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皮影戏，是和爷爷去大春家看的。

乡下人，大多以种田为生。而他，不知为什么，却会唱皮影戏，且还会打渔鼓筒，丢三棒鼓。

和爷爷进屋时，皮影戏已开场。几个老人，坐在歪歪扭扭的凳子上一边抽烟一边观看 。半块黑板大小的幕布，扯在墙角。大春一边摆弄一边唱，旁边坐着的几个男人，是他的同事，有的拉琴，有的打锣，有的帮腔。

我看了看，听了听，不懂，随之打起野来。他们家的房子和别人家不一样，有一口天井，天井下摆着水缸。房子呈四方形，每个房间，一出门，看见的便是天井。

后来上学，从这个村庄穿过，从他家门前经过。他有一个女儿，和我同岁，我们在一个班。上学经过他家，进去喊她一起走。

门口的门槛，是又大又厚的青条石，很气派。木门很厚重，推开，一种沉闷之气。屋子里，家徒四壁。

大春的妻子是弱智，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袖着手靠着墙对着人笑，一口黄牙。家里的饭食，她靠着仅有的能力张罗。黑乎乎的饭桌上，从不会有第二盘菜。她不是本地人，日子过得这样艰难，没有娘家人前来接济或者周全，只由着她可怜。

大春的弟弟，也是一个智障患者，叫小春，胖胖的。身上穿的衣服，似一块抹布。脚上穿一双解放鞋，脚趾露在外面。成天在街上急走，一边走一边嘟囔：不栽，不栽。饿了，捡餐馆的残羹剩饭。累了，蜷在禾场的草垛里睡。

栽秧很辛苦，是不栽秧吗？可他干的事却更辛苦。帮餐馆挑水，帮单位的食堂挑水，帮条件好的人家挑水。把大水缸挑满，没有工钱，给他盛一碗饭吃。

我纳闷，大春家这样艰难，房子为什么带天井？爷爷说，他家祖上很有钱，房子是传下来的。大春的父亲颇通文墨，写得一手好字，属书香门第人家。到他这一代，落魄了。

他怎么会唱皮影戏？会打渔鼓筒？这些艺术爱好和他的家境有关系吗？有关系。家里有钱，喜欢这些东西，请人来唱，来家里玩。这个叫大春的儿子常听常看，也爱上这一行，加入到其中去了。

后来，一场“天火”烧了家里的财产，弟弟小春被烧伤，又因惊吓而导致神经错乱。紧接着母亲上吊，不久，父亲也离开人世。家里只剩下生性老实的大春，带着精神不正常的弟弟，挣扎着过日子。

我去找她女儿玩，很少见到他。妻子做不了农活，他一个艺人，也不擅长农事，只得靠着演皮影戏和打渔鼓筒的特长，悄悄外出做江湖艺人。或是沿门乞讨，或是赶酒捧场。这一行，捧场的多，收入却少，全凭一个喜欢。有时候，带点钱和米回来。有时候，什么也没有。

乡村里，一听到打渔鼓筒的声音，就知道讨米要饭的来了。渔鼓筒的腔调好听，大人孩子围着看。那年正月的一天，有人在家门口拍渔鼓筒击云阳板演唱，我赶紧抻头望。吓一跳。是大春。深陷的眼窝，浑浊的双眼，仿佛有泪。消瘦憔悴的身躯，脊背弯曲。

他唱的好，渔鼓筒也拍的好。讨米要饭的曲调，特别凄楚。我痴了，奶奶不在家，怎么应付呢？想起来后，回屋舀一茶缸米，倒进他的布袋。那天，破天荒地，我没有追着看他的表演，听他的演唱。

“兔子不吃窝边草”。按理，做这一行，要舍近求远，要舍熟求生。太近了，人家知道底细，不愿意给。再说，熟人面前，伸手讨要，难为情。他当然知道。那天，他是眼见着家里没有米，没有钱，不得已，才挎着渔鼓筒出门。

有父亲的熏陶，又上过私塾，大春古文功底深厚。村里有位高中毕业的青年，在家务农，心里郁闷，和他成了患难之交。大春给他讲《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浅显生动。日后，那位青年做了教师，给高中生讲这篇文章时，还记得大春的讲解，觉得曾受益于他。

大春会捕黄鼠狼。他制作一种器具，叫“竹剪”。用竹子制成，状如剪刀。设一机关，将竹剪撑开。在野外荒僻之处，挖一小洞，洞口放上鸡头鱼尾等食物，引诱黄鼠狼伸头进去，触动机关被卡在里面。

黄鼠狼，除肉味鲜美之外，主要是皮毛值钱，在那个三分钱可买一个锅盔的年代，一张大黄鼠狼皮可卖十元以上，小的可卖两三元。大春不单会捕，还会剥皮。他从嘴头剥起，再是耳朵脑袋前腿背部腹部后腿，最后是尾巴，皮毛完好无损。每年深冬，他家门前，一张张皮挂在竹竿上，像一个个活生生的黄鼠狼凌空腾跃，令人啧舌！

之前，大春曾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个妻子娶上门，正逢五九年大饥荒时期，户户人家靠野菜和树皮度日。如此条件下，那位漂亮的妻子得了重病，卧床不起。

大春没有筹钱为妻子治病，还折磨她。一日，想和她过夫妻生活，妻子不从，他竟然端起一盆水，泼在床上。没过多久，妻子离开人世。

外出打渔鼓筒，他又认识了一位寡居的妇女。两人相好，带她回来。过了两年，没有孩子。大春急了，怕后继无人，匆匆与这位妇女离婚。

傻傻的妻子，是他的第三任，育有一个女儿。没多大岁数，去世了。

我离开故乡后，再没见过大春。打听他，说已离开人世。唯一的女儿，远嫁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