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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三四十年代写诗的人到了今天，如同“昨夜西风凋碧树”般，差不多都走了，剩下的也都八九十岁了。话到现在的，为什么写诗呢?我觉得，就像是树叶一样，打了霜会更好看一点。这种人生的历史充满了戏剧性。一个人要是感觉对写诗是很有好处的。有人说： “诗歌是年轻人的事”，那么老年人为何还写诗呢?我想，25岁之前，人生活在诗一样的年 龄里，诗歌都是自然写出的。25岁之后，诗歌便成了一种选择。我自己感觉，写诗时心灵上 一动，一颤抖，像诗来敲门一样。这大概就是灵感吧。如果把写诗视作是一种义务的话，就是在诌诗。这种感觉，我把它叫作一个人的诗心。诗心是与年龄无关的，不管你活得多久， 诗心可长存。这1秒种的感觉来得非常奇怪。有这么一种冲动，写的诗便让人觉得有内容。 因此呢，只要有这种感觉我就要写下去。对于诗，应像对待最亲切的朋友一样，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成熟的诗人，他能抓住那一刹那的感动，很快的将之流于笔端。不成熟的诗人则要写很久，甚至十几年才能完成。写诗主要还是看你的诗心。
在四十年代我开始写得。当时我在西南联大读哲学系，有幸上了很多名师的课。比如闻一多先生，的确叨着一个烟斗，那时候教九歌。我也听过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友兰先生。他讲歌德。至今《十四行诗》我仍觉得十分亲切。而从西洋哲学史中我又受柏拉图的影响。那时候教中国哲学的则是冯友兰先生。在哲学的学习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 “境界”。境界是一个人观察事物的高度，当然，它还有修养性的意思。哲学给了我的影响 是很深的。所以当我听海德格尔说“哲学是诗歌的近邻”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我是推崇有哲理性的东西的。最近的叙事诗，大多没什么境界，只是直白地叙事。有形外的无形 的境界，我并不喜欢。诗的意境永远都是在有形当中展现的。比如说画画。同样画一个瓶子 ，初学者只能求形象，而大师则能通过瓶子展现它的外在的东西。当然，史诗是一例外。
四十年代的诗歌有一个特点：他的诗歌语言是走上成熟的。比起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的诗复杂多了。当然并不是说早期的诗歌里没东西。从理性思维的角度看，四十年代的诗歌 由于经历了一个思考的过程而更成熟了。这需要一个过程以我个人的经验，四十年代的诗歌 语言差不多与现代平行了。我念过了当时出版的世界文库，里面有许多有名的翻译家的译作， 文辞是相当美的。在西南联大，冯先生的语言是揉和了东西方的特色，杜先生的语言则受奥登的影响。我自己呢，说不上有什么特色，我喜欢尼采等人。
四十年代的东西我知道的很少，那时只是写诗。我曾经把自己写作的一个小册子拿给冯 友兰先生看，看过之后他说我可以写诗。于是我受了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个人能告诉大家的 实在不多。只记得1948年我去了美国。临行前陶行知先生组织出一本南北诗人的著作集，我给了他三首。在美国我收到了出版的集子。第二次看到我的诗集是在文革时。当时觉得快进入共产主义了。还要它有什么用，就烧掉了。
乱七八糟地说了我第一本诗集的命运，到了八十年代之后，朦胧诗又兴起。我们这批老人聚在一起希望出一本旧诗集，这便是后来的《九叶集》它收集了40年代的一些诗歌，打破了八十年代新派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诗的内容反映了我们一批人在当时的想法。现在有人指责我们躲在远离炮火的昆明，写写诗丝毫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其实，当时的西南联大与 世界是非常接近的，能感受到各种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我当时对战争的感觉是全人类的一场 战争。在我当时的许多诗中都反映了战争、和平、人类命运等大问题。联大给我们的教育是 世界性的，不了解这种情况的指责是不正确的。
1949年，我写了《啊，中国》，表达了我一些忧虑。五四以来我们走的是西方的路，现在又要走另一条路。这就像学跳舞，一个还没学会，就去学另一个。我一直追求词的美，所以也有人称我是“婉约诗人”，其实诗歌的美并非我最终追求的。朦胧诗一个很大的作用是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又开始写诗了，却面临着这样的烦恼：我的感情很丰富，急于表达出来，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被开会同化了。后来我出的一个集子，表达的就是这时的感情。作为一个诗人，却找不到诗人的形体，真是太痛苦了。 直到八五、八六年，我开始接触美国当代的诗。它给我一个极大的启发，就是语言不能让上意识把握了你。我觉得要开发下意识。当时我的思维全成了需要无意识。但一提起无意识就与弗洛伊德沾了边，好像就有什么不同的，和它的文化有关。中国人应了解自己的无意识，它实际上是文字的动力。在写作里头我认为无意识很活跃，但也不能不加约束。人还是有逻辑的，人可以解放自己，但不是解放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了。
刚才讲到翻译。当时翻译用的是最美的语言。而在汉语，当初改革时第一步就走错了。 汉语的现代化应该把古文化的精华留到现代。我觉得我们失掉了语言的优秀的东西。这是五 四以来过分的热情做的错事。今天我们又面临一个语言危机。世界变化太快了，二战之后西 方的思想有了很大发展，于是有人就了后现代的一大堆书。没有研究的翻译是无益的。后现代思潮极为复杂，没有研究的翻译是误导。我们的语言被这些翻译，搞得相当乱。没有传统是不能创造的。我们不能完全抛弃传统。
说这么一大堆，也就是说80年代我找到了诗歌的语言，90年代便考虑重新分析研究古典 文学。
刘福春：我是收集不同版本的，只能从一些史料进入当时的诗歌。
五四诗分为两代，最初的一代和二三十年代的一代。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不遇的。鲁讯、 胡适他们是在传统文化中长大的，在传统的汪洋大海之中差点被淹死，好容易爬上了西方文学之岸，他们反传统是很自然的。在当时，只要求反传统， 诗只要用白话就行了，不管它的美感不知旧诗。其实有一个矛盾：他们表面上有一个可背叛的东西，潜意识是仍是传统 的。而二三十年代的诗，继承了五四后的白话传统。从破坏与建设上看，他们倾向于建设。 跟后来比的话，他们接受翻译文学的教育，能与西方文学保持紧密的联系。
其实，既便是新诗也要有诗歌的节奏感的语言的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