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西汉张骞“凿空”之行的“丝绸之路”是新航路开辟前欧亚大陆内部东西方文明交往的主要通道。“丝绸之路”长距离的交流需各区域接力式地完成，而沿线城镇是“丝路”得以延续、贯通的重要节点，相互连接的交通线构成了“丝绸之路”的完整网络，诸多商栈、营地、城堡和定居地等因“丝路”开辟而成为影响深远的“丝路”名城。伊朗西部的历史名城大不里士在13—14世纪的兴起，就与蒙古帝国政治框架下“丝绸之路”的复兴密不可分。
国外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较多。拉施特主编的《史集》是研究大不里士城市的原始材料，其中对拉施特区和城市巴扎的描写，为大不里士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材料。罗克珊·帕兹尼克的《丝绸之路上的大不里士：13世纪的欧亚文明交往》是一篇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学术论文，作者将大不里士放在伊尔汗国统治和“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从贸易网、文化交流和对外交往三个方面全面地展现了这一时期大不里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局面。穆罕默德·莫拉蒂和贾法普尔的《伊尔汗国城市发展：基于穆斯林信仰为城市核心的研究——以大不里士为例》穆罕默德·莫拉蒂、S.贾法普尔：《伊尔汗国城市发展：基于穆斯林信仰为城市核心的研究——以大不里士为例》在对12世纪和伊尔汗国时期的大不里士城市范围比较的基础上，分析瓦克夫制度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附录了12世纪大不里士城区图和13世纪大不里士城区图，十分直观地展现了伊尔汗国时期大不里士城市空间的扩展，是了解大不里士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参考材料。维吉尔·乔科尔坦的《13—14世纪蒙古人与黑海的贸易》描述了元帝国和四大汗国围绕黑海及周围地区进行贸易的状况，特别是对伊尔汗国和意大利商人开辟、维护并活跃在大不里士—特拉布宗贸易线的描述十分详尽。米歇尔·邓普尔和布鲁斯·斯坦利的《中东和北非城市：一部历史百科全书》对大不里士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等进行简要梳理。伊朗国内研究大不里士城市变迁的著作主要有《大不里士地名词典》、《阿塞拜疆历史概览及其古代遗迹和人口》、《伊朗戏剧史》等，这些著作多研究伊尔汗国时期大不里士城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繁荣，但少有从“丝路”角度来讨论伊尔汗时期大不里士城的兴起与发展。
另外，有一些关于大不里士的材料散见于各类专著中。例如，多桑的《多桑蒙古历史》按时间顺序详细记述了蒙古民族在中亚、西亚和欧洲的活动，是研究蒙古西征、元帝国与四大汗国的重要参考文献。波义耳的《剑桥伊朗史：塞尔柱和蒙古时期》是对伊尔汗国研究比较全面的著作，但是对大不里士的研究稍显欠缺。托马斯·奥森的《蒙古欧亚大陆的文化和征服》分别从伊尔汗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交往、人员交往、文化交流等方面展现13—14世纪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图景，而且该书第四章从史学、地理学和制图学、饮食文化、医药、天文学和绘画等方面，展开论述了这一时期伊尔汗国与元帝国之间的文明交往成就。成吉思·卡加尔的《四个世纪的辉煌：13—16世纪阿塞拜疆的细密画》是一本精美的细密画图册，列举了13—16世纪细密画作品，展现了不同时期细密画绘画风格，而且对大不里士的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画派有详细的介绍，正是这一时期文明交往在绘画领域的体现。阿里雷萨·卡里米、莫特札·卡斯罗帕巴的《伊尔汗王朝与欧洲的文化关系》依时间顺序，通过列举各伊尔汗王对欧洲的举措，说明伊尔汗国与欧洲的外交和文化关系。查尔斯·金的《黑海史》中详述了以黑海为中心的转运贸易，其中一部分讲述了黑海至特拉布宗再至大不里士的贸易线。杉山正明的《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对伊尔汗国的描写涉及了大不里士的巴扎繁荣状况。
国内尚无以大不里士为研究中心的专著和文章，现有的关于大不里士的材料多散见于伊尔汗国史、阿塞拜疆史和蒙古史等研究成果中。《元史》和《明史》中有关于伊尔汗王向元帝国进贡、元帝国派遣使团前往汗国的记载，但都十分简短。王永生的文章《波斯伊利汗国仿行的元朝钞法》中对汗国在大不里士实行元朝钞法有比较系统的描述，并且详细分析了仿行钞法的影响。李莎的《合赞汗的经济改革》着眼于合赞汗经济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和影响等进行论述，文中对改革后大不里士的繁荣景象有较多的描述。熊娟的《论伊尔汗国时期的波斯文化》从文学、历史、建筑和绘画等方面展开分析了伊尔汗国的文化成就，对拉施特区和苏丹尼耶的叙述也比较完整。杜维善的《蒙古帝国和四大汗国钱币》中对四大汗国的钱币进行详细研究，尤其是通过解读伊尔汗国钱币铭文和钱币重量，窥见伊尔汗国的币制演进、对外关系和国力状况。徐良利的《伊尔汗国史研究》是一部以伊尔汗国为研究中心的著作，通过对伊尔汗国的建立、国内政治、合赞汗改革、封建经济形态、对外交往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伊尔汗国的发展状况，同时将大不里士放置在当时东西贯通的“丝绸之路”和欧亚文明交往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详细介绍了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贸易网和城市经济繁荣状况，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沈福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是研究中国与西亚非洲国家文明交往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对中国与伊朗的文明交往部分描写材料丰富，特别是元朝时期两种文明在宗教、天文历法、医学技术、建筑、音乐等方面展开的文化交流。纳思霖·达斯坦的《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绘画因素——以〈史集〉和〈列王纪〉为中心》通过分析和比较《史集》《列王纪》《动物志》等书籍插图，研究中伊艺术相互影响的不同阶段和因素，尤以对拉施特区的描写和伊朗细密画中的中国绘画影响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综上可见，学术界将大不里士放置在伊尔汗国和“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专门研究尚嫌不足。而以大不里士为中心考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并且可以扩充中东城市史的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
大不里士居伊朗高原北部，历史悠久。该城市靠近火山，“大不里士”（Tabriz）意即“让炎热流动”（making fever run）或“让热量消失”（makes the heat disappear），中国史书多将其称为“桃里寺”或“讨来思”。关于大不里士的建城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该城市于公元217—233年由萨珊国王胡斯罗（Khosro）所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城市于公元791年由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un al-Rashid）的妻子建立。大不里士地处地震多发区，据拜拉祖里（Baladhuri）和伊本阿-法基（Ibn ar-Faqih）记载，瑞瓦德家族（ar-Rawwad al-Azdi）曾在地震后重建大不里士，所建的城墙名为“瑞瓦德墙”（Ravvadi Wall）。蒙古军队于1220—1221年和1222年两度抵达大不里士城下，索取巨额战赋。不久，扎兰丁（Djélal-ud-din Mangou-birti）占据该城并作为其复国运动的基地。1231年，大不里士重归蒙古治下。后受伊尔汗国管辖，阿八哈汗（Abaqa）将汗庭从蔑剌合（Maragha，今译马拉盖）迁至此城，大不里士遂成为伊尔汗国的都城直至1335年不赛因汗（Abūsaīd）被杀。
伊尔汗国定都大不里士后，城市规模急剧扩大。旭烈兀（Hülagü）西征结束后，蒙古部落、土库曼部落、伊朗高原中部的氏族部落涌向大不里士。在伊尔汗王鼓励发展商业政策的刺激下，众多的商人、手工业者、学者等也聚集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并在大不里士城西专门建造帐篷和营房，用以接待从东方中国来的使者和宾客。伊尔汗国继承阿巴斯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的土地制度，以瓦克夫制度（arādī-yi vaqfī）控制公有制土地，这对大不里士的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瓦克夫的收入来源基于瓦克夫地产收入及其土地上农民的剩余产品，同时也包括河渠、巴扎、商店、浴室、磨坊及贷款利金等收入。1295年合赞汗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后，伊尔汗国的瓦克夫制度迅速发展，大不里士的城市建设加速。家境富庶的穆斯林和虔诚的穆斯林不仅恪守天课，而且接济穷人，赞助慈善事业，如资助公共设施、清真寺、学校和医院等。大不里士的灌溉用水和居民饮用水除了仰赖河流，多是通过地下水道（qanats）供水,尤其是夏天，河流大多干涸，河水过咸，所以地方富庶人士把开凿、维护地下水道、引水渠等作为慈善捐款和资助的重要事项。资助人可以向用水人收取费用，部分所得资金继续用于引水工程、水道维护等公共事务，形成良性循环。伊尔汗国时期，大不里士旧城及郊区相继建立的都米娜（Dou-minar）、赛义德·哈姆沙（Sayyid Hamza）、阿里沙（Alishah）、齐亚西耶（Qiyathiyya）、底米斯齐耶（Dimishqiyya）等，都是城中富裕穆斯林捐献。其中，合赞汗（Ghazan）赞助的合赞尼耶（Ghazaniyya）与维齐尔拉施特（Rashīd al-Dīn）赞助的拉施特区（Rashidiyya或Rubi-i Rushidi）堪称典范。合赞汗统治时期，大不里士城市范围更加扩大，突破旧城墙，直抵新城墙和赞城墙（Ghazani Wall）。
随着大不里士城市范围的逐渐扩大，城市经济恢复并迅速发展，大不里士取代巴格达成为中东区域贸易网络的中心，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伊尔汗国建立后相对稳定的国内环境是大不里士兴起的前提。公元1251年蒙哥继大汗位，命旭烈兀帅军西征波斯，1252年7月大将怯的不花领一万二千士兵先行出发，开启了第三次蒙古西征。旭烈兀军队于1256年攻破阿萨辛（Assissin）城堡，经由哈马丹（Hamadān）包围巴格达，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城，灭亡阿巴斯王朝。在大肆劫掠巴格达后，旭烈兀进发叙利亚，1260年2月攻克阿勒颇，4月攻克大马士革，但在9月与马穆鲁克军队的阿音·扎鲁特（A?n-Djalout）之战中失败。随后，旭烈兀返回马拉盖，建立伊尔汗国。1264年，忽必烈封旭烈兀为“从阿母河起以迄叙利亚、密昔儿遥远边境的君王”，伊尔汗国正式建立。对外，伊尔汗王与元帝国保持密切的藩属关系，与金帐汗国虽有军事摩擦但商路不废，与西欧基督教国家维持和平的贸易联系，与埃及马穆鲁克则在不赛因汗之后实现短暂的和平。对内，伊尔汗王在汗国境内鼓励商业，尤其是合赞汗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汗国的发展。1295年合赞汗即位后，为获得汗国内部穆斯林贵族势力与民众的支持，下令皈依伊斯兰教，并进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通过联合国内宗教势力，鼓励发展农耕，统一货币、度量衡，完善驿站制度，推行土地国有制和军事采邑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伊尔汗国在合赞汗统治下盛极一时。大不里士是伊尔汗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阿鲁浑尼耶（Arghuniyya）、合赞尼耶、拉施特区等相继建立，城市空间扩展，使臣接踵而至，商队相望于道，城市呈现繁荣之貌。
其次，蒙古西征打通欧亚“丝绸之路”是大不里士繁荣的保障。彭树智先生曾言，“交通是文明交往洪流奔腾向前的大动脉”。古代欧亚大陆文明交往的通道便是“丝绸之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政权林立，东西商路阻塞。13世纪上半期，蒙古铁骑以蒙古草原为后盾，攻占东亚的大金、西夏、南宋，征服中亚的西辽政权和花剌子模，吞并西亚的阿巴斯王朝及诸多小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巡猎于西伯利亚，饮马于维也纳城下，震慑地中海、西欧诸国。自此，欧亚大陆建立了以黄金家族为中心的元帝国及四大汗国，进入多元文化并存、相互融合的发展时期。庞大的帝国碾平亚欧大陆界碑关卡，使北宋以来多有阻塞的“丝绸之路”重新贯通。东起元帝国，西至伊尔汗国的陆上商道实现对接，构成了完整的贸易网络，并获得蒙古帝国强大的政治军事保障。元帝国重视经营内河航运，“丝路”东段可通过泉州、广州港口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经西亚的忽鲁莫斯港（Hormouz，今译霍尔木兹）和巴士拉（Basra）等重要海港与“丝路”西段在西亚汇合。自此，欧亚大陆陆上、海上贸易线终于连接，形成了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通体系，堪称当时的“世界贸易圈”。以此为契机，大不里士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向北、向东沟通黑海、里海，向东南连接呼罗珊，向南经过巴格达连接汉志商路，成为“丝绸之路”西段的咽喉锁钥之地。该时期的大不里士商贾辐辏，贸易活跃，极为繁荣，蔚为一座“国际性”大都市。
再次，蒙古西征后巴格达走向衰落是大不里士兴起的契机。巴格达曾是“丝绸之路”西段连接中东、欧洲、中亚和阿拉伯海的枢纽城市，在阿巴斯王朝时期一度形成中东区域贸易网，将伊斯兰文明拓展至周边的世界。然而，从13世纪初开始，众多因素导致辉煌的巴格达城市急剧走向衰落。一是，蒙古军队西征直接导致了巴格达城市的衰落。1258年蒙古军队血洗巴格达，旭烈兀纵兵劫掠，大肆搜刮宫殿、民宅财物，焚毁清真寺、陵寝，城中居民近八十万被杀害，战后又对巴格达横征暴敛，更兼1291年兽疫大流行，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巴格达的文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二是，巴格达处于伊尔汗国与埃及马穆鲁克争夺叙利亚的战争前沿，备受战争摧残，城市缺乏恢复和发展的和平环境。不赛因之前的汗王都将占领叙利亚、攻克开罗作为军事目标，埃及马穆鲁克则扶持傀儡哈里发，以伊斯兰世界中心自居，试图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和旧都巴格达，双方多次在叙利亚展开较量。阿八哈汗曾两次进兵叙利亚，合赞汗曾三次主动与马穆鲁克军队在叙利亚对决，在马儿只—速法儿草原（Marj al-Saffar）之战中遭遇大败。由于缺乏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巴格达的城市恢复和发展时常被战争阻断。例如，1261年马穆鲁克哈里发率军欲攻取巴格达，时任巴格达长官巴哈杜尔·阿里（Behadir-Ali）领巴格达戍兵与哈里发军队战于安巴尔（Anbar），士兵多溺死于额弗剌特水（即幼发拉底河）。直至不赛因汗与马穆鲁克议和，双方才获得短暂的和平。三是，频繁的战争中断了巴格达原本优越的对外交往路线。1265—1266年马穆鲁克军队就夺取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凯撒里亚（Cesaree）、阿尔速浦（Arssouf）、采法特（Safad）、雅法（Yafa）、沙吉普（Schakif）等十字军城市，以及美鲁哈特（Melouhat）、希法（Hifa）、哲勒巴（Djeleba）、阿尔哈（Arca）、哈里亚特（Caliat）城堡。1290年，马穆鲁克军队又攻占了马儿哈卜（Marcab，今译马尔哈勃）、老射底（Laodicée，今拉塔基亚）等城市，毁灭商业城市特里波利城（Tripoli，今译的黎波里）。1291年马穆鲁克又相继攻占重镇阿克尔（Acre，今译阿卡）、梯尔脱尔脱思（Toryose，今译托尔托斯城）和别力特城（Beryte，今译别利特城）。自此，十字军在叙利亚的领地尽失，地中海经过叙利亚沿海港口与巴格达联系的道路被切断。欧洲与伊尔汗国的交往只能另寻通道，巴格达的衰落无可避免。
最后，伊尔汗国定都大不里士是其兴旺的首要条件。1265年阿八哈汗定都大不里士，大不里士成为伊尔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较于战乱频发的巴格达，大不里士的城市发展条件更优越。其一，蒙古军洗劫阿塞拜疆地区，大不里士在贡献巨额战赋后得以幸免屠城。1233年卓尔玛罕率军平复扎兰丁复国运动时再至大不里士城下，城中居民奉上财物，免予劫掠。整体而言，大不里士虽然在蒙古西征中遭受经济损失，但城市居民未受屠戮，城市建筑、生产设施完好，为城市恢复和发展提供良好基础。而且，在对巴格达等城市大肆劫掠之后，旭烈兀命人将金银熔铸成巴里失存放在大不里士的贴列山上，从各城市中掳掠的工匠、学者也多聚集在大不里士，为大不里士的兴起提供物质和人才保障。其二，蒙古统治者在战后热衷于兴建城市，呈现出游牧生活与城市定居生活并重的特点。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维尔（Charles Melville）和托马斯·爱尔森（Thomas Allsen）指出，虽然伊尔汗国宫廷随季节迁移，但汗庭生活仍旧依赖于大不里士和苏丹尼耶等城市。大不里士以南有适宜放鹿的木干草原（Mughan Steppe，今译穆甘草原），毗邻里海且靠近大不里士，是理想的越冬之地。蒙古统治者们可依托草原获得战士和野物，保障军力供应，还能通过城市获得谷物和财富，强化经济统治。1301年合赞汗就曾在木干草原渔猎，1303年完者都汗也是在此地发出送往欧洲的信函。其三，大不里士的战略位置和商业地位极其重要。大不里士位置相对靠东，距离元帝国、哈拉和林较近，便于与元帝国的紧密联系，又可为元帝国监视帝国北部与金帐汗国的边境，具有战略优势。而且，伊尔汗王着力保持汗国境内驿道畅通，完善大不里士城市建设，吸引商队，发展贸易，特别是在阿卡重镇陷落后，欧洲与伊尔汗国的贸易线路转移至黑海—特拉布宗—大不里士贸易线。大不里士作为“丝路”西段连接西亚与欧洲的重要枢纽城市，成为继巴格达之后西亚最大的商业和文化中心。
“城市是文明交往更具体、更微观、更生动的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单元。”伊尔汗国定都大不里士，不仅使得这一历史名城因“丝路”复兴而发展起来，更使之成为亚、欧、非三大洲交往的重要枢纽，从而确立了它在中世纪世界文明交往史的重要地位。
二
“丝路”在蒙古帝国框架下的再度复兴为大不里士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
第一，“丝路”的再次畅通促进了大不里士区域贸易网的形成。从历史上看，欧亚大陆物质文明交往的主要方式是区域性的接力式贸易。伊尔汗国采用了元帝国的驿站制度，驿站相望、驿道相接，并着力保障贸易线路的安全性，只要有统治者的庇护和“牌子”，就可以在庞大的蒙古帝国版图内获得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合赞汗改革措施中规定驿站专供特使沟通全国军镇要务，禁止私人因私事遣使，打击驿站、商道沿线强盗，驿站网络畅通无阻。伊尔汗国的贸易网络以大不里士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汇集了三大洲的物质文明成果。
大不里士向北可与特拉布宗（Trebizond）连接，参与黑海贸易，影响远及中欧、西欧。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建立特拉布宗帝国（Empire of Trebizond），欧洲商旅便通过特拉布宗，沿亚拉腊山（Mount Ararat，又译亚拉拉特山）下的埃尔祖鲁姆（Erzerum）和巴亚泽特（Bayazit）到达大不里士，在此休整后再将货物转运至两河流域、中亚、南亚、东亚等地。事实上，这条商路是由热亚那商人打通的。1285年热亚那商人被威尼斯和比萨的商人排挤出阿卡城，不得不退居意大利的阿亚斯港（Ayas）。此时的意大利商人更多依附于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并在叙利亚的东地中海海港贸易中一头独大。为了对抗西西里商人与马穆鲁克势力，热亚那商人便开辟了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大不里士贸易线。热亚那商人最早经由特拉布宗—大不里士贸易线的证据是一份1289年的商业合同，其中约定将在大不里士偿还商队酬金，但同时规定商队的贸易路线必须是经过黑海的特拉布宗—大不里士商业线，而不是经过阿亚斯的商业路线。当马可波罗到达大不里士时，他发现在这座伊尔汗城市中，热那亚商人在西方各地商人中占据主导地位，热亚那商人布斯卡莱尔（Buscarell de Gisulf）曾于1289年受阿鲁浑汗之命出使欧洲。此外，威尼斯和利古里亚（ligurian）商人也多往来于亚美尼亚到特拉布宗—大不里士贸易线。来自欧洲的商人们不仅得到了伊尔汗国阿鲁浑汗的贸易许可，并获得了实质性的支持，甚至于1290年组建海军，任命热亚那人维瓦尔多·拉瓦吉奥（Vivaldo Lavaggio）为指挥官，负责打击黑海及周边水域的海盗，保障贸易区的安全。1291年马穆鲁克王朝占领地中海东岸重镇阿卡，导致西欧通过东地中海港口直接与叙利亚、巴格达的交通被阻断，此后教皇将传教和贸易的重心转向伊尔汗国。大不里士—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贸易线成为连接西亚贸易与黑海贸易的枢纽。来自北方的木材、皮货、蜂蜜、奴隶通过这条贸易线在大不里士分销西亚各处；来自东方的丝绸、瓷器、珍贵药材等通过这条线路被运至北欧各城市；从中亚、印度而来的谷物和香料经过大不里士转运至特拉布宗，再进入中欧，或是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爱琴海，运至西欧；葡萄酒、棉布等制成品从中欧运来之后分销至欧亚草原各处。
大不里士向东南与“呼罗珊大道”城市哈马丹连接，到达忽木（Coum，今译库姆Qom）、亦思法杭（Esfahan，今译伊斯法罕）、耶兹德（Yazd，今译亚兹德）、克尔曼沙赫（Kermanshah）。向东经过加兹温（Qazvin）、剌夷（Rayi，今译雷伊）、你沙不尔（Neyshābūr，今译内沙布尔）、不花剌（Bukhara，今译布哈拉）、撒麻耳干（Samarqand，今译撒马尔罕）。东路与东南路进入窝阔台汗国后汇集，越过葱岭沿着塔里木盆地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与元帝国的贸易线对接。始于印度的陆上贸易线，经过白沙瓦（Peshawar）、喀布尔（Kabul），沿喀布尔河北上，顺着锡尔河贸易通道，将费尔干纳（Ferghana，旧称大宛）、塔失干（Taschkent，今译塔什干）、锡尔河中下游及咸海地区联系起来，向北方运输香料、谷物、水果、手工艺品、武器，向南输入毛料、肉、皮革、乳品、牲畜及纺织原料。来自中国的生丝和丝绸，来自克什米尔（Cashmere）、尼泊尔（Nepal）和西藏的调味品、香料、药材等也在大不里士的贸易圈内流通。特别是来自西藏和印度的香料，既可通过路上贸易线到达大不里士，也可通过船运穿过印度洋到达霍尔木兹港，经霍尔木兹港、科尔曼、亚兹德、卡尚（Kashan）、大不里士商路运至伊尔汗国。以西藏的麝香为例，麝香贸易从西藏出发，沿着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北部，沿途通过也里（Hérat，今译赫拉特）和苏丹尼耶到达大不里士，或乘船从信度（Sind，今译信德）穿过印度洋到达霍尔木兹港，再转运至大不里士。伊尔汗国就将特拉布宗—大不里士商路与霍尔木兹港连接，成功沟通了印度洋和源自印度的香料之路。“大不里士取代了波斯湾所有的印度尼西亚香料贸易，这些香料现在直接运到大不里士而不是巴格达、巴士拉及其他古代贸易中心。”
在1291年阿卡陷落之前，源自大不里士的商队可以向西进入叙利亚，通过十字军在东地中海建立的军事据点和西西里王国等参与地中海贸易；向南则可以通过摩苏尔（Mosul）、巴格达（Baghdad）到达巴士拉，转乘船只进入阿拉伯海，沿着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向东到达印度、中国，或向西抵达非洲沿岸和麦加、麦地那、红海；或从巴格达沿着“朝圣之路”经过库法、麦加、麦地那、也门，参与红海贸易。
第二，“丝路”带来了大不里士巴扎（市场）的繁荣。巴扎是中东伊斯兰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巴扎对近东城市而言是唯一有特色的标准，它被当作伊斯兰文化遗产。”大不里士巴扎位于旧城中心，13世纪开始繁荣，堪称伊朗传统商业文化体系的典范。因合赞汗提倡瓦克夫制度，巴扎的基础设施得到教俗势力的赞助而获得发展，占地29英亩，成为方圆数百英里内最大的巴扎。大不里士城内主要道路汇集于大巴扎，城市活动从大巴扎向外延伸，依据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依次向外辐射。货币兑换市场处于中心位置，多由犹太人经营。专业化较高的行业距离巴扎中心和清真寺较近，价值较低、分工不细并与农村联系紧密的行业则分布较远，对城市环境有污染的行业如屠宰厂和皮革厂等甚至被推到城市郊区。大不里士巴扎为砖结构，相互连接、彼此覆盖，形成一个整体。巴扎内部还有明确的分区，同种行业聚集在一起形成街道或街区，巴扎中的丝绸织工、冶炼工匠等通常有固定的手工作坊，货币兑换商、书商、纸商和皮革厂等有各自的店铺，骆驼商人、珠宝商、染料商、地毯商和贩糖商则多是随着商队而来，在巴扎中寻找买家，流动频繁。巴扎中的商队旅馆在大宗货物交换中有重要作用。商队旅馆是一栋相对封闭的庭院建筑，为行商提供食宿、贸易场所和仓库，大宗的国际贸易多在此地交易。因此，商队旅馆的多少是巴扎繁荣与否的直接体现。拉施特区巴扎的地位仅次于大不里士城市巴扎，居民多达3万人，商业区中共有24个商队旅馆，1500家店铺，还有浴室、花园、磨坊、纺织厂、造纸厂和染坊等。拉施特曾要求儿子送40名奴隶到大不里士，以解决城市建设的用人问题。完善的设施、畅通的贸易线路与政府的鼓励措施交互作用，使大不里士巴扎中的建筑高度多元化，商业、社会活动、教育、宗教等各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从而形成完整的社会文化和商业综合体。此外，伊尔汗国内的金银币和度量尺寸都是以大不里士为标准。鄂多立克游历大不里士时，震惊于当地繁荣的贸易，而且居住在当地的一位宗教人士告诉他，伊尔汗王从大不里士获得的税款就远多于法国国王从整个法国获得的税款。仅苏丹尼耶的夏季税收就从2.2万第纳尔上升到30万第纳尔。大不里士城区的税收达到87.5万第纳尔，周边的村镇税收达到27.5万第纳尔。马可·波罗返回意大利时途经大不里士，甚至将其描述为商业天堂：
“贴必力思之人，实以工商为业。缘其制作种种金丝织物，方法各别，价高而奇丽也。此城位置适宜，印度、报达、毛夕里、格尔墨昔儿（Guermessir）及其他不少地方之商货，皆辐辏于此。”
三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不是固化在地图上的简单线条，它如欧亚大陆文明肌体上的一条大动脉，流淌着文明的血液，激荡在文明交往的辉煌中。伊尔汗国的统治范围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界地带，在新航路开辟前，扼守东西交通要道。伊尔汗国同周边国家、地区之间频繁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互动，将大不里士置于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网的关键环节。蒙古帝国的疆域扩展至西亚，统治者们相互提供人才、信息和技术。随着日益频繁的人口迁移和物质文明交往，欧亚大陆各文明的精神文明成果也实现了跨文明区域的流动。欧亚大陆各地被引向多种族、多文化并存的社会。因此，大不里士在文化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具有多方面的表现。
首先，“丝路”的频繁和活跃成为伊尔汗国时期大不里士宗教多元化的首要因素。彭树智先生指出：“宗教是文化基因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所有民族文化的各门类，都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宗教精神。同时，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列，从而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西亚曾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多个宗教的发源地，通过“丝绸之路”与佛教、萨满教等相互碰撞、融合。特别是13—14世纪蒙古统治西亚时期，“亚洲和大部分欧洲的政治组织都变换了……世界主要宗教的分布和力量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蒙古军队的西征，佛教在欧亚大陆中部和西部得到普及，伊尔汗国亦不例外。合赞汗前的诸位伊尔汗王，谨遵成吉思汗大札撒，“（成吉思汗）因为不尊重任何宗教，不追随任何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对所有宗教派别抱着一视同仁的宽容态度。旭烈兀与佛教的核心地区之一西藏之间保持着贸易和宗教往来，汗廷内的佛教僧侣多来自汉族文化圈。拉施特在编译《史集》时就任用克什米尔僧侣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描述佛陀的一生，用穆斯林读者熟悉的语言和叙事方式解释佛教术语和概念。大不里士的巨大财富对该地区的佛教和艺术的广泛赞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估计，汗廷花费近一半的收入用于修建佛教寺院，支持佛教团体活动。同时期的一名旅行家留下记载：
旭烈兀汗建造了这个有巨大偶像的寺庙，召集各地工匠、石匠、木匠和艺术家。其中有一组被称为图音……他们都是祭司；他们剃掉头发和胡子，穿乳黄色的斗篷，他们崇拜所有佛，但最重要的是释迦牟尼和弥勒佛。
与此同时，基督教在伊尔汗国境内也十分活跃。梵蒂冈图书馆曾发现一份1346年《法华经》的拷贝卷本，说明伊尔汗国和欧洲大陆已经有了多层次、多领域的文化交流。信奉基督教的旅行家们穿梭在大不里士、亚美尼亚和罗马之间，为了表示崇敬，他们将旭烈兀大汗和脱古思可敦（Doquz Khatun）比作皈依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母亲海伦（Helen），甚至在罗马发现了类似的插图。教皇在大不里士的马拉盖和苏丹尼耶设立教区，鼓励欧洲人在伊尔汗国进行传教和商业活动。伊尔汗国内部旅居的欧洲商人也身兼多重身份，充当罗马教会、伊尔汗国教区、伊尔汗廷和欧洲各地商人等的中间协调人。彼得罗·维利奥（Pietro Vilione）就是一名威尼斯商人，1264年旅居大不里士，曾任大不里士和意大利城市国家之间贸易的中间联络人。阿鲁浑汗时期钱币的形制和图案因政治需要成为文化亲近的砝码。1287年阿鲁浑汗欲联合拜占庭攻打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特别在钱币的背面铸十字架，并铸阿拉伯文“以天父、天子、圣灵之名，一位神主”，以示对基督教国家的亲善。随着首个方济各会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继任，方济各会传教士在伊尔汗国的活动日盛，大不里士尤甚。
这一时期的宗教绘画也表现出大不里士各教共存的状况。锡耶纳画家托马森·尤兹（Tomasso Uzi）曾为伊尔汗庭服务，于1342年创作了壁画《方济会殉难》（The Martyrdom of the Franciscans）。他以同时代的中亚宫廷为背景，力图从细节上展现当时的情景。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则将殉道场景设置在蒙古宫廷中，就是用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整块画布展现当时的大不里士。《史集》中一幅描绘圣母形象的插图更是将圣母玛利亚与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并列置于光晕圈内。在同一图集里，佛陀身着阿拉伯礼服置身于苏菲派清真寺中，另一幅插图描绘了穆罕默德的诞生，基本是对基督诞生的模仿。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的文化习俗逐渐失去了初期的强势和锋锐。一方面由于本土伊斯兰教的同化力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出于拉拢地方权贵、巩固统治的需要，到第九位汗王合赞汗时，终于下令举国皈依伊斯兰教。他下令拆毁大不里士所有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甚至佛教寺庙，把部分基督教堂改造成清真寺。蒙古人丧葬礼俗是死后下葬，地表不留痕迹。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欲守其教习惯，不用其祖先遗俗”，在大不里士附近修建了伊斯兰式的陵寝。此外，蒙古人的宗教习俗在多方面都有保留，伊尔汗国的宗教多元化倾向不因合赞汗的改宗而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
其次，“丝绸之路”的恢复促进了大不里士语言和文化的密切交流。巴托尔德曾说：“如果说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波斯民族在世界文化活动中占据了无可争议的地位，那么这一时期恰恰是蒙古统治时期。”波斯语本就是伊斯兰世界东部的通用语言，随着蒙古帝国建立、“丝绸之路”重新贯通欧亚大陆，众多西亚商人穿梭于各文明间，波斯语甚至成为亚欧大陆最东段的元帝国的宫廷用语，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交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孛罗曾与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合作，将中国的医书、农书和官方文书等翻译成波斯语。大不里士的苏莱曼-伊本-汉斯·麦阿法汗尼（Solaiman-Ibn-Ghas Miafarghani）将《旧约》的前五卷翻译成波斯文版本，极大地便利了基督教在大不里士的传播。合赞汗本人十分博学，学习了伊尔汗国境内及蒙古帝国境内的各民族语言和历史，对汉语、蒙古语、藏族、克什米尔语、印地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法兰克语等均有涉猎。伊尔汗国定都大不里士后，这里成为继巴格达之后中东地区的国际性商业和文化中心，汇集来自各地的商旅、学者、官吏、工匠。1340年，地理学家穆斯塔菲（Mustawfi）写道，“定居在（新的）都城的许多人是从其他省份迁移而来的，或许还有所有国家和教派，因此说目前这里的语言虽然是以波斯语为主的混合方言，但却不是统一的”。城中使用的语言还有印地语、克什米尔语、藏语、希腊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等。在长期的交往中，各类语言之间发生跨文化的词汇交流，词汇借用等语言现象不胜枚举。例如，蒙语的哥哥、印、泉等词和汉语的钞、筝、纛、牌子、茶等词传入波斯语等。这种词汇借用大大丰富了波斯语的词汇，促进了波斯语词汇的多样化。伊尔汗国用波斯语取代阿拉伯语作为撰述历史的语言，也极大鼓励了波斯民族主义。
伊尔汗国的统治者们重视文化交流和发展，通过优厚条件吸引各地优秀学者，促进大不里士的文化繁荣。维齐尔拉施特获得皇室赞助编著插图手稿《史集》，最终在大不里士的拉施特区中完成。《史集》完成的重要参考之一就是拉施特区中的图书馆藏书，其次是拉施特搜集的手稿。拉施特曾经说，他在拉施特区中专门划定两间房子，用于存放从伊朗、图兰、埃及、大马士革、罗马、中国和印度等地搜集来的关于科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的手稿。居住在大不里士的各国人才也为《史集》的完成提供极大帮助。13世纪末14世纪初，来自中国的工匠和翻译人员有近1/4居住在大不里士，克什米尔的佛教徒巴克希·卡马拉史瑞（Bakshi Kamalashri）和拜占庭、地中海东部的学者、僧侣等一起为伊尔汗国宫廷服务。拉施特在撰写关于印度、拜占庭和西欧的历史时，获得了旅居大不里士的印度学者和基督教学者的帮助。孛罗熟知元朝的典章制度和蒙古部落的早期历史，故拉施特在编写《史集》时也多次向他请教。拉施特热衷于探索神秘主义，并对其他宗教哲学怀有极大兴趣，他的专著《理性和科学》就记录了穆斯林、犹太教、基督教和佛教学者对“理性与科学”的观点，这本专著甚至传播到了信德和塔里木盆地。
再次，繁荣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往推动了大不里士细密画艺术发展。细密画是波斯艺术的传统表现形式，在融合了蒙古元素和传统的中国绘画元素之后，成为13—14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主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大不里士的巴格达—美索不达米亚画派（Baghdad-Mesopotamian school）的细密画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作品，如“狮子和狮群”、“大象”、“凤”、“山羊”、“亚当和夏娃”、“鱼”、“骆驼”、“天鹅”及其他形象，以写实风格、精致色彩和微妙色差为特点，对传统的细密画风格进行创新。在伊斯兰艺术中，绘画人物肖像和动物形象都是背离正统的行为，但是随着蒙古人入主波斯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绘画风格的传入，人物肖像画增多并逐渐脱离了西方拜占庭艺术的影响，绘画风格为之一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大不里士画派的出现。大不里士画派的成就以完成于拉施特区的《列王纪》和《史集》插画为代表，在人物的描绘手法上脱离拜占庭和威尼斯的艺术风格，更多吸取了东方文化因素。巴西勒·格雷说：“拉施特坊‘写本局的画风’是中国艺术渗透伊朗最彻底的例证。那不单纯是中国纹样的问题……而是根本采取了中国的看法。”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史集》抄本中的《窝阔台接见大使》、《大汗蒙哥及其妇人》、《托雷的九个儿子》等插图，均采用中国画法。最突出的是在人物形象的表现方法上，人物脸型为鹅蛋形，身材不是修长的西方风格而凸显人物体格健壮，武器和服饰也是典型的蒙古样式。尤其是在表现贵族宴饮的场景中，男子头戴蒙古族特有的瓦楞帽或笠子帽，女性头戴顾姑冠，装饰华美。“这些成吉思汗家族的肖像画中都要小心翼翼地墨守着远东艺术的法则，这确是十分自然的。因此这里乃是明显的蒙古人典型，而技法则全部是中国式的。”图画中树木、岩石、云等形象的描绘方法和龙、凤等图案均源自中国，鱼的形象也是13世纪在细密画中首次出现。大批书法家和画家进行集中抄写、配图的图书馆或宫廷画院在蒙古人占领之后首次出现，这是对中国古代宫廷画院制度的借鉴和模仿。
最后，伊尔汗时期的大不里士在科技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繁荣的物质、文化交往和频繁的人员流动，推动了各文明的科学技术交流，使欧亚各文明得以取人所长补己之短，在文明碰撞与交融中实现历史性的进步。作为古代欧亚大陆的交往大动脉，“丝绸之路”不仅流动着物质和文化，还承载着各文明的科技成就。大不里士是贸易中转站，是伊尔汗国的文化中心，也是“丝绸之路”上技术交往重要的节点。正是“丝路”的全线畅通，将各文明在大不里士的科学技术交流推向新的高潮。合赞汗本人就“精通珠宝加工、打铁、细木工、彩绘、铸造、旋光等手艺”。比如，中国军士防护使用的明光铠在胸前和后背上各有两块圆形金属片的防护，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备置后，盛行于宋唐，元代由蒙古人传入了伊尔汗国。瓷器制造、丝织技术、天文学知识、火药武器、炼铁高炉、医学技术以及活字印刷术的传播等均是文明交往的重要表现，在推动各文明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中有重要作用。
伊朗很早就使用中国药材，合赞汗的维齐尔拉施特主导了对中国医学的整理和研究。他特别注重中国的医学成就，于1313年主编《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与孛罗一起翻译晋代名医王叔和的《脉经》和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向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介绍了中医的脉学、解剖学、胚胎学、妇科学和药物学。合赞汗也深谙医术，重视药材引入，以重金求取印度、中国的特产药物，并尝试栽培。在第三次征讨叙利亚之后，合赞汗曾任用中国医者对眼疾进行放血治疗。拉施特在大不里士的拉施特区创建医院、诊疗所，来自中国、印度、埃及和叙利亚约五十名医学专家在此行医。拉施特还在这里建立了完善的医学教育体系，学生的学习期限为5年，由其导师认可合格后方可独立行医。伊尔汗国的医学水平可见一斑。
源自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和雕版印刷术就是经由伊尔汗国传播至欧洲。事实上，阿拉伯人在唐朝就已经接触雕版印刷术，却未在西亚广泛传播。直至13世纪伊尔汗国强制推行钞法，活字印刷术在大不里士传播开来。13世纪末伊尔汗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在丞相孛罗的建议下，汗王下令在大不里士引进元朝的纸钞，《多桑蒙古史》对此有明确记载。伊尔汗国试行钞法虽最终失败，但是大不里士的纸钞印刷是对活字印刷术的一种试验。此后，活字印刷术便被用来印刷纸牌和符咒，虽然并没有在伊斯兰世界被大规模用于印刷书籍，但是当时畅通的“丝绸之路”大大推动了这项发明越过地中海进入欧洲，从而为文艺复兴提供条件，并加速欧洲社会发展进程。
结语
伊尔汗国时期大不里士的繁荣和发展是古老的“丝绸之路”在蒙古帝国政治版图下再度复兴的直接产物，蒙古帝国对欧亚大陆的直接统治消除了欧亚大陆全面交往的政治障碍。沿着这条再度复兴的“丝路”，货物、人才、宗教、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流动频繁，使中世纪时期世界文明的交往在广度与深度上达到空前规模。作为“丝路”西段的咽喉锁钥之地，欧亚各文明在此碰撞、交融，大不里士是欧亚文明交往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随着1355年伊尔汗国陷入战乱以及1368年元帝国崩溃，“丝绸之路”贯通欧亚的盛况不复存在。虽然此后一度强盛的帖木儿帝国再次延续了“丝路”交往的余脉，以中亚腹地为中心与明朝建立了频繁的联系，但从欧亚大陆的整体上来说，其范围远不及13—14世纪蒙古帝国兴盛时期。随着伊尔汗帝国的分裂，特别是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丝路”西段的兴起和扩张，贯通欧亚大陆的商路被迫中断，进而迫使欧洲商人将目光转向海洋，世界历史进入大航海时代。与此同时，随着伊尔汗国的分裂，大不里士的对外商路阻塞，驿站废弛，城市发展陷入低谷，西亚区域贸易中心地位被开罗取代，环地中海区域贸易圈兴起。新航路开辟后，东西方贸易主要路线转移到海洋，因“丝路”复兴而繁荣和发展起来的内陆名城大不里士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丝路”兴则城兴，“丝路”塞则城衰，大不里士即为一例。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