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世界历史”的观点看来，中国社会主义是一种“地域性”存在，这种“地域性”存在使得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性挑战，同时面临巨大的历史性悖论，这反过来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关键词：世界历史 东方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

康德曾经提出，历史不可以只从狭小的民族圈子中来演绎，应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晚年一系列读书笔记中，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不仅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资本主义工业“首次开创世界历史”以来的历史进行了考察，提出了完整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而且还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东方社会与中国命运提出了诸多设想。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一个未经过资本统治充分展开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发展本来被马克思预言只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发展的生产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一、“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与判断。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并不是世界各国的历史的简单加总，世界历史也并不始于人类社会起源。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生产力十分落后，国内分工都很简单，国际分工尚未形成，此时，各国的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此，只有“国别史”而没有“世界历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是“世界历史”的起点，这是因为，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将通过分工与交易形成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依赖的格局，限制各民族国家交往的各种自然或人为的障碍将因为世界市场的形成而被打破，因此，马克思说：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其次，马克思认为，各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向世界历史转变，各民族才能在世界历史中存在下来，人类也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从而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资本主义将越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从原始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跃进。而民族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统治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只有“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以后，“人们之间的普通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出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隘地域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才有可能。

马克思也将其“世界历史”的视角投向了东方社会。在他看来，东方社会的特有的村社经济制度将妨碍其走向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相互孤立且同质的村社很难形成分工与市场，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进一步支考察后认为，东方社会这种孤立状态，还将妨碍这些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 “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这与马克思所言的民族历史必须通过转化为世界历史才能最终获得民族生存与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马克思预言，东方社会如果不想灭亡，其选择有两种可能性：它或者最终滑向资本主义，而滑向资本主义的代价将是血与火的，也不得不经历资本积累中“血淋淋与肮脏”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 。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东方社会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使农村公社向其高级形式过渡，使人民获得政治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但这种可能性是有其严格的前提条件。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同时应该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使之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破坏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革命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革命后的东方社会能够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 。为此，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实仍然需要以某种形式使得其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仍然脱离不了“世界历史”的背景。否则，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地域性共产主义”，“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而且，“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 。

二、中国社会主义定位

马克思其实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他同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即很早就进入了停滞状态，更没有进入“世界历史”。但马克思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最终将把中国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即使中国也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他指出 ，“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望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迅速地发展了起来。”马克思还预言中国封建的关系将被打破与取代。他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舞起来鼓动大家了。”但马克思的确预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他说 ，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19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尽管列强的入侵迫使原来闭关锁国、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历史”，但自1840至1949年百多年中，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整合进“世界历史”过程之中。那么，在一个未经过资本统治充分展开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个大课题。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坐标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辛的探索。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并做为这个体系中有机一环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还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为中国社会主义定位，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仍未进入“世界历史”，因此必须客观地承认她是一种“地域性”的。这使得她与生俱来就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自身历史的积淀。即马克思所言的“笼罩着迷信气氛”，她可能使中国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带有封建的特征；二是外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即马克思所言“交往的扩大”。我们回过头来以“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待苏东剧变的原因，其实恰可以追溯到上述挑战：在内部，由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民主的“训练”而直接由农奴制进入社会主义，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政党与群众、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问题上都做得不好，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都未能发展起来；在外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资本关系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于是，这种“地域性共产主义”未能经受住考验而崩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吸取教训，迎接好这两大挑战。

其二，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邓小平曾根据毛泽东当年的“三个不允许”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将无法避免国内阶级压迫与国际帝国主义压力的残酷现实。因此他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他还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观点已经指出，除非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否则像中国这样的地域性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时代这个大背景，必须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须至少部分接受资本统治的逻辑；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稍不小心就会重新“滑向资本主义”的“用人头当酒杯”的过程。

其三，中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同时又是在巨大的历史悖论中寻求前进之道，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的伟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避免中国重新步入“以人头当酒杯”的资本统治逻辑；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又试图通过在不突破“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框架下，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生产力得以发展，使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因为她已认识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经常性途径必须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为前提。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一条既富裕又公平之路。所以，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认识视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成功，就不仅仅是“世界历史”的特例与个案，更将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前途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普及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我同意理论界一种观点：这一系列成果都可以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以及“中国前途”的大的框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

因此，这也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呈现出这样一种“底色”：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为了发展生产力，允许利用资本主义，但前提是不能突破社会主义框架。

这里有一个未必恰当的对比。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认为 ，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在“道”或“内圣”的层面上，它比西方哲学更为伟大，也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但在眼下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必须放下身段，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坎陷”出“科学与民主”。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对于的确可以实现超越“人头当酒杯”的阶段，但对于中国具体国情，不经过资本主义又不能发展生产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坎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中间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或者说，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

我们可以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一分析。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马克思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是资本主义，但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新发展就在于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个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关系，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则就是滑入“用人头当酒杯”阶段；二是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因而要从初级阶段实际出发发展生产力。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应“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特殊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所有制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体现在，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同时为了发展生产力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允许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下存在。这两条同样是缺一不同。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消灭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但中国未经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前提下通过商品与市场经济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之一就在于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既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集中的批评是分配的不公正性。但同时又认为，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促进了作为现代生产中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即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应该是既能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内容，又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以发展本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而中国共产党人在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正在于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原则。

第五，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马克思当年提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就是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而又不被“资本主义历史体系”所吞没。中国社会主义成立于资本主义历史体系已经形成时期，不对外开放，中国历史就不能进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生产力就不能大发展；但如果任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裹挟，则很形容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以我为主，就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但是，必须指出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提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可以视为进入“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收入悬殊以及劳资矛盾越来越突出，又对中国能否真正摆脱资本统治的逻辑提出了疑问。

其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问题以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从目前发展趋势看，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仍在不断下降。从2000年到2005年，二级以上国企由23万家减少到12万家，省属国企中90%已完成改制。另外，国有资产损失严重，仅2004年一年，中央企业去年共申报核销资产损失３１７８亿元人民币。这就相当于９.２万元亿资产总额的４％左右，３.２万元亿净资产的９.９％。加上财政部已核准的近１０００亿元损失，央企共计核销损失达４０００多亿元。除一些垄断性企业外，国有经济效益仍然没有根本性改观。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

其二，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问题。我曾带领一个课题组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进行过调研。被调查者在回答 “在您看来，我们目前的社会公平状况”时,结果表明，认为目前的社会是很不公平者占到参与调查问卷者的半数，而认为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者合计达到参与调查问卷者的90%。只有1%的人认为这个社会是非常公平的，认为基本公平的也只有7%；调查结果还表明, 认为我们社会的不公平问题比欧美国家和其他发达地区严重得多的被调查者占到被调查者总数的达62%，认为比欧美国家略为严重的占18%，两项相加比例占到80%。而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是公平正义。

邓小平一直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但去年新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收录了邓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一个讲话 。邓小平在那次讲话中指出，“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某些苗头，他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更是明确告诫：“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最后，他又重申了“两步走”思路。他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其三，劳资关系协调问题。全国总工会去年有一个报告说，中国工人阶级雇佣化是中国社会阶层变动的最大特征。马克思认为，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作为生活来源，被迫接受“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那么，中国现在的劳资关系属于什么性质？

这三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我们还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我们就彻底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横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课题：可以避免“用人头作酒杯”，照样能够痛饮“生产力的琼浆”。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已提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这一构想的核心仍然着力在照顾到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仍然着力于寻找一条既能避开资本主义最肮脏的一面、又能发展生产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其中许多内容，正是关照到了上面提出的三大问题。其中，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核心内容的强调，这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前途更加充满信心。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

《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363-1364页。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卢周来 中国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