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沪市指数突破六千点，有经济学家不断鼓吹“一万点可期”。当时，我所熟悉的某所地方高校，教研之余，几乎所有人都在议论股市。其中一位哲学教授，更是放弃了购买单位廉价自建房的机会，把原本用于购房的钱，全都投向股市。“高光”时刻每天账户都能多出万余元进账。一个哲学教授在股市发财的“故事”，很快在校园里流传，几乎成为传奇，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教授把积累投入股市。当然，后来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亏掉的不仅是积累，还有远低于市场价位的单位自建房。
亦是在一片狂热的时段，熟读经济史的我感觉到一丝丝不安。于是，在当时《东方早报》所开专栏“京华书影录”中，我推荐了美国历史学家艾伦（FrederikLewisAllen）的著作《从大繁荣到大萧条》。在那本书中，艾伦生动再现了一九二九年大萧条降临前夕美国股市的“末日疯狂”。而这种“末日疯狂”，也正是由无数个在民间流传却无法证实的“日进斗金”故事推动的。终于，当财富的底层架构已承担不起最后垒上的那个方块时，崩盘开始了。
特别巧合的是，十五年后，当我翻开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席勒（RobertJ.Shiller）的《叙事经济学》（以下简称《叙事》），扑面而来的文字，竟然就是席勒对艾伦《从大繁荣到大萧条》这部著作的同一段内容的引述。更让我感觉“不谋而合”的是，席勒之所以以艾伦著作开头，是在论证“故事”在影响个人经济决策中的强大力量。而我当时警告人们不要被流行性“故事”所“忽悠”，其基本逻辑亦是：个人决策并非全是理性的，而是受到周边舆论环境的极大影响。
关于“叙事”（Narrative）与“故事”（Story），在席勒看来，“叙事的本质就是故事”。正因此，席勒为《叙事》加了副题——“故事是如何流行开来并驱动主要经济事件的”。不过，“故事”要成为“叙事”，还要有两个前提性条件：一是流传范围较广，而非在很小的圈子内很少人知道的故事；二是围绕某个话题衍生出一连串而非单个故事。
关于“叙事”对个人与社会的重要性，在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其实是得到了充分认证的。席勒在书中也专门有一章，带领读者来了一场所谓“知识融通之旅”。
比如，社会学家认为，故事以及讲故事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人们对于事实要点的记忆，是围绕故事来进行排列的，那些被记忆的事实是附加在故事中的。没有故事穿插其间的事件就没有意义，我们也就无法将其保存在记忆中。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回忆起走过的路，也得益于经历的一个个“故事”构成路标，引导我们“回到”个人独特的成长历程。
心理学家还认为，人类的交流也总是以互相提醒的讲“故事”方式进行。一个人讲一个“故事”，就会激发另一个人想起相关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会使对方想起另一个“故事”。如此不断提醒，形成很长的反馈序列，使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特别是，人类的心智结构，还要求接收的信息不要被太多的细节以及太冗长的逻辑所拖累，因此，线索越清晰明了的“故事”，往往越能被人们所记住。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人老了仍然记得小时候听过的经典童话，也是这些童话历经悠长岁月而仍在流传的原因所在。
人类学家则干脆提出，会讲故事是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人类特有功能。
然而，被诸学科如此重视的“叙事”，在当下的主流经济学中却没有其存在的空间，因为在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个人的经济决策，只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财富约束，即你口袋里有多少钱；二是市场价格。剩下的，就是“你”如何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确定怎样的商品组合能够实现最大限度满足。至于这个“你”，是绝对理性的。不仅仅知道自己“最大化”需求是啥，而且知道如何实现这个“最大化”。也就是说，这个“你”，在主流经济学中，就是一台冷冰冰的、不会受任何外在环境与情绪影响的“超级计算机”。这一明显忽略人性的多样性及人的决策受多元化因素影响的假定，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独享半个多世纪学术霸权之后，越来越与现实经济发展相抵牾，越来越受到包括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更多经济学家怀疑。
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席勒与其学术伙伴、同为诺奖得主的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一起，把“叙事”这一重要元素主动引入主流经济学，专门研究“通过口述、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传开的大众性传播故事，是如何推动人们做出一些最终会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决定”，以“开启一种新的经济变化理论”，扭转主流经济学“黑板化”趋势。同时，“鼓励人们识别那些能够帮助定义重大经济事件的经济叙事，并将它们纳入思考，从而提高人们预测和处理这些事件的能力”。这就是《叙事》一书的主旨。
无疑，个人经济决策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亦是理解宏观经济现象的入口。《叙事》一书，从资本市场中个人行为受流行性叙事驱动入手，同样是想为理解“叙事”的经济效果、构建“叙事”流行的经济学模型找到一个完美切口。
《叙事》是以艾伦讲的一九二九年故事开头，而席勒自己第一个用以解剖的“麻雀”是“比特币”。在席勒看来，公开的股票市场尽管看起来以“叙事”推动，但经济自身因素可能更具决定性。而作为一个“隐秘”的地下资本交易市场，比特币系统几乎是完全凭借“叙事”得以运行的，因为，与货币价值有实物与政府信用支撑不同的是，“比特币现在之所以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公众的狂热”。这与经济学上关于个人理性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回顾比特币自出现到成为大众投机工具的历史，席勒发现，关于比特币的流行性叙事，几乎拿捏住了当下人们所有的困惑，迎合了全球化悖论下人们所有的情感需求。主要有三条：财富鸿沟越来越深，以至于普通阶层通过寻常路径永远无法实现财富自由，而比特币的交易体制提供了实现平等以及使普通人发财的可能性；腐败的权力阶层与资本阶层联姻，通过其掌控的所谓“合法”金融机构，通过制造通胀与危机，反复“合法”地剥夺普通阶层好不容易积累的那点财富，而比特币系统是由大批匿名个体以民主方式维护的，是“无政府主义”的；信息化与智能化装备的大量使用，使得技术越来越决定着人类未来及未来个体的命运，而比特币提供了个人深度参与新技术的接口，并可能使参与者成为新世界的赢家。
不仅如此，比特币叙事的流行，甚至还抓住了大众心理对神秘性的兴趣。这就是关于比特币最早的“发行者”中本聪的“叙事”。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确切地说见过中本聪本人，也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后来还有关于中本聪的传言反复出现，其中的“浪漫”与“侠义”，成为推动比特币叙事流行的又一个“核心人文故事”。
从比特币及其他流行性叙事的分析，席勒推出了关于叙事经济学的七大构想，这构成了全书最具理论与逻辑性的部分。但这些构想其实并非经济领域所独有，而是通行于社会认知领域。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与我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经验与常识非常吻合。这也足以证明席勒想把主流经济学从“黑板”拉回“生活”的努力。
其中有三个构想，尤其让读者“感同身受”，同时也能让读者进一步理解社会认知是如何被塑造的。
一个是“真相不足以阻止虚假叙事”。最权威的《科学》杂志曾发表过这样的研究成果，在故事的真假问题上，虚假故事的转发率是真实故事的六倍。这里面反映了两个深层逻辑：首先是人类一个普遍性心理——对于刺激、有震撼力的叙事，人们更“趋之若鹜”，更津津乐道，也更急于进行“二次传播”。再就是，出于对体制或权威的本能警惕甚至是抗拒，人们对口口相传的“故事”的信任程度，从来都超过对传统媒体的信任程度。尤其是当下，人们对自媒体所传播叙事的信任程度，以及对传统资讯的不信任，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两个深层次逻辑，是导致虚假叙事日益主导社会认知的原因。在此背景下，即使传统媒体或政府出面，对虚假叙事进行“辟谣”与修正，提供真实的故事原型，其传播力也远比不上虚假叙事。
再一个是“经济叙事的传播力取决于重复概率”。无数的事实表明，一个叙事要流行起来，反复进行强化非常重要。仍以股市为例。研究表明，人们在股市的投资行为，受“故事”影响的程度，与“故事”被重复的概率息息相关。每一轮行情启动的初期，就会有这样的“故事”在人们之间流行：“某某昨天还与我们一样，今天因为买股票发大财了!”一开始，大家半信半疑；但很快，耳朵里不断被股市发财故事所充斥，且这个“某某”离自己越来越近。终于有一天，又听到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小区的某某发财了，你看他都一口气买下两套房子!”这种不断重复的“故事”似乎在越来越强烈地警示人们“再不买，可能真会错过发财机会”，大家都疯狂地扑向股市，股市也在人们的推动下不断攀上新高。
还有一个构想也非常有意思：“叙事大行其道依赖其附属元素，如人情味、身份认同和爱国情怀等等。”因为这些附属元素最能打动人们的内心。席勒在文中不无嘲讽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一档名为“九十秒观世界”的节目很受欢迎，尽管里面的新闻报道几乎全是美国发生的事，却极少有美国观众质疑其名称为啥叫“观世界”。席勒认为，这背后其实就是身份认同及爱国情怀。他写道：“虽然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5%，但在美国人眼里，美国就是世界”，“最重要的事也只配发生在美国”。
在分析了经济叙事对个人经济决策的影响及机理之后，席勒亦分析了经济叙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关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如果问任何一个接受过经济学标准教育的人，都会这样回答：决定一个国家短期经济增长的是投资、消费和出口，即所谓“三驾马车”；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是资本、劳动与技术，即所谓“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然而，席勒认为，这些内生性经济因素，对宏观经济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当然是有决定性的，但还应该看到，经济叙事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关键。
在仔细研究了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周期之后，席勒列举了他所认为的影响宏观经济的九大经济叙事。这些经济叙事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并且在当下呈现出新特征。这九大经济叙事分别是：恐慌与信心、节俭与炫耀性消费、金本位制与金银复本位制、劳动节约型机器取代多种工作岗位、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几乎所有工作、房地产繁荣与萧条、股市泡沫、对“奸商”和“邪恶企业”的抵制，以及“邪恶工会”干预导致的经济扭曲等。
其中，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历来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又如前所述，它们与人性中的贪婪、盲从、愚昧等黑暗的一面相联系，所以，关于股市泡沫和房地产繁荣这二者的叙事，成为所有长期经济叙事中最显眼、最具吸引力的那种。经济史也表明，股市与房地产市场走向，受相关叙事影响也最大，而其对股市与房地产的最终影响，又与宏观经济表现息息相关。
与此相关联，恐慌与信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我们已不陌生，但却仍然难以驾驭。特别是金融恐慌叙事，带有强烈的心理成分，更容易如超级病毒般传播，引发市场崩盘。金融恐慌叙事往往又影响到商业信心。这也是现代经济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开端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每当经济下行或资本市场遭遇重挫，尤其是经济与金融危机期间，如何消除投资者与消费者的恐慌情绪，如何提振他们的信心，就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决策指向。
节俭与炫耀性消费是一对对立的经济叙事。席勒指出，历史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节俭叙事与炫耀性消费叙事交替出现，都因其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和储蓄模式，故对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以美国大萧条时期为例，因为太多人陷入贫困而不得不节衣缩食，勉强度日，此时，“节俭叙事”在全社会流传。一方面，媒体及社会舆论要求即使是富人也应该有“共情效应”，把节俭与过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视为“新道德”，甚至到最后，“贫穷”成为一种时尚；另一方面，那些仍然无视大众苦难，还在进行炫耀性消费的人，会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这种“节俭叙事”的流行，导致即使有能力正常消费或较高消费的人群也不敢消费，同样去过着“节俭”的生活。其结果是，总消费水平进一步走低。席勒认为，这是导致危机越走越深的重要原因。直到一九三三年，“罗斯福新政”用政府和社会消费提升总消费使萧条走出谷底，“炫耀性消费”叙事又悄然升温，并助推了经济重新走向繁荣。
对一个国家来说，当国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国际贸易与汇率出了问题时，恢复金本位的叙事就会流行。美国上届总统特朗普，基于对美国国内所负担的国际债务不断高企、美元滥发导致通胀的双重担忧，在其任期内，多次提出在美国恢复金本位制，亦成功地在欧美激活了关于“金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叙事”。这一叙事的再次复活，不仅是美国与国际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所催生的结果，亦将反过来影响到经济下一步走势。
不过，对普罗大众来说，更关注的是有份稳定的工作，因为失业对个人与家庭的损害，更甚于通胀。于是，在历史上，由技术进步引发的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的担忧，作为又一个长期经济叙事反复出现。从一八一一年英国“卢德派”掀起的打砸机器运动，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美欧把经济萧条归结为“劳动节约型发明所导致高失业率”，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对于“技术专家治国”的无端恐惧，又到六十年代的自动化恐慌，表现各不同，但实质都一样。尽管历史表明这种“叙事”表达的担忧似乎是多余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叙事”在当时推动了经济政策的缓慢调整，为增强技术进步的社会适应性赢得了时间。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再次把关于“劳动力被技术替代”的叙事推向了高峰。技术专家预测“奇点”到来，认为“无人工厂”将成为常规；历史学家尤其是以《人类简史》闻名的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预测，未来将出现一个“完全无用的社会阶层”；甚至苹果公司前总裁乔布斯也参与到这一叙事中，他以亲身经历表明，“时代抛弃你时连招呼也不会打一声”……这些叙事的流行，一方面的确在强化人工智能将替代大多数劳动岗位的忧惧，另一方面又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决策，主要包括征收“机器人税”以及“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其中，为所有人——无论在岗还是不在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设想，已在部分欧洲国家进行试验，这将影响长期宏观经济增长。
资本与劳动这对矛盾的持久博弈，在经济叙事表现为“奸商”叙事与“邪恶工会”叙事二者的交替与反复。在历史上，在数不清的文学家、思想家以及社会大众所制造的叙事中，企业家经常被视为“无情冷漠奸诈的赚钱机器”，不仅要为贫困、通胀、失业等这些经济现象负责，还被认为制造了战争、不平等、社会冲突等人类灾难。当然，反过来，在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等“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叙事中，企业家又成为推动历史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主角，而前者叙事中被认为代表公平、道德、为被剥削者求解放的工会，在后者的叙事中，不仅是推动通胀与失业的真正元凶，而且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拦路虎”，是蒙着正义外衣的“邪恶力量”。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席勒并没有进行这样的综合性总结，但无论从现代经济史还是从席勒在著作中梳理的“经济叙事史”来看，当一国宏观经济走向萧条之前，关于资本市场与房地产泡沫的叙事、关于节俭的叙事、关于企业或资本不道德的叙事、关于劳动力可能会被技术替代的叙事等，往往会越来越流行。这种流行一方面可能是经济繁荣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已经到了危险地步的征兆，而另一方面，这种流行又成为宏观经济真正走向萧条的重要推手。一直到宏观经济走向下一个繁荣周期，相反的叙事则往往会取而代之。
对这一规律的认知，可以帮助宏观调控当局，在使用惯常的经济工具之外，还应该通过更好地引导“经济叙事”进行反周期操作。比如，在当下中国，那些能够激发资本市场信心，有利于提升消费水平、有利于企业经营环境的经济叙事，应该予以鼓励。
作为首次系统研究“经济叙事”的经济学家，席勒与其搭档阿克洛夫还清醒地认识到，叙事不仅影响个人决策与宏观经济，还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学发展及经济学家个人的学术选择。
阿克洛夫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自由放任派经济学家为了证明政府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常常反复向受众讲这样的故事：“《十诫》有二百九十七个字，《独立宣言》有三百个字，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有二百六十六个字，但物价管制局最近的一项卷心菜价格调控方案的指导意见有两万六千九百一十一个字。”这个“故事”最早流行于一九五一年初，由一位脱口秀经济评论员说出。而实际上，物价管制局从没有过关于调控卷心菜价格的方案，上述“故事”传开后，物价管制局为辟谣专门做了声明，但并没有阻止住对政府调控持敌意的经济学家和共和党人继续传播这个“故事”。直到现在，这个“故事”还不断被本该非常严谨的学者作为实证，用来攻击对手并宣传自己的主张。
席勒则列举了一个更离奇的事。众所周知，“拉弗曲线”被认为是推动当年里根政府大规模减税的重要理论。经济学家拉弗提出这一理论是在一九七四年，但它的流行，则得益于时任《华尔街日报》社论主笔万尼斯基（JudeWannisk），他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书里，以亲历者身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拉弗曲线”最早的版本，是拉弗与白宫两位高官及万尼斯基在华盛顿特区名为“两大陆”（TwoContinents）的餐厅共进牛排时，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来的。该书出版时，拉弗本人亲口否认了这一说法：“那家餐厅使用的餐巾是布做的，而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不要亵渎美好的事物。”然而，正如“叙事经济学七大构想”中所认为的那样，拉弗本人的澄清未得到传播，那位记者关于拉弗在餐巾上画出“拉弗曲线”的故事，却因其足够符合人们对伟大经济学家的想象如病毒般传播开。更为离奇的是，万尼斯基去世后，万尼斯基的夫人宣称，在她丈夫的遗物中发现了那方画有“拉弗曲线”的餐巾。这方餐巾竟然又被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作为馆藏，成为后来那些主张减税政策的经济学家口中的“流行性叙事”。
作为本篇札记的结束，我最后想说的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中，作为普通人，要学会听故事，还要警惕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所蒙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当局，要了解流行性故事背后的经济风向标，并有目的地引导故事的流行；作为经济学家或思想者，则要学会讲好故事，既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又能更好地推销自己的观点与理念。这应该是阅读席勒《叙事经济学》对我最重要的启发。
（《叙事经济学》，罗伯特·席勒著，陆殷莉译，中信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