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印度外交中历来存在一系列矛盾现象，冷战期间奉行不结盟战略却与苏联事实结盟，近年来与美国深度战略捆绑又始终不冠结盟之名，常年在美苏（俄）之间双面下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来回切换。2022年俄乌冲突中，印度与美国关系紧密却坚持所谓“中立”是这些现象的最新体现。本文通过对这些现象进行历史性回顾发现，印度大国结盟战略一直存在信誉缺失这一核心特征，并表现为三重背离。首先是言行不一，背离了国家战略信誉；其次是双面下注，背离结盟必需的排他性；最后是内外有别，背离了引领不结盟运动的国际道义。这些失信行为并非印度刻意失信，而是印度大国雄心和有限国力之间的落差、战略自主和现实主义的拉扯以及印美在相互需要和互不信任之间的纠结这三种因素的必然结果。探寻印度大国结盟外交的特征、表现及成因，有助于理解印度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深化对印度外交的认知，也能为研判印美关系走向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俄乌冲突；印太战略；印美同盟；印俄关系；多向结盟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印度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战略支点国家之一，却没有附和美国等谴责俄罗斯“qin略”的声调，而是反复呼吁双方停火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在多家俄罗斯银行被逐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后，印度与俄罗斯搭建替代性的卢布——卢比支付系统，使双方贸易不降反升。尤其在西方对俄罗斯石油采取禁运和限价等措施时，印度仍不断买入，俄罗斯石油在印度石油进口总量中的占比从2022年1月的2%提高到6月的13%。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人权理事会上发起多轮针对俄罗斯的程序性投票和决议草案，印度全部弃权。针对荷兰驻联合国大使指责印度不尊重《联合国宪章》以及西方批评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等行为，印方强势回应。在印美关系不断升级、印度已跻身美国“最亲密盟友伙伴圈”之际，印度这番表态与行为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十分沮丧，印度大国外交战略中一系列背离现象因此更为突出。
一、文献回顾
（一）现有理论解释
关于印度在俄乌冲突中与美国离心的行为，学界提出了三类解释是“对俄武器依赖论”，即虽然印度近年来持续推进武器进口多元化，但俄制武器在印度军备中的数量占比仍有绝对优势。为继续获取俄制武器，印度不得不在俄乌冲突中偏向俄罗斯。二是“维护战略自主论”，即虽然当前印美关系紧密，但印度始终高度珍视战略自主，不愿与美国完全绑定，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便是印度彰显自主和保留战略空间的举动。三是“联俄应对中巴论”，即相比俄乌冲突，中国与巴基斯坦才是印度最大的安全关切。印度此次在俄罗斯危难之际施以援手是寄望于俄罗斯在印中和印巴博弈时给予对等回报。
本文认为上述分析均有合理之处，但其视野局限于俄乌冲突，未能关注更长的历史进程。印度此番行为并非孤例。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时，印度便在联合国大会关于谴责俄罗斯的决议中弃权，支持俄罗斯争取在周边地区的“合法利益”。实际上，印度自独立以来的大国外交尤其是其结盟战略便存在各种“反常规”（anomalous）现象。比如其不结盟战略就名不符实。林承节发现，虽然印度历届政府均以不结盟为外交最高原则，但行动上却从未受其束缚，而是在应国际国内需要而不断调整。尼赫鲁在中印边界战争后迅速与苏联走近，英·甘地则与苏联完成了事实结盟。陈继东认为，印度将中印战争的失利视为不结盟战略的失败，因而将外交战略从“消极不结盟”转向“积极不结盟”，即政策上仍坚持不结盟，但在行动上灵活依靠某一超级大国，以迅速提升国力。邹琼把冷战后印度宣称不结盟的同时与俄美过从甚密称作“改良的印度式不结盟外交”。马孆认为，不结盟战略只是工具和手段，是为印度外交的终极目标——实现大国抱负服务的。也就是说，它并不坚持不结盟或结盟等特定战略，而是应现实需求灵活挑选运用。尤其是21世纪以来，印度虽然宣扬多向结盟战略，却仍不与某国真正结盟，而是挑选印美、印俄关系中具有较大合作潜力的议题与美俄构建单独的紧密合作关系，即所谓的“议题结盟”、“选择性结盟”和“软结盟”。印度学者也承认，不结盟和多向结盟都是表面称谓，主导印度外交的核心原则是在快速变化和挑战不断的环境中保持极度灵活性。学界对印度在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左右逢源颇为关注。早前学者们惯于将印度称为“摇摆国家”（swing states），即在美苏（俄）竞争走向不明时，印度无法决定追随哪一方，便同时与双方保持友好关系，在重要议题上左右摇摆。在国际关系引入“对冲”概念后，林民旺和李莉等学者提出，不结盟和多向结盟都是典型的战略对冲，即同时与美俄交好，一旦双方决出胜负，与胜者交好的利益便可抵消败者造成的损失。针对印度两面下注的行为，美国学界较为困惑，“作为一个民主体制、遵循规则和维持现状型的国家”为何“会与俄罗斯这样专制、破坏规则的修正主义国家产牛强烈认同？”
学者们也曾就印度外交是由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驱动表达不同意见。安德鲁·肯尼迪（Andrew Kennedy）对比毛泽东与尼赫鲁在制定外交决策时的驱动因素后认为，毛泽东信仰军事效能（martial efficacy）在外交中的作用，尼赫鲁则更重视道德教化（moral efficacy），倾向于通过外交而非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内特吉·科尔（Navtei Kaur）认为，早年留学欧洲的经历、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对残酷战争的厌恶使尼赫鲁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更多学者认为尼赫鲁具有双面人格，既爱好和平、崇尚中立和不结盟，又拥有高度务实的政治智慧。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尼赫鲁是个“极其矛盾的人”。作为国父，尼赫鲁个人性格的双面性也造就了印度外交的矛盾性。陶亮认为，印度整体外交战略倡导理想主义的不结盟，在南亚地区则以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为基调推行霸权主张。赵干城也指出，国际不结盟运动和地区霸权追求是印度外交的一体两面。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则承认，印度外交最突出的特征是采用“被规范性修辞掩盖的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方法”。
学界对印度大国外交中的诸多矛盾现象展开了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客观来看，这些研究多关注一种现象、一类矛盾、一项理论或一个阶段，鲜少对这些看似分散却都表现为矛盾、对立和模糊的现象进行横向对比和内在关联探索，因此成果的解释力难以延伸和拓展。比如李莉发现印度时而坚守“不结盟”时而偏离，是受到两个因素影响，即超级大国与中国关系的好坏和国内领袖的强势与否。那么，印度一边坚持“多向结盟”一边与美国进行深度战略对接，又出于何种原因？“战略对冲”准确概括了印度同时与美俄交好的动机，即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且胜负未分时的权宜之计。那么待环境明朗，印度理应明确追随某一个国家，但20世纪70年代冷战正酣时印度选择与苏联结盟、90年代美国赢得冷战后印度仍与俄罗斯交好，这些又超出了解释范围。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矛盾现象本身并不罕见，而是广泛存在于国际关系中。比如印度与美国深度战略捆绑又不愿冠以结盟之名，中国与俄罗斯同样多年坚持“结伴而不结盟”。印度在美俄之间双面下注，高丽在北宋和辽国之间、1945年-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府在美苏之间、越南在中苏之间、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间也有双面结盟的现象。但是，众多矛盾的同时出现和长期存在，却是印度大国战略中独有的。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这些现象能否被整合和归类，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和共同特征，以及它们在印度外交中扎堆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二）分析框架
在国外学者关于印度不结盟战略的研究中，经常可见“掩饰”和“伪装”等形容词。印度智库政治研究中心主席普拉塔普·梅塔（Pratap Mehta）认为，以理想主义为依托的不结盟战略只是印度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对虚弱的掩饰”和避免卷入冲突的“诡计”（ruse）。美国印度专家斯蒂芬·科亨（Stephen P.Cohen）称，美国一直认为不结盟战略是个“赝品”（phony）。中印关系下行时，印度国内强硬派还呼吁印度“抛弃伪装”，承认印度作为美国盟友的身份，与美国联手制华。美国智库遗产基金会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认为，不结盟战略远比外界认为的更加灵活和更没原则。
战略信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术语。阎学通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中提出，战略信誉是国际道德的最低标准，是大国建立国际权威的前提。他认为，战略信誉指的是一个国家信守承诺和言行一致的程度。言行一致除了严格履行对他国做出的承诺，还包括内外一致，即一国在国际社会宣扬的价值理念和国内实施的理念的一致。周建仁则提出，判断一国战略信誉的高低除了看言行是否一致，还要看前后是否一致，即信息内部逻辑自洽，前后阶段不发生明显变化。梳理关于印度不结盟战略“伪装”、不讲原则等论述和其他“反常规”现象可发现，这正是战略信誉的反面。比如声称不结盟战略却在事实上结盟，属于言行不一。在国际不结盟运动中倡导反霸和反干涉，在南亚对邻国施展强权手腕，则是内外不一。在美俄之间双面下注，可归结为前后不一。因为与A国结盟，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结盟均意味着不能再与A国的对手国B国结盟。1971年的印苏和2014年以来的印美显然达到了低水平结盟，但印度却仍保持与盟友的对立国交好，违背了此前结盟的排他性承诺。
基于上述思路，本文提出，无论是超然的不结盟、冷眼观望的战略自主还是多面下注的多向结盟，印度大国结盟战略始终存在一个核心特征，即信誉缺失，并在实践中表现为三重背离。一是口头宣扬不结盟（或结盟）战略，实际行动却与此背离；二是与一国结盟后又与其对立国保持密切联系，与结盟的排他性承诺背离；三是在南亚地区实施霸权外交，与国际不结盟运动背离。失信行为通常是基于短期的成本收益分析，但印度战略信誉的缺失存在更深层的三个成因。一是印度对大国地位的渴求和有限国力之间的落差，二是印度外交文化在战略自主和现实主义之间的拉扯，三是印美在互相需要和互不信任之间的纠结。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失信与背离行为成为印度大国结盟战略的必然结果和最佳选择。
对印度大国结盟战略特征、表现及成因的探寻，有助于深化对印度大国外交战略的认知，也能为研判印美关系走向、经营中美印和中俄印三边互动提供参考。尤其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俄乌冲突走向不明之际，印度在国际格局和地区秩序中的作用愈加关键。有人认为印度已绑上美国全面制华的战车，而本研究发现，印美的深度战略捆绑仍面临诸多障碍。
二、印度大国结盟战略的三重背离
背离（deviation）是指某一事物、行为或战略脱离原来的正常的或公认的轨道、常规和习惯等。国家外交战略展示一国对国际事务的基本立场是外交行动的根本遵循，即使行动与战略偶有出入，整体仍应在同一轨道。然而，从不结盟到多向结盟，印度的大国外交始终以战略信誉缺失为底色，其外交实践一直处于与战略主张高度背离的状态。
（一）言行不一——背离结盟/不结盟战略
印度独立之初，尼赫鲁确立了印度既不依附美国也不投靠苏联的立场，实践中也努力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有学者统计1947-1963年印度在联合国大会决议中的投票，发现印度与美国和苏联的投票一致性均低于75%这一形成“投票集团”的基准，还投出大量弃权票，表明印度不介入冷战和坚持不结盟的立场。虽然美苏均对印度的中立十分不满，但为避免印度倒向对方，开始极力拉拢印度。从印度独立到1959年期间，美国对印度援助达17亿美元，1965-1971年更高达42亿美元。苏联的援印资金较少，但在1955年《苏印技术交换合作协议》中苏联承诺向印度派遣大量工业与工程专家，并提供大批生产设备和原材料。
在中印边境战争中的失利使印度的不结盟立场发生明显动摇。尼赫鲁在1962年11月连续向肯尼迪总统发出两封求助信，第二封直接请肯尼迪总统派空军参战。美国空军即刻派出波音707和C139运输机为印度前线运送武器弹药，还计划对中国发起禁运和制裁。为加强沟通，印军还向美方实时汇报战况、战术及其他援助需求信息。美国同时承诺在1962~1965年间向印度提供3.1亿美元援助和贷款，在1964年提供为期五年的5亿美元援助和借款，支持印度的国防建设。由于需要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支持，苏联敦促中印保持克制，但在1964年与印度签订军事援助协定，承诺为印度修建三个米格飞机制造厂并提供44架米格21战机等，总价值8亿卢比。作为回报，当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印度身为国际不结盟运动领袖一直保持沉默。苏联总理柯西金称：“世界上每个国家都羡慕苏印关系。”
1971年11月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前，美国力劝印度不要开战，在开战后又暗中支援巴基斯坦，并派出以“企业号”航母为首的舰队进入孟加拉湾，对印度实施核威慑。苏联则早在8月即与印度签署了《印苏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宣告事实结盟。战争中，苏联为印度提供了从军事援助到国际声援的大量支持，还派出两组巡洋舰和驱逐舰及一艘载有核弹头的潜艇与“企业号”航母形成对峙。印度自此完全偏离不结盟。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谴责苏联的议案，印度投出反对票，解释说苏联是应阿富汗阿明政府之邀。苏联投桃报李，对印度1974年吞并锡金、首次核试验等予以支持。从1971年印苏签署《印苏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到1985年拉·甘地上台，苏联为印度提供了从经济、军事、工业到能源和科技等领域的广泛援助，满足了印度武器进口需求的80%。
冷战后，印度外交在短暂的迷茫期后再次回归不结盟，但战略天平开始倒向美国。海湾战争爆发时，印度允许参战的美国军机在印度空军基地进行起降和加油。在野的国大党对此予以强烈批评，认为背叛了同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的伊拉克，背离了不结盟立场。1998年印度核试验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出访美国，宣告印美为“天然盟友”，引发印度国内舆论哗然。但是，印度的表态起了作用，美国态度逐渐软化，又逢“9·11”事件发生，美印进一步走近。2008年美国国会正式批准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关系发生重大突破。应注意的是，尽管不结盟战略此时已经式微，但其名义上仍是印度外交的核心原则。
基于这种以不结盟之名行结盟之实的做法，印度诸多外交行为呈现出虚实难辨的面貌。例如，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署的《印苏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明确规定了两国作为军事盟友的“担保”义务，如承诺不加人任何反对对方的军事同盟、不与其他国家建立与本条约不兼容、或对对方造成军事损失的义务，如一方遭遇攻击，另一方将采取有效措施来确保两国和平稳定，但条约第五条又表示“苏联尊重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同年12月。印度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推动通过《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要求各大国（主要指美国和苏联）撤除在印度洋的所有基地、军事设施、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此外，苏联要求使用印度在印度洋的海军基地、鼓励印度带头组建“亚洲共同安全体系”以遏制中国。则均遭到印度拒绝。
21世纪印美关系每次取得重大进展时，印度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一是印度对与美国2016年签署《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的立场。2003年美国向印度提出相关建议，但辛格政府一直未予回应。2016年8月协议签署后，印度反复对外解释印美不会共享共建军事基地，只是为彼此的军舰提供后勤保障。有学者认为，印度是美国“不能明着说的非北约盟友”。二是印度对参与“印太战略”的态度。印度一边迅速提升与美、日、澳的双边合作级别，一边澄清四方安全机制不是拜登所谓的“民主同盟”，而是开放性合作机制，无意围堵中国。2021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升级至首脑级别后，印度在每年的首脑峰会上均会提出与美、日、澳不同的议程，印度成为机制的“最薄弱环节”。2021年9月华盛顿峰会的公报并未聚焦美日澳关心的印太地区安全问题，而是如印度所愿关注全球气候、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链供应链。2022年3月的东京峰会同样如此。外界预测俄乌冲突将是峰会的重要议题，但峰会声明没有提及俄乌冲突印美领导人的双边声明也只用“拜登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不正当战争”一句带过。
（二）双面下注——背离排他性承诺
尼赫鲁在谈及印度接受外国援助时曾有著名论述：“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个篮子里是不明智的政策。”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也表示，只结交一个盟友展示的不是印度的忠诚而是虚弱，印度绝不能只依赖某一个国家，印度必须拥有多种选项。印度大国结盟战略的第二种失信表现即是不遵守排他性这一结盟的核心承诺，始终在美苏间套取双倍收益。
1950年年底，印度在面临严重粮食危机时向美国和苏联同时求援。由于印度反对在朝鲜战争中谴责中国且宣扬不结盟，美国国会对是否援印争论不休，迟迟没有定论。1951年3月30日，苏联率先向印度提供援助。4月22日，印度驻苏公使向美国驻苏大使表达对美国行动迟缓的不满，强调苏联和中国提供的小麦正在运往印度途中。在此刺激下，美国总统6月签署《对印紧急粮食援助法案》，向印度提供1.9亿美元用于购买粮食。美国还推动世界银行向印度提供贷款，并与英、法、日、加、德成立了“援印国家俱乐部”。
中印战争爆发后，印度仍同时向美苏求援。如前所述，美国全力支持印度，提供情报、军事物资、空中支援和对华威胁等支持，苏联也持续加大对印军事援助力度。即使1971年印苏结盟使印美关系急转直下，印度仍保持与美国接触，维持美国对拉拢印度的希望。1985年，拉·甘地在出访苏联后立刻出访美国，强调印度与苏联的友谊并非为了反美，印度始终坚持“不结盟”。里根总统对这一表态十分赞赏，邀请拉·甘地在国会发表演讲，这也是继尼赫鲁后第二位获此待遇的印度总理。1987年拉·甘地二度访美，更新了英·甘地签署的《美印科学技术协议》，还得到美国克雷超级计算机的出口许可。
冷战结束后，印度更自如地游走于美俄之间，其中防务合作是最突出的例子。普京上台后，印俄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就成立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共同研发“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出售航空母舰及核动力攻击型潜艇事宜进行商议，两国军事技术合作上升到全新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也借反恐战争之机，大力向印巴推销武器。2004年12月，普京访印后仅两天，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赴印推销“爱国者”防空导弹。2010年12月，俄印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享有特权的特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美国也在同年解除了针对印度的高技术出口限制，大量主战装备进入印度武器库。在2008年至2012年间，印度从美国进口的武器数量比2008年至2012年间增长了557%。2018年7月，美国将其核心盟友才享受的“战略贸易授权-1”地位授予印度。当前，印军现役装备中俄制装备的比例和金额仍远高于美制装备，但美国对印武器出口呈现出数额高、频次快的特点。
除了在美俄之间游走，印度还在美俄主导或作为主要成员的多边机制间穿梭。2017年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同年与美日澳重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2018年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上，印度先与中俄领导人举行三方首脑非正式会晤，主张加强三国合作机制，随后举行首次美日印首脑会谈，共商对中国崛起的关切。2021年9月，印度先赴俄罗斯参加“西方2021”军演，又于10月与美日澳举行“马拉巴尔”军演。2022年9月，印度先派出小型军事分队参加俄罗斯“东方2022”军演，随后参加四方安全对话的高官会、与美国举办“2+2”会议，9月16日又参与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
（三）内外有别——背离国际不结盟运动
印度于1961年将不结盟战略推向国际，发起国际不结盟运动（NAM），成为第三世界反战和维护和平的代言人。然而自1947年以来，印度与巴基斯坦共爆发三次大规模战争和卡吉尔冲突，印巴边境始终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印度和中国爆发一次边界战争，边境摩擦不断，2017年以来多起边境械斗和对峙导致中印关系恶化。在这些事件中，印度要么主动挑起事端，要么不断升级战事，这与不结盟运动倡导的和平和反战精神相抵触。
不结盟运动的另一原则是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但印度自独立伊始便继承英国殖民遗产，逐步攫取对南亚小国的控制权。1947年，印度与锡金签订条约，将锡金确定为印度的“受保护地”（protectorate），1975年将锡金变为印度的第22个邦。1949年8月，不丹也成为印度的“受保护国”（protectedstate），从印度或者经印度进口武器必须获得印度的“协助与允许”。在不丹的强烈要求下，双方于2007年重新签署友好条约，删除相关内容。尼泊尔是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如尼赫鲁认为的，两国历史文化联系紧密，印度并未将尼泊尔视为外国，因此现实中经常对尼泊尔施压。1988年和2015年，印度因尼泊尔从中国进口武器及国内爆发抗议等原因，关闭尼印边境通道长达数月，使身处内陆的尼泊尔遭遇严重物资短缺。在1983年斯里兰卡内战中，印度又以防止战局失控为名深度介入斯里兰卡内政。
英·甘地的南亚政策曾被称为印度版“门罗主义”，她提出：印度不干涉南亚各国内政，除非受到某国的请求；印度也不容许域外力量干涉，假如一国需要外援来平息国内危机，必须先在地区内部寻找援助。面对这种强势政策，南亚各国时常担心会成为第二个锡金。即使20世纪90年代印度出台了以“古杰拉尔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睦邻、助邻和与邻国发展平等关系的政策，但印度仍被认为仅是从“恶意霸权”（malign hegemon）变成“仁慈霸权”（benign hegemon）。近年来，印度不断修复与邻国关系，地区霸权做派与国际不结盟精神的抵牾已有所缓解，但印度投身美国“印太战略”后，区域内外战略再次发生冲突。印度大力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支持东盟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议程中发挥中心角色，但这与“印太战略”构成天然矛盾。“印太战略”以推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谋求地区秩序主导权为目标，而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对内构建地区协调与对话机制，对外营造和平稳定环境，在主导国的实力、议题的强势度等方面均无法和后者匹敌。因此，将“印太战略”引入本地，必然使东盟的中心性沦为空谈，甚至可能让东盟被吸收成为“四边机制+”的组成部分。
三、印度三重背离的成因
缺失战略信誉引发的三重背离贯穿于印度从独立至今的大国结盟战略始终，这与印度重视短期收益和轻视战略信誉有关，但这些现象长期集中在印度而非其他国家则有更深层的成因。
（一）大国抱负和有限实力的落差
印度古代政治思想一直存在“印度中心观”和“婆罗门世界观”，即倾向于将种姓制套用于国际关系中，并预设“印度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加上民族解放运动中对印度灿烂文明的宣传，激荡出印度对强国地位的举国期盼。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将这种大国情怀发展成国家意识形态，提出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莫迪上台后，将印度建设成“世界级大师”（world guru）、“世界领导”和“领导性强国”成为印度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从最高决策者、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印度深信其必然获得与文明成就相称的大国地位，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
但印度的国力与雄心显然仍有一定距离。巴里·布赞等美国学者认为印度作为大国已经崛起。但印度学者的评估相对保守。有学者系统梳理了全球性大国、大国、中等国家等概念，认为印度不是大国也不是小国，而是不断上升且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中等国家。有学者用“不是所有发光的都是金子”来形容印度发展成就被夸大的现象，认为印度的国际地位近年来确实有所提升，在一些国际议题上拥有了一票否决的能力，并且这种“否决角色”（veto-player）会给人造成印度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错觉，但它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实力。印度多位领导人也发现印度自我定位与外界认知之间存在差距。瓦杰帕伊曾抱怨：“每一个印度人……始终相信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没有认识到这个明显的事实。”
如果一国足够强大，要么如传统现实主义者摩根索提出的避免结盟，要么在结盟时扮演主导者的角色。中小国家由于无力应对外部威胁，更需要与大国结盟，获得经济援助和对敌方的威慑，但也因此成为大国的追随者和听令者。大国抱负和有限实力之间的落差使印度在结盟与不结盟之间举棋不定。面对粮食紧缺、印巴冲突和中印边界战争等危机，它必须寻求大国的帮助，但无法接受与大国结盟后沦为盟友的从属。在此情况下，言行不一便成为最佳选择。冷战中，印度坚持不结盟战略以保持独立及回避冲突，客观上还能将自己塑造成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与美苏“平起平坐”。如遇重大危机，它便在不结盟战略下寻求大国支持甚至结成事实同盟。冷战后印美关系缓和的过程也体现了印度这种纠结。印度精英基于大国尊严，不断谴责印度领导层向华盛顿屈服，“变成美国的跟班”，但领导层却执意推进印美合作，因为失去苏联这一盟友后印度必须主动与美国走近以确保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优势和国际空间。有学者分析，印度积极参与“印太战略”，除利益考量外，还因为它体验到作为地缘政治中心和大国的优越感。它在“印太战略”和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中提出大量与美国相异的主张并非出自真心，也不全为安抚中国，而是希望作为重要成员彰显自身独特价值和话语权，同时平息国内对其突破不结盟底线的批评。
大国理想与现实落差也可以解释印度在国际上引领不结盟运动和在南亚推行强权政治的矛盾。不结盟战略和国际不结盟运动均是印度无力与美苏展开直接博弈但又想保留大国尊严和主权独立的战略设计。但在南亚印度不存在目标与实力的差距，拥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因此它无须以不结盟做掩饰，可以充分施展强权政治，追求地区主导地位。
（二）战略自主与现实主义的纠缠
战略自主是指一国政府不受外界压力，在内政外交问题上采取它希望采取的任何立场，并拥有随意改变这些立场的能力，即一种“行动的自由”。战略自主既是20世纪90年代接替不结盟战略的印度过渡性外交战略，更是印度大国外交的一贯宗旨。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印度一直坚持战略自主，如拒绝加入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在印苏结盟后仍拒绝苏联使用印度港口军事设施、反对苏联提出由印度创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以遏制中国的提议，1972年印度还顶住压力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一定贡献。但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发现，所有国家都会追求战略自主，但存在一个度，一旦依赖某国的收益超过成本，自主性便可以被交易。这种高度现实主义的自主观正是印度大国结盟战略的写照。尼赫鲁曾说：“只要危机发生……一切不适合民族利益的其他东西都被扫除净尽了。”为了减轻美国对印度不结盟战略的不满，尼赫鲁1949年访美时向美国保证“当自由和正义受到威胁或发生侵略时，我们不能也不会坚持中立”。
在战略自主和现实利益之间的纠缠体现在印度各个时期的结盟战略中。在和平时期，印度高举战略自主和不结盟旗帜，与美苏同时交好，获得了远超其他中小国家的行动自由。但在发生危机时，自主原则会让位于现实考量，印度领导人不惜忍受“耻辱时刻”向苏美求援。2010年后印度与美国合作提速，两种思想在印度战略界的交锋也更为激烈。多位印度学者在2012年联合发布《不结盟2.0》报告，认为美国的友谊历来附加苛刻的条件，曾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其战略自主均遭到削弱，印度和美国最好只做朋友而非盟友。2020年中印边界对峙后，有学者提出应对与中国冲突的最佳方法并非增进印美关系，而是复兴不结盟战略。但现实主义者认为，过分强调战略自主使印度成为胆小和自我孤立的“豪猪”，妨碍了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进程。拉贾·莫汉就提出，印度坚持战略自主、不和美国结盟，违背了印度的长远利益，主张印度放下对战略自主的执念，将印美关系推上新台阶。对此，有学者指出，战略自主只是印度外交的相对原则，现实收益才是绝对的。当与美国走近可以使印度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时，印度便无须执着于自主。印美签署三大军事协议时，两种立场的对立更趋显性。国大党批评《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是“对历史上被反复证明正确的战略与军事自主的根本背离”，印度共产党认为《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是“拿印度的国家主权与美国做交易”。当然，对于以上批评，莫迪政府未予理会。
可以看出，在印度大国外交的语境中，战略自主一直处于被曲解的境地。英·甘地曾表示，一定程度上的大国外交并不违背自主原则，她通过在美苏间保持平衡来彰显印度外交的独立性，而非以维护独立性为前提推动与美苏的合作。近年来，印度学界也在尝试重新定义“战略自主”，旨在从根本上弥合它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为其战略失信行为正名。代表人物哈什·潘特（Harsh Pant）认为，真正促进战略自主的是加强而非避免伙伴关系。换言之，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会增强对中国的战略自主；与俄中组建三边联盟，则能增强对美国的战略自主。在此逻辑下，战略自主不仅意味着保持本国外交决策及实施的高度自主性和调整权，还包括掌握对他国的战略优势和筹码。多向结盟战略则是印度官方整合自主与利益两种诉求的成果。它以“结盟”为由发展与美国的准盟友关系，用“多向”延续与俄罗斯的特权伙伴关系以及维持印中关系的表面和平，在“战略自主”的叙事下谋求不受任何束缚的结盟自由和国家利益最大化。
（三）印美互助与互不信任的拉扯
印度与美国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合作动能。对美国而言，冷战期间为防止印度倒向苏联，美国以粮食、经济和军事援助竭力拉拢印度。冷战结束后，美国积极向全球投射影响力，印度成为其进入印度洋的支点。“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印度为阿富汗战争及阿富汗重建提供后勤、转运、技术和资金等多重支持。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的陆续出台，印度的地缘政治价值又使其成为美国盟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从印度的角度讲，它在遭遇粮食与安全危机时急需美国的援助，在冷战中则借助美国抵御与苏联结盟的压力，苏联解体后又期待美国在印巴冲突、经贸合作和核能等领域给予其支持，助推印度全面发展。莫迪上台后，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承担重任，旨在获取对华战略优势，实现大国梦想。
印度与美国存在合作动能，但印美间也存在信任问题。首先，印美对彼此实施平衡外交不满。美国对印度声称的不结盟一直颇有怨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指责不结盟“不道德”。当印度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问题上与苏联持相同立场时，杜鲁门总统称尼赫鲁为“共党分子”（commie），美国国会还就是否向印度提供粮食援助争论许久。在印苏签署《和平友好与合作条约》和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后，尼克松甚至在与国务卿基辛格的私人谈话中大肆辱骂英·甘地和印度人。印度对美国在印巴之间的平衡外交同样恼怒。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美国在联合国力促停火协议，并中断对印巴的军事援助。虽然严重依赖美制武器的巴基斯坦受影响更大，但印度仍深感冒犯。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美国力挺巴基斯坦，将“企业号”航母驶入孟加拉湾，更成为印美关系中难以愈合的伤疤。
互信问题也来源于印美在印度洋主导权上的战略分歧。印度将印度洋视为印度人的海洋，十分警惕域外国家进入。1971年，美军将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扩建为综合性军事基地，这一行为遭到印度的强烈反对。目前，印度积极借“印太战略”提高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地位，并非将主导权拱手让给美国，但美国的目标是利用印度向印度洋投射影响力并主宰印太和国际秩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还表现出遏制印度海军发展的意图。美国战略界一直存在关于印度是美国盟友还是挑战者的辩论。兰德公司研究员对比中国和印度的外交政策、联合国投票记录和贸易投资政策后认为，印度崛起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不会小于中国，美国必须有所防范。此外，印美具体政策上的摩擦也在特朗普时期不断暴露，包括美国取消印度普惠制贸易地位、将印度列入“货币操纵国”观察名单、在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爆发时对印援助不力等。
彼此“不忠”、战略分歧和政策摩擦使印美双方难以达成深度信任。在瓦杰帕伊发表“印美是天然盟友”言论后，美国各界认为这一言论既不可信也不可行。美国前情报官员发现，印度军队中各级军官均对美国抱有“高度不信任和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这种互不信任却又互相需要的彼此拉扯，使印美关系呈现出曲折中前进、既亲密又防备的状态。冷战时期，印度在遭遇危机时第一时间向美国求助，但又会因美国反应迟缓及附加条件而深受打击。冷战后，印度不断推进与美国的军事和战略对接，但又频繁发表强硬表态，在重要问题上与美国唱反调。在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时印度既被美国提供的“印太中心”和“战略轮楔”角色所吸引，又不愿与美国形成全面的战略捆绑。瓦杰帕伊2001年在美国亚洲协会就曾呼吁美印“走出过去犹豫不决的阴影”。2016年莫迪也宣称美印“已走出了犹豫”，然而这种犹豫目前仍盘桓在美印关系中，
四、印度大国结盟战略的走向
信誉缺失通常会给一个国家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同盟的弱化、国际空间的压缩等，然而印度大国结盟战略的多重失信行为却为其带来大量收益。印度在冷战时未加入任何一方阵营从而保留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被两大阵营争相拉拢而享受双重援助，在遭遇危机时获得盟友的物质支持和战略背书，又因回避结盟承诺而保持着行动自由和其他结盟选项；在周边外交中施行强权，又在国际上引领不结盟运动并获得广泛赞誉。然而，俄乌冲突带来新的不确定性，虽然目前印美和印俄关系仍并行不悖发展，但印度双面下注的空间已受到明显的压缩。
（一）印度大国结盟战略何以为继？
印度学者在2020年提出，印度在美俄间的摇摆和“战略混乱”存在巨大风险，将对国家利益造成不良后果，并认为印度应“忘记俄罗斯”。俄乌冲突后有学者提出，印度长期“脚踩几只船”会使所有人失去对印度的信心，多向结盟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清谈俱乐部。然而如前所述，印度依靠实施独特的大国结盟战略获益丰厚，很难主动放弃这一战略。要判断印度的走向，不能只看美俄对立或实力消长等外部因素，需要回归印度大国结盟战略的形成机制。若印度实现综合国力飞速提升并跻身真正大国行列，因大国渴望与有限实力的落差而产生的不安全感消失，印度可能会放弃当前的言行不一而明确与某大国结盟或完全不结盟。如果印度放弃战略自主而以现实主义为指引，一旦对华疑惧增加也可能选择与美国结盟。如果美印解决了当前分歧而达成深度互信，印度也可能放下戒备而完全投入美国阵营。相比而言，如果俄美彻底决裂、美国要求印度放弃俄罗斯而对美国绝对忠诚，印度对美国的不信任反而会继续扩大，双面下注的决心将更强烈。印度外长苏杰生2022年10月被问及印度是否会减少对俄武器依赖时反驳称，印度之所以购买俄罗斯武器是因为西方几十年来并未向印度提供任何武器。这表明，印度视美俄对立加剧为提高自身要价的机遇。
（二）美国会继续容忍吗？
印度大国结盟外交最难理解的地方在于，为何美国和俄罗斯都会容忍印度这些失信行为。当前学界对大国容忍小国双面结盟存在以下几种解释。曹玮、杨原认为北宋和辽之所以默许高丽“脚踩两只船”，一是两国正处在彼此僵持和胜负难分的状态，没有足够的能力要求高丽绝对效忠；二是高丽存在政治合法性和军事安全这两种需求，北宋和辽分别只能满足其中一种。周方银和王旭彤补充了另一个原因，即弱国A与相互敌对的B和C结盟时，只要AB同盟不针对C和AC同盟不针对B，B和C便有可能接受。李婉盈则引入“沉没成本”概念，认为美苏（俄）已持续多年为印度提供丰厚援助以换取印度的中立，如果某国率先减少或停止投入，此前投入便会一笔勾销，印度将完全倒向另一国从而使某国在双方对峙中大获全胜。
这些解释均有助于理解为何美俄一直陷在对印援助竞赛中无法自拔且在印度触及红线时也只会适度敲打而不会重拳出击的现象。2016年8月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后俄罗斯随即在10月与巴基斯坦举行军演，并向巴出售4架米-35武装直升机。2018年10月印度宣布将购买5套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后，美国马上威胁将采用《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对印度展开制裁，但以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Tanvi Madan）为代表的学者呼吁美国不要重蹈冷战期间逼印度选边站、将印度推入苏联怀抱的覆辙，认为应继续为印度提供先进武器及相关技术使其自愿放弃俄罗斯。不久，美国取消对印制裁。2020年10月，美印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原定的印俄年度峰会20年来首次取消，印媒认为印度积极参与美国牵头的“亚太小北约”已彻底激怒俄罗斯，但随后俄印和好如初。在俄乌冲突刚爆发时拜登曾批评印度“摇摆”，并暗示如果印度破坏美国对俄制裁将遭受严重后果，但同年4月印美“2+2”对话中美国只提及将与印度就冲突保持密切磋，商未表达对印度立场的不满。
虽然美俄目前仍对印度大国结盟战略采取包容态度，但未来如果美俄走向完全对立，美国是否会对印度进行极限施压促其选边，抑或认识到印度长久以来的失信特征和矛盾本质难改而淡化甚至疏远与印度的关系，目前仍无法得出可靠结论。
作者：李亮（作者是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所长助理，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转载自2023年第2期《南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