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在北京办讲座，有人问我：“高考恢复是什么感受？”

我回答道：“天亮了。”

这话传了出去。

可是，当年如果没有老红军颜义泉为我主持公道，没有这棵擎天柱，我的“天”恐怕就亮不了。

我也不会是今日的我。

颜义泉（1919.9~2017.9）

 

天亮了

在以往的采访中，人们喜欢提及我“金榜题名”的光华。

而在幸运来临之前，我曾经有一段悲惨与黑暗交加的磨难，似乎“不合时宜”，年轻的记者们不感兴趣，没有报道出来。

甚至，在《北大回忆》这本书稿中，这段情节也被删除了——1977年高考时我受到“政审”刁难，以高分“落榜”。

我是“两度高考”，到78年才被录取的。

但“记忆”并没有麻木。历史不应该因为潮流而受到修理。

从“被诬陷”的逆境中，一步跨入“时代骄子”的行列，这是我和父母刻骨铭心之事。

如今追思恩人之际，该是陈述的时候了。

1975年，作者在昆医工作时所拍

 

四十年前，在昆明医学院当工人的我组织“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因此背负罪名，我的档案里有“黑材料”。

1977年高考，我数学考93分，居云南文科第一名，语文考84分。最高分是85。我填写的志愿是“复旦大学文学评论专业”。

云南大学中文系杜东枝老师“顶风”来到我家中，告诉我：复旦大学拿了我的档案，三天没有放下，最后还是没有录取我。

“政审”封杀了我。连“走读”也不行。

我是如此渺小无力，如一根草芥，任人踏倒。在那个时代，个人连发声的地方都没有。

不服气的我，1978年再度投考。

父亲悲叹道：“不是怕你考不好，而是怕你考得太好了，又遭受打击，精神上受不了。”

1978年，正值国家“拨乱反正”，老红军颜义泉出任云南省委组织副部长，很快升任部长。这是一位看着我长大的前辈。

颜的女儿丽雪，是我形影相随的好友，见我在逆境中，她提出：“你去跟我爸说。”

1977年高考落榜后的郊游。朋友们互相励志。

执手者为作者（左）与丽雪（右），及学院子女雪梅（中）

 

颜伯伯当时非常忙，全省的干部正在“大洗牌”。但我的情况他也听说了一些。昆明医学院很多干部群众为我愤愤不平。颜的亲家韩伯伯为我“落榜”，还发了一台火。

见到我后，他问了几句，立即拿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教育厅厅长李福均，信中他说我：“是一位可贵的青年”，称我为“国家的宝贵人才”。

颜部长此举轰动了昆明医学院，震慑了那些迫害我的人。

到1978年，经历了两度高考，我均获高分，惊动省“招办”。

我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

鉴于77年的“落榜”问题，北京大学招生组组长赵钰国和王树棣老师亲赴昆医调查，正好遇到了为我不平的李处长。

李说：“为了纪念总理这点事，把一个女孩逼得无路可走。”

北大二位老师毅然录取了我。昆医的教师们称我为“争气姑娘”。

进北大半年后，中文系叫我去领取云南寄来的“平反书”。一式两份，系里保留一份。

到那个时候，“天安门事件”才获得了国家平反。

所以我常说，北大于我有“再造之恩”。

老红军颜义泉，是我生命中的“贵人”。

作者1977年高考准考证所用照片

 

 

院校春秋

昆明医学院建立于1956年。颜义泉是昆明医学院首任院长、书记。

颜义泉脱下军装，任昆明医学院首任院长、书记。

图为晚年颜公

西郊的原野上陡起一片红砖建筑。人民路还是一条小河。

我的母亲，由杜芬副院长，一位留学法国的医学专家从云南大学挑选来参与建院。田野上有三幢红砖楼，我家搬进第一幢。

门前，是农民遗留下来的玫瑰花田，一片清芬。

颜院长的长子春明与我小学同学。他顽皮，时常迟到。

老师安排我与他同桌，布置我每天早上去叫他，一同上学。

每天，遇到出门上班的颜院长，他总是亲切地摸摸我的头，叫我“小优秀生”。

当年的“小优秀生”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叫他：“颜伯伯”。

1957年，这个新建学院有大批专家在“划右派”的边缘上。朱锡侯（杭州人，中国心理学会创始人之一），留法归国的心理学专家，他后来写回忆录时说，每天颜义泉在楼梯上遇见他，都会轻声说：“别怕。”

廖子宜，从法国人开办的甘美医院过来的老药剂师，被下放农场。一天他在学校小门口遇见颜，颜对他说：“过一段我再把你调回来。”

这两位长辈，是我同学的父亲，我时常听到他们念叨。

“昆医”学术的顶梁柱有杜芬、蓝复、梁家椿等，都是留法、留德的。

颜义泉力保这批专家，自己也被省里打击，划为“右倾”。

他面见主持西南局的谢富治时，直言道：“如果把这批人打下去，送去劳教，那么这个医学院怎么办下去？”

谢富治对省里领导说：“这些人，不划右派他们也是右派。”

颜义泉继续主持昆明医学院，得以保住这批专家。

作为院长的颜义泉，跟着名门之后缪安成学习英语，达到能够读小文章的程度，促成一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学风。

颜义泉的脑袋里还遗留着敌人的一颗子弹。然而他没有把硝烟战火带进学校，而是春风化雨，把昆明医学院办成了一座百花吐艳的美丽学堂。

记得那时周末，大礼堂有舞会。颜院长带头跳“第一对”。

我跟着母亲去，帮她看衣服。我们这些小孩子期待的是，晚会到将散时，会有一大锅糖稀饭端上来，食堂做的。大家一人舀一碗，喝起来，又甜又暖。

在办公楼的正面是一个开放着黄金色雏菊的花坛，而在教学楼的两端则开放着娇艳的美人蕉。最大的风景就是教学楼前面那两株高大的樱花树。每年春天，朝霞一般地开放。而夹道的海棠树，也一派银红。

校园的花工小王三，也和颜义泉能攀得上话。他不时跑去颜家帮忙，总能抽上一支好烟。

小王三每天精神头十足地在校园里耕种。

作者的母亲，是最早参与建院的教师，在这美丽的校园里抚育了两代人

 

昆明医学院成为“西郊公园”。周末有很多人来照相。

颜义泉主政时期，给了校园里知识分子们一个温馨的家园。

我和同伴就在这花间树下的草地上闹着玩着长大了。在昆明医学院的这一代孩子们中，没有划分什么“阶级烙印”。后来“文革”时，我们在学校里才被“划上”的。

在学院里我们都是一伙“淘气包”，一起爬墙上树、偷花摘果、上最高楼平台、钻地下室。一起躺在足球场的大草地上，仰望星空，读书念诗。

颜家有五个孩子，除了“老大”直呼其名，其他都按“排序”来叫。学院内的人也像家人一样“二毛”、“老四”地叫唤。

那个年头，住在医学院这个大院的人们就是这样，对所有的孩子，称呼都是直呼“小名”，什么“小胖”、“洋洋”。

我是被老师分派去督促春明的，其实我们一起做那些淘气事。

最惊险的就是在上学的路上“吊马车”了。那些马车是用来拉建筑材料的。那些钢筋几乎拖地。我们这些大胆的孩子追着马车，把半个身子压上去，让马车带着我们飞奔，这样可以快些到学校。赶马车的人会扬起鞭子来吓唬我们。看我们不放手，有时就真的抽。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中，颜家“老三”跟着我到农民田野里去转悠。我们用铅笔刀挖出地下的胡萝卜、收获后遗留的包心菜根茎，削皮后就大嚼。

有一年，颜义泉从江西老家带回来一个战友的幼儿。

这是一个孤儿。父母都去世了，姐姐被人收养，而这个孩子因为太幼小太虚弱，没有人要，颜义泉就把他带回来了，从此他家又多了一个“老六”。

医学院的人们跑到颜家去看这个孩子。颜义泉特别请了小儿科的医生来家中为老六诊断。

人们慨叹颜院长的仁慈大义，都说，老六如果不遇上这位义父，一定活不下来。

颜公一家人

中间最幼者，是他从江西领回的孤儿“老六”

 

颜家“老三”有“青梅竹马”，后来成为恋人，就是当时院内的教务长李健平的小儿子。这两家住在楼上楼下，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李教务长的丈夫韩天石多年来陷于“高饶事件”，累及家庭。其实韩是无辜的。他在鞍钢任团委书记时被高岗在信中提及表扬过，而已。

这桩亲事，老红军颜义泉以一种自然的态度接纳了。

颜义泉对待党内的历史问题，是有他独到的襟怀和态度的。

果然，“文革”结束后，他这位有“严重问题”的亲家获得平反，到北大当了党委书记。我与这位熟悉的前辈又相逢在燕园。

在北大1981年的“竞选”期间，韩天石为学生们遮风挡雨，保护了一批人才，为稳定北大和社会是有贡献的。

从前，动不动就有人被送去“劳教”。劳教结束后，他们写信给院领导，问：还要不要他们回来？

颜院长一句话：“回来吧，好好工作。”

可见他对这种随意剥夺人权的方式，是有看法的。

颜义泉以他的忠诚、无私，磊落气度，扛起了一般人不能扛的那些人间重担，在昆明医学院校园里营造了一种人性淳厚、其乐融融的氛围。

没有好的干部和理想的光芒，时代的步伐就不可能迈开。

当年，如果没有颜义泉这样的栋梁之才来承担大任，那场“运动”就可以把云南“奇货可居”的“留洋”专家们一网打尽。恐怕云南的医疗卫生事业很长时间都会“难以为继”。

颜义泉“力保专家学者”之仁，心在黎民百姓，乃是“大仁”。

解放初的云南，是一片瘴厉之地。内地的人们视云南为“畏地”，都不愿意来此生活工作。

记得小时候在街上走，偶尔见到边远地方来的人们，都是佝偻着身躯、脸色黑黄、营养不良者。边地很多人是畸形的。

广阔边疆缺医少药，基层的人民生活于疾病缠身的凄惨境地。云南山地的人民，“高山病”与生俱来，到处是悬挂着甲状腺肿瘤的“大脖子”病人，不以为是病，就此劳瘁一生。

在亚热带边陲，年年疟疾肆行，婴儿死亡率超高。流行的还有血吸虫病。

昆明医学院办学成功，桃李年年遍及全省基层。

今天，云南成为旅游大省。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于青山绿水间欣赏健康美丽的各民族人民跳舞欢歌，都羡慕这里的天然生态。

是否有人追念起，开创昆明医学院者的大功大德？

颜公的勋章

 

1933年3月，14岁的颜义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8月他所在的红六军团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经过云南石鼓镇，经历雪山草地，到达陕北。

1949年横渡长江，年底进军昆明。

颜义泉总结道：“55年过去了，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爱云南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我一直努力为云南各族人民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实践了投身革命时“打江山”、建设江山、“为人民服务”等等最初的信念。

 

风雨黎明

 

春花秋月的岁月轻快地过去。“文革”来临。

融和气氛还在人们的心里存留着。在学院教员们的心目中，那些外来的闯入者终归会离去，校园终归是大学的。犹如在教学楼前的两株高大樱花树，每年总会怒放。

当我从外面“大串联”回来，发现学院里颜伯伯和干部们都进了“牛棚”。

那时我们中学也没人来管理了。全是“各自为王”，跟着大学生们在社会上闹。

我呆在家里，看书、拉琴。早上跑步，在校园里打羽毛球。

当时干部的孩子们处于一种无辜的被冷落状态，他们都叫我“张姐”，跟着我玩，我就把她们组成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小小宣传队”，最小的才三岁。

两位老红军的子女都在其中，丽江军分区政委的孩子三个都来了。还有被大字报“封门”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小女。教师和员工的孩子也在里面。

我们还是“文革”前的那种“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

有一天，工宣队看到我们这个稚气可鞠的宣传队在排演，提出要我带队到全院周末大会上演出。

那天晚上，工宣队还把“牛鬼蛇神”们也从牛棚里带出来，让他们在台下“受教育”。

多年以后，颜伯伯曾经回忆起这个场面。

他说，劳动了一天，很累，想休息了。又被带去开会。照例低着头。不料耳边突然响起一个报幕的声音：“昆明医学院毛泽东思想小小宣传队，演出开始！”

那是他家“老五”的声音啊。他惊讶得抬起了头。果然，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小女儿丽雪精神抖擞地站在台上，手握一本红宝书。

其他“牛鬼蛇神”也惊而抬头，他们一一发现了自己思念的孩子正在台上欢歌笑舞，看得目不转睛。

那天夜里，“牛棚”的人们久久不能入睡，激动不已。

很快，有人向工宣队举告，说我“欺骗工宣队，把牛鬼蛇神的子女弄到台上”。工宣队宣布：解散这个宣传队。

早上，我率领着这批“失落身份”的孩子们，围绕校园的绿树草地跑步，喊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

有人认为我是在“示威”。

我们被彻底解散了。颜家“老五”成为我形影不离的伙伴。

形影不离的发小。后排相拥者为作者（中）与颜家“老五”丽雪（右），及学院子女雪梅（左）

 

我下乡了，回家探亲，学院里还是“工宣队”的天下。一天我在小门口碰见久违的颜伯伯，高兴地喊了他一声。

颜伯伯有点惊愕地一楞，很快他“嗯”了一声，用点头回答了我。那种内存的威严仍在。

他背后，那个工宣队员恶狠狠地瞪着我。

有人警告了我的母亲。我是一个回家探亲的知青，怕什么？最多他们提早把我赶回乡下去。

1976年，我进医学院当工人，被选为后勤片团支部书记。

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那几天，很奇怪的沉默，然后是学院发票组织大家看电影《决裂》。我和一伙小工人到了大观电影院门口，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我跳上石阶，大声喊道：“总理逝世了，我们还看什么电影？应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当场我把票撕了，碎片洒向空中。跳下石阶我就回头走。那伙小工人也跟着我回去了。

运用后勤片的资源，取出了仓库里的几匹黑布，我请居委会缝制黑袖套，张贴告示，让人们来领取。到黄昏时，学院里已经是一片举哀之色。

这是纯属地方性的发自人心的集会，我并没有与北京的事件有任何联系，也是对那越来越糟糕的时局的一种反抗吧。

作为昆明医学院的子女，从乡下回来后又来此工作。我想，我能听懂这个院校的知识分子与干部层的心声。

颜义泉出来了，无言的他一身黑色制服。他的出现，无疑是这次追悼会成功的关键。几乎所有的老师员工和干部，都参加了这次我以“共青团”名义组织的追悼周恩来总理大会。

还有一名单位外的干部，韩天石也跟在队伍的行列中。

我请来了一个中学小乐队，奏哀乐。

学院司机队长陈竞欧师傅开车送我们，把花圈运到昆明的检阅台广场。那里前来的人们络绎不绝。记得我们回来时见到步校的学员，也是卡车送去花圈。

不久，形势陡变。一天，家人正在灯下吃晚饭，昆医人保组的人冲进来，要我跟他们走。我说：“我喝完了汤走。”

我在学院内被禁闭，工人小伙伴往我的窗里投香蕉。支部里没有一个人揭发我。我又被送住寻甸农场劳动。

“四人帮”粉碎后，我才回到昆明家中。

 

九九归一

 

2017年九月，九十九岁的颜义泉，井冈山走出的“红小鬼”，红六军团的最后一个红军战士去世了。

国家领导人，现任和前任者都敬献了花圈，哀荣备至。

在滇池畔这个干部聚集的小区里，老人的去世只是家庭的事，一切安静如常。即使在他所创办的昆明医学院里，一拨拨更新过的人们，对这位元老也没有印象了。

当秋的凉意袭上高楼，虫鸣轻起。窗外华灯闪烁。我看到一盏灯暗淡下去。一位照耀过我的人走了。

他是我见到的最超凡的人。

几年前我去看他时，他对我说：

“刚钉了一颗扣子，花费一个早上。”

仅是一件生活小事，他却如此倔强自立。我震撼了。

颜伯伯的老伴有病，生活不能自理，所以他家中有两个保姆，一群儿女每天围绕。他坚持着“不扰人”、刚毅自理的品格。

时常有很多过去的部下来看望他，他总是简单明了地说：

“我都是老毛病，还可以，你们去忙你们的吧。”

同住一个小区，我时常会到颜伯伯家“蹭饭”。

我没有见过像他这个级别的领导，每天与保姆同桌吃饭。

他家的保姆，在院子里一面烧着纸钱，一面对我说：“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把盘子往我们这边推。”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工资，资助井冈山的几个贫苦孩子。

以一个贫苦出身的少年红军，他追逐理想跨过雪山草地，又追逐理想来到云南高原，他却至死没有背弃自己那种要“解放人民”，与劳苦大众平等相待的初衷。

颜公携家人回井冈山

 

2009年我首登台湾，回来就去看他。我告诉他，国民党那些高层人物，对我说：“佩服大陆现在的发展。”

颜伯伯傲然一笑，他说：“他们佩服了？”

在他的笑里有一种天真和亲切。鲁迅说“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指的这种气概。

有一次去看望颜伯伯时，他对我说过一句话：

“我是古人。”

他是清醒的，与那些安荣尊富的同辈人们不同，他一直在观照着现实。

这句话下面的悲凉，是他感受到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他所奋斗的方向，正在从这个现实世界中远去。

“我是古人”，这句话的意思，也意味着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合时宜。在他所创建的昆明医学院遭到“强拆”时，老教师们前来求助，然而他已经无能为力。当那棵巨大美丽的樱花树被吊车吊起时，一位老教师站在校园路口嚎啕大哭。

他选择了固守着他的价值观。耿直不阿、两袖清风、平等待人。熟悉他的人说他是“活菩萨”。

在医院里最后的那段时间，他说：“我这一生没有用职权为子女谋取任何利益。我对不起他们。”

告别仪式上，那些闻讯的昆医子弟赶来送老院长。

昔日副院长梁家椿的女儿抹着眼泪说：“医学院召收工农兵学员那一年，二毛听了同事们的怂恿，对她爸爸讲，自己想上。她爸爸不同意。”

二毛就是颜伯伯的二女儿，初三学生。在那些年头，大批的干部子弟成为工农兵学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颜义泉却对女儿说：“好好工作吧。”

其实当年进入昆明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文化层次多数是在二毛之下的。我曾经在家里帮母亲批改作业，了解他们的文化程度。

然而颜伯伯的克己，是不与别人作比对的。这是他骨子里的信念。

2006年7月，颜义泉在家中书房接受《云南日报》记者采访。

记者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喜欢读书”、“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思维敏捷，表达能力很强，而且记忆力很好，往往能准确地说出某个历史事件的具体日期”。

颜对记者说：“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因此没有上过学。”

“但我是幸运的。1928年初，我们县就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穷人的孩子都去上了列宁小学，我幸运地念了一年的书。”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识字课本，那是湘赣苏区编的，第一课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入学校，来读书。同志们，两件事：做工读书。新世界，读新书，穷人们，读穷书，工农兵，都穷苦，受尽压迫就要革命，世界不平才有革命！’下是这些课文的内容启迪了我幼小的心灵。1932年，我才十二岁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他至死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

我不相信救世主，但他确实是很多人心中的救苦救难者，是他们的一线生机、理想的光芒。 他是“最后的红军”。

作者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前

 

我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丽雪来信说，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的颜伯伯给我带来了稿纸，是云南日报社的一位朋友为我准备的。

那时的京西宾馆非常简陋。一大捆稿纸就放在那客房的小木板床下面。只有一把椅子，颜伯伯让我坐了，他自己坐在床上。

时至中午，颜伯伯带我到京西宾馆食堂去吃饭。

打了份饭，我们坐在长条的木板凳上吃。

我把这些稿纸带回北大，放在宿舍里。有充足的纸对我是多么开心。我连续地写出了最初的三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云》、《星》。

1996年我回乡拍摄《知青行》，颜伯伯出席了我的首映式。

不久，我被省里“人才引进”。

在颜伯伯的晚年，我回到故乡，又能时常见到他了。

爱因斯坦说：“宇宙中最大的能量是爱。”

他以如此的年迈和高位，保存着一份纯洁的光明，随时照见我，让我不允许自己混同于黑暗污浊与自私。

因为我也深爱着这块土地。

2017年10月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