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难喜欢选择它熟悉的家庭。”
从昆师附小毕业，我顺理成章地进入昆一中。这是当年昆明最好的小学与中学。
然而在我初三那年，有三个班被“分”出昆一中，到一个无名的与乡村为邻的学校。我即在其中。那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放逐”。
在昆明城里，一中，被无数的家长和学生看做是一个光辉的起点。一进校门，道路的旁边就是几个花架，紫藤花如瀑布一样奔流倾泻，富于青春气息。我爱坐在那里看书，流连。
教室古朴庄严，大有名校学府之威仪。
“校园”完全有园林气势，“青年湖”生机盎然，足球场绿茵辽阔。
我认为，我有资格上这样的学校。
我们一家五口，有四人是一中的学生，父亲和我们三个孩子。
当年一中是“男中”，所以母亲毕业于昆明市女中。
父亲在他的书法作品里一直落款为“昆水华山”，就是取自当年昆华中学的校歌：“滇南首郡，桃李成荫，一堂师友，亲爱精诚。有昆水在旁，有华山坐镇，学和养，真且纯。练好我们的心，练好我们的身，此心此身，成己成人。复兴民族，猛进群伦。我们是昆华中学生。”
十二岁的我，天真烂漫之际，又有亲人渊源，便将一中当做自己的家园、依托与荣耀。
但没有任何人与我们和家长商量，突然地，在一天早上，在操场上宣布：这三个班从此离开亲爱的昆一中。
他们逼我离去，离开我从心底里喜爱的广阔校园，和真心器重我的老师。
这种伤害，当局是不予理会的。但不等于他们不明白。随三个班走的，都是他们不喜欢的教师，或病，或老，或带浓重口音讲课有障碍的。
同学中有传闻，我们三个班就是被这三个班主任“连累”了。
其实这三个班本身也是“弱肉”。并不是我们的成绩比另外三个班差，而是我们这三个班，正好都没有省里政要们的子女。
耿直热情的我，正以少年人的真诚热爱着这个社会，我曾相信一切都是按真理和无私的尺度在运作的。
我父亲到山区“支农”时，曾买了“不要布票”的布回来，我就坚决不穿这布做的衣服，还斥责父亲：“为什么买农民伯伯的布？”
父亲说人家特别准许“支农”的人买的。我还是不依不饶。
弟妹也跟随我不穿。最后是母亲将那花布偷偷染成蓝色，再做成衣裤给我们穿的。
也曾经为着打扫学校的操场，我从母亲手中夺走那把打扫家中卧室用的精细扫帚。可我还是被无情地驱逐了。我所热爱的这一切，并不能属于我，而是属于那些并不必付出多少爱意的同龄人。
我第一次羡慕起某类特权家庭出身的特殊少年来。他们可以无忧地在这全省最大最美最高地位的学校上学，以他们差劲的学习和荒唐的表现。
那一天早晨，我和一起被逐的三个班的同学，拖着一中指定给我们带走的破桌椅，步行着，走向郊外荒凉的二十四中。
这是一场噩梦。明天醒来，我还会走进鸟语花香的一中，见到那些全省最优秀的老师的。是一中，给了我在母亲学院里没有得到的那种空气，一个聪颖上进的女孩子成长时所需要的种种养分。
我一走进校园，就那样的自信，丰盈，活泼。作为一流学校的一流学生，我不能离开那儿。
可这噩梦就这样做下去了。
我是怀着嫌恶到二十四中上学的，心里怎么也不能把它当做“我的学校”。每当走过一中校门，我们这些被逐出的学生总是远看着那已不属于我们的乐园。而当那些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校门口时，我们只有闪避开去。仿佛我们是一些“另类”。
那时没“另类”这个词，但是这个范畴，这个感觉，这种歧视，却是心照不宣地一直存在于社会的。
这是人生的第一次体验，第一次意识到：随便什么风，都可以改变我全部的努力。分数与成绩，所有老师的宠爱，都不能救我，不能改变这可以随意被逐的命运。
这是糟糕的意识。它毒害了我纯洁光明的奋斗。
如何能打起精神来？我从此一直在滑坡。无论是成绩还是心情。我只是思念着那个人们不让我再进去的校园。
我是刚踏进一中就引人注目的。入学的第一篇作文“我的校园”，即被拿到高中去念。课间操时，高中的同学都跑到我们班教室门口来，围着在问：“哪个是张曼菱？”
我的作文与周记，亦常被老师批了长篇的赞语，有时甚至比我的原文还长。
在昆明中学界里颇有名气的壁报《一中青年》，只吸收了两名初中学生，其中一名就是我。我写的诗歌散文，洋洋大观地占满着一大块版面。编辑部的那些高中生都很看重我。我却化名“小黄蜂”，每周投些稿子，讽刺高中的才子。看见他们又赞叹又生气，我挺得意。
一中当时有一伙刚从云南大学分来的大学生。他们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与活力。其中一位罗老师教我们语文。
罗老师是一位丰神逸骨的年轻人，他潇洒俊朗，带着一股浓浓的书卷与人情混合的细腻、柔和、怡悦气质。中学生对师长，有的是敬重，有的是爱。对罗这样的年轻老师，爱羡居多。
多少年后，一想到罗老师，就会有这样一幅画：在一中校园深邃的绿阴里，一位身量修长的年轻人，穿着洗白了的一套学生装，手里握着一支长笛，走了过来。
当柔石的《二月》拍成电影，红遍中国的时候，我已长成。在我看来，罗老师就是萧涧秋式的人，焕发着青春之美，人性之美，真诚之美。但他同样无奈于这个无情的社会。
而我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小毛头，就留下了这道深心爱慕的光芒。小毛头和老师，也是可以“一见钟情”的。几乎是在上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戴着小眼镜，坐在第一排的我。其实，对语文老师，我可以说，我抓住他们是必然的。在“文学”方面，我早被公认为资质不凡。
罗老师加重地肯定了这个“不凡”。那些比我的作文还要长的批语，就是他用红红的细字，批在我的本子上的。每次发了作文本，我都不在教室里打开。我要等放学时，拿到校园深处的青年湖畔，去一个人静静地看，体味。那里只有远处的男生们在踢球。
全班女生也都知道罗老师对我的偏爱。她们的妒忌，愈加令我不当众打开那作文本。这有点像“情书”的味道。
这是一颗没有开放的丁香果，散发着健康而芬芳的气息。
只有一次，我也尝到了妒忌。那本来是我不屑于有的感情。上课的时候突然没有了罗老师。等代课的老师走了，女生们才说，罗老师没有病，是他的女朋友从贵州来了，是随歌舞团来昆明演出的。于是她们便都跑到罗老师的宿舍里去看。
她们回来便大说，罗老师的女朋友好漂亮，两条大辫子，给大家跳“春江花月夜”。罗老师给她吹着笛子。她们还注意到了，两人眼光一对的交流情景。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不痛快了很久。哪儿跑来的这么一个大姑娘？在我看来，罗老师不来上课，似乎应该和我打一个招呼，让我心理上有准备。
一周后，他又来上我们的课了。一下课我就首先冲出了教室，不再等待与他交流。他的目光看着我，他对我特别柔和，然而，我刚与他和解，我们就被逐出一中了。我就这样失去挚爱的校园与老师。
现在我认为，罗老师是命运派来惠顾我这个父亲远去的孤单孩子的。
这是一个被离间了“血缘与文化”双重需要的早慧之子。这种赐予，在我十二岁的时候，起过春风化雨一般的作用。
罗老师能理解的并不仅是我的文采。有一次，我跟班主任在走廊里吵架。我看见他走了过来，站在远处。他不走近，走近难免要劝止；也不走开，他显然关心着我。后来，我听见他跟别人说我“不是没道理的”。作为一位年轻教师，这样的态度很难得。
他是第一个到郊区二十四中看望我们这些被逐学生的老师。其他的老师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可能认为人走了，师生的情分也断了。
“罗老师来了！罗老师来了！”欢呼传来的时候，我在同学中觉得很幸福。
他早就来了，先坐在办公室里看望了那几位与我们一同被逐出的教师。待课间操时，他才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去看望我们三个班。
同学们都有一种渴望，渴望着来自一中的爱抚与问候。这是一种类似在流放地的心情。他给予了这种抚爱。
就在那天，他在同学中看见了我，简明地说：“我要调回贵州了。到了单位我会给你们写信的。”他正是来与我们告别的。
我记得，我赠予他一本吴印咸的画册，写上了：“百花不会辜负春风，雄鹰一定要飞到高山顶峰。”多少年来，无论我在乡下知青茅屋，在理发室低头扫地，我总记得对他的这个承诺。
我们一直通信不断。无论他在“五七”干校割稻，我在傣乡寨子插秧。穿越了一个个历史的波涛，依然“高山流水遇知音”。中间只见过一面。他带着小女儿到马过河开会，想到离昆明不远，就到了昆明，并从昆一中打听到我母亲的住处，找到了我。
那次我们好像去了翠湖。我将自己最喜爱的小瓷猫送给了那小女孩。现在她已经是民航工作者了。罗老师又将他的同学，云南大学的中文教师介绍给我，让他“关照”我在文学上的自修。那次见面后，恢复高考的消息马上传来。
我拥有着这一根点燃的烛照，它真实温情，跃动的光焰，胜过红尘中的霓虹无数。
再说当年，“一中情结”继续伤害了我很久。
一直到中考，三个班里有几个被重召回一中上高中，我还在二十四中。初听见的时候，我怎么也不相信。因为一中的老师曾对我们几个“尖子”许诺过：“别气，马上升高中了，再把你们要回来。”
我以为我是必回的。一中会舍不得我。可是没有任何交代与解释。事实就是：我又必须去二十四中进行新学年的报到了。我这才彻底醒了。
没有人会为我说话，也没有人去替我奔劳。仅仅是老师们对我的好印象，远远不能救我。召回去的那几位，她们的父亲起码也是个“政协委员”。因此，她们也是需要重视的对象。
而我的命运则是和我的父亲一起被人遗忘。
我父亲被派去“支边”的时候，领导也是说，“去几年就回来。到时候，我们会派人去换你上来的。你有一家人在这里，业务又强。”结果呢，也是一去人家就再不理他。
父亲上昆明来时，也从不去什么领导家里求情。他空等过，知道就是这样了，就认了命，也不想去跟谁讲个道理。
我当然也不再朝着一中眺望。走过它俨然的大门时，仿佛走过陌生之地。在学院里，有许多还在一中的同学。我不再赧然。那几个被召回的同学，开始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和我们互相沟通，把一中每次的考试卷都给我们看，让我们还像在一中一样，保持全省最高水平。
不需要了。我们彼此间很快就不再需要了。
我已经是二十四中的人，有了二十四中的自尊心。我在二十四中也能学得好。这话，后来面对北京大学的招考老师，我说过：“你们如果招了别人，请别忘了，十年后，看看她和我。”
我真情地爱上了二十四中。这里也有许多优秀的诚恳的老师。二十四中并没有理会我开初的那种“人在曹营心在汉”的不顺。在我失落之际，二十四中欣喜地把我们这三个班当做了一种良好的建校基础。在我不认真的时候，那些勤勤恳恳的老师们认真不懈地教我们。
我一个一个地爱上了他们的讲课。三角，几何，化学，物理，代数，语文都是好老师。他们没有名校的派头，却一点也不比名校的名师差，无论学问，师德；以至我们给他们的代号就是：“杨三角”，“曾代数”，“高化学”，“金物理”……
那年，我作为一个落魄知青从乡下回来，在街上遇见了曾老师。他已老态龙钟，对我讲道：“那些教科书还在吗？别丢了。有空看看。”我心想，我的户口还没有上来呢，哪里还在乎什么数学？我只是点头，觉得老师可怜。
可是当高考恢复，春风再度的时候，我不由想起曾老师的远见卓识。我连忙跑到二十四中去，向各位老师搜罗了一摞教科书。
曾老师已经去世了。但二十四中的老师们却是那么热情，他们连连地追问着当年那些好学生的下落，恨不得找上门去，催促学生报考。一位教历史的孙老师就是亲自来到我家，将他精心总结的《世界历史》只用一天的时间向我复述。二十四中有位语文老师曾说过，他每天来上课，只教我一个也足矣。
当高考的分数一出来，我的下落是老师们关心的。1977年的首次高考中，我的数学题全部做对，是文科考场最高分。曾老师，你们没有白教我。1978年我依然名列榜首，进入北大。我为二十四中和我自己，争了一口气。
那年，我回24中去，偶然看见了大门口的黑板报上写着：“今天放映电影《青春祭》，作者是我校学生张曼菱，请全校师生员工务必要看。”
当这部电影还在剧本阶段，在北京时，导演为设计主人公的台词，就问过我：“你在哪个中学？”我说：“你应该让她说，我是二十四中的。”拍成的电影上，女主角果然有这一句。
母校和老师，我就用这么一句话，来回报万种恩情了。对于我，这就是“衣锦荣归”。我的二十四中，你这没有围墙的学校。
你是以四围香稻为墙，以弯弯小河为界的。你与麻园和乡村为邻，鸡犬相闻，时时传入我们的课堂。
夜静人睡，远去的火车带给我们青春的遐想。那一池清水，为我们准备着漂洗衣服。最美的最能代表母校野性风骨的，是校园中央那几株腊梅了。
夜偷腊梅，是女生宿舍冬季的乐事。屋里早就攒好了用来插腊梅的玻璃瓶子。哪一间宿舍要是不让外人进去，总是紧闭房门，那就是偷得了腊梅的。也会因为妒忌，被隔壁告发，学校派人来把花枝拿走，还要上“布告栏”。
世间总有些事情是自己特别想干，却不希望别人也干的。偷腊梅花就是。如果全校都偷，偷光了腊梅，我们肯定不愿意。但是自己却强烈地要享受这种诱惑呢。
二十四中使我迷上了腊梅的风采。那淡淡的厚如腊片的小花瓣，那苍劲的不落俗套的枝干，即使是在黑暗中，暗香浮动也会把你引到它的身边。
母校的腊梅还是那么香吗？这是我们同学间总要问的话题。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父亲在我幼年讲解过的咏梅之名诗，就成了这座郊野中学给我的世外境界。这诗句其实宜于腊梅。
在二十四中，我承受着一种远离中心腹地的命运与自由。我的灵魂依附于那些稻田、菱塘、小河、杨柳与麻园之间。
在一片旷野里，一本书，一首诗，可让我往来古今。一条铁路，一片云霞，就把我与天地沟通。
人们曾用“放逐”贬斥我，我却从“放逐”而升华。
再不用因害怕谁来赶走我而心失坦荡。也不会向着高阁翘首，而扭伤我的脖颈。流云野鹤，我的骄傲不是殿堂，而是飞翔。
瞻仰历史，前见古人，后有来者。世世代代有着“被放逐”的人们，他们创造了中华最深厚的一条文化长河与精神高山。
在古往今来的“放逐”一族中，我看见自己，那位河边行吟的中学生。
小小年岁，我似已经历过了那种从“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的心境。悲凉之美，对于我已如居家之美。在这种美里，我才能安宁，归属，信赖。我亦体验出，为什么“梅兰竹菊”为中国文人世代所爱。
我的豆蔻年华，是在二十四中的小河边做梦。醒来，看见那些复习提纲都被风吹到了稻田里头。晚霞落山，农人唤牛。我亦收拾水田上漂浮的纸片，从河埂上回宿舍。而每当我从学校回家，都要沿小河，过稻田，然后穿越这个菱藕清香的乡下池塘，菱角塘。
然而就在真正的“放逐”来临，我们所有的中学生都被送到边远原野上之后，在“教育”已经被人们漠视，“好学生”也几乎要变成讥讽的日子里，已经离开多年的一中忽然向我发出一个温馨的呼唤。
1974年夏天，我从插队的盈江回到昆明家中，一种社会“多余人”的感觉，使我精神灰暗。
我们都是“失业者”。我们需要到居委会去登记，等待那完全难以满足众多知青的“招工指标”。总之，回到家乡后，自尊心反而受到更多的损害。
一天，忽然有同学到我家，说，一中的老师叫我到学校语文组去“代课”。他们都记得我这个学生。一直在问，“她回来了没有？”
我半信半疑来到学校，果然语文组的老师见了我很高兴，说，现在就缺象你这样“基础好”的学生来当老师。原来是几位资深教师一致推荐我的。
一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还在寻求保持学校素质的路径。因为翌年会有“教师指标”下来，学校就准备自己特色一批人，准备把这批指标填满，以防届时被“关系”所用，滥竽充数。
于是我来到一中语文组，为初一的一个班代课，并当了班主任。生活又有了光亮。
每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我的母亲和邻居也都为我高兴，觉得我这个心高气傲的青年人毕竟还是有了一个出路。
一年到期，学校找我办手续“转正”。可是我的户口没有到来，因此耽误，只得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然而这一段经历，已经足以修复我少年人的心灵伤口。
我不仅曾经是昆一中的学生，我还被认可：是一名合格的一中老师。
当年驱逐我们的，是一个让老师们也无奈的行政命令。
而多年后在风雨中呼唤我的，却是那年深月久的园丁的深情。
初进一中我就得到了“识才”的阳光照射。而与校园情景和老师的知遇，使我对这所失而复得的中学刻骨铭心，更加认同。这就是一所名校的文脉所系啊。
昆一中，在昆明的诸多中学中，有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底蕴，是“出人才”的风水地。
在知青生涯的放逐之后，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出身母校。几年后考入北京大学，这似乎成为一种宿命。
无论二十四中还是一中，及至我后来考入的北京大学，所谓“母校”，正是那种文脉与师恩的牵连。
后记
这篇文字道出了我们从小成长环境的不公平。直到现在，老师们都是一种勉为其难的角色。看着自己优秀的学生流失，而无奈。我想会激起人们反思更多的。如果不是时代，我们是没有机会的。
2019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