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街不大，几十户人家，总不过百多口人。家家户户大多是孩子上学，老人看家，父母在外劳作。唯独元生跟别人不一样，四十几了，没成家，由老母亲侍候着吃喝拉撒。

他不做农活，在家门口支起一间偏棚以剃头为业。不过几个孩子头，几个男人头，年节稍微丰富些。一年到头，剃不了多少钱，好在有哥嫂姐妹接济些口粮，老母亲种几畦菜地，倒也衣食无忧。

“元生，回来剃头。”母亲总要在门口喊好几声，元生才会回来。他不急，也不应他母亲。怎么走着出去怎么走着回来。到门口了，母亲说：“快些，黄家爹爹等你半天了，外孙结婚要去喝喜酒。”他眼皮都不抬，嘟囔慢吞着拿起围脖往黄家爹爹颈上一围，按部就班着演练那套已延续几十年的工作操。头发理好了，椅子一哐当，黄家爹爹躺下去，元生给他剪鼻毛，刮胡子，再掏掏耳朵。

干活时，元生嘴巴停不住，一边自话自说，一边还吸着香烟。烟被他叼着，上下抖动，但并不掉下来。亏他练就的这功夫。母亲看不惯，大声斥责：“叫你剃头不抽烟，你不听，仔细把爹爹的头烫了。”

元生坐不住，有客人就剃头，没客人就在街上走来走去。夏天，太阳当空，炎热难挡，连知了都找个阴凉地方躲了。元生戴着草帽，叼着香烟，嘴里自言自语些报纸上读来的头版头条，在小街上踱来踱去。

傍晚，孩子们在家门口摆着凳子写作业，元生吃好饭，例行每天的散步功。他步子大，携带着一阵风。激动时，手舞足蹈。孩子们停下手中的笔，盯着他看。他的嘴巴有点儿瘪，白白的脸上几粒麻子。夹着香烟偶尔乱挥的手指白皙修长，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

大人们说，元生不是天生就这样。儿时的他瘦弱，敏感，老实，聪明。读几年书后，母亲觉得他不是耕种的料，便让他随了师傅学手艺。出师后，在家门口摆摊剃头。街上有供销社，供销社里有一位漂亮的女营业员，元生喜欢。久了，也敢开口说几句话。女孩看他面白清瘦，又有手艺，人品也好，没讨厌他。他以为郎有情妾有意，主动给女孩送东西，暗地里单方面以心相许，一往而深。

和母亲道明后，委托媒人上门提亲，女孩一口回绝。那时，户籍制度森严。女孩家吃商品粮，属城市户口。大家都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话不多的人，心多。当初爱有多真，此刻牛角尖就有多深。他卧床不起，剃头铺也不张罗，越发无话。乡下，没有心理疾病一说。只当他是花痴，结婚冲冲喜就好了。

十几里开外一个村庄里的姑娘合适，元生妈委托腊生伯爷上门做媒。老人家一张好嘴，说元生雾露白麻子鸭瓢嘴，瞟瞟手艺精神人，嫁过来不愁吃不愁穿。

那婚姻很短暂，旋即离了。等他再张罗剃头铺时，如同换了一个人。顾客来了，由母亲接待，他只须遵守着那几个机械性动作。心死了，人在他眼里已然不存在，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把头发，几根胡须。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年，后来母亲去世，他就在哥嫂处蹭生活。元生老了，小街变了，他的顾客只剩下伶仃几个老人，有一搭没一搭挣几个小钱。

人们都以为，元生会在这小街走到老，走到死。没曾想，晚年的他遭遇了一场至今不明不白的厄运。有一天，不知怎么的，他走着走着没有回来。哥嫂找了三天，音信全无。后听一位相熟的人说，看见他被一辆面包车载走。

哥嫂无奈，想着他疯疯癫癫，别人带他去也不能干什么，不定几天就回来了。一晃两个月后，小街上开来一辆车，外地牌照。一进小街，元生就指引着司机找到了哥嫂的家门。车上人下来，抬出双腿截肢的元生，说他们是收容所的工作人员，送他回家。

有街坊赶紧跑到地头，对元生哥嫂说：“快回，你家元生被人送回了。”哥嫂一惊，慌忙往家里赶。元生皮包骨头，不成人样。穿着女人的T恤和短裤，坐在门口。看见哥嫂，第一句话竟是：“饿，要吃。”在场人无不潸然。等想起着来人问问清楚时，那辆车早已开出了小街。

疯疯傻傻的元生，瘫了。剃头铺里几样旧家什，卖给废品收购站。哥嫂在屋后搭一间小屋，放了张床，把他安顿进去。走路生风的他，再也不能出门。哥嫂侍候得无奈，责问他：“你是怎么成这样的？”他瞪着眼睛，什么也答不上来。人们摇头叹息。有人说，他是被贩卖身体器官的坏人带走。也有人说，他是被人从高速行走的车上推下去摔成这样.......

五六平米的小屋，无窗，一扇小门终年敞开着。屋里一张床，床单和被套被扯成碎末，两床破棉絮在床上踢踏。床边一条长凳，放着饭碗和茶杯。

风再冷，夜再黑，他不关门。总竖着耳朵听，听别人的动静，度自己的寂寞。前些年的清明，我回老家上坟，去看老屋。经过他的小屋，他听到动静，喊我名字。如今，再不喊。我站在他的小屋门前，他也不认得。老了，苍白瘦削的脸，嘴越发瘪。手指还是那么好看。床上几本破书报，几个字还没忘，翻来覆去打发些无聊时日。

“七十八了？”

“不是怎的。”

“一辈子不明不白，不人不鬼。”

“唉......”

小街荒疏了，只几个老人走动。经过元生的小屋，总要唏嘘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