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报道胡主席视察四川灾区到达某县时，拒绝在火车站上的红地毯下车。

在国家遭受大灾大难的日子里，县官们居然还有余力和余情，不忘铺设红地毯去迎接中央来的最高领导。在中国，当官之难可见一斑。

胡主席到底还是做得对，没下车，却要求火车往前开十几米以避开那令人尴尬的红地毯。可以想象，在这种时候，不管哪位领导，一脚踩上那受灾县下属们为他铺设的红地毯时，只要他有一丁点良知，心里肯定非常不是滋味，甚至可能会欲哭无泪。

就算是在平时，在本国领导人视察各地时，是否需要铺设红地毯以迎来送往，也值得我们怀疑和深思。

也许下面的另一则见闻，可供我们进行对照性的思考。

恰是2007年的6月间，胡主席对瑞典王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总领事馆的精心策划和组织下，旅瑞同胞们早早就汇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机场上列队准备热烈欢迎。

当欢迎的人群望眼欲穿之时，忽然一架小型飞机先期着陆了。人们正在诧异：那是谁的飞机呀？这时从舷梯上走下了三个人。大家定睛一看。喔！是瑞典的国王、王后和王子！他们当然是赶着来欢迎中国的胡主席的。

他们总共三个人, 不带保镖，没有前呼后拥, 而且是自个儿一步一步地走到欢迎的行列里来的。他们可是王族之冠，国家的“元首”呀，尽管是“名义上的”，而他们显得那么自然而毫无做作，所表现的平民化程度，真是让人我们国人大开眼界。这种景象更不是那些脑袋瓜里充满着封建意识的“臣民”们所能想象和接受的“天方夜谭”！

看来一个人的德行是怎么样，不在于自己和别人对他（她）的“标榜”和“宣传”，重要的还是自己日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表现的处事举止和观念意识。

我们一向习惯于对人搞阶级分析。若在此时想要玩点阶级分析的话，也很难给瑞典国王划定什么成分，当然决不能称其为“无产阶级”，也许只能称其为（历史发展中残留的）“君主”吧，中国的老百姓就会简单地叫他“封建头子”了。

可这是伯恩斯坦们的“第二国际”捏沽出来了的蛮有趣的历史遗产。伯恩斯坦们被“第三国际”们斥之为“修正主义”，因为他们不主张搞暴力革命，而搞阶级调和、搞改良主义，把阶级关系给模糊混淆了。于是乎，北欧的王公贵族也就被保留了下来，不像俄国的沙皇在当年革命后那样，被“第三国际”的布尔塞维克们处以极刑，贵族们也跟着被统统消灭。而瑞典则除了国王仍继续被当作国家的象征性元首之外，众多原来的贵族及其后代，逐渐地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公民，也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原来的身份头衔。我曾听说和看过，有个前贵族家族在城市远郊原来拥有宏伟古堡式的大庄园，后来以象征性的极低价格卖给了政府，被政府接管后，改为供大众休闲游乐的旅游景点。说实在的，到了现代社会，前贵族的后代们根本不再需要，也伺弄不起了这种大而不当，一般人常在电影里见到的古老庄园。

瑞典至今还保留“国王”，最根本一条，是国王已经完全失去了既往“专制君主”的实质性意义，他完全不妨碍国家实现宪政民主制。如此而已，别无他哉。所以老百姓也就乐于认同这个蛮有趣的“历史遗产”。我还见到，在某些喜庆大场合，穿着平民化的王室家族，也会来参加主持庆典和助兴，却没见老百姓对着他们欢呼雀跃，更不需要什么红地毯给他们迎来送往。他们的平民化胜过某些自我标榜为“无产阶级”的官员。

所以，胡主席拒绝踩红地毯下火车，应说是极为开明和正常之举。放在中国的传统背景上，当然是轰动一时的大话题，但若放在全世界的大环境背景上，这完全不是什么太值得大惊小怪和大书特书的事件，似乎更无必要为此大做文章，作为教育下属“如何当官”的正面教材。然而，某些地方官员在大灾大难之际，仍“不畏辛劳”地准备红地毯以迎接上司，虽令人恶心，却也是我国甚不足为怪的官场陋象。思想决定行为，陈年陋习和惯性思维，历来和到处难道还少见吗？这才是一份绝妙的反面教材啊！

现在转来说说个人的身边小事。本人于世纪之交应国际学术组织之委托，承办和主持某学科国际首届学术研讨会。我单位有位某某领导居然指示办公室主任去找政府部门认真请教一下，开会第一天要拍集体照，应当怎样搞“排位”。当时我们的团队首次承办国际学术会议，没日没夜，没元旦没春节地辛勤操作，感到硬件软件，包括经费，都十分困难拮据，镇日心急如焚，担心弄不好会闹出一个“国际大笑话”来，给祖国丢脸，那里还有闲情逸致去理会这档子事？然而此时这位“聪明领导”却一心钻研起“排位学”来。后来他还要求会场门口拉起“热烈欢迎领导莅临指导”的大横幅标语。我当时只能持软性的抵制立场，幸得我多少还说了能算点数。因为我参加过的国际学术会议，集体照都是随便站着或坐着，不分尊卑，充分体现平等的现代精神。我告诉我的学生们，在会场外面只需竖立一块“欢迎各国各省学者来宾”的海报牌，因为我认为这种场合，再大的官员或行政领导，都理所当然是我们的“贵宾”，我们请他们来，只是请他们“尽地主之谊”，一起欢迎国际和外省的学者和友人，别无他求。所谓“莅临指导”，纯粹是我们历来习用的，空空洞洞、阿谀奉承之庸俗词藻，且有将“陋习”污染圣洁的学术殿堂之嫌。我那时内心立意要使会议真正国际化、现代化，但只能不声不响地搞点“去中国化” （现在只能回过头来开个这样的玩笑。实际上应该叫做“去陋习化” 、“去庸俗化” 、“去官场化”），以保护学术之纯洁性。就这样，磕磕碰碰地，我们团队终于出色地开成了至少是本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摸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受到了各国和各省市学者来宾的赞誉，被称之为“杰出的成就”，从而实实在在地为祖国添了点光彩。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性首先应体现在观念和行为举止的现代化之上，而不在于谁用陈规旧套特意去标榜和诠释些什么。

如果说，红地毯事件能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我觉得大概也只能是这些。

200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