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还小，住在乡下一条小街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位裹着小脚的婆婆蹒跚着来到小街。她头发花白，凌乱地挽一个髻子用黑发卡别着，身材瘦小，拄一根比她人高的细木头棍子。穿一身补丁叠补丁的斜襟衣服，胸前衣口处，插一块皱巴巴的手帕，胳膊上款个黑包袱。

走得好好的，孩子们一见她就喊：“疯婆婆来了，疯婆婆来了。”一听疯婆婆来了，小街顿时像开闸放水的河流，哗啦啦热闹开来。疯婆婆见有人围观，停下来开始骂人：“抽筋的，短寿的……”什么话难听骂什么。孩子们见她骂人，以为是骂自己，往她身上丟石子。疯婆婆一边用手挡，一边骂得更起劲。跌脚舞手，还跺着棍子。

有几次，情急之下，疯婆婆扯下裤子，就地上起厕所来，围观的人喧闹得更厉害，她穿好裤子后，骂得也更大声。

我坐在家里，远远地听疯婆婆发疯。她骂累了，鬓边散着几缕白发，口角泛着白沫，声音慢慢发哑，人有些站立不稳。这时，她停止叫骂，一屁股坐在地上，哼哼着喘气，小声说着胡话。围观的人群，也看累了，笑够了，纷纷散去。疯婆婆歇了会后，站起来，款上黑包袱，穿过小街，怏怏地往几里路的村庄走去。

看她走远了，我再追出去看。或许是痛，她的两脚张得很开，步伐踉踉跄跄，摇摇晃晃。她的衣服很大，贴着河岸行走，和野地里的茅草一般飘摇和悲凉。

她要去的那个村庄，是她的娘家，她是去看望独居母亲。黑包袱里，是几件换洗衣裳。

疯婆婆有名字，还很好听，叫华英。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族，很有些祖传的田产。爷爷乐善好施，把田地分给穷人们耕种，从不收租。华英的父亲秉承了爷爷忠厚纯良的本性，还喜欢读书，是一位思想开明的进步青年。结婚有了华英后，他离开家乡去武汉读书。

在武汉读书时，华英的父亲结识了很多革命志士，他们常常一起聚会，聊天。在这里，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并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做了当地的苏维埃主席，领导穷人反剥削闹革命。

蒋勋在《革命孤独》里写过，一些革命者，不是家庭不温暖，才去革命。反而，是因为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可见，华英有这样一位诗意充沛的父亲，有这样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作为独身女儿，曾经是何等幸福。

那段时间，风声很紧。一天夜晚，当华英的父亲悄悄潜回村庄看望华英母女时，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迅速报告给了国民党。国民党连夜派来大队人马，围住华英家，抓走了华英的父亲。

第二天，村里来了几个穿军衣的人，带走华英母女。镇上的一家院子里，见到遍体鳞伤的父亲时，华英哇哇大哭。看着母女俩，华英的父亲已经说不出来话来。他瞪大的眼睛，无比怅惘。既是对妻子的歉疚，也有对女儿的牵挂，更有革命者理想破灭后的深切孤独。

他们把华英母女带到这里，不是让她们和亲人团聚，而是诀别。红英的父亲被国民党执行死刑，行刑的方法别出心裁。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打气筒，将气门嘴塞进他的肛门，活活把他气死。

年幼的华英和年轻的妻子亲眼目睹了这一悲惨时刻，又怕又急。最后，怎么走回家的？谁也不知道。

目睹父亲的惨死，母亲和自己的遭遇，华英变得沉默寡言，她不再出去找小伙伴们玩耍，也不怎么下地干活，整天关在家里。渐渐的，神志不清起来。哭不定，笑无常，骂无边。

母亲听说，得了这种病，快快地嫁个人，冲冲喜，兴许就好了。很快的，有人牵线搭桥，把华英说给了离家七八里地的一户人家做童养媳。过门那天，母亲不放心，送了又送，哭了又哭。

华英的身世和病情，可想而知，换到这种环境后，只会更遭人排斥和欺负。她越发疯了。又过了几年，华英生下一个儿子。

五十岁不到的她，头发花白，枯瘦如柴，拄根棍子蹒跚，见人逗就骂，成了远近闻名的疯婆婆。

疯婆婆一拐一拐的，拐到自家的村庄，又是一阵围观，一阵叫骂。母亲出来，把她拉回家。在挂着革命烈士牌子的堂屋里，清醒时，疯婆婆和母亲抱头痛哭。她不诉说自己的命运，而是哭诉母亲的苦命。迷糊时，她把母亲痛打一顿。

没过几年，母亲去世，疯婆婆还是常回娘家。拄着棍子，款着包袱。每次回娘家，必须经过我住的小街。她越来越孱弱，骂几声后，就气喘吁吁，赶紧杵着棍子往娘家的方向走。

老屋颓败残破，没上锁的家里一片狼藉。她站在屋子门口，对着天，对着地，破口大骂，骂到筋疲力尽，骂到站立不稳。然后，颤颤巍巍地挪到母亲坟前，大哭一场。

一个雪天，早起的人们去田间播种油菜，看见华英母亲的坟头，趴着一个人影。走近一看，是疯婆婆，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