一目。其言读书之“趋向”曰：
诚能志于正学，先取“小学”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内外之篇，讲习而服行之，得其培根达支之教，有以收其放心而养其德性。然后取《近思录》一书而诵读之、而践体之。凡夫求端用力、修己治人、辨端、观圣贤之道，皆能见其梗概。由是，可以进究乎《四子》《六经》而求圣贤之大全。盖修身大法，备于《小学》；义理精微，详于《近思录》。近思录者，《四子》之阶梯；《四子》者，《六经》之阶梯也。
其言“严课程”则述其读书方法：
《大学》者，群经之总会。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其学之也，宜先。次《论语》二十篇，为圣师言行之要。次《孟子》七篇，皆王道仁义之谈。学之，则有以识乎操存涵养之实，与夫体验扩充之端；且知某章某句之为格致、诚正，某章某句之为修齐、治平。凡《大学》所总言者，二书皆分见之，而有以信其确不可易。至于《中庸》，则圣门传授之心法也；上达之意多，下学之意少。必《大学》《论》《孟》之既通，然后可以读之而见其为实学。故不先之《大学》，则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诸《论》《孟》，则无以发挥缊奥，而极《中庸》之归趣。若不会其极于《中庸》，则亦无以穷神知化。而建立天下之大本，经纶天下之大经。
同时，潘相也开列了一系列史书、子书、古律、骈文、散文等作为阅读参考书目。可见琉球官生所习，先取“小学”立教。所谓“小学”，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语文学”，属于“经学的范畴”，主要课程仍是《五经》《四书》《近思录》等性理之学及习字等科。
而琉球勤学生在福州的进修时间和学习内容，大都是根据他们的实际需求所决定，因此在福州学习成效颇为显著，只要能比较熟练地掌握所学的专门知识和生产技术，一旦可以独立利用所学，即可回国实践服务。与官生相比，琉球勤学生来闽学习的人数众多，频率也较高，所以对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在琉球的传播，对促进琉球社会经济的繁荣所起到的作用、贡献及影响，应当均大于官生。例如程顺则以勤学生身份在福州琉球馆读书习礼期间，拜从福州著名儒士陈元辅（字昌其）学习朱子学和汉诗写作，潜心钻研儒家经典；还拜请另一位儒学大家竺天植（字镜筠）学习《六谕衍义》。蔡温在福州期间，先拜从刘日霁(字希开，号瑞徵) 学习风水和地理知识，后经由长老介绍拜从一位隐士，精读《四书》《五经》，尤攻朱子之学与经世之法。
三、儒学东被琉球及其历史影响
久米村来华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在琉球国传播中华文明,对宣传和普及儒家的思想，作出了重大的文化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例如：
嘉靖十五年（1536），来华入监留学琉球官生梁炫、郑宪、蔡朝器、陈继成等4人，学成即将回国时，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黄佐曾作《送琉球官生归国序》曰：
黄子教南雍琉球梁生炫、郑生宪、蔡生朝器、陈生继成受业焉……他日其国召归，俾国人式焉，将行则文告之曰：“君子之事君也，以人为大；其事亲也，以身为大。子之行，兼有是责焉耳矣！夫古之学者，始乎畏，终乎乐。今之学者，始乎自用，终乎乖戾。子行乎哉！畏之至，是为至乐；乐之至，是为至人。以此而成身，而不能显其亲者，未之有也。其心畏者，其言敬以谨；其心乐者，其言和以畅。以此式其国人，而不能媚于君者，亦未之有也。非惟是也，畏也者戒慎恐惧之谓也。礼之基也乐也者，欢欣交畅之谓也，乐之经也。大学之教，立于礼、成于乐而已矣。礼乐之化，达乎海外，其自兹行乎！国君有问，其以予语告之”。
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吕本亦作有《与琉球国官生》云：
我圣天子，至德广运，统御万方，声教讫于四海。是以东鳀西倾，荆南朔比献状，鸿胪贡琛天府者，殆无虚日。惟琉球则承正受封，慕义向化独过于诸国云。曩戊戌之岁，其国选髦士梁生炫、郑生宪、蔡生朝器、陈生继成来观光焉。圣天子嘉之，俾肄业南雍，蔼然青衿之列，六年于兹矣……天地之间者唯万物，万物唯人最灵、最贵；人之所以灵且贵者，以其有伦也。伦有五：一曰君臣之义，二曰父子之亲，三曰夫妇之别，四曰长幼之序，五曰朋友之信。五者阙一焉，非人也；五者有一之，不尽其道焉，非人也。……今尔炫诸生，藏修于是游息，于是挟册而吟诵，率礼而趋跄，庶几于习而安焉者，予何言哉? 归矣其无忘于斯，足矣。虽然归之日，尔国王有问焉，则曰炫所闻如此而已矣。国之人有问焉，则曰炫等所闻如此而已矣。使尔国之教，罔不若是；使尔国之俗，罔不若是；则惟无负圣天子作养之意。尔国王向慕之诚，将见化隆俗美，孔子之道无一日而不在尔国，此之谓不朽。予之愿也，归矣其无忘于斯（嘉靖癸卯作）。
从黄佐与吕本所给予琉球官生梁炫、郑宪、蔡朝器、陈继成等4人回国的临别赠文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谆谆教诲与殷切期望。如黄佐在详细阐发中华传统礼乐文化的深刻内涵及重大意义的基础上，希望“他日其国召归，俾国人式焉”，要求他们回国后能宣传、普及、践行中华传统礼乐，成为琉球国民学习的榜样，并嘱托“国君有问，其以予语告之”。吕本则反复以儒家的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等五伦教导之，亦殷切期望他们“归矣其无忘于斯”。后来琉球王国之所以被称为“守礼之邦”，由此可见是自有缘由的。
明嘉靖四十五（1566）至隆庆六年（1572），在南京国子监学习的郑迵，“返国后，任紫金大夫，旋擢教司。每旬三、六、九日，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以天妃宫为讲堂”。郑迵在久米村天妃宫设学堂教书，当是琉球王国正式学堂的开始。郑迵还为琉球学子留下了《三书》《心学五伦书》《天下国家之要录》《三德抄》等著述。
程顺则在福州学成回国后，为了教化琉球百姓，捐资刊刻了《六谕衍义》携回琉球。《六谕衍义》在琉球的广为传播，大大推进了儒学思想在琉球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对琉球居民的修身养性，指导百姓日常生活，以及琉球人学习汉语，均起到了普及教育的作用。《六谕衍义》传播到日本京都后，同样受到日本民众欢迎并大量再版，成为江户时期各藩寺子屋(学校)的教科书，对当时日本庶民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程顺则又自筹“二十五金”购得《十七史》一部，携回捐献给琉球国孔庙，供琉球子弟学习。诸此善举体现了他希望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提升久米村乃至琉球王国整个文化水平的奉献精神。康熙四十九年(1710)，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益接掌国政，程顺则奉命为侍讲，传授《春秋》和《贞观政要》。他还根据中国的典章制度、礼仪，结合琉球王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山王府官制及祭典与婚丧之礼仪。康熙五十七年（1718），为进一步弘扬儒学，程顺则在久米村孔庙之侧兴建明伦堂，按儒家礼仪祭祀孔圣人及先贤诸子，并将明伦堂作为首里王府及久米村子弟读书学习的场所，聘请讲解师与训诂师专门传授儒学经典的课程，把明伦堂办成琉球王国最早的一所专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培训中心。此后,琉球各地纷纷兴学，除了官办学校外,私塾也开始兴盛。据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书籍》记载：
首里设乡塾三，亦久米人为之师……近日那霸等村亦多立家塾，读经书；书多购于内地。但例不令携《廿二史》等书，故史书略少。国王先后刊有《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集解》《便蒙详说》《古文真宝》《千家诗》，板藏王府，陈请即得。臣所见者有《四书》《诗经》《书经》《近思录》《古文真宝》白文，小注之旁，皆有钩挑旁记：本系镌刻，非读时用笔添注如《诸录》所云，亦未见有日本诸僭号也。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已普遍影响了琉球社会的各个层面, 使琉球这一原本未闻诗、书、礼、乐的“蛮夷”之邦，“始节音乐，制礼法，改变番俗，而致文教同风之盛”，终被誉为“守礼之邦”。
蔡文溥是琉球国派遣的第一届入清廷国子监读书的官生。康熙三十一年(1692)，蔡文溥回国后，担任久米村明伦堂讲解师和训话师5年，其中康熙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1694—1699）、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三年（1701—1704），两次出任琉球中山王尚贞、世子尚纯、世孙尚益的侍讲，专门负责讲授儒家经典《四书》《诗经》以及唐诗等中华传统诗歌。蔡文溥，博学通识，文思才涌，笔耕不辍，著述颇多，主要有《同乐苑八景》《中山学校序》《四本堂文集》《四本堂家礼》等。其《四本堂家礼》，又名《蔡家家宪》《规模账》，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是久米村蔡氏家族家训之类的读物。该书以《朱子家礼》为底本，分置“通礼、冠礼、婚礼、罪礼、丧礼、祭礼、杂录”7部，共计85条，是研究当时久米村社会和琉球国礼仪风俗与中国儒家传统关系的重要资料。册封使徐葆光曾赞蔡文溥为“中山第一才”，据蔡文溥所撰《中山学校序》称：建立学校，重视教育是“昌明世道、淳厚民风”的立国之本，而当时琉球世家子弟“徒嗜膏粱，日好游观者常多；而笃志芸窗，精通经史者甚少”。在他的极力倡导与推动下，琉球王国“自王都以及乡邑，莫不奋然，感发兴起。康熙乙未岁，会议于各乡中，随分捐资，公建学堂，而选士之通经、善行者为师，以教子弟。诚一时之盛事、万世之良模也。于是从游者，皆争先恐后，就师肄业。而知言忠信，行笃敬，有彬彬邹、鲁之余风焉”。其结果是“伫见都邑之间，风醇俗美，户诵家弦。臣与臣言忠，子与子言孝，跻中山于一道同风之盛矣”（周煌《琉球国志略》卷3）。
蔡温也是在福州学习的“勤学生”，学成回国后，被任命为琉球王国世子尚敬的国师，授教两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蔡温“于圣经贤传百家诸书之内，取先圣之嘉言，前哲之懿行，及切于日用躬行之实者”（《首里系家谱》），编成《要务汇编》十卷，呈送世子尚敬学习。蔡温从政之余，笔耕不辍，著述宏富，除了上述《要务汇编》十卷等之外，目前行世的著述主要有《图治要传》一卷、《蓑翁片言》一卷、《蓑翁片言》残本、《一言录》残本、《御教条》不分卷、《蔡氏祖源宗德总考》不分卷、《醒梦要论》不分卷、《俗习要论》不分卷、《山林真秘》一卷等。
郑秉哲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为“习礼读书事”，赴福州勤学两年。康熙五十八年（1720）回国，同年（1720）六月，被委任为久米村学校讲解师。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又受尚敬王派遣，与蔡宏训、郑谦一道作为官生入学北京国子监。雍正七年(1729)，毕肄业归国，成为尚敬王侍讲，负责讲解《近思录辑要》，同时参与《琉球国旧记》大型文献的编修工作。雍正九年（1731），受法司官蔡温的举荐，郑秉哲承担起琉球国史《中山世谱》附卷的编修工作。乾隆八年（1743），他奉尚敬王之命，历时两年与蔡宏谟、梁煌、毛如苞等合作，主持编纂了《球阳》。该书是琉球王国的三部官修史书之一，且为最详尽的一部琉球国史。郑秉哲的一生，所处的年代是18至19世纪琉球王国文化事业发展到巅峰的尚敬王、尚穆王时期，他身为勤学生与官生的两种身份，凭借深厚的儒学素养和汉语言能力，对琉球国史的编纂事业贡献巨大，被后世赞誉为琉球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
蔡世昌同其兄长蔡文溥一样是国子监官生，可能因为兄长的关系，他在学业上侧重治国兴邦道理的学习，对辞章反倒不太感兴趣。故而潘相顺其自然，“不欲以古司乐之所教者教之也”（《琉球入学见闻录》），常常引导其学习韩愈等大家的文章，使其经、文并重。乾隆二十七年（1762），蔡世昌学成归国后，多次充当进贡使来华；乾隆四十一年（1776），掌管琉球王国的司法工作；在职期间，具体负责编纂琉球自建国以来完成的第一部刑法法典——《琉球科律》。《琉球科律》格式上参照《大清律例》，条文上也从436门类的《大清律例》中选取了103条，并有机地融入了琉球国一些固有的惯例和某些日本律法。量刑规定和判断依据都显示了儒教理念。嘉庆二年（1797），蔡世昌荣任尚温王国师、紫金大夫。嘉庆二年（1798），蔡世昌向琉球国王尚温提出在首里设立国学，作为类似国子监一样的最高学府，教授所有优秀士族子弟。尚温采纳了他的建议,于首里设立了国学讲堂,用以研究和传播儒家思想。蔡文溥不仅为琉球国王的世子和世孙讲授《四书》《五经》,还以儒学教授久米村子弟及琉球士子,由此而深受琉球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敬重。
如上所列，在众多的久米村来华留学生中，对儒学东被琉球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程顺则与蔡温二人。杨仲揆的《孔孟思想与琉球学制》一文即指出：“久米村人中推行孔子教义最伟大最有成效影响最深远者，惟程顺则、蔡温二人。二人之尊孔，不但有学术著作，且有终生身体力行，为琉球举国上下，树立儒家政教典型。”且引《东汀随笔》称：“前辈宿儒 ,各彰后世 ,为人传诵不置者,惟唐荣程公、蔡公二人而已。程公以德性，蔡公以才略。”
总而言之，自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开始至清末的近五百年间，琉球国为了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使琉球真正成为“守礼之邦”，派遣了大批来华留学的官生与勤学生，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久米村。尤其是大量的勤学生，基本上都在福州拜师学业，深入民间，学习范围除了儒学之外，还遍及地理、历法、医学、法律、阴阳、音乐、生产工艺等各行各业。无论是琉球官生，还是勤学生，学成归国后，深受重用，发挥所学之专长，多在琉球王国担任各种重要职务，服务于琉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推动中琉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而琉球久米村孔庙的建立与明伦堂的设置，则大大促进了中华尊孔思想在琉球的传播，成为首里王府士族以及久米村子弟学习儒学的国立学校与传播儒学的教育中心。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在琉球的传播、普及、教育、实践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与贡献，功不可没。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久积淀，久米村人深受儒家慎终追远、尊宗敬祖思想的影响，即使到了清末日本吞并琉球、琉球亡国、久米村衰败的时期，依然阻挡不了久米村人不忘祖先血脉、坚守传统文化的初心。
张沁兰，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方宝川，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文化名家，从事闽台区域文化、历史文献学等研究。
原文刊发于《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