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7日，8名来自北京的博士后入湘从政。之前，2006年12月，包括这9人在内的15名博士后，给张春贤写了一封自荐信。2007年1月7日－12日，湖南省委组成考察组再次去北京，对15名博士后的专业背景、工作能力、思想品质等进行了全面考察，经过双向选择，考察组最后建议引进9名博士后到湖南工作，现8名博士后已经在湖南的党政机关上任。（张春贤“招贤”，南方周末，2007-04-19。）

博士后们来湖南工作，湖南是需要的。从人才战略来看，尽管此举具有特殊性和偶然性，以后类似的人才并不是都通过向省委书记自荐方式引进，但此举作为地方政府的重大政治信号，对于树立起重视人才、求贤若渴的新形象也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一事件，也反映了现行人才体制之弊。

首先，这种方式是通过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来引进人才的。这8名博士后分别被安排到省政府办公厅、国土资源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农业厅，以及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等地党政机关工作，担任副处级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他们之中，年纪最大为43岁的王志升，最小的是31岁的汤立斌。除在省厅的五位是副处长兼调研员以外，在各地区任职的三位，分别担任岳阳、株洲、湘潭三市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兼调研员，都是重要领导岗位。

可以说，他们的任职同样经过了严格的组织考察，是合格的；客观上，这还有利于打破过去论资排辈的人事体制，因而又是合理的。但是，另一个方面，这种特殊的人才引进和直接任命，是没有经过岗位开放、正常竞争的方式达到的。正如报道中所说，2005年湖南省1483名厅级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以上的184人，占12.41％，20455名县处级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以上的886人，仅占4.33％。和他们相比，9名外来的博士后实在太幸运了。

所以这里存在一个悖论：8位博士的任职，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博士后人才在中国在中国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多数人难以获得这样的机会。

第二，说明中国人才的发展前途主要还是在“学而优则仕”。此次引进的8位博士后都选择了担任“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为什么几位博士后愿意来湖南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创业”，但并没有选择湖南的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而是所有的人最终选择了到党政系统工作，这与现在公务员热的大背景有关，据《南方周末》的文章称：2006年，北京博士后联谊会发布的“北京博士后就业调查报告”称，70％至80％的博士后希望到政府机关当公务员。

这次已经上任的8位博士后，一来湖南就成为高级公务员，对个人的发展来说，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创业，如果说是创业，也是起点很高了。熟悉中国学术体制的人都知道，假设仅仅是博士后而没有高级职称（对8位博士后的职称情况报道没有介绍，只是指出有人担任过兼职教授或者大学教师），如果要走学术之路，正常情况下至少要5年以上才能取得正高职称，大多数情况下需要8年以上才能取得正高职称。何况即使他们要同时担任专业工作，在党政领导工作的任上，解决高级职称要有更多的方便----领导干部到学术单位直接任教授已经不泛先例。所以，8位博士后没有选择湖南的学术单位，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现行学术体制、科研体制没有得到高级人才的认可；而个人的学术地位也难以得到与行政职位相似的社会认可。

8位博士后的任职其实正是我们国家人才引进与任命方式的常态：虽然《公务员法》对普通公务员的选拔录用做了严格的规定，但是领导干部的任命就是可以例外的，因此，这种引进和任命是不需通过岗位开放而竞争上岗的，所以，所谓“打破常规”正是因为我们存在一套不合理的常规。另外，对个人而言，在党政系统任职，是在现行体制之下的理性选择，因为大多数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才干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种“理性”所反映的整个社会“学而优则仕”的心态，却令人担心，因为这不利于形成人才在整个社会的合理结构，也说明党政干部事实上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特殊优势的地位，这不是民主社会的正常情况。

这样看来，8位博士个人之幸，恰恰让我们放大了现行人才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问题。我们在祝福和期待8位博士一路好走的同时，也当期待国家人事体制的破局，这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权利和公平待遇，也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2007.5.20，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