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佛陀在世时，佛教内部就出现了分裂。传说佛陀堂弟调达（亦作“提婆达多”，意译“天授”）随佛出家，诵经六万法藏，身长一丈五，具三十相，智慧与异相仅次于佛。他公然提出异说，分裂僧团组织。他的异说有五，核心是“比丘尽寿在阿兰若处住”，行“头陀法”。据此，僧众只能持钵乞食，不得到施主家中就餐或自作餐；只能露天住宿，不得居住房舍；只能素食，不得茹荤；只能着粪扫衣，不得接受布施的衣服。佛陀对此持“分别说”，认为是住阿兰若，还是住聚落，可以随心所乐，于道无障；肉亦非都不可食，不专为比丘屠杀者就可以吃；调达之说，是“破和合僧”行为，必堕地狱。这样，调达便率五百比丘另立僧团，与佛陀分庭抗礼。

对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可以质疑。但调达的“五法”教义实是后来“十二头陀行”的原本，则可以肯定。东晋法显西游于拘萨罗国舍卫城时，还见过提婆达多的追随者。他说：“调达亦有众在，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羯拏苏伐剌那国”时说道：“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关于调达自身的故事，大小乘经典有多种记载，有的说他曾多次阴谋杀害佛陀；有的把调达形容成与佛旨全面相悖，是诱胁众生不信从佛教的化身，是佛的永恒的破坏者。至《法华经》则将提婆达多提升为佛之师，佛之所以“成等正觉，广度众生，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这说明调达一派在印度有相当的势力。

随着佛陀的逝世，僧侣间的意见分歧愈益严重，这就产生了统一思想的要求。到阿育王时为止，相传佛教经过三次结集。所谓结集，意思是会诵经典，统一经、律、论，以维护团结，消弥分歧。

佛陀一生的教诫，本无文字记录，哪些是由他直接口述的、属于他本人的思想，已经无法考证。但在他的弟子群中口耳相传、背诵记忆者，为数相当可观，其中也少不了后学者的自我创作。把这些各以佛陀名义流传的教诫汇集起来，经过各地比丘集会共同讨论协商，最终形成大家一致认可的经典，是团结的需要，也是团结的前提。

关于结集的细节，南传和北传的说法稍有不同。据南传材料，第一次结集是在佛灭后第一年的雨季，由佛陀弟子大迦叶召集主持，五百比丘参加，在王舍城的七叶窟举行，阿阇世王提供一切费用。这次结集，历时七个月，阿难受命诵出诸经（“修多罗”或“法藏”），优婆离诵出戒律。据说，“律”的基本结构，包括戒律的性质、条款、制律的缘起等，都已成型；“经”作为“阿含”的形式，分作五种，也大体固定下来。但这次会诵的经、律，仍无文字记载。

佛陀逝世100多年以后，由耶舍召集七百僧侣在吠舍离城举行第二次结集，再次统一经律，重心则是讨论戒律。据南传上座部传说，结集的结果，是以耶舍为首的摩偷罗西方僧侣确定“十非法事”，宣布接受金银布施、储存多余食品等违背旧律者为非法；东方的跋耆国比丘则公然主张向施主索取钱财，以便僧众购置衣物。支持耶舍的是少数，但是“上座”地位高，所以强行通过了“十非法事”。跋耆比丘是多数派，反对这一决议，遂另组织上万人的“大结集”，承认十事合法。早期佛教由此开始分裂为“上座”（长老）和“大众”（多数）两部。

按汉译《摩诃僧祇律》（大众律）记载，此次结集不是讨论“十非法事”，而是“五净法事”。佛在结戒时，一方面按“少欲知足”的原则，严禁“邪命”求食蓄财，但在特殊条件下，不但允许僧侣接受金银财物，甚至可以进入市场贸易获利。是否允许僧侣储存剩余食品和财物，是佛陀与提婆达多分歧的继续，是制约佛教发展方向的内在原因，以此作为佛教根本分派的依据，是合乎逻辑的。此外，说一切有部的学者著《异部宗轮论》，认为佛教的这次分派，是出于“大天五事”。大天认为阿罗汉还有生理的本能欲望，对佛教不能完全信行，是否得道，还需要师长指教等，目的是贬低早期佛教最高果位的声誉，抬高佛菩萨的地位。大天一派构成“大众部”，反对大天的一派就是“上座部”。此说的真伪难辨，但这种褒贬，或者反映了大乘和小乘的最早分歧。

南传佛史还记载，到阿育王时，又举行了第三次结集，地点在华氏城。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为首，有一千比丘参加。当时，阿育王确定了用汤药、饮食、衣服、卧具等四事供养比丘的原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外道”梵志为追求“利养”，则大量混入佛门，而继续“以外道法教化诸人”，致令佛法极大浊垢。其中或有事火者，或五热炙身，或大寒入水；在教义上，或言断，或言常，或言世间涅槃。结集的目的，就是为了剔除掺杂进佛教的这类外道教义，再次整理经、律、论三藏。传说《论事》一书就是目犍连子帝须为这次结集所作。关于这次结集，北传佛教没有记载，一般认为这只是上座部的结集。从《善见律毗婆沙》中可以看出，此次结集有许多重要内容，如国王要极大供养佛法；佛徒中多有刹帝利出家者，是佛法兴隆的标志；不论贫富，生子必须出家，始得入于佛法。这些内容，正是南传佛教具有的特点。传说此后派往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传教的法师，是阿育王的弟弟（一说是儿子）摩哂陀，即目犍连子帝须的徒弟。

关于三次结集的传说，即使在佛教的文献中，记述也不尽相同，这表明，早期的佛教典籍决不是出自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僧团之手，而是在不断变迁中，汇集多种僧侣的思想凝结而成的。结集的过程，也就是佛教理论和神话编造与加工的过程。事实上，是否形成过统一的佛典，是可疑的。迄今发现的早期法藏，即《阿含经》，就不是同一个派别的。至于律藏，也是各派自制，中国就传有“五部”之多。论藏是更晚些时候出现的一种体裁，各派在教义上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这一部分上。

尽管如此，关于结集的传说，仍然勾画出了早期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多数僧侣要求在民众聚居的地方活动，少数坚持远离世间的方针；多数僧侣信奉的教义含有“外道”的成分，群众性越加广泛，而少数上座，则向帝王靠拢，力图在现实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