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与两岸的历史记忆》研讨座谈会，2015年6月9日在台北世新大学举办。这是一场有深度和现实内涵的学术交流，也是一次“抗战记忆”的“两岸”碰撞。我以“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身份参加座谈。
张亚中(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以“淞沪会战”为例提出，中国军队以浴血奋战，直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希望“两岸”共享胜利果实。
马骏（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回应：中国政府正在为台湾的国际活动放宽包容度。
我则提出了：由于国共战争爆发，抗战胜利成果的流失问题。
在寻访西南联大校史的过程中，我在学长自费印刷的《国立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回忆》一书中，看到一个资料。从军学子蒋大宗回忆“这时军中盛传，新一军要开赴日本去当占领军。因为新一军是军容和素质都一流的军队，这是一件十分令人神往的美事。”
中国在战后曾获得驻军日本的权利。这个信息是否确实，请专家们考证。
如果确实，那么我以为，重新实现这个权利，比“索赔”还要重要。如果中国的旗帜飘扬在日本岛上，那么就不会再发生所谓“教科书事件”以及钓鱼岛纠纷了。
杨维真（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提出：曾经到大陆访问，看到芦沟桥那里没有什么纪念。说明大陆方面不重视“国军”的抗战史。
马骏（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回应：请各位现在再到芦沟桥去看一下，有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纪念景观。今年，在抗日战场上立下战功的“国军”将领,许多人已经追认为英烈，还会继续追认。而活着的抗战老兵已经获得国家津贴。今年，各地都在举办抗战纪念活动，以及修复抗战博物馆和纪念碑等。
抗战胜利与国际关系的变迁
从陈纳德，到斯诺登。
我以“从陈纳德到斯诺登”为题目，阐述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一直是以美国为中心在改变的。
陈纳德、斯诺登，这两个美国人，可以让我们窥视到这种改变 。
克莱尔·李·陈纳德（1893—1958），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教官。1938年他应宋美龄邀请到中国来作空军顾问，帮助培训空军。
最著名的事是他在1941年7月创立了“飞虎队”，全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当时美国还没有投入战斗。而中国空军力量薄弱，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力量，在那些没有沦陷的国土上，到处是“不设防的城市”。日机时常轰炸，惨状空前。
陈纳德将军组织了美国一批勿须服役的老兵，志愿来华，救助惨遭日本屠杀的中国人民。他以个人的身份，抗议这世界性的法西斯暴力。
童年时，我就听到父亲讲述当年美国“飞虎队”与日机作战，保护昆明市民的故事。在现场屏幕上，我展示了父亲为纪念恩人保留下来的“飞虎队”的军用水壶和望远镜。
在那个时代，有一位中国女记者陈香梅因为爱慕英雄，嫁给了岁数相当于她父亲的陈纳德将军。这个浪漫的故事使得陈纳德更加传奇。
陈纳德的时代，是反法西斯战役的年代，美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善举，美谈。尽管陈纳德是在美国珍珠港事件之后，宣战了，才被美国纳入了代表国家派遣的编制的。但一种理想的美国精神，还是留存在当年中国人的记忆中。
其实，胜利时刻，在审判战犯的时候，以及很多战后事件的处理中，美国表现的对中国不公和侵权的态度，一直被人们善意地忽略。
美国，也始终标榜着它对世界的责任，自命为“扶危济困”的角色。
今天，世界对美国的期待，正在转换中。
虽然，人们在中东，在伊拉克，都看到和发现了美国的表里不一。但斯诺登的出现，彻底颠复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
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1983年—），“八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2013年6月，因对外媒披露美国国安监听项目，被美国通缉。事情发生后他来到香港，后到俄罗斯避难。2015年再度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陈纳德与斯诺登，都代表了美国精神真正的骄傲与光荣。美国精神不是要对世界负责吗？这两个人所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的精神。那就是自由、平等、正义，以及扶弱抗暴。
他们和亚洲都发生了关系。也可以说，他们都选择了亚洲。陈纳德出现在亚洲的国际大舞台是1937年到1948年，斯诺登也先在亚洲亮相，是2013年。
他们的遭遇很不一样，一个最终与国家利益融合了，陈纳德先生成为美国的一个官方代表。另一位至今不能返回美国，斯诺登被视为国家敌人。
历史的现象，总是在揭示一些历史深处的奥秘。
这两个人物，可以从人的角度，看国家的关系，从人物阅历的不同，看国家使命的不同。
世界对美国的期待，应该改变了。
七十年过去，在反法西斯战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建立卓著功勋的前苏联已经解体。同盟国中当年实力最为弱小、抵抗却最英勇持久的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东方巨人。
而扮演过领袖角色、对二战发生过举足轻重作用的美国，特别是在中国留下了很多美好传说的美国，它的面目，它的行为准则，以及对世界和平的作用，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
当今世界，弱国崛起，列强踌躇。
美国精神已经分解，一些优秀的政治文化基因被广泛吸收。美国的机制至今仍然值得世界研究汲取。
但机制是不能“输入”的。事实上美国也不打算将“民主”体制惠及于其他国家。今天的世界不需要霸权。“制衡”成为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杠杆。中国的崛起，为世界的“制衡”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支点。
抗战对两岸历史记忆的影响
一位台湾学者的父亲，听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时痛哭，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而这位学者的祖父却打了他一耳光。
张亚中（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谈到，在台湾教科书中，以及很多官方记忆的文字中，对日本统治台湾的51年用“日治”时代。他认为，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日据”时代。
我谈到自己的一次经历：在台大校史馆采访时，面对日本帝国大学的校歌等遗迹，我发出了“亡国奴”的斥责，导致校史馆的馆长跑回办公室去，人们告诉我，她哭了。她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们的历史。”
我当时就后悔了，我没有权利来指责台湾人民。这一段被清政府出卖割让的历史，造成台湾两代人的重创。光复之后，有“二二八”事件，他们没有享受到回归祖国怀抱的温情。
台湾所受到的历史的创伤，要由整个中华民族来承受接纳。今后大陆对台湾的抚慰，应该是永无休止的。
会议主持人、台湾世新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罗晓南谈到，在台湾，对日本人占领的这段时期，许多人的记忆是“怀念”的。比如他家中就有一位这样的老人，她记得的是美国轰炸台湾。所以她最恨美国。
有一位台湾学者的父亲，听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时痛哭，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而这位学者的祖父却打了他一耳光。因为祖父还记得清朝，保留着自己“是中国人”的印象。
杨维真（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指出：自蒋政权到陈水扁，每一届政权都存在文化专制主义，按照政治需要阉割历史，从教科书和历史书中去除一些内容，所以，致使现在的两代人在思维上有“去历史化”的倾向，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自己向何处去。
例如，由于仇视中共，台湾的公交车没有“八路”。
又如：后来有一个政策，用“出生地”代替了“籍贯”，这就抹去了台湾岛上一大批人的来历。也抹杀了一段重要的历史。
而对于“抗战”，在台湾有多种称谓，有叫“二战”的，有叫“终战”的。反映了不同人群的感受不同，角度不同。
还有对“国家”的观念，也有不同理解。中国式传统把“国家”理喻为“天下人”，具有很深的血脉情怀。而西式教育则把“国家”理解为一个工具。
刘维开（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作了台湾关于“抗战记忆”的一个综述，基本上是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
马骏（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深情讲述了一段关于中国远征军近年来在大陆披露的惨烈事迹。由于英国军队的背信弃义，美国援助的中断，远征军陷入野人山，多少将士不是死于战斗，而是亡于蛮地疾病与虫兽。
吴昆财（台湾嘉义大学应用历史学系教授）追述对宋美龄的回忆：宋当年到美国去演讲，寻求对华援助的往事。
吴先生的发言中有一个用语，我是不同意的，不过当场时间太紧，我必须讲主要的，没有反驳。
吴先生说，因为宋美龄是在美国上学成长的，所以罗斯福把她当作“美国的女儿”。
这种臆测违背历史真实并且自贬国家尊严。我以为美龄女士也不会同意的。在美国上学的中国青年多了去啦，有谁会因为在美国上学就被当作“美国的女儿”呢？
当年美国上流人士以及整个社会欢迎宋美龄，因为她是中国总统夫人，同时她人品美丽，又通美国语言与习俗。而她关于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讲述，动情的爱国热忱，更是博得普遍的尊敬。
宋美龄那一次赴美国外交的胜利，其背景力量是一个坚强不屈的伟大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也不会投降的伟大民族。
所以这次胜利，不是一个女人的胜利，更不是美国的仁慈。把当年的总统夫人比作“美国的女儿”，这是非常不恰当并且有损国格的。难道，中国是美国的儿子吗？
中国当年是同盟国四大国之一，是有主权和战斗力的反法西斯主力。不是谁的女儿和儿子。在国际关系上请不要乱用这类词语。
我发言说：民间记忆很多存放在抗战歌曲里面。抗战时期产生的歌曲，非常优秀，激情与柔情，战斗与人性。例如：“日落西山满天霞，对面来了一个俏冤家。那一个田里没有瓜？要打鬼子可顾不了她。”
我的母亲当年是昆明市女中的学生，她们的老师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是东北流亡青年，经常在课堂上讲日本人占领东三省的事情，一面讲一面痛哭流涕。一帮小女生也跟着老师痛哭。虽然在云南没有见过日本兵，但已经同仇敌忾。母亲成为当年热情上街宣传抗日的中学生之一。
自从日本宣布所谓“国家收购钓鱼岛”，年近九旬的母亲非常愤恨，天天在钢琴上弹唱着“九一八，九一八”。
2009年我去台湾采访，有一位老学长刘孚坤还给我们唱了《嘉陵江上》。
《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这些歌曲，也一直都在大陆的学校里教唱。
在大陆，我们这一代人在童年就读过很多抗日的小说，如《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苦菜花》，《青春之歌》，这些小说都拍成了电影，非常感人，正气凛然。
“一党抗日”，与为子孙负责、为亚洲负责、为世界负责
电影《血战台儿庄》立下开拓之功，勾起两岸“回忆”的链接。据说，蒋经国含泪看过这部片子。
但是这些作品有一个重大的缺失，就是只有“一党抗日”。
关于抗战的历史记忆，以及很多近代史的记忆，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击下，被政治与极“左”思潮所掩盖的历史正在浮出水面。
电影《血战台儿庄》立下了开拓之功。
这部电影和导演，将会获得越来越高的历史评价与地位。它勾起了两岸“回忆”的链接。据说，当年蒋经国含泪看过这部片子。
自觉寻找历史，自觉抢救与保存历史，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意识与传统。这些年，在云南有一位女性笔名“三毛”，她自费对远征军老兵慰问与采访。网上也有很多志愿者在行动
2003年春天，我所制作的《西南联大启示录》五集纪录片在央视十频道热播，老校友们从北到南，电话相告，夜夜守望。社会影响非常大。后来通过校友会传播到海外，也到了台湾，曾在“新竹清大”播出，反响热烈。这是一场文化的抗战，人们从心底深处发出了共鸣。
随着纪录片的播出，云南省拨款将原来的“一二一”纪念馆扩建成了“西南联大纪念馆”。实体建制，文化传播，带来观念的冲击，首先是对当代大学教育的冲击。
我制作这部片子的过程充满了坎坷曲折。而今天，《西南联大启示录》已经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出版社出了光碟，并获得“五个一”理论片大奖入围。
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到在大陆，历史进一步得到恢复的现状。
由于档案解密，往事解禁，网络上的碎片化信息非常活跃，今年以来，关于“淞沪会战”，纪念张自忠将军等内容，在微信传播很热门。
在寻访西南联大历史的过程中，老学长们送给我一本分量极重的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这是清华大学1944级学生自费印刷的。当年，1944级全体男生从军。
我采访过从军学子，其中台湾有几位。孔令晟先生与柴之棣先生给我印象最深。孔令晟是在学校撤退长沙时就毅然从军的，他直接到前线去，耳朵被炮声震聋了。我和他讲话的时候，必须靠近他的听觉较好的一侧。柴学长则是因为在战时修理汽车有功，频频提升直到中校。
殷海光也是当年从军学子之一。
在台湾，我所看到的抗战历史记忆，内容最多的就是《传记文学》这本刊物了。
台湾曾经流行过的小说《未央歌》，号称“台湾红楼梦”，曾经风靡一时。
这些都是西南联大的学子所创刊和创作的。他们具有保存历史的强烈意识。
于佑任老先生的“莫教青史尽成灰”，其实所指主要就是抗战史。
《巨流河》是台湾传记文学里最优秀的作品。虽然台湾当年没有卷入抗战，但在台湾产生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仍然是“抗战”文化。这些文化的冲击带给台湾青年人的营养是不可估量的。
台湾有很多老学长们口头相传的历史，可惜他们已经凋落。
台湾在大学校史馆里有留下印痕的，如台大。
我在台北街头的“土改纪念馆”里，也看到了日本人统治的历史。日本移民占有台湾最好的耕地，第一次土改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民族要有根。正如《楚辞》的根是屈原一样，没有屈原就没有楚辞的不朽价值。
我希望：“两岸”能够使抗战的记忆更多地进入中小学的教科书，与日本的抹杀记忆的教科书事件，相抗衡，让后代辨清真相与是非。
我谈到自己有一个本家的伯父张柏寿，他年轻时代就入空军学校，抗战中驾机多次击落日机，参加过芷江受降。1948年他奉命去台湾。临行时，他驾机飞回家乡上空，盘旋三圈，乡亲们都仰头看见后，才呼啸东去。
后来他曾经要求回乡扫墓，未被批准。
2009年我到台南去寻找这位伯父，带着祖坟的照片。其时他已逝世。
今年在云南的银行档案里发现，我父亲曾经对滇币作出过贡献。滇币在集资修筑中缅公路、中印公路等“抗战大动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父亲是留在大陆的。
可是两兄弟抗战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本来就是一部历史。
抗战，是“根性”的记忆，关乎到一个民族的立足点、利害、立场，还有传承的问题。
抗战记忆为中华民族留下了精神印痕与成果：
第一、我们是中国人；第二、中国的世界处境；第三、青年为人的志向与民族的关系。
我研究过“战时大学”，它为这个民族留下了宝贵的“人才链接”，大陆的复兴和台湾在五十年代的腾飞，都直接与这批人有关。
那一代人，相当于我们这辈人的父母亲辈，他们的一生，包括职业，爱情，家庭的选择，都与抗战息息相关，他们为这个民族的生存而安排了自己的一生。
放眼看人类史，抗战的成果，就是保存了世界上唯一的“有古有今”的文字记载历史最悠久的中华民族。我们这个民族和民族传统文化，对世界是有不可取代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的。
两岸是同胞，是一个中华民族，有共同的血脉。应该先把自己的文化整合好，为子孙负责，为亚洲负责，为世界负责。
作者注：本文似一篇速写，凭记忆复述，故只能是详自己意而略别人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